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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是按照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的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减缓资源环境约束的有效手段。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推进，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我国需要通过采取结构升级、总量和强度调控、自主创新和布局调整等措施，减缓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对资源环境的不合理、低效率的消耗和占用。
一、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资源环境约束
（一）高投入、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待改变
2010年，我国产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需直接投入自然资源14.5吨，而欧盟15国2000年产出单位GDP直接投入自然资源5.9吨，日本2006年产出单位GDP直接投入自然资源4吨。2009年，我国产出单位GDP需耗电0.424千瓦时，是日本的1.6倍，欧盟的1.9倍。2007年，我国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产出GDP 0.211亿美元，是美国的72.2%，是日本的16.7%。2009年，我国产出单位GDP需排放SO2 2.68克，而欧盟15国产出单位GDP排放SO2仅为0.216克。
（二）高度扩张、低效率城镇化推进模式有待改变
1996—2010年间，在能源消耗方面，我国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需多消耗能源4940万吨标煤，其中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在工业制成品方面，我国城镇化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需多消耗钢材645万吨，水泥2190万吨。201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为16615人/平方公里，较1990年下降29.3%。2001—2010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3.12%，远低于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率（5.84%）、城镇用电量增长率（12.62%），也低于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5.64%）以及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增长率（5.72%）。
（三）高重复性、低技术含量工业化发展模式有待改变
总体上看，我国工业增长仍然呈现技术效率恶化的现象。从全国层面上看，技术无效率值由1985—1990年的0.413增加到2004—2009年的0.502。虽然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近25年来有所改善，但仍然难以抵消中部、西部、东北三个板块技术效率恶化的影响。技术效率恶化带来的是资源利用和污染控制的低效率。2001—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1.59%，低于工业用电量年均增长率（12.8%），虽高于我国工业废水产生量增长率（1.78%），但仍低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增长率（11.74%）和工业废气产生量增长率（13.9%）。
在技术效率恶化的条件下，以投资跃进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催生了大量的过剩产能。2010年，水泥、钢材、平板玻璃、焦炭、PVC、电石和多晶硅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2%、80.2%、70.8%、67.2%、49.1%、60.7%和60%。这些产能多集中在资源能源高消耗行业，这不仅加剧了行业的无序发展和低水平竞争，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虽然“十一五”时期我国加大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但是这一时期水泥、平板玻璃、焦炭、电石等行业新增的产能远高于淘汰的产能，使得产能过剩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改变。
（四）高消耗、高排放城市消费行为模式有待改变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居民消费总量及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内涵的CO2排放量也呈增加趋势，由1997年的11.73亿吨增加至2007年的18.01亿吨，居民人均消费内涵CO2排放量也由1997年的2.23吨/人上升至2007年的2.90吨/人，其中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内涵CO2排放量由1.58吨/人上升至2.32吨/人，农村居民则由0.65吨/人下降至0.58吨/人。
2007年我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资源耗竭系数为0.18/户年，较2001年的0.11/户年上升了63.6%。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各类消费支出中，累积环境影响最高的四项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27.6%）、食品（19.9%）、交通（10.2%）、文化娱乐用品和服务（9.2%）。欧盟25国居民消费累积环境影响最高的4项分别为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消费（31.8%）、私人交通（17.1%）、家庭设备和房屋维护（13.9%）、餐馆和酒店（9.4%）。我国城镇居民在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等消费项上，单位消费支出产生的累积环境影响分别是欧盟25国的7.40倍、5.75倍和1.59倍。
（五）净出口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贸易模式有待改变
2007年，我国净出口内涵CO2排放量达到11.29亿吨，占国内CO2排放总量的20.3%，国内CO2排放总量的33.8%是为出口贸易服务。2007年，我国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量达到3.13亿吨标煤，2002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中13.1%是为出口贸易服务，到2007年这一比重增加至26.3%，这表明中国接近1/4的能源消耗是为了满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而消耗的。2007年，出口导致的SO2排放量已占我国SO2总排放量的56.1%，净出口导致的SO2排放量比重也达到了24.4%，出口商品已成为我国SO2排放增加的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
二、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关键因素分析
（一）区域发展差距影响了约束破解组合政策的实施效果
“十一五”时期，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组合政策以构建约束和激励机制破解资源环境约束。2005—2010年，从节能减排组合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看，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属于低节能效率低减排效率的有13个，属于低减排效率低治理效率的有10个。节能减排效率较高的主要集中在发达的直辖市和广东、江苏，而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黑龙江、海南和青海节能减排效率也较高，污染治理效率比较高的有北京、江苏、浙江等省（市、自治区），而节能、减排、污染治理效率都比较低的省（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西部的贵州、四川、山西、内蒙古、新疆、宁夏、陕西以及东北的吉林、辽宁和东部的河北，且约束机制比激励机制在提升节能、减排和治理效率上更为有效。所处发展阶段、区域产业结构、地方利益和受资源环境约束程度决定了地方政府无论在意识还是行动上对约束破解组合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实施效果。区域、城乡巨大的发展差距为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提供了转移和生存的空间，也形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这种差距、脱贫致富的目标以及地方利益使得中央政策执行力度在一些地方逐级减弱，导致中央政府外生推动力难以形成地方政府破解约束的内生动力（除非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已危及生存），从而导致了节能减排的拉锯战。而这些因素也必然推后差别化政绩考核体系建立的时间，虽然这一体系对于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更为有效。 （二）技术进步对资源环境约束的减缓效应还有待发挥
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影响资源环境，而结构效应又受制于技术效应。我国正处于技术模仿和自主研发的过渡期，1993年至2009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仅为20.7%，弹性系数仅为0.13。这表明我国许多技术成果还不具备经济效益，主导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仍是技术效率改善而不是技术进步，自主创新技术还没有成为我国技术发展的主要途径。从自主创新的投入上看，我国高技术产业R&D经费占工业增加值比重水平（6%）也远落后于美国（36.8%）、日本（28.9%）等发达国家。“十一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我国能源节约、主要工业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减排、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起着最主要的贡献，在一些污染物减排领域技术进步贡献率达到66%，但随着企业边际节能减排成本增加，所有较容易获得的节能减排技术在前期已经得到了使用，而我国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能耗水平和污染排放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在未来十年我国需采取更有力、更有效的措施推动生产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和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进步。在我国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中，中小企业无论从数量和产值上都占重要比重，而低端产能也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目前我国来自中小企业的技术与产品创新不足10%，而在欧盟国家如德国，2010年中小企业的发明创造已占到德国每年专利申请的67%，企业和民间研发投入也已占到总投入的67%，而法国60%左右的技术产品创新都是由中小企业贡献。基于规模效率对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最小，推动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在未来将成为降低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关键。
（三）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增加了资源环境压力
随着我国城市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速度的加快和农村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城乡居民对家电电器、汽车和住宅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规模扩张将对国内乃至全球矿产资源形成新一轮的压力，同时，不断上升的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保有量也推动着居民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商品性消费支出比重大和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小的消费结构进一步增加了资源消耗和生产资源的生态占用。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29.6%和25.8%，大致相当于日本2000年和韩国1990年左右的水平。在包装、建筑、一次性消费品领域的过度消费、短生命周期消费和餐饮领域的浪费行为空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低油耗节能环保型汽车、清洁能源汽车、节能建筑、节能家电的普及程度低也增加了居民能源资源消费量，而政府公共消费和国企消费还存在浪费现象。此外，奢侈消费和炫耀性消费也加剧了社会消费环节资源和能源利用的低效率。
（四）贸易结构失衡进一步导致了出口的环境低效率
“十一五”时期，虽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比重下降至5.5%，但资源密集型产品仍是我国一大出口项目，2010年我国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全球同类产品出口的比重达到34%，大大高于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于技术在减缓资源环境约束上的正向效应还不明显，目前我国贸易的绝大多数产品的单位出口产品污染强度均比发达国家高，这进一步加大了对外贸易的资源环境逆差。此外，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所占比重过低的贸易结构也导致了出口的环境低效率。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达到12016.6亿美元，超过德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第一大国。但2011年我国服务进出口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之比为10.3%，低于同期18%的世界平均水平，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也仅有5.2%。
三、政策建议
（一）通过总量、强度“两端双控制”调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
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应通过设定“五条红线”，形成中央部委对地方政府的权力制衡和自上而下的扭转粗放发展模式的体制机制，使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转化为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经济系统输入端，设定土地红线、水资源管理红线、能源消费红线、矿产资源开采红线四条红线，控制工业化、城市化和出口贸易对自然资源的总量需求，同时进一步细化并设置分行业、分区域的土地、水、能源、矿产资源开采和使用强度约束性指标，控制资源能源的开采速度，提高资源能源的开采效率和效益，提升资源能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在社会经济系统输出端，逐步设定各类水、大气、工业固废污染物排放红线，通过细化分行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约束性指标，倒逼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并提升污染物处理处置水平。除了对资源能源和污染物流量部分进行控制外，还需对流域、土壤中历史遗留的存量污染部分进行进一步削减和治理。
（二）通过技术溢出、自主创新“四体双支撑”打造产业绿色国际竞争力
在“十三五”及未来五年规划中增加“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衡量创新产出的指标。扭转自主创新的结构性失衡，改革国有企业的创新考核方式，设定单位专利发明人员和资金投入指标，加大员工创新的激励力度，不断提升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效率和产出。鼓励支持大型企业走出去步伐，积极利用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诸多不稳定因素和形势，通过技术合作、人才引进、收购兼并等手段，最大程度缩小与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外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差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领域自主创新项目的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同群效应，不断提高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鼓励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创业型企业迅速追赶世界先进技术前沿，引导创新活跃的民营企业迅速成长为国际性大企业，打造一批专业创新企业。
（三）通过产品提质、结构升级“两侧双转化”减缓消费的资源环境外部性
在产品和服务供给侧，加大绿色节能产品的技术创新力度，不断降低绿色节能产品的生产成本，有力提升绿色节能产品的节能减排效益，使绿色节能产品的资源环境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在产品和服务需求侧，调整最终产品消费结构，采取补贴等经济激励手段，完善绿色节能产品促销体系，使居民形成对绿色节能产品的消费偏好，增加节能节水节材产品消费和保有量比重，向消费者提供省地、节能、环保、长寿命周期住宅，把商品类的促进消费政策延伸到养老、家政等服务类。大力整治过度消费和短生命周期消费，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系统、逐步禁止过度包装并开展包装再利用等方式适度控制汽车和包装使用等物质消费。
（四）通过结构调整、布局重构“三心双转移”降低对外贸易的资源环境逆差
以配额、许可、禁令、限价、信贷等贸易调控手段进一步抑制“两高一资”行业产品出口，不断提高行业准入制度和门槛，鼓励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生产中心向国外转移。通过与其他国家开展能源矿产、农业开发、海洋资源等方面互利合作，推动我国资源能源开采和初级加工产业发展重心向国外转移，鼓励在产地开展能源资源产品的初级加工后再进口。推动加工贸易从组装加工向研发制造等附加值转型，扩大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节能环保产品出口，以承接国际服务离岸外包为切人点，重点扶持一批优质服务贸易企业，扩大我国高附加值产品售后服务、节能服务、文化服务等服务业态的国际影响力。扩大国内短缺的能源、资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加大鼓励稀缺资源能源进口贸易的直补、退税、减免税等调控政策力度，通过发挥区域科技、人才优势，吸引外资企业的研发、结算、经营总部落户，引导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向国内转移。
（卢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所）
一、经济发展方式强化资源环境约束
（一）高投入、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待改变
2010年，我国产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需直接投入自然资源14.5吨，而欧盟15国2000年产出单位GDP直接投入自然资源5.9吨，日本2006年产出单位GDP直接投入自然资源4吨。2009年，我国产出单位GDP需耗电0.424千瓦时，是日本的1.6倍，欧盟的1.9倍。2007年，我国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产出GDP 0.211亿美元，是美国的72.2%，是日本的16.7%。2009年，我国产出单位GDP需排放SO2 2.68克，而欧盟15国产出单位GDP排放SO2仅为0.216克。
（二）高度扩张、低效率城镇化推进模式有待改变
1996—2010年间，在能源消耗方面，我国城镇化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需多消耗能源4940万吨标煤，其中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在工业制成品方面，我国城镇化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需多消耗钢材645万吨，水泥2190万吨。2010年我国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为16615人/平方公里，较1990年下降29.3%。2001—2010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3.12%，远低于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率（5.84%）、城镇用电量增长率（12.62%），也低于城镇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5.64%）以及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增长率（5.72%）。
（三）高重复性、低技术含量工业化发展模式有待改变
总体上看，我国工业增长仍然呈现技术效率恶化的现象。从全国层面上看，技术无效率值由1985—1990年的0.413增加到2004—2009年的0.502。虽然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近25年来有所改善，但仍然难以抵消中部、西部、东北三个板块技术效率恶化的影响。技术效率恶化带来的是资源利用和污染控制的低效率。2001—201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11.59%，低于工业用电量年均增长率（12.8%），虽高于我国工业废水产生量增长率（1.78%），但仍低于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增长率（11.74%）和工业废气产生量增长率（13.9%）。
在技术效率恶化的条件下，以投资跃进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催生了大量的过剩产能。2010年，水泥、钢材、平板玻璃、焦炭、PVC、电石和多晶硅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2%、80.2%、70.8%、67.2%、49.1%、60.7%和60%。这些产能多集中在资源能源高消耗行业，这不仅加剧了行业的无序发展和低水平竞争，也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虽然“十一五”时期我国加大了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但是这一时期水泥、平板玻璃、焦炭、电石等行业新增的产能远高于淘汰的产能，使得产能过剩的局面没有得到有效改变。
（四）高消耗、高排放城市消费行为模式有待改变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居民消费总量及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消费内涵的CO2排放量也呈增加趋势，由1997年的11.73亿吨增加至2007年的18.01亿吨，居民人均消费内涵CO2排放量也由1997年的2.23吨/人上升至2007年的2.90吨/人，其中城市居民人均消费内涵CO2排放量由1.58吨/人上升至2.32吨/人，农村居民则由0.65吨/人下降至0.58吨/人。
2007年我国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资源耗竭系数为0.18/户年，较2001年的0.11/户年上升了63.6%。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各类消费支出中，累积环境影响最高的四项是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27.6%）、食品（19.9%）、交通（10.2%）、文化娱乐用品和服务（9.2%）。欧盟25国居民消费累积环境影响最高的4项分别为食品和非酒精饮料消费（31.8%）、私人交通（17.1%）、家庭设备和房屋维护（13.9%）、餐馆和酒店（9.4%）。我国城镇居民在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等消费项上，单位消费支出产生的累积环境影响分别是欧盟25国的7.40倍、5.75倍和1.59倍。
（五）净出口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贸易模式有待改变
2007年，我国净出口内涵CO2排放量达到11.29亿吨，占国内CO2排放总量的20.3%，国内CO2排放总量的33.8%是为出口贸易服务。2007年，我国贸易内涵能源净出口量达到3.13亿吨标煤，2002年中国能源消耗总量中13.1%是为出口贸易服务，到2007年这一比重增加至26.3%，这表明中国接近1/4的能源消耗是为了满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而消耗的。2007年，出口导致的SO2排放量已占我国SO2总排放量的56.1%，净出口导致的SO2排放量比重也达到了24.4%，出口商品已成为我国SO2排放增加的非常重要的来源之一。
二、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关键因素分析
（一）区域发展差距影响了约束破解组合政策的实施效果
“十一五”时期，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组合政策以构建约束和激励机制破解资源环境约束。2005—2010年，从节能减排组合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看，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属于低节能效率低减排效率的有13个，属于低减排效率低治理效率的有10个。节能减排效率较高的主要集中在发达的直辖市和广东、江苏，而工业发展相对落后的黑龙江、海南和青海节能减排效率也较高，污染治理效率比较高的有北京、江苏、浙江等省（市、自治区），而节能、减排、污染治理效率都比较低的省（市、自治区）主要集中在西部的贵州、四川、山西、内蒙古、新疆、宁夏、陕西以及东北的吉林、辽宁和东部的河北，且约束机制比激励机制在提升节能、减排和治理效率上更为有效。所处发展阶段、区域产业结构、地方利益和受资源环境约束程度决定了地方政府无论在意识还是行动上对约束破解组合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实施效果。区域、城乡巨大的发展差距为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提供了转移和生存的空间，也形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这种差距、脱贫致富的目标以及地方利益使得中央政策执行力度在一些地方逐级减弱，导致中央政府外生推动力难以形成地方政府破解约束的内生动力（除非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已危及生存），从而导致了节能减排的拉锯战。而这些因素也必然推后差别化政绩考核体系建立的时间，虽然这一体系对于破解资源环境约束更为有效。 （二）技术进步对资源环境约束的减缓效应还有待发挥
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影响资源环境，而结构效应又受制于技术效应。我国正处于技术模仿和自主研发的过渡期，1993年至2009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仅为20.7%，弹性系数仅为0.13。这表明我国许多技术成果还不具备经济效益，主导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仍是技术效率改善而不是技术进步，自主创新技术还没有成为我国技术发展的主要途径。从自主创新的投入上看，我国高技术产业R&D经费占工业增加值比重水平（6%）也远落后于美国（36.8%）、日本（28.9%）等发达国家。“十一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我国能源节约、主要工业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减排、农业面源污染控制起着最主要的贡献，在一些污染物减排领域技术进步贡献率达到66%，但随着企业边际节能减排成本增加，所有较容易获得的节能减排技术在前期已经得到了使用，而我国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能耗水平和污染排放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在未来十年我国需采取更有力、更有效的措施推动生产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和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进步。在我国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中，中小企业无论从数量和产值上都占重要比重，而低端产能也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目前我国来自中小企业的技术与产品创新不足10%，而在欧盟国家如德国，2010年中小企业的发明创造已占到德国每年专利申请的67%，企业和民间研发投入也已占到总投入的67%，而法国60%左右的技术产品创新都是由中小企业贡献。基于规模效率对节能减排效率的影响最小，推动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在未来将成为降低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关键。
（三）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增加了资源环境压力
随着我国城市耐用消费品升级换代速度的加快和农村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城乡居民对家电电器、汽车和住宅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规模扩张将对国内乃至全球矿产资源形成新一轮的压力，同时，不断上升的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保有量也推动着居民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商品性消费支出比重大和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小的消费结构进一步增加了资源消耗和生产资源的生态占用。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为29.6%和25.8%，大致相当于日本2000年和韩国1990年左右的水平。在包装、建筑、一次性消费品领域的过度消费、短生命周期消费和餐饮领域的浪费行为空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低油耗节能环保型汽车、清洁能源汽车、节能建筑、节能家电的普及程度低也增加了居民能源资源消费量，而政府公共消费和国企消费还存在浪费现象。此外，奢侈消费和炫耀性消费也加剧了社会消费环节资源和能源利用的低效率。
（四）贸易结构失衡进一步导致了出口的环境低效率
“十一五”时期，虽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比重下降至5.5%，但资源密集型产品仍是我国一大出口项目，2010年我国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全球同类产品出口的比重达到34%，大大高于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由于技术在减缓资源环境约束上的正向效应还不明显，目前我国贸易的绝大多数产品的单位出口产品污染强度均比发达国家高，这进一步加大了对外贸易的资源环境逆差。此外，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所占比重过低的贸易结构也导致了出口的环境低效率。2009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达到12016.6亿美元，超过德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第一大国。但2011年我国服务进出口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之比为10.3%，低于同期18%的世界平均水平，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也仅有5.2%。
三、政策建议
（一）通过总量、强度“两端双控制”调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
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应通过设定“五条红线”，形成中央部委对地方政府的权力制衡和自上而下的扭转粗放发展模式的体制机制，使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转化为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经济系统输入端，设定土地红线、水资源管理红线、能源消费红线、矿产资源开采红线四条红线，控制工业化、城市化和出口贸易对自然资源的总量需求，同时进一步细化并设置分行业、分区域的土地、水、能源、矿产资源开采和使用强度约束性指标，控制资源能源的开采速度，提高资源能源的开采效率和效益，提升资源能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在社会经济系统输出端，逐步设定各类水、大气、工业固废污染物排放红线，通过细化分行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约束性指标，倒逼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并提升污染物处理处置水平。除了对资源能源和污染物流量部分进行控制外，还需对流域、土壤中历史遗留的存量污染部分进行进一步削减和治理。
（二）通过技术溢出、自主创新“四体双支撑”打造产业绿色国际竞争力
在“十三五”及未来五年规划中增加“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衡量创新产出的指标。扭转自主创新的结构性失衡，改革国有企业的创新考核方式，设定单位专利发明人员和资金投入指标，加大员工创新的激励力度，不断提升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效率和产出。鼓励支持大型企业走出去步伐，积极利用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诸多不稳定因素和形势，通过技术合作、人才引进、收购兼并等手段，最大程度缩小与处于世界技术前沿的国外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差距。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领域自主创新项目的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同群效应，不断提高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鼓励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创业型企业迅速追赶世界先进技术前沿，引导创新活跃的民营企业迅速成长为国际性大企业，打造一批专业创新企业。
（三）通过产品提质、结构升级“两侧双转化”减缓消费的资源环境外部性
在产品和服务供给侧，加大绿色节能产品的技术创新力度，不断降低绿色节能产品的生产成本，有力提升绿色节能产品的节能减排效益，使绿色节能产品的资源环境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在产品和服务需求侧，调整最终产品消费结构，采取补贴等经济激励手段，完善绿色节能产品促销体系，使居民形成对绿色节能产品的消费偏好，增加节能节水节材产品消费和保有量比重，向消费者提供省地、节能、环保、长寿命周期住宅，把商品类的促进消费政策延伸到养老、家政等服务类。大力整治过度消费和短生命周期消费，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系统、逐步禁止过度包装并开展包装再利用等方式适度控制汽车和包装使用等物质消费。
（四）通过结构调整、布局重构“三心双转移”降低对外贸易的资源环境逆差
以配额、许可、禁令、限价、信贷等贸易调控手段进一步抑制“两高一资”行业产品出口，不断提高行业准入制度和门槛，鼓励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生产中心向国外转移。通过与其他国家开展能源矿产、农业开发、海洋资源等方面互利合作，推动我国资源能源开采和初级加工产业发展重心向国外转移，鼓励在产地开展能源资源产品的初级加工后再进口。推动加工贸易从组装加工向研发制造等附加值转型，扩大技术和资金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节能环保产品出口，以承接国际服务离岸外包为切人点，重点扶持一批优质服务贸易企业，扩大我国高附加值产品售后服务、节能服务、文化服务等服务业态的国际影响力。扩大国内短缺的能源、资源和原材料的进口，加大鼓励稀缺资源能源进口贸易的直补、退税、减免税等调控政策力度，通过发挥区域科技、人才优势，吸引外资企业的研发、结算、经营总部落户，引导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向国内转移。
（卢伟，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