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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晓鹰：对“经济人”的研究实际上涉及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是仅仅用道德评价来对待人和社会，还是用分析的观点来对待人和社会。记得经济学说史上曾有过这样一场关于经济学研究目的的争论：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认为，单纯追求财富的增加是不对的，应该以人的幸福为目的，为此必须以公平的分配来克服增长的矛盾。而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则指出，人的发展只能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为了发展生产力，一切应在所不惜。马克思在评论这场争论时称赞了李嘉图科学的诚实和勇气，同时批判西斯蒙第忽视了“个性的高度发展，只有通过一个以个人为牺牲的历史过程才能获得”。
张维平：这个历史过程就是冲破传统社会的道德束缚，让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去激烈竞争的过程，是个冷酷的“适者生存”的过程。可以说，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为伴随财富增长所出现的道德“沦丧”所困扰，他们苦苦思索，企图把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同自然经济牧歌式的和谐结合起来，然而，却是徒劳的。平等和效率的矛盾，就象天使和魔鬼的冲突一样难以调和。实际上，马克思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空前巨大的贡献，但也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这很好理解，因为人类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自身的根本矛盾，若如此，人类社会也就到此完结了。
伍晓鹰：是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资源的稀缺性和个人目的的不可替代性就是这样一种根本的矛盾，目前西方无可奈何的解决办法只有建立在承认“经济人”行为合理性的基础上。仅仅道德上的指责是无力的，除非放弃商品经济，放弃现代化，而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现代化刚刚起步时，就过多地强调商品经济发展的“罪恶”，劝说人们不要抛弃东方的传统“美德”，实在弊多利少。我们需要的，恰恰是考虑传统“道德”有哪些已不适合商品经济的发展。
张维平：我同意。我们之所以觉得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的这本《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近年来经济自由主义方面被介绍进来的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谈来谈去觉得意犹未尽，就是因为它通过总结近年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成就，把人们心目中所有的“道德人”都还原成了“经济人”，同时证明了在通常被认为通行着伦理标准的很多领域中，人们的全部行为和决策仍然具有经济合理性。
伍晓鹰：是的，本书中作者以“加里·贝克尔的革命”为题展开的讨论，虽然涉及的全是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决策问题，其意义可并不小于现代所有权学说和公共选择理论，贝克尔等人的努力使“经济人”的形象终于完善起来。
张维平：在贝克尔的“新消费者论”出现之前，就是捍卫消费者自由的人，也常常不能自圆其说。我们曾经讨论过，认为消费者主权是全部自由的基础，然而，如果不能把决定消费者行为的全部因素都纳入经济分析的话，就无法从理论上给这种自由的主张找到科学依据。
伍晓鹰：这一点非常重要，西方六十年代以来一场颇有意义的争论就是围绕传统的消费理论展开的，争论的实质在于是否应当给消费者以完全的选择自由。对传统消费理论挑战的一方认为消费者从来就不是自主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为生产者的所摆布，受商标和广告的骗局所左右，最后导致自杀性“消费社会”的出现。为了避免这一点，就必须由一批被授以特权的人去代替消费者进行选择，甚至按照“社会利益”去安排消费品的生产。
张维平：传统消费理论受到的攻击同它的局限性有关。因为它把消费视为终结，消费者常常被动地服从于自己的欲望，同时它又没有解释欲望，这使人们认为受欲望驱使的消费者的选择很可能是不合理的。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也指责其“庸俗性”在于用心理因素来解释经济问题。虽然给它戴一顶“唯心主义”帽子，但不一定找出关键问题。其实关键在于传统消费理论没有把消费欲望和消费行为纳入统一的经济分析之中。
伍晓鹰：你说的对。在贝克尔看来，购买一种物品或一种服务并不构成最终的经济行为，而是一个中间行为。消费者用这种行为来“生产”最后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因人而异的。譬如，同样是购买汽车(以汽车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之一)，有人“生产”的是省时方便，有人“生产”的是省力舒适，有人“生产”的是炫耀地位。消费者成了进行“生产”的“经济人”，他必须合理地计算他的投入产出、成本收益。
张维平：我插一句，你提到“因人而异”的“满足”，这非常重要，我们根据贝克尔的理论还可以看到，就是对同一辆汽车(“投入要素”)的可接受价格亦是“因人而异”的，由此可以引伸出自由选择的必要，当然，更支持这一推论的当是作为贝克尔革命性理论核心的“时间资源论”或“时间价值论”。
伍晓鹰：引进时间因素的确是现代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突破。贝克尔指出，消费者作为生产“满足”的“企业家”，还要使用另一种稀缺资源，这就是时间。他每天都要做出如何分配资源的个人决策，试图在同时考虑包括时间在内的不同“投入要素”相对价格的情况下，实现他个人资源的最佳组合。重要的是，“时间价值”又是因人而异的。所谓时间的价值就是个人把这段时间用于工作时，它可能为之带来的货币收入，它的价值大小取决于个人的工资价值。时间价值不同，时间的稀缺程度也就不同，每个人使用时间资源的原则当然也就不一样。一个人的时间价值越大，他就越珍惜它，越希望能用其它资源来替代它，反之，则相反。既然每个人的时间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必须由个人来决定其资源组合，以达到“满足”或福利极大化。
张维平：从另一角度看，时间这一稀缺资源的价值就是“机会成本”，即耗费单位时间所牺牲的收入。不管从个人，还是从一个社会来看，生产率越高，时间价值就越高，“机会成本”也就越高。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生活紧张，节奏太快，而西方人说中国人办事拖拉，松松垮垮，这都同机会成本有关。我们的机关里上班喝茶、聊天、看报纸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里互相干扰，浪费时间的现象比比皆是。几年前，邓小平肯定了深圳人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其意义是划时代的，我们的生活节奏正在加快，但是根本问题还在于建立一个高效率运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伍晓鹰：我以为在一个具有竞争的制度下，特别容易培养人的时间观念，因为这时的时间全部属于个人，而且个人只有高效率地使用时间才可能成功。我们的个体户实际上很说明问题，他们一反国营企业的陋习：早开门，晚关门，中午不休息，不惜花费重金抢时间，搜集信息。而你说的我们的“机关现象”(实际工厂也很严重，不过形式可能不同)，因为这里的时间与成本没有任何的关系，抓紧抓不紧都领硬性工资。
张维平：引进时间因素，考虑时间价值或机会成本，这就在确立新的消费理论的同时反驳了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首先，贝克尔等人认为，社会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和劳务，个人和家庭拥有越来越多的各种消费品，并不是生产者的骗局，而是时间价值普遍提高后产生的一种替代作用所致。消费者象一个从事生产的“经济人”，当生产某种特定产品的某种资源的价值提高以后，便改变其资源组合，以减少消耗最稀缺、价钱最贵的资源来获得同样的产品。譬如，消费者会为自己买一台电冰箱，从而节约他每天跑市场的时间。
伍晓鹰：这就是说，批判消费社会的人所感到遗憾的现象，正是来源于时间的短缺，而不全是道德堕落或生产者和推销商的阴谋。多年来，我们批判了西方消费社会的“浪费性”，这是必要的，但同时较少深究其中的规律。而在宣传节约物质资料的同时，不少人却在浪费最宝贵的时间。过去提倡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且人为贬低服务业(如认为其“不创造价值”之类)，限制其发展，提倡“自己动手”，这除了有道德因素外，仍是缺乏时间稀缺的观念。实际上，在发达社会，缝衣服，或自己动手干的时间里，早已创造出几倍的价值来了。当然，我们当前开展增产节约是完全必要的。
张维平：你刚才提到时间价值或机会成本是因人而异的，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在干每件事情上，机会成本也是不同的，所以，对一个“经济人”来说，“成本比较”是经常的事。人只能干他最能干的，干起来最省时，又是最有利可图的。国家也是如此。于是，就有了社会分工和交换，也有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就反映了批判者的浅薄和无知，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造船的机会成本对我们太高了，我们完全可以把用在造船上的资源用到我们有优势的产业上去。当然，国家的考虑不是纯粹经济的考虑，而有更加全面的安排。而如果让企业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效率会高得多。
伍晓鹰，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讨论的层次上，个人总是“经济人”，他不会有什么非经济考虑，所以，贝克尔等人一上来就推翻了原来不曾纳入经济分析的消费“欲望”问题，提出了“偏好稳定”假设。通常的看法是，消费方式之所以改变，仅仅是由于无法解释的新“需求”、新“欲望”的出现，而贝克尔认为根本无需假定个人偏好或需求结构随时间变化，“唯一改变的是时间的价值”。从这一点考虑，消费者便追求以更有效、更低的费用满足自己的需求，新产品就是作为新的“方法”或“技术”出现的。比如说，使用飞机并不意味着出现了对飞机的新的特别的需求，而是时间价值的不断提高，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越来越快的交通工具。
张维平：这实际上还是要说明现代社会新产品的普及、更新和加速废弃的现象并不是根源于消费者的需求激增、欲望变化，而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因为高生产率增加了供人们使用的“技术”种类，使人们可以更好地使用自己特有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偏好。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就是增大了每个人的选择可能性，从而增大了消费者的自由。但这个自由不是消费者可以“为所欲为”，而是可以自行选择生产和消费组合，从而可以在个人全部资源——智力、体力、时间及收入——的约束下，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只有给了消费者这样的自由，社会才能最有效地使用其全部资源。
伍晓鹰：“偏好稳定”理论虽然批驳了所谓需求有“真”有“假”的说法，证明了个人消费选择上的合理性，但是并没有解释现代社会商标大量增加的现象，没有解释为什么在性能上看来完全可以互相替代的商品，却有各种各样的商标，各式各样的外形，而同时广告每时每刻在喋喋不休地宣传各种商标和外形下的商品。可以说，如果经济理论不把这些现象纳入其分析个人购买行为合理性的范围，仍然不能使人信服。书中介绍的七十年代出现的兰开斯特的“购买决定论”解决了这一难题。该理论认为任何产品都体现为某种特性组合，它会给某一特定的消费者带来某种满足组合。产品的特性组合的确切成份随商标而变化，这样，即使在两种极相似的产品之间也不存在完全的可替代性，消费者会认为某一商标下出现的特性组合会更大限度地发挥满足个人利益的功能。
张维平：我想，这里最重要的启示在于产品的多样化不过是和不同消费者要求的不同的特性最佳组合相一致的。只有多样化的产品，才有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也才有最佳的资源使用效率。我们排斥多样化久矣，只依靠统制经济和社会生产、生活上的整齐划一是容易一致的，绿军装和蓝制服成为我们男女老幼的“革命时装”许多年，却很少有人想过这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伍晓鹰：或许，两千年的自然经济传统也是原因之一。我们历来把生产者视为“人手”，有力气能干活就行，而把消费者视为“人口”，给口饭吃足矣。单单忽视了人首先有“人脑”，有欲望，追求自己的满足。否定这点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一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所以无法摆脱匮乏单调之苦。
张维平：然而，丰富的多样化的生产不可能只由计划工作者来安排，计划者只能保护多样化，而不能制造“多样化”，如果一个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去创造“丰富多样的商品世界”，那不啻是又一种“单调”。
伍晓鹰：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会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然而，对“经济人”的全盘否定，却使这种“高效率”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这种否定，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主观意愿，你可以压制个人去追逐满足个人利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却不能根除它。所以，这样的社会一旦开放，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诱惑就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张维平：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种诱惑首先来自各种媒介。这里有必要还提一下广告。广告并不是生产者和销售商设下的陷井，而是一种购买信息。在大千商品世界中追求最大限度个人满足的消费者首先得获得各种商品信息，而广告的作用就是降低获得信息的费用。当然，消费者要获得完全可靠及时的信息是不可能的，在购买的尝试中是要承担风险的，因为的确有欺骗性广告的存在，可是没有尝试过程就不会抛弃有缺陷的产品，取消广告会最终堵塞信息渠道，从而使信息费用更加昂贵。正确的办法是应当保证信息市场上竞争过程的正常运转，只有这样才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为了某种利益散布假信息的工具存在的可能性，降低信息成本。
伍晓鹰：反正，不管在什么领域，越是排斥竞争，就越会保护某些集团利益，而最终越会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新消费者论实际上视家庭为一个普通的经济机构，一个“企业”，所以，必须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让这些“企业”可以自由地根据相对成本和相对收益做出资源分配的决策：是继续受教育还是马上就业，是买电冰箱还是买钢琴，是现在生孩子还是晚些时候生孩子，是多一些工作还是多一些闲暇，等等。当然，将问题由消费行为扩展到家庭决策，已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又一个新辟的 研究领域——人力资本论。
张维平：我以为，在物质资本之外开辟人力资本的研究，并且利用“经济人”范式将二者纳入统一的经济分析之中，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此国内学术界不但知之甚少，且有颇多偏见。
伍晓鹰：是呵，我们的社会当然要追求自己的道德目标，但有人因而把家庭仅仅看成是保证社会完成其道德目标的基本单位，所以，其全部行为必须靠道德来约束，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还不全面。“文化大革命”时期每个家庭的“早请示”、“晚汇报”和“斗私批修”，与自古以来家庭内部伦常原则的贯彻，其目的都在于维护社会利益。所以，说家庭也是一个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企业”，我们的有些同志是很难接受的。
张维平：其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点肯定会得到理解。这里的关键因素仍然是时间。为了提高未来的时间价值，人们往往通过教育、职业培训等进行旨在培养个人素质的投资，这与企业为了取得预期利润而进行的物质投资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伍晓鹰：这种类比给人以很大启发：既然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给家庭和个人的未来，从而亦给社会带来利益，那么这种人力资本投资越有效，或者说，个人在进行这种投资时越能够合理地使用他个人的资源，对个人，对社会就会越有好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所应当做的，不是完全替个人进行各种投资，而是努力创造一种使个人能够有效地分配其资源的环境。
张维平：是的，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西方的“福利政策”中很多都同人力资本投资有关，但是却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人力资本理论导致必须放弃干预的结论不无道理。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人尽其才的问题，更是一个人才成长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问题尤为突出。譬如说教育，这是给个人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部分，但这里的人力资源浪费十分严重。本来，大学和专科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必须注视发挥学生的个人特长，并在竞争中培养学生的能力。可是我们往往对大学和专科教育实行一刀切的管制：统一考试、统一招生、统一教材、统一分配。学生不能凭兴趣和特点重新选择专业及自由选择课程，再加上毕业后有了一个铁饭碗，使很多人在学校里不思进取。当然，大学教师也不存在职业流动和竞争，很多人自己早已不是人才，却在那里“培养人才”，
伍晓鹰：你说我们的大学教育体制是没有注意人力投资时的效率，而我以为整个社会对优秀人才的成长问题考虑的都不够。众所周知，在我们这里，一进入大学、专科，就进了国家干部的“预备役”，国家的各种干部主要来源于高校。在这里，效率并不是第一位的，所以个人才能可能不受重视。
张维平：这是怪事，马克思一直承认“个人天赋”，我们不应当在培养人才时浪费这种个人先天的“资源优势”。诚然，在背诵语录上没有智商高低之分，后者更容易成为优秀“人才”。
伍晓鹰：自然，在体制不作改革的时候，有真正学识和技艺的人不会有什么高收入。这或许是真才实学者待遇低下的重要原因。市场制度下的个人收入被看作是过去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所以，这种投资越大，越有效率，收入便越高，贝克尔等人因此来解释个人收入差别。因为市场制度下的收入分配考虑了资源的稀缺性和供求关系。高级人才的出现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其他资源，也许他日后有很优越的工作条件，市场仍会给他大大高于清洁工和搬运工的报酬。这是经济规律。
张维平：在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时，必须考虑逐步改革我们的就业制度，否则，就没有一个鼓励个人有效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环境。在劳动就业上，应当根除职业垄断，适当推行职业开放和竞争，逐步鼓励自由流动和自由选择职业。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同教育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就有了新的意义。一般说来，个人对职业所抱的希望越大，他准备付出的教育开支和个人时间也就越多。只要职业是开放的，人们通过努力可能获得好的职业和理想的报酬，那么他就会主动放弃眼前的就业而选择延长受教育期限。当然教育也应当是开放的，目前的高等学校统一入学考试制度相信会逐步改变乃至取消，凡是欲入学的人可以申请学生贷款，日后偿还。使就业和受教育完全变成个人的事，个人得好处，同时个人承担风险，这样，不仅使社会获得活力，国家也会因此卸下日益沉重的包袱。
伍晓鹰：是的，不管在哪个领域，个人都是一个积极的“经济人”，只要给以自由发展的环境，个人肯定会做得更有效率。本书谈到决定家庭生育计划的结构与家庭拿出一部分收入为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结构极为近似，这使我想起我们的人口控制问题。其实，生育问题更应当是一个选择问题，把这个选择交给家庭，同时国家根据经济规律创造人们自愿限制生育的条件，会比单纯的行政控制有效率。
张维平：我有同感。贝克尔认为，作为“经济人”，家庭的生育决策总是在孩子的抚养成本和所能获得的满足或利益之间权衡作出的。这里，父亲，特别是母亲的机会成本十分重要。为什么随着现代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妇女就业的提高，生育率水平会持续下降？关键在于家庭，特别是母亲的时间价值增大了，因此，抚育孩子的相对成本上升了。同时，未来激烈的职业竞争也使孩子的教育投资提高了。而问题的另一面，孩子给父母带来的利益却在下降。与农业社会不同，那时孩子首先是作为人力资本考虑的，生育的低成本很快就会被新增劳动力的收益所抵偿，早育，多育就成为农业社会的特点。
伍晓鹰：是的，要是不考虑生育决策背后的经济规律，人口政策的推行不但会遇到巨大的阻力，而且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减少农村控制人口的阻力，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孩子的抚养成本，为此，适当引进开放的竞争的市场机制，逐步促进人口城市化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会提高生育的机会成本，降低生育的收益。当然，竞争的市场机制对城市亦十分必要。不过，对知识分子来说，即使不限制，也不会多生孩子。有人认为，对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素质较低的民族来说，与其照顾农民的特点允许放宽生育政策，不如鼓励知识分子多生一个孩子。海外已有先例，我想这不妨一试，当然，这要设法降低知识分子的抚育成本，比如补贴和提供优惠服务。
张维平：恕我直言，这个想法虽好，但未必行得通。如只允许知识分子可以多育一子，此事非同小可。中国人自古把无后(男孩)作为大不孝，如果是一刀切，谁也不能说什么，如果其中谁可以无条件例外，肯定会出现大的麻烦。反正在控制人口的问题上，我们已是晚了一些，传统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刺激了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增长。现在的办法只能是在行政控制的同时，寻找和逐步建立自我控制的机制。在这一点上，贝克尔的“人口经济论”无疑会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伍晓鹰：不管怎么说，单单从行政上进生育控制肯定是低效率的，我想指出这样一个后果：中国的人口老化已经开始，而且越来越严重，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的十几年中，大城市老年人口将会增加一倍，届时控制生育后的第一代人开始进入婚育年龄，他们将面临一个家庭同时抚养一个孩子和四个老人的局面。这种人口老化完全是人为地扭曲人口发展自然过程的结果，按照自然进程，这应当是人均国民收入五千美元以上时出现的现象。到本世纪末时，可能无法说清我们为控制生育和已经到来的人口老化等问题所付出的成本，是不是低于人口减少的好处。
张维平：是的，单从资源合理使用的角度来看，生育决策就应当由家庭自己做出，这样主张的背后还有一个理论在支持，就是与此相关的婚姻经济论。这可以看作是人口经济论的一个分支。这一理论认为“婚姻市场”是最有效的市场。家庭的出现与我们上次谈到企业的出现类似，是力图最大限度减少交易费用的结果。它用一个长期的契约关系取代了商业关系，由于家庭规模小，各自又彼此非常了解对方，所以生产效率很高。一般来说，婚姻双方总是力图追求“门当户对”，这是因为两个具有共同遗传特点和文化背景的人结婚可以减少无把握性，减少子女“质量”方面可能遇到的“风险费用”。
伍晓鹰：说起“门当户对”，使我想起“文革”时很多知识分子同工人结婚，有人甚至为表示自己“脱胎换骨”的决心，与知识分子的配偶离婚，再与工人结婚。“上山下乡”运动时也有很多知识青年与农民结婚。当时没有这个“福份”的人可能曾自叹不幸，可是，多年后，知识分子地位刚开始改变，这些当年的“革命婚姻”就大都危机四伏了，离婚率开始上升。当年追求“革命婚姻”者今天的离婚行为，并不能完全用道德堕落来解释，而是有关其追求生活满足的资源相对成本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前后，他都是“经济人”。
张维平：西方有人在反对“经济人”范式时，爱用利他主义的例子。贝克尔认为，完全可以把对利他主义的考虑加进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体系之中，而用不着怀疑经济分析基本公设的有效性。实际上，对西方来说，利他主义只是一种“生产方法”，它是人们为获得“尊重”这样一种满足的手段之一。按照新消费者论，每个人的资源“储备”各有差别，每个人的时间价值或机会成本不同，所以为了“生产”同样的“尊重”而采取的最佳解决方法是千差万别的。有些人追求财富积累，有些人追求政治权力，也有些人从事利他主义事业。贝克尔认为，每个人采取什么方法取决于该方法较之其他方法对他来说的相对成本。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人在有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其精神更崇高，而是仅仅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他主义行为对他来说是得到他所希望的社会“尊重”量的最有效的行为。
伍晓鹰：这种把利他主义行为也归结到“经济人”的合理决策中的理论，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靠德治的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普遍的危机感，当然不能全部照搬。然而，这是一个需要用理智而不是用感情来面对的事实。在这个资源稀缺，人们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实现个自目的的世界上，我们必须有全面的考虑。
张维平：我想，一个社会提出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必要的，但如果对社会发展只持伦理态度，这就同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论点大相径庭。马克思并没有回避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也没有站在伦理的审美的立场上去批判工业化带来的“邪恶”，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位了不起的科学预言家，他肯定了商品经济的合理性，并从它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中看到了人的最终解放的物质前提。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法〕亨利·勒帕日著，李燕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二月第一版，1.75元)
张维平：这个历史过程就是冲破传统社会的道德束缚，让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去激烈竞争的过程，是个冷酷的“适者生存”的过程。可以说，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为伴随财富增长所出现的道德“沦丧”所困扰，他们苦苦思索，企图把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同自然经济牧歌式的和谐结合起来，然而，却是徒劳的。平等和效率的矛盾，就象天使和魔鬼的冲突一样难以调和。实际上，马克思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了空前巨大的贡献，但也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这很好理解，因为人类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自身的根本矛盾，若如此，人类社会也就到此完结了。
伍晓鹰：是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资源的稀缺性和个人目的的不可替代性就是这样一种根本的矛盾，目前西方无可奈何的解决办法只有建立在承认“经济人”行为合理性的基础上。仅仅道德上的指责是无力的，除非放弃商品经济，放弃现代化，而这又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现代化刚刚起步时，就过多地强调商品经济发展的“罪恶”，劝说人们不要抛弃东方的传统“美德”，实在弊多利少。我们需要的，恰恰是考虑传统“道德”有哪些已不适合商品经济的发展。
张维平：我同意。我们之所以觉得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的这本《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近年来经济自由主义方面被介绍进来的一本值得一读的书，谈来谈去觉得意犹未尽，就是因为它通过总结近年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成就，把人们心目中所有的“道德人”都还原成了“经济人”，同时证明了在通常被认为通行着伦理标准的很多领域中，人们的全部行为和决策仍然具有经济合理性。
伍晓鹰：是的，本书中作者以“加里·贝克尔的革命”为题展开的讨论，虽然涉及的全是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决策问题，其意义可并不小于现代所有权学说和公共选择理论，贝克尔等人的努力使“经济人”的形象终于完善起来。
张维平：在贝克尔的“新消费者论”出现之前，就是捍卫消费者自由的人，也常常不能自圆其说。我们曾经讨论过，认为消费者主权是全部自由的基础，然而，如果不能把决定消费者行为的全部因素都纳入经济分析的话，就无法从理论上给这种自由的主张找到科学依据。
伍晓鹰：这一点非常重要，西方六十年代以来一场颇有意义的争论就是围绕传统的消费理论展开的，争论的实质在于是否应当给消费者以完全的选择自由。对传统消费理论挑战的一方认为消费者从来就不是自主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为生产者的所摆布，受商标和广告的骗局所左右，最后导致自杀性“消费社会”的出现。为了避免这一点，就必须由一批被授以特权的人去代替消费者进行选择，甚至按照“社会利益”去安排消费品的生产。
张维平：传统消费理论受到的攻击同它的局限性有关。因为它把消费视为终结，消费者常常被动地服从于自己的欲望，同时它又没有解释欲望，这使人们认为受欲望驱使的消费者的选择很可能是不合理的。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也指责其“庸俗性”在于用心理因素来解释经济问题。虽然给它戴一顶“唯心主义”帽子，但不一定找出关键问题。其实关键在于传统消费理论没有把消费欲望和消费行为纳入统一的经济分析之中。
伍晓鹰：你说的对。在贝克尔看来，购买一种物品或一种服务并不构成最终的经济行为，而是一个中间行为。消费者用这种行为来“生产”最后的满足，这种“满足”是因人而异的。譬如，同样是购买汽车(以汽车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之一)，有人“生产”的是省时方便，有人“生产”的是省力舒适，有人“生产”的是炫耀地位。消费者成了进行“生产”的“经济人”，他必须合理地计算他的投入产出、成本收益。
张维平：我插一句，你提到“因人而异”的“满足”，这非常重要，我们根据贝克尔的理论还可以看到，就是对同一辆汽车(“投入要素”)的可接受价格亦是“因人而异”的，由此可以引伸出自由选择的必要，当然，更支持这一推论的当是作为贝克尔革命性理论核心的“时间资源论”或“时间价值论”。
伍晓鹰：引进时间因素的确是现代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突破。贝克尔指出，消费者作为生产“满足”的“企业家”，还要使用另一种稀缺资源，这就是时间。他每天都要做出如何分配资源的个人决策，试图在同时考虑包括时间在内的不同“投入要素”相对价格的情况下，实现他个人资源的最佳组合。重要的是，“时间价值”又是因人而异的。所谓时间的价值就是个人把这段时间用于工作时，它可能为之带来的货币收入，它的价值大小取决于个人的工资价值。时间价值不同，时间的稀缺程度也就不同，每个人使用时间资源的原则当然也就不一样。一个人的时间价值越大，他就越珍惜它，越希望能用其它资源来替代它，反之，则相反。既然每个人的时间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必须由个人来决定其资源组合，以达到“满足”或福利极大化。
张维平：从另一角度看，时间这一稀缺资源的价值就是“机会成本”，即耗费单位时间所牺牲的收入。不管从个人，还是从一个社会来看，生产率越高，时间价值就越高，“机会成本”也就越高。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生活紧张，节奏太快，而西方人说中国人办事拖拉，松松垮垮，这都同机会成本有关。我们的机关里上班喝茶、聊天、看报纸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里互相干扰，浪费时间的现象比比皆是。几年前，邓小平肯定了深圳人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其意义是划时代的，我们的生活节奏正在加快，但是根本问题还在于建立一个高效率运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伍晓鹰：我以为在一个具有竞争的制度下，特别容易培养人的时间观念，因为这时的时间全部属于个人，而且个人只有高效率地使用时间才可能成功。我们的个体户实际上很说明问题，他们一反国营企业的陋习：早开门，晚关门，中午不休息，不惜花费重金抢时间，搜集信息。而你说的我们的“机关现象”(实际工厂也很严重，不过形式可能不同)，因为这里的时间与成本没有任何的关系，抓紧抓不紧都领硬性工资。
张维平：引进时间因素，考虑时间价值或机会成本，这就在确立新的消费理论的同时反驳了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首先，贝克尔等人认为，社会消费越来越多的商品和劳务，个人和家庭拥有越来越多的各种消费品，并不是生产者的骗局，而是时间价值普遍提高后产生的一种替代作用所致。消费者象一个从事生产的“经济人”，当生产某种特定产品的某种资源的价值提高以后，便改变其资源组合，以减少消耗最稀缺、价钱最贵的资源来获得同样的产品。譬如，消费者会为自己买一台电冰箱，从而节约他每天跑市场的时间。
伍晓鹰：这就是说，批判消费社会的人所感到遗憾的现象，正是来源于时间的短缺，而不全是道德堕落或生产者和推销商的阴谋。多年来，我们批判了西方消费社会的“浪费性”，这是必要的，但同时较少深究其中的规律。而在宣传节约物质资料的同时，不少人却在浪费最宝贵的时间。过去提倡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且人为贬低服务业(如认为其“不创造价值”之类)，限制其发展，提倡“自己动手”，这除了有道德因素外，仍是缺乏时间稀缺的观念。实际上，在发达社会，缝衣服，或自己动手干的时间里，早已创造出几倍的价值来了。当然，我们当前开展增产节约是完全必要的。
张维平：你刚才提到时间价值或机会成本是因人而异的，我想补充一点，就是在干每件事情上，机会成本也是不同的，所以，对一个“经济人”来说，“成本比较”是经常的事。人只能干他最能干的，干起来最省时，又是最有利可图的。国家也是如此。于是，就有了社会分工和交换，也有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就反映了批判者的浅薄和无知，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造船的机会成本对我们太高了，我们完全可以把用在造船上的资源用到我们有优势的产业上去。当然，国家的考虑不是纯粹经济的考虑，而有更加全面的安排。而如果让企业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效率会高得多。
伍晓鹰，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讨论的层次上，个人总是“经济人”，他不会有什么非经济考虑，所以，贝克尔等人一上来就推翻了原来不曾纳入经济分析的消费“欲望”问题，提出了“偏好稳定”假设。通常的看法是，消费方式之所以改变，仅仅是由于无法解释的新“需求”、新“欲望”的出现，而贝克尔认为根本无需假定个人偏好或需求结构随时间变化，“唯一改变的是时间的价值”。从这一点考虑，消费者便追求以更有效、更低的费用满足自己的需求，新产品就是作为新的“方法”或“技术”出现的。比如说，使用飞机并不意味着出现了对飞机的新的特别的需求，而是时间价值的不断提高，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求越来越快的交通工具。
张维平：这实际上还是要说明现代社会新产品的普及、更新和加速废弃的现象并不是根源于消费者的需求激增、欲望变化，而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因为高生产率增加了供人们使用的“技术”种类，使人们可以更好地使用自己特有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偏好。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就是增大了每个人的选择可能性，从而增大了消费者的自由。但这个自由不是消费者可以“为所欲为”，而是可以自行选择生产和消费组合，从而可以在个人全部资源——智力、体力、时间及收入——的约束下，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只有给了消费者这样的自由，社会才能最有效地使用其全部资源。
伍晓鹰：“偏好稳定”理论虽然批驳了所谓需求有“真”有“假”的说法，证明了个人消费选择上的合理性，但是并没有解释现代社会商标大量增加的现象，没有解释为什么在性能上看来完全可以互相替代的商品，却有各种各样的商标，各式各样的外形，而同时广告每时每刻在喋喋不休地宣传各种商标和外形下的商品。可以说，如果经济理论不把这些现象纳入其分析个人购买行为合理性的范围，仍然不能使人信服。书中介绍的七十年代出现的兰开斯特的“购买决定论”解决了这一难题。该理论认为任何产品都体现为某种特性组合，它会给某一特定的消费者带来某种满足组合。产品的特性组合的确切成份随商标而变化，这样，即使在两种极相似的产品之间也不存在完全的可替代性，消费者会认为某一商标下出现的特性组合会更大限度地发挥满足个人利益的功能。
张维平：我想，这里最重要的启示在于产品的多样化不过是和不同消费者要求的不同的特性最佳组合相一致的。只有多样化的产品，才有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也才有最佳的资源使用效率。我们排斥多样化久矣，只依靠统制经济和社会生产、生活上的整齐划一是容易一致的，绿军装和蓝制服成为我们男女老幼的“革命时装”许多年，却很少有人想过这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伍晓鹰：或许，两千年的自然经济传统也是原因之一。我们历来把生产者视为“人手”，有力气能干活就行，而把消费者视为“人口”，给口饭吃足矣。单单忽视了人首先有“人脑”，有欲望，追求自己的满足。否定这点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一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所以无法摆脱匮乏单调之苦。
张维平：然而，丰富的多样化的生产不可能只由计划工作者来安排，计划者只能保护多样化，而不能制造“多样化”，如果一个大脑可以代替亿万个大脑去创造“丰富多样的商品世界”，那不啻是又一种“单调”。
伍晓鹰：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会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然而，对“经济人”的全盘否定，却使这种“高效率”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这种否定，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主观意愿，你可以压制个人去追逐满足个人利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却不能根除它。所以，这样的社会一旦开放，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诱惑就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张维平：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种诱惑首先来自各种媒介。这里有必要还提一下广告。广告并不是生产者和销售商设下的陷井，而是一种购买信息。在大千商品世界中追求最大限度个人满足的消费者首先得获得各种商品信息，而广告的作用就是降低获得信息的费用。当然，消费者要获得完全可靠及时的信息是不可能的，在购买的尝试中是要承担风险的，因为的确有欺骗性广告的存在，可是没有尝试过程就不会抛弃有缺陷的产品，取消广告会最终堵塞信息渠道，从而使信息费用更加昂贵。正确的办法是应当保证信息市场上竞争过程的正常运转，只有这样才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为了某种利益散布假信息的工具存在的可能性，降低信息成本。
伍晓鹰：反正，不管在什么领域，越是排斥竞争，就越会保护某些集团利益，而最终越会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新消费者论实际上视家庭为一个普通的经济机构，一个“企业”，所以，必须创造一个竞争的环境，让这些“企业”可以自由地根据相对成本和相对收益做出资源分配的决策：是继续受教育还是马上就业，是买电冰箱还是买钢琴，是现在生孩子还是晚些时候生孩子，是多一些工作还是多一些闲暇，等等。当然，将问题由消费行为扩展到家庭决策，已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又一个新辟的 研究领域——人力资本论。
张维平：我以为，在物质资本之外开辟人力资本的研究，并且利用“经济人”范式将二者纳入统一的经济分析之中，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此国内学术界不但知之甚少，且有颇多偏见。
伍晓鹰：是呵，我们的社会当然要追求自己的道德目标，但有人因而把家庭仅仅看成是保证社会完成其道德目标的基本单位，所以，其全部行为必须靠道德来约束，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就还不全面。“文化大革命”时期每个家庭的“早请示”、“晚汇报”和“斗私批修”，与自古以来家庭内部伦常原则的贯彻，其目的都在于维护社会利益。所以，说家庭也是一个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企业”，我们的有些同志是很难接受的。
张维平：其实，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点肯定会得到理解。这里的关键因素仍然是时间。为了提高未来的时间价值，人们往往通过教育、职业培训等进行旨在培养个人素质的投资，这与企业为了取得预期利润而进行的物质投资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伍晓鹰：这种类比给人以很大启发：既然人力资本投资可以给家庭和个人的未来，从而亦给社会带来利益，那么这种人力资本投资越有效，或者说，个人在进行这种投资时越能够合理地使用他个人的资源，对个人，对社会就会越有好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所应当做的，不是完全替个人进行各种投资，而是努力创造一种使个人能够有效地分配其资源的环境。
张维平：是的，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西方的“福利政策”中很多都同人力资本投资有关，但是却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人力资本理论导致必须放弃干预的结论不无道理。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人尽其才的问题，更是一个人才成长的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问题尤为突出。譬如说教育，这是给个人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部分，但这里的人力资源浪费十分严重。本来，大学和专科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必须注视发挥学生的个人特长，并在竞争中培养学生的能力。可是我们往往对大学和专科教育实行一刀切的管制：统一考试、统一招生、统一教材、统一分配。学生不能凭兴趣和特点重新选择专业及自由选择课程，再加上毕业后有了一个铁饭碗，使很多人在学校里不思进取。当然，大学教师也不存在职业流动和竞争，很多人自己早已不是人才，却在那里“培养人才”，
伍晓鹰：你说我们的大学教育体制是没有注意人力投资时的效率，而我以为整个社会对优秀人才的成长问题考虑的都不够。众所周知，在我们这里，一进入大学、专科，就进了国家干部的“预备役”，国家的各种干部主要来源于高校。在这里，效率并不是第一位的，所以个人才能可能不受重视。
张维平：这是怪事，马克思一直承认“个人天赋”，我们不应当在培养人才时浪费这种个人先天的“资源优势”。诚然，在背诵语录上没有智商高低之分，后者更容易成为优秀“人才”。
伍晓鹰：自然，在体制不作改革的时候，有真正学识和技艺的人不会有什么高收入。这或许是真才实学者待遇低下的重要原因。市场制度下的个人收入被看作是过去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所以，这种投资越大，越有效率，收入便越高，贝克尔等人因此来解释个人收入差别。因为市场制度下的收入分配考虑了资源的稀缺性和供求关系。高级人才的出现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其他资源，也许他日后有很优越的工作条件，市场仍会给他大大高于清洁工和搬运工的报酬。这是经济规律。
张维平：在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时，必须考虑逐步改革我们的就业制度，否则，就没有一个鼓励个人有效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环境。在劳动就业上，应当根除职业垄断，适当推行职业开放和竞争，逐步鼓励自由流动和自由选择职业。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同教育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就有了新的意义。一般说来，个人对职业所抱的希望越大，他准备付出的教育开支和个人时间也就越多。只要职业是开放的，人们通过努力可能获得好的职业和理想的报酬，那么他就会主动放弃眼前的就业而选择延长受教育期限。当然教育也应当是开放的，目前的高等学校统一入学考试制度相信会逐步改变乃至取消，凡是欲入学的人可以申请学生贷款，日后偿还。使就业和受教育完全变成个人的事，个人得好处，同时个人承担风险，这样，不仅使社会获得活力，国家也会因此卸下日益沉重的包袱。
伍晓鹰：是的，不管在哪个领域，个人都是一个积极的“经济人”，只要给以自由发展的环境，个人肯定会做得更有效率。本书谈到决定家庭生育计划的结构与家庭拿出一部分收入为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结构极为近似，这使我想起我们的人口控制问题。其实，生育问题更应当是一个选择问题，把这个选择交给家庭，同时国家根据经济规律创造人们自愿限制生育的条件，会比单纯的行政控制有效率。
张维平：我有同感。贝克尔认为，作为“经济人”，家庭的生育决策总是在孩子的抚养成本和所能获得的满足或利益之间权衡作出的。这里，父亲，特别是母亲的机会成本十分重要。为什么随着现代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妇女就业的提高，生育率水平会持续下降？关键在于家庭，特别是母亲的时间价值增大了，因此，抚育孩子的相对成本上升了。同时，未来激烈的职业竞争也使孩子的教育投资提高了。而问题的另一面，孩子给父母带来的利益却在下降。与农业社会不同，那时孩子首先是作为人力资本考虑的，生育的低成本很快就会被新增劳动力的收益所抵偿，早育，多育就成为农业社会的特点。
伍晓鹰：是的，要是不考虑生育决策背后的经济规律，人口政策的推行不但会遇到巨大的阻力，而且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减少农村控制人口的阻力，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孩子的抚养成本，为此，适当引进开放的竞争的市场机制，逐步促进人口城市化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会提高生育的机会成本，降低生育的收益。当然，竞争的市场机制对城市亦十分必要。不过，对知识分子来说，即使不限制，也不会多生孩子。有人认为，对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素质较低的民族来说，与其照顾农民的特点允许放宽生育政策，不如鼓励知识分子多生一个孩子。海外已有先例，我想这不妨一试，当然，这要设法降低知识分子的抚育成本，比如补贴和提供优惠服务。
张维平：恕我直言，这个想法虽好，但未必行得通。如只允许知识分子可以多育一子，此事非同小可。中国人自古把无后(男孩)作为大不孝，如果是一刀切，谁也不能说什么，如果其中谁可以无条件例外，肯定会出现大的麻烦。反正在控制人口的问题上，我们已是晚了一些，传统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刺激了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增长。现在的办法只能是在行政控制的同时，寻找和逐步建立自我控制的机制。在这一点上，贝克尔的“人口经济论”无疑会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伍晓鹰：不管怎么说，单单从行政上进生育控制肯定是低效率的，我想指出这样一个后果：中国的人口老化已经开始，而且越来越严重，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的十几年中，大城市老年人口将会增加一倍，届时控制生育后的第一代人开始进入婚育年龄，他们将面临一个家庭同时抚养一个孩子和四个老人的局面。这种人口老化完全是人为地扭曲人口发展自然过程的结果，按照自然进程，这应当是人均国民收入五千美元以上时出现的现象。到本世纪末时，可能无法说清我们为控制生育和已经到来的人口老化等问题所付出的成本，是不是低于人口减少的好处。
张维平：是的，单从资源合理使用的角度来看，生育决策就应当由家庭自己做出，这样主张的背后还有一个理论在支持，就是与此相关的婚姻经济论。这可以看作是人口经济论的一个分支。这一理论认为“婚姻市场”是最有效的市场。家庭的出现与我们上次谈到企业的出现类似，是力图最大限度减少交易费用的结果。它用一个长期的契约关系取代了商业关系，由于家庭规模小，各自又彼此非常了解对方，所以生产效率很高。一般来说，婚姻双方总是力图追求“门当户对”，这是因为两个具有共同遗传特点和文化背景的人结婚可以减少无把握性，减少子女“质量”方面可能遇到的“风险费用”。
伍晓鹰：说起“门当户对”，使我想起“文革”时很多知识分子同工人结婚，有人甚至为表示自己“脱胎换骨”的决心，与知识分子的配偶离婚，再与工人结婚。“上山下乡”运动时也有很多知识青年与农民结婚。当时没有这个“福份”的人可能曾自叹不幸，可是，多年后，知识分子地位刚开始改变，这些当年的“革命婚姻”就大都危机四伏了，离婚率开始上升。当年追求“革命婚姻”者今天的离婚行为，并不能完全用道德堕落来解释，而是有关其追求生活满足的资源相对成本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前后，他都是“经济人”。
张维平：西方有人在反对“经济人”范式时，爱用利他主义的例子。贝克尔认为，完全可以把对利他主义的考虑加进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体系之中，而用不着怀疑经济分析基本公设的有效性。实际上，对西方来说，利他主义只是一种“生产方法”，它是人们为获得“尊重”这样一种满足的手段之一。按照新消费者论，每个人的资源“储备”各有差别，每个人的时间价值或机会成本不同，所以为了“生产”同样的“尊重”而采取的最佳解决方法是千差万别的。有些人追求财富积累，有些人追求政治权力，也有些人从事利他主义事业。贝克尔认为，每个人采取什么方法取决于该方法较之其他方法对他来说的相对成本。有利他主义倾向的人在有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其精神更崇高，而是仅仅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他主义行为对他来说是得到他所希望的社会“尊重”量的最有效的行为。
伍晓鹰：这种把利他主义行为也归结到“经济人”的合理决策中的理论，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靠德治的国家来说，可能会带来普遍的危机感，当然不能全部照搬。然而，这是一个需要用理智而不是用感情来面对的事实。在这个资源稀缺，人们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实现个自目的的世界上，我们必须有全面的考虑。
张维平：我想，一个社会提出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必要的，但如果对社会发展只持伦理态度，这就同马克思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论点大相径庭。马克思并没有回避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也没有站在伦理的审美的立场上去批判工业化带来的“邪恶”，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位了不起的科学预言家，他肯定了商品经济的合理性，并从它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中看到了人的最终解放的物质前提。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法〕亨利·勒帕日著，李燕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二月第一版，1.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