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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风雨如晦、路漫修远的岁月里，率先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李大钊同当时无数爱国志士一道，在救国道路上屡屡受挫后，深刻认识到文化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西方文化的取舍，把握了文化发展规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上，主动承担起历史责任，奔走宣传、组建政党，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李大钊文化思想轨迹的三个层次，彰显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
[关键词]共产党人；李大钊；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7）08-0030-04
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1]。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标志着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文化发展规律，走在时代潮头，又一次主动承担起促进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达到了文化自觉的新境界。
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先锋队的姿态，代表着民族和国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持着高度的文化自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率先举起文化革命的大旗，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承担起建设先进文化的历史重任。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之始就已经注入了文化自觉的基因，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能引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一、上下求索 文化救国——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先后来到中国，在神州大地上划分势力、耀武扬威、欺凌杀戮，国人深陷恐怖黑暗的梦魇之中。各社会阶级，诸多志士仁人开始了救国救民的漫漫长路。地主阶级洋务派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枪不如人、炮不如人，于是要“师夷长技”，开启了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办企业、练新兵、开新学，然而甲午一役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标志着以“器物近代化”为中心的自强运动的破产。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根源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制度。他们奔走呼号，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欲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辛亥革命的成功，唤起了中国社会的希望，然而随后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使人们又陷入更深的苦闷和彷徨。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过去的救国道路，“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
和无数先贤及仁人志士一样，李大钊也在夙夜思考着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他撰写文章《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开始从文化角度解读中西方的差距。这标志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开始由器物和制度层面楔入到文化心理层面。在对东方文明的思考中，他逐渐认识到“人心之颓丧”乃“晚近士风偷惰，志节荡然”的关键[3]。他进一步研究，“人心之颓丧”有近年来船舰利炮的威慑，更有伦理道德和思想文化缺失的深层问题。没有伦理道德和思想文化的进步，救国斗争就只能是少数先觉者的牺牲，而大多数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
因此，李大钊同陈独秀等人一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把改造国民性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决心倾注主要注意力消除封建主义，倡导新文化，积极开展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可见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有了足够深刻的认识，这是其文化自觉的先觉条件。
二、审慎思辨 把握规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
“东洋文明既衰退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4]，在对东西文明的对比、扬弃中服膺马克思主义，这是李大钊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
（一）反思传统文化
對于某种既有的文化开始认识到其自身的特点，对其中的一些特点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潮流而深感忧虑，提出改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是文化自觉地第一步。在封建文化占有绝对权威，统治者倒行逆施、大兴“尊孔复古”的环境中，李大钊与其他先进分子一道，对封建文化率先提出质疑，提出了文化革命。
李大钊出生在河北乐亭，自幼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教育。作为研习四书五经的传统读书人，曾怀揣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情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他来说更是深入骨髓。比如，被捕后坚贞不屈，为了追求的理想而献出生命，固然有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舍生取义”的真实写照。然而，近代中国的苦难遭遇，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下隐藏的危机深有体会，由少时的遵从礼敬到怀疑、思考和扬弃。永平府中学、北洋法政学堂以及后来的赴日留学的经历，在对新式学科长期的学习和思考后，他更加深刻的意识到封建文化只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手段。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灿烂的文明是世所罕见的，但这悠久文明早就被封建统治者们利用，被歪曲、篡改，成了专制者们粉饰太平、麻痹百姓的工具，因此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图”，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启民智、拯救国家。
（二）审视西方文化
新文化运动前期，尽管当时的参加者把建立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其中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已经开始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采取某种保留态度了。李大钊早在1916年5月就曾讲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实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用最为尖锐的形式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固有的不可克复的矛盾。一战后，李大钊更加坚定了对西方文化的怀疑和保留态度，他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洲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 新文化运动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的这种怀疑论成分，是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三）服膺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和当时一些欲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分子，目睹了西方文明“疲于物质之下”带来的种种恶果之后，再度陷入怀疑、沉闷。封建主义的老一套是过时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又走不通，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豁然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开启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代，是“世界革命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一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苦闷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送来了希望，这便是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更是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以及杂志编辑的工作之便，大量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从而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必胜信心。
三、妙手著文 铁肩担责——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
李大钊从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关注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动向，主动投身到先进文化的塑造中。他辛勤笔耕、慷慨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他提携后进、培育精英，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后大气凌然、慷慨就义，用生命捍卫马克思主义理想，处处主动担当起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重任。
（一）著文宣讲，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就是李大钊。他相继发表了多篇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著。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具慧眼，率先指出这个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918年7月，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对中西历史文化作对比论证，《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比较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认为以俄国为代表的革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之上的革命，二十世纪初叶以后的文明，将会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起于俄国革命。同年11月、12月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再次强调，将来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他协助《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并且在自己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5号和第6号上刊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首次在国内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除此之外，李大钊在校内还专门开设了介绍马克思主理论的选修课，积极向学生宣讲。不仅如此，他还与志同道合的同事、学生，走出校门积极参与公开演讲活动，到公开场合进行慷慨演讲介绍俄国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五四前后率先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热情地研究和宣传这一先进思想理论，使得无数青年志士重新找到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救国真理。
（二）培植精英，组建代表先进文化的政党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现代化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要求的政党的建立，需要一批服膺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精英群体。李大钊诲人不倦、提携后进，积极组织和指导学生社团等工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较强组织能力的精英群体，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建准备了骨干力量。
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人数较多、影响也较大的一个进步社团，李大钊与其关系密切。他不仅参加此社团的发起筹备工作，而且还担任其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的主任编辑。李大钊在学会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学会终因内部思想分化而解散。然而，在李大钊的宣传和影响之下，一批少年中国学会的优秀会员邓中夏、高君宇、恽代英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成为了早期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物。1919年9月由周恩来在天津领导成立的觉悟社，也是受李大钊指导和影响的进步社团。觉悟社成立不久，李大钊到天津对觉悟社社员发表演讲，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鼓励学生们认真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他的鼓励引导下，觉悟社的一些先进分子如周恩来、郭隆真等响应赴法留学号召，最终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0年3月，为了在北京大学进一步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李大钊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在李大钊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影响下，北大的许多青年相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毛泽东。
与好友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黨”。1920年前后，李大钊先后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几名特使接洽，尤其是与维经斯基交流后，接受其建议，与好友陈独秀秘密协商建党事宜。很快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建起了共产主义小组，然而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初思想并不统一。经过之后的大浪淘沙，非马克思主义者离开，更多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达到了组织上的纯洁和团结，继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在北京支部的带动和帮助下，全国各地支部相继建立。尽管李大钊没有亲自参加一大的召开，但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发挥的中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四、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而近代以来国家羸弱、民族屈辱无不与传统文化背后隐藏的重重危机有关。李大钊等人最先意识到，不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开启民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成功。否定封建文化的同时，他把目光投向西方。然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疲于物质之下”，甚至曾经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在诸多道路都走不通后，俄国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文化重新燃起李大钊等人救国救民的希望，从此服膺马克思主义。把握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后，他勇敢担当起了先进文化发展与重塑的历史重担，他奔走宣传，组建政党，从此以后彻底开启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李大钊在文化思想道路上经历的蜕变，正是其高度的文化自觉的体现。李大钊的文化自觉，是近世以来无数爱国知识分子们探索救国道路的必然传承，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觉的伟大开端，是共产党人领导民众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开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深深的嵌入了文化自觉的基因，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能在各个时期把握时代脉搏，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的力量，完成了一个个艰巨的时代任务，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奋勇前进。
参考文献：
[1]云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强[J].红旗文稿，2010，（15）.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3]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
[4]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65.
责任编辑：孙 静
[关键词]共产党人；李大钊；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7）08-0030-04
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1]。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标志着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文化发展规律，走在时代潮头，又一次主动承担起促进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达到了文化自觉的新境界。
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先锋队的姿态，代表着民族和国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保持着高度的文化自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率先举起文化革命的大旗，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承担起建设先进文化的历史重任。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之始就已经注入了文化自觉的基因，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能引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一、上下求索 文化救国——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先后来到中国，在神州大地上划分势力、耀武扬威、欺凌杀戮，国人深陷恐怖黑暗的梦魇之中。各社会阶级，诸多志士仁人开始了救国救民的漫漫长路。地主阶级洋务派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枪不如人、炮不如人，于是要“师夷长技”，开启了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办企业、练新兵、开新学，然而甲午一役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标志着以“器物近代化”为中心的自强运动的破产。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根源不在于“器物”，而在于制度。他们奔走呼号，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欲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辛亥革命的成功，唤起了中国社会的希望，然而随后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使人们又陷入更深的苦闷和彷徨。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过去的救国道路，“国家的情况一天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
和无数先贤及仁人志士一样，李大钊也在夙夜思考着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他撰写文章《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开始从文化角度解读中西方的差距。这标志着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开始由器物和制度层面楔入到文化心理层面。在对东方文明的思考中，他逐渐认识到“人心之颓丧”乃“晚近士风偷惰，志节荡然”的关键[3]。他进一步研究，“人心之颓丧”有近年来船舰利炮的威慑，更有伦理道德和思想文化缺失的深层问题。没有伦理道德和思想文化的进步，救国斗争就只能是少数先觉者的牺牲，而大多数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
因此，李大钊同陈独秀等人一同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把改造国民性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决心倾注主要注意力消除封建主义，倡导新文化，积极开展资产阶级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可见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对文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有了足够深刻的认识，这是其文化自觉的先觉条件。
二、审慎思辨 把握规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
“东洋文明既衰退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4]，在对东西文明的对比、扬弃中服膺马克思主义，这是李大钊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
（一）反思传统文化
對于某种既有的文化开始认识到其自身的特点，对其中的一些特点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潮流而深感忧虑，提出改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是文化自觉地第一步。在封建文化占有绝对权威，统治者倒行逆施、大兴“尊孔复古”的环境中，李大钊与其他先进分子一道，对封建文化率先提出质疑，提出了文化革命。
李大钊出生在河北乐亭，自幼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教育。作为研习四书五经的传统读书人，曾怀揣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情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对他来说更是深入骨髓。比如，被捕后坚贞不屈，为了追求的理想而献出生命，固然有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但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舍生取义”的真实写照。然而，近代中国的苦难遭遇，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下隐藏的危机深有体会，由少时的遵从礼敬到怀疑、思考和扬弃。永平府中学、北洋法政学堂以及后来的赴日留学的经历，在对新式学科长期的学习和思考后，他更加深刻的意识到封建文化只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手段。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灿烂的文明是世所罕见的，但这悠久文明早就被封建统治者们利用，被歪曲、篡改，成了专制者们粉饰太平、麻痹百姓的工具，因此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图”，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启民智、拯救国家。
（二）审视西方文化
新文化运动前期，尽管当时的参加者把建立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其中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已经开始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文化思想采取某种保留态度了。李大钊早在1916年5月就曾讲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实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它用最为尖锐的形式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固有的不可克复的矛盾。一战后，李大钊更加坚定了对西方文化的怀疑和保留态度，他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洲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 新文化运动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的这种怀疑论成分，是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三）服膺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和当时一些欲建立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分子，目睹了西方文明“疲于物质之下”带来的种种恶果之后，再度陷入怀疑、沉闷。封建主义的老一套是过时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又走不通，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豁然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开启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代，是“世界革命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一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苦闷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送来了希望，这便是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更是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以及杂志编辑的工作之便，大量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力求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从而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必胜信心。
三、妙手著文 铁肩担责——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
李大钊从中国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关注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动向，主动投身到先进文化的塑造中。他辛勤笔耕、慷慨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他提携后进、培育精英，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后大气凌然、慷慨就义，用生命捍卫马克思主义理想，处处主动担当起发展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重任。
（一）著文宣讲，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就是李大钊。他相继发表了多篇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著。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具慧眼，率先指出这个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918年7月，发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对中西历史文化作对比论证，《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比较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认为以俄国为代表的革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之上的革命，二十世纪初叶以后的文明，将会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起于俄国革命。同年11月、12月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再次强调，将来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他协助《晨报》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并且在自己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5号和第6号上刊登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首次在国内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对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除此之外，李大钊在校内还专门开设了介绍马克思主理论的选修课，积极向学生宣讲。不仅如此，他还与志同道合的同事、学生，走出校门积极参与公开演讲活动，到公开场合进行慷慨演讲介绍俄国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五四前后率先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并热情地研究和宣传这一先进思想理论，使得无数青年志士重新找到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救国真理。
（二）培植精英，组建代表先进文化的政党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挽救民族危亡，就必须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现代化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要求的政党的建立，需要一批服膺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精英群体。李大钊诲人不倦、提携后进，积极组织和指导学生社团等工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较强组织能力的精英群体，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建准备了骨干力量。
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人数较多、影响也较大的一个进步社团，李大钊与其关系密切。他不仅参加此社团的发起筹备工作，而且还担任其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的主任编辑。李大钊在学会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但学会终因内部思想分化而解散。然而，在李大钊的宣传和影响之下，一批少年中国学会的优秀会员邓中夏、高君宇、恽代英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成为了早期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物。1919年9月由周恩来在天津领导成立的觉悟社，也是受李大钊指导和影响的进步社团。觉悟社成立不久，李大钊到天津对觉悟社社员发表演讲，宣传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鼓励学生们认真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他的鼓励引导下，觉悟社的一些先进分子如周恩来、郭隆真等响应赴法留学号召，最终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0年3月，为了在北京大学进一步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李大钊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最初尝试，在李大钊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影响下，北大的许多青年相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毛泽东。
与好友陈独秀“南陈北李相约建黨”。1920年前后，李大钊先后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几名特使接洽，尤其是与维经斯基交流后，接受其建议，与好友陈独秀秘密协商建党事宜。很快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建起了共产主义小组，然而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初思想并不统一。经过之后的大浪淘沙，非马克思主义者离开，更多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达到了组织上的纯洁和团结，继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在北京支部的带动和帮助下，全国各地支部相继建立。尽管李大钊没有亲自参加一大的召开，但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发挥的中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四、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而近代以来国家羸弱、民族屈辱无不与传统文化背后隐藏的重重危机有关。李大钊等人最先意识到，不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开启民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成功。否定封建文化的同时，他把目光投向西方。然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疲于物质之下”，甚至曾经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在诸多道路都走不通后，俄国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文化重新燃起李大钊等人救国救民的希望，从此服膺马克思主义。把握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后，他勇敢担当起了先进文化发展与重塑的历史重担，他奔走宣传，组建政党，从此以后彻底开启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李大钊在文化思想道路上经历的蜕变，正是其高度的文化自觉的体现。李大钊的文化自觉，是近世以来无数爱国知识分子们探索救国道路的必然传承，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觉的伟大开端，是共产党人领导民众追寻民族复兴之梦的开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深深的嵌入了文化自觉的基因，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能在各个时期把握时代脉搏，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的力量，完成了一个个艰巨的时代任务，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奋勇前进。
参考文献：
[1]云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强[J].红旗文稿，2010，（15）.
[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3]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
[4]李大钊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65.
责任编辑：孙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