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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郁达夫，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性作家，在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同时，更表现出与东方文化不可割舍的联系。他面对现实世界采用儒道互补的形式，建构审美的艺术世界。本文试从其作品中渗透的儒道思想分析之。
关键词：郁达夫；道家思想；儒家思想
雨果曾经说过：“未来仅仅属于有风格的人！”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能长留人们的记忆的只有那些卓而不群、风格别致的佳作，郁达夫的创作就属于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郁达夫与鲁迅是小说领域里双峰对峙的两大家”。郁达夫先生性格复杂，经历坎坷，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胡风曾断言:“从五四以来,大有成就以至稍有成就的作家,无一不是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这一论断至少在郁达夫身上得到了印证.毫无疑问，他的独特确实张显了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留日期间,郁达夫所读的俄、日、英、法、德等国小说数以千计,正是这份深厚的外国文学修养,造就了作为新文学家和文学革命骁将的郁达夫。作为一个“五四”作家,郁达夫具有反叛旧传统的现代个性意识,是确凿无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彻底去除了精神世界里士大夫的情节。是背离还是承袭？试分析之。
一、郁达夫与道家思想
20世纪2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典型特征是主情主义。这种主情主义写作的根源可上溯到晚明性靈心学、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直至先秦诸子中的老庄一脉。从精神价值取向而言,张扬个性旗帜,尊崇感性人生,敢于歌哭笑骂,对于自己的真实感受不加掩饰,这的确令深受儒学规范束缚的奉“奴隶性人格”为处世原则的传统中国人结舌。郁达夫作为20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在对自我的张显是淋漓尽致的，即使在后期的创作中，郁达夫开始了由“放达”到“隐逸”的转变，从浪漫主义“个人抒情”转向三四十年代废名、沈从文似的“田园牧歌”,在无意识中使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更贴近于传统的道家文化,体现了道家式的“静”态欣赏与玩味
道家主张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维护人的自然性情，庄子认为人只要顺从自然本性就是得道之人，这无疑是对人的本真生命的守护。郁达夫吸收了道家思想的本土资源,其作品渗透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体现出鲜明的主情特征，这是郁达夫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解剖和精神释放，是对时代病的大胆展现。用休谟评价卢梭的一番话恰可形容郁达夫。休谟认为卢梭一生只有“感觉”,他的敏感性达到从未见过任何先例的高度,“然而这种敏感性给予他的还是一种痛苦甚于快乐的尖锐的感觉,他好像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不仅被剥掉了衣服,而且被剥掉了皮肤,在这种情况下被赶出去和猛烈的狂风暴雨进行搏斗”。
郁达夫作品中对性的描写向来是众人评判的焦点。他依据自己早年放荡不羁的生活和情感来塑造他的小说人物。早期作品里每一个主人公差不多都是郁达夫的自画像。《沉沦》之后,他在《茫茫夜》、《秋柳》等作品里对主人公眠花宿柳、酗酒纵情的情节描摹更是愈益精细,郁达夫的“放达”趋于极致。他以沉湎醇酒美色来表明他的愤世嫉俗,同时在沉湎酒色中寻求表现自我的途径。在稍后的《日记九种》里,他更是将世俗眼里的斑斑“劣迹”赤裸裸地加以袒露,这既是郁达夫“自叙传”理论的大胆实践,更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和示威。对于他小说中的病态性欲描写,一般人都以为是受“西方人道主义特别是卢梭‘回归自然’思想的影响”,加上日本“‘自我小说’中‘颂欲’思想与手法的影响”,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是,他的小说以及日记里无所不在的对陶醉于酒色的夸耀,却流露出他本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道家气”。 在某种意义上,他对自己酗酒醉色私生活“荒唐”一面的津津乐道,和当年竹林名士刘伶裸身待客,有着相似的动机。在郁达夫大量的旧诗中,旧文人的意趣更为突出。如“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1]之类的情调,与其说是现代诗人的浪漫,不如说是道家名士的倜傥风流。道家名士的“放达”是通过他们种种奇怪的言行举止来呈现的，比如嗜酒狂放、长醉不醒,露头散发,其目的不外乎傲世绝俗。“五四”有些作家金钱予以了极度的蔑视。郁达夫将钞票置于鞋底,借此满足“受足了金钱迫害”对金钱复仇的心思”;他还时常把贫窘挂在嘴边,似乎是哭穷,实质却是炫穷,仿佛唯有如此,方可显出他的尊严。其中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五四”文人真实生活的面影,但同时也包含着作家自己浪漫化了的虚拟和夸张。这都符合郁达夫一贯的“放达”作风,也是自命清高的传统名士物质观、金钱观潜在影响的结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轻利,“君子固穷”,这类价值准则可谓源远流长。
郁达夫后期的作品更是转向道家所崇尚的隐逸格调。由早期的强烈主观的抒情转为冲淡平实的写意, 他“不再是带些病态的心灵探索者了”,倒像个优游林下的隐士。他的小说创作,也总是与自然山水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从前的郁达夫热爱自然,是一种天性使然,那么,在步入中年后的郁达夫眼里,风景人文不仅仅是美的要求,也是作者自然情性的象征。《东梓关》、《迟桂花》、《飘儿和尚》写于1932年—1933年,小说中主人公们内心安宁，与世无争,仿佛生活在一个世外天地里,现实社会的任何变化动荡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它从一个侧面透视出郁达夫此时的隐逸倾向,那种远离斗争、逃避现实、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的出世思想。前期的忧伤悲切已不见,由清新明丽的笔式所勾描的是一个微蓄着忧愁,满溢着平和而静雅、清澈、幽渺的意境,它在最深处已渗进了主人公欲情净化后的漠然淡哀的心绪。作品中,达夫有意于传达出人生幻灭和历经沧桑后的情怀:“人生万事,终究是一个空。”这已不是主人公们一时的感慨,而是变成一种生活态度。厌倦后的疲惫心灵不由自主地渴望着恬淡的宁静来抚慰,返归意识乘虚而入,传统文化的意趣在向他招手。炉火纯青的技艺驾驭出圆融的意境,“古澹闲远”的艺术情趣,分明是归隐遁世的意识流露。在郁达夫退隐后写的《迟桂花》是他作品中诗意最浓的一篇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他一方面赞颂迟桂花超然、淳朴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翁妹“莲”这人物形象、性格的描绘将迟桂花精神具体人格化,表达郁达夫冷傲、皈依自然的心态,生动地将自然、社会、人生紧密地糅合为一体。一路桂花的香气、五云山上的风景、和睦的家庭、纯洁无邪的“妹妹”,都象征着青春与幸福。在这种环境下,犯人能净化成天使,罪恶被化为乌有,澄澈与旷达之中飘忽着一点淡淡的忧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郁达夫在归隐后,希望用真、善、美来净化人心。
二、达夫与儒家思想
在古代文人中，郁达夫似乎特别喜欢屈原、陶渊明等命运多舛不得仕的文人，喜欢因命运坎坷表现出的悲哀感伤的味道! 钦慕他们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愿同流合污而力求洁身自傲的人生理想。与其说是深受这些文人的影响，还不如说郁达夫是一位深受儒道文化影响的现代文人来得确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郁达夫的作品也表现出积极入世的态度。郁达夫生于混乱的末世，认同屈原、黄仲则，把自身看成纯洁的存在，把世界看成污浊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他四面碰壁，诸事不如意，产生性的苦闷、生的苦闷，找不到自我的失落，转而在作品中外化为艺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尽情宣泄着情绪，自由地展示受压抑的自我，正如他所说：“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坏，越想反抗。” 《海上通信》中他宣泄着遭挤压的悲愤：“非关病酒，不是悲秋，我的瘦，却是杜甫之瘦，儒冠之害呀！”《零余者》、《一个人在途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等都是这种主观情绪的真切流露。这种情绪是纯洁的自我与黑暗的现实难以相容而产生的一种焦灼与苦闷，是因在现实世界渴求自由而不得产生的，根源于道家对纯洁、自由个体生命的重视，却表现了入世的一面。他积极入世却无所作为进而把这种抗争转化到创作中，而对“自我”意识的重视是其抗争的主要动力，儒道文化的影响交织于一起。他后期的作品，回归自然，抒写自然，应算出世之作吧，本该有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与舒适，可是在和谐中又有淡淡的哀伤，一种入世之语带来的不平静。《花坞》中，十年前的花坞“竹木萧疏，清溪蜿绕，庵堂错落，尼媪翩翩”，如今这儿的住民变成狡猾的商人，像“一位素朴天真、沉静悠闲的少女，忽被有钱有势的人奸了以后又被弃的状态”，这里凝结着深沉的悲痛，这是入世之悲。
由此可见，郁达夫对儒、道有着深刻继承，同时又受西方个性解放思潮之影响，从而呈现出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世界，不可否认，郁达夫具有现代性的一面，但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和背离毕竟停留于外在的层面上，与传统的联系才是根深蒂固的。
参考文献：
[1] 王晓明：《二十世纪文学史论》，上海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
[2]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钱理群：《中国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关键词：郁达夫；道家思想；儒家思想
雨果曾经说过：“未来仅仅属于有风格的人！”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能长留人们的记忆的只有那些卓而不群、风格别致的佳作，郁达夫的创作就属于这种情况。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郁达夫与鲁迅是小说领域里双峰对峙的两大家”。郁达夫先生性格复杂，经历坎坷，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胡风曾断言:“从五四以来,大有成就以至稍有成就的作家,无一不是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这一论断至少在郁达夫身上得到了印证.毫无疑问，他的独特确实张显了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留日期间,郁达夫所读的俄、日、英、法、德等国小说数以千计,正是这份深厚的外国文学修养,造就了作为新文学家和文学革命骁将的郁达夫。作为一个“五四”作家,郁达夫具有反叛旧传统的现代个性意识,是确凿无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彻底去除了精神世界里士大夫的情节。是背离还是承袭？试分析之。
一、郁达夫与道家思想
20世纪2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典型特征是主情主义。这种主情主义写作的根源可上溯到晚明性靈心学、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直至先秦诸子中的老庄一脉。从精神价值取向而言,张扬个性旗帜,尊崇感性人生,敢于歌哭笑骂,对于自己的真实感受不加掩饰,这的确令深受儒学规范束缚的奉“奴隶性人格”为处世原则的传统中国人结舌。郁达夫作为20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在对自我的张显是淋漓尽致的，即使在后期的创作中，郁达夫开始了由“放达”到“隐逸”的转变，从浪漫主义“个人抒情”转向三四十年代废名、沈从文似的“田园牧歌”,在无意识中使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更贴近于传统的道家文化,体现了道家式的“静”态欣赏与玩味
道家主张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维护人的自然性情，庄子认为人只要顺从自然本性就是得道之人，这无疑是对人的本真生命的守护。郁达夫吸收了道家思想的本土资源,其作品渗透着强烈的主观色彩，体现出鲜明的主情特征，这是郁达夫一定程度上的自我解剖和精神释放，是对时代病的大胆展现。用休谟评价卢梭的一番话恰可形容郁达夫。休谟认为卢梭一生只有“感觉”,他的敏感性达到从未见过任何先例的高度,“然而这种敏感性给予他的还是一种痛苦甚于快乐的尖锐的感觉,他好像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不仅被剥掉了衣服,而且被剥掉了皮肤,在这种情况下被赶出去和猛烈的狂风暴雨进行搏斗”。
郁达夫作品中对性的描写向来是众人评判的焦点。他依据自己早年放荡不羁的生活和情感来塑造他的小说人物。早期作品里每一个主人公差不多都是郁达夫的自画像。《沉沦》之后,他在《茫茫夜》、《秋柳》等作品里对主人公眠花宿柳、酗酒纵情的情节描摹更是愈益精细,郁达夫的“放达”趋于极致。他以沉湎醇酒美色来表明他的愤世嫉俗,同时在沉湎酒色中寻求表现自我的途径。在稍后的《日记九种》里,他更是将世俗眼里的斑斑“劣迹”赤裸裸地加以袒露,这既是郁达夫“自叙传”理论的大胆实践,更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和示威。对于他小说中的病态性欲描写,一般人都以为是受“西方人道主义特别是卢梭‘回归自然’思想的影响”,加上日本“‘自我小说’中‘颂欲’思想与手法的影响”,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是,他的小说以及日记里无所不在的对陶醉于酒色的夸耀,却流露出他本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道家气”。 在某种意义上,他对自己酗酒醉色私生活“荒唐”一面的津津乐道,和当年竹林名士刘伶裸身待客,有着相似的动机。在郁达夫大量的旧诗中,旧文人的意趣更为突出。如“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1]之类的情调,与其说是现代诗人的浪漫,不如说是道家名士的倜傥风流。道家名士的“放达”是通过他们种种奇怪的言行举止来呈现的，比如嗜酒狂放、长醉不醒,露头散发,其目的不外乎傲世绝俗。“五四”有些作家金钱予以了极度的蔑视。郁达夫将钞票置于鞋底,借此满足“受足了金钱迫害”对金钱复仇的心思”;他还时常把贫窘挂在嘴边,似乎是哭穷,实质却是炫穷,仿佛唯有如此,方可显出他的尊严。其中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五四”文人真实生活的面影,但同时也包含着作家自己浪漫化了的虚拟和夸张。这都符合郁达夫一贯的“放达”作风,也是自命清高的传统名士物质观、金钱观潜在影响的结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轻利,“君子固穷”,这类价值准则可谓源远流长。
郁达夫后期的作品更是转向道家所崇尚的隐逸格调。由早期的强烈主观的抒情转为冲淡平实的写意, 他“不再是带些病态的心灵探索者了”,倒像个优游林下的隐士。他的小说创作,也总是与自然山水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从前的郁达夫热爱自然,是一种天性使然,那么,在步入中年后的郁达夫眼里,风景人文不仅仅是美的要求,也是作者自然情性的象征。《东梓关》、《迟桂花》、《飘儿和尚》写于1932年—1933年,小说中主人公们内心安宁，与世无争,仿佛生活在一个世外天地里,现实社会的任何变化动荡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它从一个侧面透视出郁达夫此时的隐逸倾向,那种远离斗争、逃避现实、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的出世思想。前期的忧伤悲切已不见,由清新明丽的笔式所勾描的是一个微蓄着忧愁,满溢着平和而静雅、清澈、幽渺的意境,它在最深处已渗进了主人公欲情净化后的漠然淡哀的心绪。作品中,达夫有意于传达出人生幻灭和历经沧桑后的情怀:“人生万事,终究是一个空。”这已不是主人公们一时的感慨,而是变成一种生活态度。厌倦后的疲惫心灵不由自主地渴望着恬淡的宁静来抚慰,返归意识乘虚而入,传统文化的意趣在向他招手。炉火纯青的技艺驾驭出圆融的意境,“古澹闲远”的艺术情趣,分明是归隐遁世的意识流露。在郁达夫退隐后写的《迟桂花》是他作品中诗意最浓的一篇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他一方面赞颂迟桂花超然、淳朴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翁妹“莲”这人物形象、性格的描绘将迟桂花精神具体人格化,表达郁达夫冷傲、皈依自然的心态,生动地将自然、社会、人生紧密地糅合为一体。一路桂花的香气、五云山上的风景、和睦的家庭、纯洁无邪的“妹妹”,都象征着青春与幸福。在这种环境下,犯人能净化成天使,罪恶被化为乌有,澄澈与旷达之中飘忽着一点淡淡的忧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郁达夫在归隐后,希望用真、善、美来净化人心。
二、达夫与儒家思想
在古代文人中，郁达夫似乎特别喜欢屈原、陶渊明等命运多舛不得仕的文人，喜欢因命运坎坷表现出的悲哀感伤的味道! 钦慕他们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愿同流合污而力求洁身自傲的人生理想。与其说是深受这些文人的影响，还不如说郁达夫是一位深受儒道文化影响的现代文人来得确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郁达夫的作品也表现出积极入世的态度。郁达夫生于混乱的末世，认同屈原、黄仲则，把自身看成纯洁的存在，把世界看成污浊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他四面碰壁，诸事不如意，产生性的苦闷、生的苦闷，找不到自我的失落，转而在作品中外化为艺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尽情宣泄着情绪，自由地展示受压抑的自我，正如他所说：“越找不到出路，越想破坏，越想反抗。” 《海上通信》中他宣泄着遭挤压的悲愤：“非关病酒，不是悲秋，我的瘦，却是杜甫之瘦，儒冠之害呀！”《零余者》、《一个人在途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等都是这种主观情绪的真切流露。这种情绪是纯洁的自我与黑暗的现实难以相容而产生的一种焦灼与苦闷，是因在现实世界渴求自由而不得产生的，根源于道家对纯洁、自由个体生命的重视，却表现了入世的一面。他积极入世却无所作为进而把这种抗争转化到创作中，而对“自我”意识的重视是其抗争的主要动力，儒道文化的影响交织于一起。他后期的作品，回归自然，抒写自然，应算出世之作吧，本该有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与舒适，可是在和谐中又有淡淡的哀伤，一种入世之语带来的不平静。《花坞》中，十年前的花坞“竹木萧疏，清溪蜿绕，庵堂错落，尼媪翩翩”，如今这儿的住民变成狡猾的商人，像“一位素朴天真、沉静悠闲的少女，忽被有钱有势的人奸了以后又被弃的状态”，这里凝结着深沉的悲痛，这是入世之悲。
由此可见，郁达夫对儒、道有着深刻继承，同时又受西方个性解放思潮之影响，从而呈现出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学世界，不可否认，郁达夫具有现代性的一面，但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超越和背离毕竟停留于外在的层面上，与传统的联系才是根深蒂固的。
参考文献：
[1] 王晓明：《二十世纪文学史论》，上海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
[2]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钱理群：《中国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