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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众文化受众面广，影响巨大，表现出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建设，要和大众文化时代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密切结合。将意识形态传播与大众娱乐诉求交融渗透，形成双向互动机制；加强规范网络建设，引导社会舆论健康发展；掌握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国家观。
关键词：大众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124；D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921（2017）03-0072-04
收稿日期：2017-02-25
基金项目：2015年辽宁省社科规划项目“新常态背景下的思想文化建设与文化强国研究”（L15BKS001）；2016年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多元文化时代大学生道德教育引导与路径诉求”（JG16DB055）；2012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研究”（L12BKS012）；2017年大连交通大学党建课题“以传统美德教育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DJSZ-2017-A02）。
作者简介：刘凤（1973-），女，河南沈丘人，大连交通大学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化建设、文化传播研究。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具有整合、导向、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学界一般把当今文化一分为三：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就影响来说，大众文化受众面广，影响巨大，它的出现与兴盛，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文化资源的垄断性经营和文化产品严重短缺的现象。大众文化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表现出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要构筑引领和凝聚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文化强国，必须建立基于“平民意识”的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双向互动机制[1]。
一、大众文化滥觞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策略
新阶段思想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以文化认同推进社会大众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在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现实生活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政府不断探索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政策的价值观基础，近年来党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梦等重要理论，无不是在探讨如何使社会秩序和发展更趋于理性和谐。另一方面一些人产生了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危机。百余年来的传统断裂，以及因断裂引起的普遍失忆，导致“传统文化的断裂，毁了三、四代人”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
20世纪以来的传媒技术发展，使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其中电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深刻地指出，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并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导致文化精神枯萎[2]。
波兹曼相信，赫胥黎忧虑没有人愿意去读书，因为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人们将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的预言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令人悲哀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为了现实，如“四书五经”是古代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命题书和教科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但今日学子却多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更遑论得其精髓。
当大众文化违背了世俗社会的道德底线时，就流于“低俗”。以最受大众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为例，众多大众文化作品取材于历史，但往往对历史采取了非历史、非公正的态度，使野史、穿越、权术、宫斗、雷剧等成为大众文化的普遍形式。以致有网民调侃中国影视的主旋律是：“太监奴才、皇后妃嫔、内斗心计、鬼子八路、婆媳小三，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更有网民调侃中国大陆片要“争点气”：言情不如韩国，武打不如港台，惊险科技不如美国。
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往往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包括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观点，它一般具有高度融合力、较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认同。但是，随着时代进步和文化变迁，经济基础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甚至质变。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认为，文化是“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個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3]。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进行文化与社会的整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能仅仅依靠政权维持，需要通过民众的积极认同才能实现[4]。
当前人们对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众说纷纭：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梦……。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意识形态谱系占据优势地位与主导性效能，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要义所在[5]。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不应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更应该和时代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这样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这需要社会各层面互相配合，首先需要学术传统与民间力量形成良性互动。大众传播的发展大大扩大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运作的范围，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没有意识形态性，但它所承载的文化传播功能却担负着凝聚人心、感召民众和传承文明的重载。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它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唯一场所[6]。
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应强调义理的价值，另一方面要超越观念局限，规范引导大众文化良性发展。坚持健康的格调和品位，传递正能量，实现积极的教育作用和社会意义。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大众话语”，关注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面对正负面声音混杂、价值多元、观点多样的态势，最大限度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二 、“互联网+”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
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给社会思想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变化很大。“主流媒体”声音逐渐变弱，意识形态工作日益复杂，愈发重要。党和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是国家的大型新闻机构（如各地的党报、党刊、电视台），是民族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尺度与评判标准。它们拥有较大的受众人群，在社会上占有主导地位，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尽管党的主流媒体从整体上看处于优势地位，但这一状况一定程度上是由主流电视媒体的绝对强势造成的表象。而在报纸、网络两类媒体中，党的主流媒体确实已经逐渐趋向“边缘化”，影响力水平亟待提高，主流媒体的市场正在萎缩是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主流媒体是指具有一定公信力的报纸、电视台，而非主流媒体则指不具备权威话语权的网络媒体，与主流媒体相比它更具有话语的草根性。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1.7%，超过亚洲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人，移动互联网塑造的社会生活形态进一步加强。人民网舆情监测中心发布的《2016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数据显示，社会转型时期的深层矛盾和公众内心郁结，主要体现为三个阶层的集体焦虑——底层诉求、新中产焦虑、体制内信心。
网民代际更新，网络流行议题和文化热点正在悄然转换：95后、00后人群作为新生代网民，在逐步重塑网络舆论的基本形态。平台化的微博、微信已成为信息分发的主渠道。演艺界话题走俏，娱乐心态凸显，微博的文娱色彩更趋浓厚。四类阅读量最高的题材分别是：明星、时尚、美女、动漫，对新闻时政类话题的关注度有所下降，热捧时政新闻类的“大V（活跃于微博且拥有众多粉丝的学者和名人）”年代已经远去[7]。
以大学生群体为例，他们是将来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中流砥柱，成长生活于中国经济复苏和崛起振兴的年代，相对于父辈和祖父辈的曲折辛酸乃至苦难经历而言，他们是幸运的：生长于和平年代，国家日渐富强，经济发展迅速。但在市场经济发展大潮的影响下，受社会上所谓“实惠”观念和“个人功利”因素的影响，部分大学生的人生价值尺度渐渐向“功利化”偏移，价值观、人生观存在偏离。虽然很多人外语好、计算机好、经济头脑好，但对祖国的历史文化却非常无知。历史对于他们，很多情况下只是教科书上的白纸黑字或者老师们口中的一段段传奇故事，即便有短暂的震撼感动也并不能持久。青春文化之代替青年文化，乃是政治领域的所谓“民主”代替了理想主义，文化领域的傻乐主义代替了启蒙主义，社会领域的反智主义代替了理性主义。……我们为什么失去了“青年”[8]？多元文化时代大学生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迫在眉睫。
如何有效调控各种大众媒体，有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大众媒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状，要加以制度和法律上的约束。如何规范引导网民在言论最自由的网络负责任地表述，也势在必行。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部分基层党组织发起手抄党章接力活动。“抄”不是目的，旨在引导党员全面理解党的纲领，牢记党的宗旨，遵守党章做到“三个”一致。对此有人认为必要，有人认为是形式主义、有作秀之嫌。因为如果只动笔不“走心”，“朋友圈”只为“晒字”而不见行动“真章”，不触及思想和灵魂，就会把这一初衷很好的活动搞变味[9]。
近日教育部发函要求2017年春季教材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有人对此不以为然：8年抗战的说法由来已久，为何要执着于8年和14年的年限界定？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入敌手，共产党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军民联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为争取独立英勇抗争。东北地区死亡人口占全国抗战死亡人口总数的13.36%，其中强制劳工死亡达231万多人。14年间中共牺牲了70位将领，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局部抗战也是中国抗战重要组成部分。白山黑水不会忘记牺牲的英烈：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祖国和人民也不会忘记。这关乎国家的历史记忆，国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10]。
三、大众文化语境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互动交融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化与广泛认同
意识形态控制是现代社会政治国家进行统治的重要方式，拥有文化领导权是执政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一些人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僵化和故步自封的条条框框，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历史和文化的具体结合。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新自由主义道路”等谬论。
马克思主义描绘的社会理想和人的解放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方向，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著作浩繁，要求普通民众通读它显然脱离实际。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巩固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通过教育宣传、榜样示范、舆论引导等，给人们以价值观的启迪和引导，如“感动中国人物、法治人物、最美系列人物、开学第一课”等，无不具有化育心灵、陶冶高尚道德情操的作用。
（二）大众传媒行业生态发展与有效管理模式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浮躁”是对文艺和精神生活的伤害，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化最重要的作用是温润心灵、引领价值、啟迪审美[11]。如何把大众不同的文化需求整合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使“主旋律”叙事与大众化娱乐互相交融，需要管理层面的宏观调控和传媒自身的净化升华相结合。
大众传媒对于明星，应该更多地关注其作品本身，而不是舍本逐末，津津乐道明星们的个人生活，关注其感情、婚姻、子女甚或无聊琐事。广电总局两度发布“限娱令”，旨在遏制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广受支持也饱受非议。因此资深媒体人士也不乏担忧：如果只注重经济效益，忽视电视行业生态发展，以收视率定输赢的现状不改变，“限娱令”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三）加强道德引导，树立正确的国家历史观
大众文化作品要尊重历史、塑造英雄、惩恶扬善，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作反映新时期良好道德风貌的作品，在追求经济效益时注重社会效益，给人以鼓舞和启迪。落实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不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不媚俗猎奇。……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希望和梦想 [12]。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下海”一词并不陌生，“下海”鼓励着一代人走向今天。虽然个中滋味喜忧参半，收益与风险并存，但“下海弄潮”是一个时代的显著特征。电视剧《下海》，就从小家庭的时代变迁，折射出时代的风云际会。陈志平在经商的过程中，虽难免与世俯仰，但始终坚守两条底线：一不损害国家，二不损害他人。全剧以他的坚守与不肯随波逐流，引申出“在经济发展大潮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应该坚守做人做事的底线”这一主题。
（四）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民族精神，展现文化自信
由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生存环境不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固有的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文化被误解或曲解的例子并不鲜见：香港占中；孔子学院推行的如火如荼时突然遭遇某些国家的停办或退出；备受世人瞩目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北京阅兵式上美欧国家的集体缺席，都说明我们的文化影响力和输出力亟待提高。中国形象的传播仅靠时政新闻或旅游业，受众面极为狭窄。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模糊刻板，流于概念化：功夫、共产主义、古老建筑、京剧、丝绸、瓷器、美食……，因此，加强文化的对外宣传和输出至关重要。
传统文化重和合求大同，讲诚信崇正义，历来为东西方思想家称道。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影响，孔子学院已成为汉语推广和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文化品牌。截至2015年9月，我国在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共开设495所孔子学院和1000所孔子课堂，短短的11年有如此骄人成绩让国人引以为豪。然而当前，孔子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也面临缺乏中国文化品牌、传播理念不够创新、传播方式过于单一等问题。被一些西方国家鼓吹成“中国威胁论”，认为它是传播中国意识形态的分支机构。用什么样的心态、思维和方式去办孔子学院，达到消除偏见，增进共识，共同发展的初衷，都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建设，一方面要注重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化与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另一方面要重视大众传媒的行业生态发展，探索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只有加强对大众文化的道德引导，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和历史观，展现文化自信，提炼民族精神，才能真正影响民众心理和日常生活，实现政治和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1]杜军 嵇景岩.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J].学术交流，2015（05）.
[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8.
[3][意]葛兰西.论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
[4]孔德永.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06）.
[5]李冉.谁之主流 何以主流：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研判与建设愿景[J].清华大学学报，2014（05）.
[6][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286-287.
[7]祝华新，潘宇峰，陈晓冉.2016年互联网舆情报告[N/OL].人民网，2016.12.21.
[8]周志强.我们失去了青年[J].社会观察，2012（05）.
[9]徐永生，郝东红.学习党章，动笔还需“走心”[N].解放军报，2016.5.24.
[10]张培国.重申“14年抗战”绝非小题大作[N].人民日报，2017.1.12.
[1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OL].新华网，2014.10.15.
[1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OL].新华网，2016.11.30.
The Interaction of Mass Culture and Mainstream Ideology Alteration
Liu Feng
（College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 Center，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116028）
Abstract： The mass culture has a wide audience and great influence，which shows a strong ideological function.The dissemina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should b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image of " reading era" as the center.The spread of ideology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 demands of integration should be infiltrated to form two-way interaction mechanism；strengthening network construction，gui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initiative and discourse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s essential to lead people to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history and national view.
Key words： popular culture；mainstream ideology；network；cultural self-confidence
責任编辑：梁春阳
关键词：大众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网络；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G124；D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921（2017）03-0072-04
收稿日期：2017-02-25
基金项目：2015年辽宁省社科规划项目“新常态背景下的思想文化建设与文化强国研究”（L15BKS001）；2016年辽宁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多元文化时代大学生道德教育引导与路径诉求”（JG16DB055）；2012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研究”（L12BKS012）；2017年大连交通大学党建课题“以传统美德教育引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DJSZ-2017-A02）。
作者简介：刘凤（1973-），女，河南沈丘人，大连交通大学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化建设、文化传播研究。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具有整合、导向、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学界一般把当今文化一分为三：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就影响来说，大众文化受众面广，影响巨大，它的出现与兴盛，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文化资源的垄断性经营和文化产品严重短缺的现象。大众文化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塑造着人们的价值观，表现出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要构筑引领和凝聚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提升公民道德素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文化强国，必须建立基于“平民意识”的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双向互动机制[1]。
一、大众文化滥觞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策略
新阶段思想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以文化认同推进社会大众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在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过程中，社会现实生活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政府不断探索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政策的价值观基础，近年来党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梦等重要理论，无不是在探讨如何使社会秩序和发展更趋于理性和谐。另一方面一些人产生了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危机。百余年来的传统断裂，以及因断裂引起的普遍失忆，导致“传统文化的断裂，毁了三、四代人”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
20世纪以来的传媒技术发展，使人类从以印刷文字为中心的“读文时代”转向以影像为中心的“读图时代”。其中电视图像已经成为当代支配性的传媒形式，它改变了社会认知与人际交往的模式，引发出深刻的文化变迁。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深刻地指出，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现实社会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并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导致文化精神枯萎[2]。
波兹曼相信，赫胥黎忧虑没有人愿意去读书，因为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人们将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的预言可能成为现实，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令人悲哀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成为了现实，如“四书五经”是古代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命题书和教科书，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但今日学子却多不知“四书五经”为何物，更遑论得其精髓。
当大众文化违背了世俗社会的道德底线时，就流于“低俗”。以最受大众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为例，众多大众文化作品取材于历史，但往往对历史采取了非历史、非公正的态度，使野史、穿越、权术、宫斗、雷剧等成为大众文化的普遍形式。以致有网民调侃中国影视的主旋律是：“太监奴才、皇后妃嫔、内斗心计、鬼子八路、婆媳小三，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更有网民调侃中国大陆片要“争点气”：言情不如韩国，武打不如港台，惊险科技不如美国。
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往往是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包括艺术思想、道德观念、政治法律思想、宗教观点和哲学观点，它一般具有高度融合力、较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认同。但是，随着时代进步和文化变迁，经济基础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会发生相应的变动甚至质变。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认为，文化是“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個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3]。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是进行文化与社会的整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能仅仅依靠政权维持，需要通过民众的积极认同才能实现[4]。
当前人们对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众说纷纭：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梦……。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意识形态谱系占据优势地位与主导性效能，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要义所在[5]。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不应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更应该和时代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这样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这需要社会各层面互相配合，首先需要学术传统与民间力量形成良性互动。大众传播的发展大大扩大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运作的范围，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没有意识形态性，但它所承载的文化传播功能却担负着凝聚人心、感召民众和传承文明的重载。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它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唯一场所[6]。
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应强调义理的价值，另一方面要超越观念局限，规范引导大众文化良性发展。坚持健康的格调和品位，传递正能量，实现积极的教育作用和社会意义。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大众话语”，关注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面对正负面声音混杂、价值多元、观点多样的态势，最大限度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二 、“互联网+”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
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给社会思想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变化很大。“主流媒体”声音逐渐变弱，意识形态工作日益复杂，愈发重要。党和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是国家的大型新闻机构（如各地的党报、党刊、电视台），是民族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尺度与评判标准。它们拥有较大的受众人群，在社会上占有主导地位，体现并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尽管党的主流媒体从整体上看处于优势地位，但这一状况一定程度上是由主流电视媒体的绝对强势造成的表象。而在报纸、网络两类媒体中，党的主流媒体确实已经逐渐趋向“边缘化”，影响力水平亟待提高，主流媒体的市场正在萎缩是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主流媒体是指具有一定公信力的报纸、电视台，而非主流媒体则指不具备权威话语权的网络媒体，与主流媒体相比它更具有话语的草根性。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1.7%，超过亚洲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手机网民规模达6.56亿人，移动互联网塑造的社会生活形态进一步加强。人民网舆情监测中心发布的《2016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数据显示，社会转型时期的深层矛盾和公众内心郁结，主要体现为三个阶层的集体焦虑——底层诉求、新中产焦虑、体制内信心。
网民代际更新，网络流行议题和文化热点正在悄然转换：95后、00后人群作为新生代网民，在逐步重塑网络舆论的基本形态。平台化的微博、微信已成为信息分发的主渠道。演艺界话题走俏，娱乐心态凸显，微博的文娱色彩更趋浓厚。四类阅读量最高的题材分别是：明星、时尚、美女、动漫，对新闻时政类话题的关注度有所下降，热捧时政新闻类的“大V（活跃于微博且拥有众多粉丝的学者和名人）”年代已经远去[7]。
以大学生群体为例，他们是将来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中流砥柱，成长生活于中国经济复苏和崛起振兴的年代，相对于父辈和祖父辈的曲折辛酸乃至苦难经历而言，他们是幸运的：生长于和平年代，国家日渐富强，经济发展迅速。但在市场经济发展大潮的影响下，受社会上所谓“实惠”观念和“个人功利”因素的影响，部分大学生的人生价值尺度渐渐向“功利化”偏移，价值观、人生观存在偏离。虽然很多人外语好、计算机好、经济头脑好，但对祖国的历史文化却非常无知。历史对于他们，很多情况下只是教科书上的白纸黑字或者老师们口中的一段段传奇故事，即便有短暂的震撼感动也并不能持久。青春文化之代替青年文化，乃是政治领域的所谓“民主”代替了理想主义，文化领域的傻乐主义代替了启蒙主义，社会领域的反智主义代替了理性主义。……我们为什么失去了“青年”[8]？多元文化时代大学生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迫在眉睫。
如何有效调控各种大众媒体，有效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大众媒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状，要加以制度和法律上的约束。如何规范引导网民在言论最自由的网络负责任地表述，也势在必行。
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部分基层党组织发起手抄党章接力活动。“抄”不是目的，旨在引导党员全面理解党的纲领，牢记党的宗旨，遵守党章做到“三个”一致。对此有人认为必要，有人认为是形式主义、有作秀之嫌。因为如果只动笔不“走心”，“朋友圈”只为“晒字”而不见行动“真章”，不触及思想和灵魂，就会把这一初衷很好的活动搞变味[9]。
近日教育部发函要求2017年春季教材全面落实14年抗战概念，有人对此不以为然：8年抗战的说法由来已久，为何要执着于8年和14年的年限界定？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入敌手，共产党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军民联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为争取独立英勇抗争。东北地区死亡人口占全国抗战死亡人口总数的13.36%，其中强制劳工死亡达231万多人。14年间中共牺牲了70位将领，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局部抗战也是中国抗战重要组成部分。白山黑水不会忘记牺牲的英烈：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祖国和人民也不会忘记。这关乎国家的历史记忆，国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认同感[10]。
三、大众文化语境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互动交融
（一）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化与广泛认同
意识形态控制是现代社会政治国家进行统治的重要方式，拥有文化领导权是执政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一些人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僵化和故步自封的条条框框，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历史和文化的具体结合。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新自由主义道路”等谬论。
马克思主义描绘的社会理想和人的解放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方向，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著作浩繁，要求普通民众通读它显然脱离实际。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巩固社会的共同理想信念，通过教育宣传、榜样示范、舆论引导等，给人们以价值观的启迪和引导，如“感动中国人物、法治人物、最美系列人物、开学第一课”等，无不具有化育心灵、陶冶高尚道德情操的作用。
（二）大众传媒行业生态发展与有效管理模式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浮躁”是对文艺和精神生活的伤害，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化最重要的作用是温润心灵、引领价值、啟迪审美[11]。如何把大众不同的文化需求整合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使“主旋律”叙事与大众化娱乐互相交融，需要管理层面的宏观调控和传媒自身的净化升华相结合。
大众传媒对于明星，应该更多地关注其作品本身，而不是舍本逐末，津津乐道明星们的个人生活，关注其感情、婚姻、子女甚或无聊琐事。广电总局两度发布“限娱令”，旨在遏制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广受支持也饱受非议。因此资深媒体人士也不乏担忧：如果只注重经济效益，忽视电视行业生态发展，以收视率定输赢的现状不改变，“限娱令”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三）加强道德引导，树立正确的国家历史观
大众文化作品要尊重历史、塑造英雄、惩恶扬善，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作反映新时期良好道德风貌的作品，在追求经济效益时注重社会效益，给人以鼓舞和启迪。落实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不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不媚俗猎奇。……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希望和梦想 [12]。
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下海”一词并不陌生，“下海”鼓励着一代人走向今天。虽然个中滋味喜忧参半，收益与风险并存，但“下海弄潮”是一个时代的显著特征。电视剧《下海》，就从小家庭的时代变迁，折射出时代的风云际会。陈志平在经商的过程中，虽难免与世俯仰，但始终坚守两条底线：一不损害国家，二不损害他人。全剧以他的坚守与不肯随波逐流，引申出“在经济发展大潮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应该坚守做人做事的底线”这一主题。
（四）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民族精神，展现文化自信
由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和生存环境不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固有的社会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国文化被误解或曲解的例子并不鲜见：香港占中；孔子学院推行的如火如荼时突然遭遇某些国家的停办或退出；备受世人瞩目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北京阅兵式上美欧国家的集体缺席，都说明我们的文化影响力和输出力亟待提高。中国形象的传播仅靠时政新闻或旅游业，受众面极为狭窄。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模糊刻板，流于概念化：功夫、共产主义、古老建筑、京剧、丝绸、瓷器、美食……，因此，加强文化的对外宣传和输出至关重要。
传统文化重和合求大同，讲诚信崇正义，历来为东西方思想家称道。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影响，孔子学院已成为汉语推广和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文化品牌。截至2015年9月，我国在全球134个国家和地区共开设495所孔子学院和1000所孔子课堂，短短的11年有如此骄人成绩让国人引以为豪。然而当前，孔子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也面临缺乏中国文化品牌、传播理念不够创新、传播方式过于单一等问题。被一些西方国家鼓吹成“中国威胁论”，认为它是传播中国意识形态的分支机构。用什么样的心态、思维和方式去办孔子学院，达到消除偏见，增进共识，共同发展的初衷，都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大众文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建设，一方面要注重主流意识形态的科学化与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另一方面要重视大众传媒的行业生态发展，探索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只有加强对大众文化的道德引导，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和历史观，展现文化自信，提炼民族精神，才能真正影响民众心理和日常生活，实现政治和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1]杜军 嵇景岩.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J].学术交流，2015（05）.
[2][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8.
[3][意]葛兰西.论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
[4]孔德永.当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建构的有效途径[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06）.
[5]李冉.谁之主流 何以主流：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研判与建设愿景[J].清华大学学报，2014（05）.
[6][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286-287.
[7]祝华新，潘宇峰，陈晓冉.2016年互联网舆情报告[N/OL].人民网，2016.12.21.
[8]周志强.我们失去了青年[J].社会观察，2012（05）.
[9]徐永生，郝东红.学习党章，动笔还需“走心”[N].解放军报，2016.5.24.
[10]张培国.重申“14年抗战”绝非小题大作[N].人民日报，2017.1.12.
[1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OL].新华网，2014.10.15.
[1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OL].新华网，2016.11.30.
The Interaction of Mass Culture and Mainstream Ideology Alteration
Liu Feng
（College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 Center，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116028）
Abstract： The mass culture has a wide audience and great influence，which shows a strong ideological function.The dissemina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should be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image of " reading era" as the center.The spread of ideology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 demands of integration should be infiltrated to form two-way interaction mechanism；strengthening network construction，gui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initiative and discourse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s essential to lead people to establish a correct view of history and national view.
Key words： popular culture；mainstream ideology；network；cultural self-confidence
責任编辑：梁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