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正处于一场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的源头出人意料：医学院及医学研究。神经科学正在改变我们关于人类如何决策的看法，这些发现将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关于经济如何运转的看法。简言之，我们正迎来“神经经济学”的发轫。
　　将神经科学与经济学联系起来，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事。神经经济学尚处雏形阶段，但其遵循了这样一条路径：科学革命总是起源于以往人们所完全不曾注意的地方。如果不能提出新的方法论，任何科学都会走入死胡同。学者们将陷于现有的方法论无法自拔，其研究也将变成是既循环往复又琐碎的无用功。
　　但最近在神经经济学领域里，却接连出现几次跨越。令人注目的包括神经经济学家格里姆切在2010年出版的新书《神经经济分析基础》。该书标题显然来自萨缪尔森1947年的经典著作、上一次经济理论革命的起点《经济分析》一书。
　　虽然格里姆切目前在纽约大学经济学系工作，但对大部分经济学家而言，他就是天外来客。毕竟，其博士学位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系取得的。
　　此外，像他这样的神经经济学家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也与他们这些正统的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方法格格不入。前者试图将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与大脑的具体结构联系起来，以此推动经济学的进步。
　　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大体上基于人类理性的假设——人类总是系统性地让自身的快乐程度最大化，即经济学家所谓的“效用”。萨缪尔森在1947年提出这一主题时，并没有将研究目光投向大脑，而是提出了“显示偏好”。在他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理性假设的基础上，并不关注人类的大脑生理结构。
　　因此，格里姆切对流行的经济学理论充满怀疑，并一直寻找经济理论的生理基础。他试图通过找出背后的大脑机制，从而将“软”效用理论转变为“硬”效用理论。
　　格里姆切和他的同事已经发现不少证据，但离大体上揭示基础大脑的结构，毕竟还有一段距离。可能的结论是，大脑中并不存在相应的结构，所以整个效用最大化理论都是错误的，或至少需要进行重大修正。如果真是如此，光是这一结论就将从根本上动摇经济学。
　　另一个令神经科学家们激动不已的新领域，是大脑如何处理模糊情形，即那些概率未知或其他高度相关信息无法获得的情况。根据已经发现的结果，大脑用来处理概率情况一目了然的区域与处理概率未知的区域是不同的。这一成果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如何处理像金融市场和危机来袭等情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凯恩斯认为，大部分经济决策都是在概率未知的模糊情况下做出的。他推论说，我们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是受“动物精神”波动的推动所致，所谓“动物精神”，是指不为经济学家所理解的精神力量。
　　当然，经济学本身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当危机来临时，有多少个经济学家，就有多少种干预办法。经济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结构，洞察经济依赖于理解经济的法律、规则、商业活动和习俗、资产负债表等诸多细节。
　　但终有一天，我们将通过更好地理解大脑功能的生理结构，从而更好地了解经济如何起作用或未起作用。
　　这些大脑结构是将大脑比作计算机的基础——前者是通过轴突和树突相互交流的神经元网络，后者是通过电路相互联系的晶体管网络。经济将成为新的类比——通过电子和其他通信手段相互联系的人际网络。
　　大脑、计算机和经济，这三者均是以通过个体单元——神经元、晶体管、个人——的合作和行为解决基本信息问题的机制。只要我们对这三者中任何一者如何解决问题的理解有了突破，都能将其推广到其他两者。
　　作者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