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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翎这个名字，你当然是熟悉的，但从来还没听见过也说不定。任何国家的当代文学史，在经过时间的删汰以前，总象一列施施然蜿蜒而来的慢行客车，每到一个站口都得停下来下人和上人——即便你有办法弄到一张长程联运软卧票，尽可以隔着双层窗玻璃端坐着或斜躺着，又哪能认得清那些上上下下、进进出出的陌生而张皇的面孔呢？
不过，路翎可不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他在文学史上是留下了勤恳、险峻而深刻的足迹的。建国以前，整个四十年代，是他的创作生涯的鼎盛期。十几岁就闯进了文坛，当年他风华正茂，写短篇，写中篇，写长篇，写剧本，写批评——什么体裁他都写，就是没有写过诗；或者说，他没有按照流行的形式写过诗，他的全部作品正是用另一种形式写出来的广义的诗。他的中篇《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他的长篇《财主的儿女们》，以及一本接一本的短篇小说集如《青春的祝福》、《在铁链中》、《平原》、《求爱》等，当时在沉寂的所谓“大后方”，就象令人目不暇接的礼花一样，引起了广大的善于比较和思考的读者们的惊喜。一些客观的批评家们如刘西渭、冯亦代先生，对于路翎的作品都曾有过持平而独到的评价。例如，刘西渭先生认为，路翎“有一股冲劲儿，长江大河，漩着白浪，可也带着泥沙”，“我们不期而在远迢迢的中国为自然主义大师左拉找到一个不及门的弟子”。这个评价可能会使另一些批评家们感到诧异，因为他们从路翎的作品中明明看到了俄国文学的影响：这位青年作家把握世界的宽度据说令人想起托尔斯泰，他对小人物的亲切感令人想起契诃夫，而他挖掘生活的倔强性格则又令人想起了高尔基。不过，究竟应当怎样来评价路翎？这些评价究竟是不是贴切？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并不重要了。现在应当回顾的是，路翎作为一个作家的才能、精力和成就，这三者所构成的他在四十年代文坛咄咄逼人的存在，已使人们实在无法对他饷以闭门羹。象这样一个有才华而又多产的青年作家(全国解放时才不过二十七岁)，不论从他献身文学创作的主观志愿还是从他能够满足的客观需要来说，在人民文学事业的广阔天地里，无论如何——至少应当得到一隅立足之地吧。
然而，不知是什么原故，这个善良的志愿和这个明显的需要，解放后三十余年终于没有得以实现。人们如果不健忘，当会记得路翎的文学生涯所遭受的重重挫折，是带有不可误解的时代烙印的。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五年间，路翎充分利用新时代所提供的一切机会，出于本能地和广大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为歌颂新生活和新人物抒发了自己的全部才情。小说有以当家作主的工人为主角的短篇集《朱桂花的故事》，剧本有《迎着明天》、《祖国母亲》等(作者当时的工作单位在剧协，所以剧本写得更多些)。新的时代和新的群众要求作家运用新的手法写作，这是自然的；旧时代的作家跨进新时代来，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其中包括本来意义上的通过实践而达成的思想改造过程，这也是自然的；路翎解放后的新作，尽管带有适应过程所不可免的痕迹，它们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无论如何反映了作者对于人民文学事业的诚挚和勤奋，这同样应当是自然的。然而，不知是什么原故，路翎得到的不是鼓励，不是赞扬，而是批判，粗暴的批判，几乎切齿之声如闻的批判——他写什么都会招来批判，写得越多，批判得越猛烈。写工人吗，据说是“存心歪曲”工人阶级；写工人阶级的对立统一面——民族资本家吗，据说是“明目张胆地为资产阶级捧场”——不论他写什么，他的批判家们都不会满意的，都会从中找到“上纲上线”(尽管这个名词当时还并不流行)的根据。结果，搞得作者简直无所措手足，以致发出这样的叹息：“我如就此搁笔，也许算是一个好公民吧。但这样怠工吃闲饭，又怎能算得上一个作家呢？”
直到后来，多亏周恩来同志(把写作当作神圣劳动的作家们是决不会忘记他的)，路翎才在他的指示下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路翎深入前沿阵地，同样出于本能地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回国后又源源不断地发表了一些歌颂战斗英雄的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同时埋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朝鲜的战争与和平》。即使按照“题材决定论”来判决吧，这些作品照说也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问题不大的。然而，不知是什么原故——中年的读者们想必还记得，有名的《洼地上的战役》及其密集性的批判，正是当时文艺界的一件大事。五十年代上半叶对于路翎的批判，不论从性质上还是从规模上来看，真可以用“狗血喷头”这个成语来形容。这样蛮不讲理的批判，到五十年代后期已经司空见惯了，但在当时却不能不使一般公正的读者在愤慨之余深感疑虑。到底为什么硬不允许路翎写下去呢？这个疑问今天当然不难解释，那就是文艺指导思想上的“左”，但当时人们可不敢这样看问题。更可叹的是，路翎正象刘西渭先生所说，他偏“有一股冲劲儿”，决不甘心一批就倒——越批他越要写，尽管明知道越写越会挨批。于是，空气变得日益严峻起来。直到一九五五年，路翎终于被迫搁笔了，而且与他的自我预测相反，他并没因此成为一个“好公民”。
从一九五五年起，路翎告别了文艺界。十年以后，他带着精神分裂症回到了人间。接着十年动乱，他有幸“二进宫”，躲脱了高墙外面更近乎非刑的批斗。“四人帮”倒台之后，人们才偶然在一条脏胡同里，在大扫把扬起的灰尘和垃圾中间，发现一个蓬首垢面的老头低着头一面扫，一面喃喃自语——这是谁？这就是当年名重一时的路翎。有人找到他的家，更发现他每天扫完几条胡同之后，便钻进一间又矮又暗又潮湿的小屋子里呆坐着，从没有玻璃的小窗口凝望着灰的天空，一坐就是一天：什么话也不说，当然更是什么字也不写了。曾经写过几百万字的多产作家，今天家里竟没有一本书，竟找不到一支铅笔或一页稿纸，他已完全失去了写点什么的欲望和需要。有人去探望他，把他过去写的书送给他看，他一面摩挲着陈旧发黄的封面，一面恍惚而淡漠地问道：这会是我写的么？路翎这时仅靠胡同里每家每月一毛钱卫生费为生，平日只能用破报纸卷卷烟蒂末过瘾，他于是顺手给来客递过去一支，自己接着也陪客抽起来，这个姿势还隐约留下了他当年豪迈而豁达的身影。
和一切冤假错案的当事人一样，路翎真正复活而为人，是从伟大的“三中全会”(人人都知道，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生活稍微正常一点，路翎逐渐意识到自己曾经是个作家，于是重新提起笔来。首先他想写的，不是他所擅长的小说和剧本，而是他从没写过的诗。任何经受过磨难的作家重新提起笔来，首先都有写诗的感情要求，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路翎笔下却一语未及个人的遭遇，他写了一个小学一年级女生在开学前夕整理新书包的激动心情，他写了“邓小平、陈云走在大街上”、和行人打招呼的庄严场面——这几首诗在《诗刊》发表之后，以其感情的崇高和手法的新颖引起了人们的回忆和希望。“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有了真正飞跃式的发展，作家们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两方面所表现的广阔性和深刻性，已是五、六十年代的读者简直不敢想象的。为了一心促进我国的“四化”大业，党中央向文艺界提出了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谆谆告诫，一定要消除和克服过去几十年的“左”的残余思想影响。路翎能够活到今天，躬逢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和新局面，目击中青年作家有一切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积累自己的成果，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是会和我们大家同样感到幸福的。至于他本人，毕竟脱离社会生活太久，而且得过精神病，不幸的后遗症严重妨碍着他恢复原来旺盛的创作力。今天我们来介绍路翎，仍然只能以他过去的劳绩为依据。
路翎五十年代写自朝鲜战场的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前几年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以《初雪》为题名结集出版了。他的另一部有关的长篇小说《朝鲜的战争与和平》，也已由各大文学刊物分别发表了一些章节。他的四十年代的著名长篇《财主的儿女们》，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原本重印；他的一些中短篇集亦将陆续再版问世。路翎的这些旧作今天能够和新读者见面，这个事实和文艺界的其它新气象一起，不仅标志着新时期各条战线所共有的大好形势，更说明了这个大好形势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文化艺术出版社最近约请路翎选辑他四十年代所写的未结集的短篇小说十三篇，将以《祖父的职业》为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作小丛书”之一出版。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嘱托我向读者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和这几篇作品，并说这项任务对我是义不容辞的。是的，不仅仅因为作者和我有过一九五五年被误解的私交；就是作为作者的一个同代人，作为他和所有同代人一起苦尽甘来的见证人，我也是不能推辞的。但是，提起笔来，又真不知从何说起；已经写了几千字，仍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终于说不到点子上也无可奈何，我只想告诉读者，一个作家的成长和成功真不容易，个人的才能和勤奋固不可少，尤有赖于党的正确政策的落实，这是今天幸福的青年作家们未必充分理解的。
这十三篇小说作为作者的“代表作”，恐怕不一定适当，但多少仍可以反映一下路翎的风格。其中第一篇《祖父的职业》，是作者的处女作，发表于一九四○年，尽管笔力有嫌稚弱，却同样可以从中看出作者一贯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人物的。一个“国难”时期的贫苦少年，流亡后方的工人家庭的孩子，由于锻工叔叔的粗犷的男子汉性格的影响，一直对“光明的地方”充满胆怯而模糊的幻想，但在自己毫不理解的生活重压下，终于继承了可怜的祖父的卑屈的职业——一个抄写员；年轻的作者(当时他只有十八岁)在这篇小说中，不仅揭示了常见的“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残忍性，更带着自己倔强的个性，同自己的人物一起向残忍的生活发出了第一声抗议。恩格斯说过，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这个原则性的告诫足以挽救我们堕入“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末道，但却不能为机械的冷漠的图像扫描式的反艺术辩解。作者是不是满腔热忱地关心人物的命运，是不是在精神上和人物合而为一，共同经历生活的波涛，共同向未知的生活彼岸奋进，一直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分界线。从《祖父的职业》这篇处女作来看，作者在这两条迥然不同的创作道路面前，似乎一开始就有了自觉的选择。今天，他用这篇小说的题目为自己这十三篇时间跨度很大的作品(一九四○——一九四七)的合集命名，除了暗示一定的纪念意义，恐怕还包含着他对自己的人物群所特有的情谊吧。
至于其余各篇，作为作者成名之后的作品，不论从性格的鲜明和饱满、情节的自然和真实以及作者对于人物命运的关切和清醒来看，它们的风格显然更成熟了。这十二篇大都是描写四十年代抗战后期四川劳动人民在精神和物质的层层重压下向前向上挣扎的悲壮场景，如《王老太婆和她的小猪》(这是当年传诵一时的名篇)、《草鞋》、《江湖好汉和挑水夫的决斗》、《俏皮的女人》、《老的和小的》、《路边的谈话》等。这几篇之所以能够代表路翎的独特风格，全在于他笔下的底层人物在可悲而可笑的环境中，一一闪现出严肃而崇高的人性的光辉。此外，还有几篇是写当时当地小市民型知识分子的空虚、麻木和无聊(如《秋夜》、《新奇的娱乐》、《翻译家》、《客人》等，曾以《有希望的人们》作为总标题，发表在抗战胜利的前夕)，以及当时四川乡镇生活中另一种司空见惯的生存斗争(《一个商人怎样喂饱了一群官吏》)。这几篇作为前几篇的背景画面，就更衬托了那些平凡小人物精神光辉的可贵。
按照处理文学题材的一般经验，从严肃到可笑是并不难的，而从可笑到严肃却不很容易。这两种过渡方式的区别，不仅在于方法上的难易，更涉及作者对于有关题材的处理态度，即看他是用脑来写作，还是用心来写作。所谓“用心”写作，是一种体验、想象、创造的过程，即作者对自己的人物充满爱憎，并通过这种分明的爱憎，在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激流中，促发了作者和人物喜怒哀乐与共的感情交融(这样才能使客观的“可笑”升华为人物主观的“严肃”)，从而使每一部作品具有不可更替的艺术个性。所谓“用脑”写作，则是一种观察、检视、描摹的过程，即作者对人物并无爱憎可言，他不是通过写作投入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激流之中，而是尽可能远地站在这个激流之外，仅凭借冷淡的逻辑条理来安排情节，从中充其量看得出作者的某些“世故”，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他作人物的创造者的真挚的感情(这样便只能使人物主观的“严肃”淡化为客观的“可笑”)，因此作品本身也就谈不上任何艺术个性了。中外文学史的种种实例可以证明，这不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法，而且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观，以及由此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批评方法。如前所说，路翎正是努力在精神上和他的人物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他正是努力用心而不是用脑来写作，正是这种态度才使他得以从灰色的客观生活中识别和发掘出各种闪光的精神宝藏。不过，这样肯定路翎的创作风格的独特性，只是离开时间条件、单就空间条件进行比较的结果。事实上，从路翎的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出了深厚的传统的痕迹，那就是“五四”革命文学的传统，鲁迅的传统。试把本集的这十几篇分别地同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示众》、《白光》、《离婚》等名篇比较一下，除了每位作家由于经历、教养不同而必有的个性差别外，我们更看得出两者之间明显地有着传统的联系，那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传统，也就是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传统在新时期的作家们的笔下已经取得了更加深广的发展，它的生命力因此也取得了更加令人信服的印证；这是因为我们的人民群众今天早已摆脱了灰色的悲惨的生存，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并且创造着惊天动地的业绩，而努力在精神上和他们合而为一的作家们，无疑会沿着这个传统取得更加坚实的成就。路翎一开始提笔，就追随和继承鲁迅所开拓的用心来写作的文学传统，并对它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有书为证的贡献；如果不是命运开玩笑，路翎由于这个传统的生命力的保证，是极有可能同今天一些幸福的中青年作家一样，对文学事业作出更丰硕的贡献的。然而，众所周知，当年这位既有才能而又勤奋的青年作家，他为发展这个传统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竟在一定时期内遭到一些单纯用脑对待文学现象的批评家们的严重误解。“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再加上接着一连串更其严重的政治挫折，这段历史教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叹息。
最后说一下，我这里没有意思全面评价路翎的创作，那是一本小集和一篇短文做不到的。我更不认为，路翎作为一个作家(即使是个才华出众的作家)，在人生探索和艺术探索过程中没有他的局限性，那样看也并不符合文学史的普遍规律。我不过是就这位作家四十年代的一部分成果，发抒一点“思古之幽情”，而用意所在仍然是通过路翎的例子告诉人们，今天文艺界的大好形势实在来之不易，需要我们倍加珍惜，特别需要认真体会党中央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文艺界的干劲、团结和繁荣的殷切希望和它的深远意义。至于路翎本人，他今后如还能写出优秀的新作来，相信今天的批评家一定会公正而热情地对待它们的，那么他过去的种种挫折，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也就只算是那列慢行客车为了错车而不得不然的误点吧。一九八四、十一、二十
(本文路翎头象，丁聪作)
不过，路翎可不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他在文学史上是留下了勤恳、险峻而深刻的足迹的。建国以前，整个四十年代，是他的创作生涯的鼎盛期。十几岁就闯进了文坛，当年他风华正茂，写短篇，写中篇，写长篇，写剧本，写批评——什么体裁他都写，就是没有写过诗；或者说，他没有按照流行的形式写过诗，他的全部作品正是用另一种形式写出来的广义的诗。他的中篇《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他的长篇《财主的儿女们》，以及一本接一本的短篇小说集如《青春的祝福》、《在铁链中》、《平原》、《求爱》等，当时在沉寂的所谓“大后方”，就象令人目不暇接的礼花一样，引起了广大的善于比较和思考的读者们的惊喜。一些客观的批评家们如刘西渭、冯亦代先生，对于路翎的作品都曾有过持平而独到的评价。例如，刘西渭先生认为，路翎“有一股冲劲儿，长江大河，漩着白浪，可也带着泥沙”，“我们不期而在远迢迢的中国为自然主义大师左拉找到一个不及门的弟子”。这个评价可能会使另一些批评家们感到诧异，因为他们从路翎的作品中明明看到了俄国文学的影响：这位青年作家把握世界的宽度据说令人想起托尔斯泰，他对小人物的亲切感令人想起契诃夫，而他挖掘生活的倔强性格则又令人想起了高尔基。不过，究竟应当怎样来评价路翎？这些评价究竟是不是贴切？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并不重要了。现在应当回顾的是，路翎作为一个作家的才能、精力和成就，这三者所构成的他在四十年代文坛咄咄逼人的存在，已使人们实在无法对他饷以闭门羹。象这样一个有才华而又多产的青年作家(全国解放时才不过二十七岁)，不论从他献身文学创作的主观志愿还是从他能够满足的客观需要来说，在人民文学事业的广阔天地里，无论如何——至少应当得到一隅立足之地吧。
然而，不知是什么原故，这个善良的志愿和这个明显的需要，解放后三十余年终于没有得以实现。人们如果不健忘，当会记得路翎的文学生涯所遭受的重重挫折，是带有不可误解的时代烙印的。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五年间，路翎充分利用新时代所提供的一切机会，出于本能地和广大工农群众打成一片，为歌颂新生活和新人物抒发了自己的全部才情。小说有以当家作主的工人为主角的短篇集《朱桂花的故事》，剧本有《迎着明天》、《祖国母亲》等(作者当时的工作单位在剧协，所以剧本写得更多些)。新的时代和新的群众要求作家运用新的手法写作，这是自然的；旧时代的作家跨进新时代来，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其中包括本来意义上的通过实践而达成的思想改造过程，这也是自然的；路翎解放后的新作，尽管带有适应过程所不可免的痕迹，它们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无论如何反映了作者对于人民文学事业的诚挚和勤奋，这同样应当是自然的。然而，不知是什么原故，路翎得到的不是鼓励，不是赞扬，而是批判，粗暴的批判，几乎切齿之声如闻的批判——他写什么都会招来批判，写得越多，批判得越猛烈。写工人吗，据说是“存心歪曲”工人阶级；写工人阶级的对立统一面——民族资本家吗，据说是“明目张胆地为资产阶级捧场”——不论他写什么，他的批判家们都不会满意的，都会从中找到“上纲上线”(尽管这个名词当时还并不流行)的根据。结果，搞得作者简直无所措手足，以致发出这样的叹息：“我如就此搁笔，也许算是一个好公民吧。但这样怠工吃闲饭，又怎能算得上一个作家呢？”
直到后来，多亏周恩来同志(把写作当作神圣劳动的作家们是决不会忘记他的)，路翎才在他的指示下参加了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路翎深入前沿阵地，同样出于本能地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回国后又源源不断地发表了一些歌颂战斗英雄的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同时埋头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朝鲜的战争与和平》。即使按照“题材决定论”来判决吧，这些作品照说也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问题不大的。然而，不知是什么原故——中年的读者们想必还记得，有名的《洼地上的战役》及其密集性的批判，正是当时文艺界的一件大事。五十年代上半叶对于路翎的批判，不论从性质上还是从规模上来看，真可以用“狗血喷头”这个成语来形容。这样蛮不讲理的批判，到五十年代后期已经司空见惯了，但在当时却不能不使一般公正的读者在愤慨之余深感疑虑。到底为什么硬不允许路翎写下去呢？这个疑问今天当然不难解释，那就是文艺指导思想上的“左”，但当时人们可不敢这样看问题。更可叹的是，路翎正象刘西渭先生所说，他偏“有一股冲劲儿”，决不甘心一批就倒——越批他越要写，尽管明知道越写越会挨批。于是，空气变得日益严峻起来。直到一九五五年，路翎终于被迫搁笔了，而且与他的自我预测相反，他并没因此成为一个“好公民”。
从一九五五年起，路翎告别了文艺界。十年以后，他带着精神分裂症回到了人间。接着十年动乱，他有幸“二进宫”，躲脱了高墙外面更近乎非刑的批斗。“四人帮”倒台之后，人们才偶然在一条脏胡同里，在大扫把扬起的灰尘和垃圾中间，发现一个蓬首垢面的老头低着头一面扫，一面喃喃自语——这是谁？这就是当年名重一时的路翎。有人找到他的家，更发现他每天扫完几条胡同之后，便钻进一间又矮又暗又潮湿的小屋子里呆坐着，从没有玻璃的小窗口凝望着灰
和一切冤假错案的当事人一样，路翎真正复活而为人，是从伟大的“三中全会”(人人都知道，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生活稍微正常一点，路翎逐渐意识到自己曾经是个作家，于是重新提起笔来。首先他想写的，不是他所擅长的小说和剧本，而是他从没写过的诗。任何经受过磨难的作家重新提起笔来，首先都有写诗的感情要求，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路翎笔下却一语未及个人的遭遇，他写了一个小学一年级女生在开学前夕整理新书包的激动心情，他写了“邓小平、陈云走在大街上”、和行人打招呼的庄严场面——这几首诗在《诗刊》发表之后，以其感情的崇高和手法的新颖引起了人们的回忆和希望。“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有了真正飞跃式的发展，作家们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两方面所表现的广阔性和深刻性，已是五、六十年代的读者简直不敢想象的。为了一心促进我国的“四化”大业，党中央向文艺界提出了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谆谆告诫，一定要消除和克服过去几十年的“左”的残余思想影响。路翎能够活到今天，躬逢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和新局面，目击中青年作家有一切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积累自己的成果，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是会和我们大家同样感到幸福的。至于他本人，毕竟脱离社会生活太久，而且得过精神病，不幸的后遗症严重妨碍着他恢复原来旺盛的创作力。今天我们来介绍路翎，仍然只能以他过去的劳绩为依据。
路翎五十年代写自朝鲜战场的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前几年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以《初雪》为题名结集出版了。他的另一部有关的长篇小说《朝鲜的战争与和平》，也已由各大文学刊物分别发表了一些章节。他的四十年代的著名长篇《财主的儿女们》，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原本重印；他的一些中短篇集亦将陆续再版问世。路翎的这些旧作今天能够和新读者见面，这个事实和文艺界的其它新气象一起，不仅标志着新时期各条战线所共有的大好形势，更说明了这个大好形势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文化艺术出版社最近约请路翎选辑他四十年代所写的未结集的短篇小说十三篇，将以《祖父的职业》为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作小丛书”之一出版。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嘱托我向读者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和这几篇作品，并说这项任务对我是义不容辞的。是的，不仅仅因为作者和我有过一九五五年被误解的私交；就是作为作者的一个同代人，作为他和所有同代人一起苦尽甘来的见证人，我也是不能推辞的。但是，提起笔来，又真不知从何说起；已经写了几千字，仍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终于说不到点子上也无可奈何，我只想告诉读者，一个作家的成长和成功真不容易，个人的才能和勤奋固不可少，尤有赖于党的正确政策的落实，这是今天幸福的青年作家们未必充分理解的。
这十三篇小说作为作者的“代表作”，恐怕不一定适当，但多少仍可以反映一下路翎的风格。其中第一篇《祖父的职业》，是作者的处女作，发表于一九四○年，尽管笔力有嫌稚弱，却同样可以从中看出作者一贯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人物的。一个“国难”时期的贫苦少年，流亡后方的工人家庭的孩子，由于锻工叔叔的粗犷的男子汉性格的影响，一直对“光明的地方”充满胆怯而模糊的幻想，但在自己毫不理解的生活重压下，终于继承了可怜的祖父的卑屈的职业——一个抄写员；年轻的作者(当时他只有十八岁)在这篇小说中，不仅揭示了常见的“几乎无事的悲剧”的残忍性，更带着自己倔强的个性，同自己的人物一起向残忍的生活发出了第一声抗议。恩格斯说过，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这个原则性的告诫足以挽救我们堕入“概念化”、“标语口号化”的末道，但却不能为机械的冷漠的图像扫描式的反艺术辩解。作者是不是满腔热忱地关心人物的命运，是不是在精神上和人物合而为一，共同经历生活的波涛，共同向未知的生活彼岸奋进，一直是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分界线。从《祖父的职业》这篇处女作来看，作者在这两条迥然不同的创作道路面前，似乎一开始就有了自觉的选择。今天，他用这篇小说的题目为自己这十三篇时间跨度很大的作品(一九四○——一九四七)的合集命名，除了暗示一定的纪念意义，恐怕还包含着他对自己的人物群所特有的情谊吧。
至于其余各篇，作为作者成名之后的作品，不论从性格的鲜明和饱满、情节的自然和真实以及作者对于人物命运的关切和清醒来看，它们的风格显然更成熟了。这十二篇大都是描写四十年代抗战后期四川劳动人民在精神和物质的层层重压下向前向上挣扎的悲壮场景，如《王老太婆和她的小猪》(这是当年传诵一时的名篇)、《草鞋》、《江湖好汉和挑水夫的决斗》、《俏皮的女人》、《老的和小的》、《路边的谈话》等。这几篇之所以能够代表路翎的独特风格，全在于他笔下的底层人物在可悲而可笑的环境中，一一闪现出严肃而崇高的人性的光辉。此外，还有几篇是写当时当地小市民型知识分子的空虚、麻木和无聊(如《秋夜》、《新奇的娱乐》、《翻译家》、《客人》等，曾以《有希望的人们》作为总标题，发表在抗战胜利的前夕)，以及当时四川乡镇生活中另一种司空见惯的生存斗争(《一个商人怎样喂饱了一群官吏》)。这几篇作为前几篇的背景画面，就更衬托了那些平凡小人物精神光辉的可贵。
按照处理文学题材的一般经验，从严肃到可笑是并不难的，而从可笑到严肃却不很容易。这两种过渡方式的区别，不仅在于方法上的难易，更涉及作者对于有关题材的处理态度，即看他是用脑来写作，还是用心来写作。所谓“用心”写作，是一种体验、想象、创造的过程，即作者对自己的人物充满爱憎，并通过这种分明的爱憎，在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激流中，促发了作者和人物喜怒哀乐与共的感情交融(这样才能使客观的“可笑”升华为人物主观的“严肃”)，从而使每一部作品具有不可更替的艺术个性。所谓“用脑”写作，则是一种观察、检视、描摹的过程，即作者对人物并无爱憎可言，他不是通过写作投入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激流之中，而是尽可能远地站在这个激流之外，仅凭借冷淡的逻辑条理来安排情节，从中充其量看得出作者的某些“世故”，却一点也感觉不到他作人物的创造者的真挚的感情(这样便只能使人物主观的“严肃”淡化为客观的“可笑”)，因此作品本身也就谈不上任何艺术个性了。中外文学史的种种实例可以证明，这不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法，而且还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观，以及由此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批评方法。如前所说，路翎正是努力在精神上和他的人物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他正是努力用心而不是用脑来写作，正是这种态度才使他得以从灰色的客观生活中识别和发掘出各种闪光的精神宝藏。不过，这样肯定路翎的创作风格的独特性，只是离开时间条件、单就空间条件进行比较的结果。事实上，从路翎的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出了深厚的传统的痕迹，那就是“五四”革命文学的传统，鲁迅的传统。试把本集的这十几篇分别地同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示众》、《白光》、《离婚》等名篇比较一下，除了每位作家由于经历、教养不同而必有的个性差别外，我们更看得出两者之间明显地有着传统的联系，那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传统，也就是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传统在新时期的作家们的笔下已经取得了更加深广的发展，它的生命力因此也取得了更加令人信服的印证；这是因为我们的人民群众今天早已摆脱了灰色的悲惨的生存，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创造了并且创造着惊天动地的业绩，而努力在精神上和他们合而为一的作家们，无疑会沿着这个传统取得更加坚实的成就。路翎一开始提笔，就追随和继承鲁迅所开拓的用心来写作的文学传统，并对它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有书为证的贡献；如果不是命运开玩笑，路翎由于这个传统的生命力的保证，是极有可能同今天一些幸福的中青年作家一样，对文学事业作出更丰硕的贡献的。然而，众所周知，当年这位既有才能而又勤奋的青年作家，他为发展这个传统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竟在一定时期内遭到一些单纯用脑对待文学现象的批评家们的严重误解。“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再加上接着一连串更其严重的政治挫折，这段历史教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和叹息。
最后说一下，我这里没有意思全面评价路翎的创作，那是一本小集和一篇短文做不到的。我更不认为，路翎作为一个作家(即使是个才华出众的作家)，在人生探索和艺术探索过程中没有他的局限性，那样看也并不符合文学史的普遍规律。我不过是就这位作家四十年代的一部分成果，发抒一点“思古之幽情”，而用意所在仍然是通过路翎的例子告诉人们，今天文艺界的大好形势实在来之不易，需要我们倍加珍惜，特别需要认真体会党中央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文艺界的干劲、团结和繁荣的殷切希望和它的深远意义。至于路翎本人，他今后如还能写出优秀的新作来，相信今天的批评家一定会公正而热情地对待它们的，那么他过去的种种挫折，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也就只算是那列慢行客车为了错车而不得不然的误点吧。一九八四、十一、二十
(本文路翎头象，丁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