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犹太人信奉的上帝，名叫“耶和华”，他的名字在犹太先民中就具有神力，他们以上帝的名字来起誓。但最初的犹太旧约中并没有这个名字，神的名字，本不应由人的口中念出。在日本，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所以天皇及皇室成员没有姓氏，只有名字。神不需要姓氏，而对于一神教而言，其实连名字也可以省略。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无论是犹太上帝的名还是日本天皇的姓，都出于避讳的原因而令世人缄口。
　　姓名避讳是中国历史上持续的制度传统。陈援庵先生说，“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2000年。”避讳未必中国独有，但将它作为制度的传统却是中国特有的。《左传》中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因其神圣，不可污亵，所以要将名字这个符号束之高阁。
　　 谁是神圣的呢？东周以后，中国的哲学渐渐远离天人之际，而专注于人人之际，于是家族先祖、国君、圣贤就是神圣的。因此避讳大致有四种，家讳、圣贤讳、宪讳与国讳。遇到讳字，可以用改字、空字、缺笔的办法来避讳。
　　最初避讳并不森严，但随着中国文化日趋成熟、繁复，这种关于符号的禁忌就愈来愈规范、苛刻。在孔夫子的时代，“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之外的“字”，虽然也是姓名符号，但却被划入别种，可以用来指称尊长。孔子与学生论道时，自称“丘”，这是他的名字，他的弟子们在撰述时则直呼老师的字，仲尼。此时，名已经避讳。
　　 西晋之后，中原板荡，五胡乱华，佛教东渐，汉文化受到严重的干扰与改造，结果之一是人们虽然仍重视礼仪，却又忘记了正统礼仪的细节。于是表现出奇怪的情况，一方面，一些传统的社会规范被遗忘、遗弃；另一方面，像避讳这类规范又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本来《礼记》上明明白白地说“礼不讳嫌名”，“嫌名”是与名字同音的字。但六朝时，士人们不仅避讳嫌名，还避讳尊者的字，或许此时他们已经开始混淆名与字之间的区别了。南梁的刘昭有三个儿子，他们因为父亲名中的“昭”字，一生不用“照”字，每遇“照”便写成“”。颜之推在《家训》中讥讽说：其实“”字之中还藏着一个“钊”字呢！他还举了个夸张的例子：如果吕尚（姜太公）、赵壹的儿子们也如此避讳，他们就得终生不能写“上”“一”两字，只要一动笔，就会触犯避讳了。唐代诗人李贺受韩愈的鼓励，参选进士，榜上有名。他的竞争者攻击他，声称李贺父亲名叫晋肃，从避讳出发，李贺本不应该举进士。这一度引起韩愈加入这场关于避讳嫌名的论战。
　　 父亲的名字对儿子构成避讳，所以，父亲为儿子起名时就要为将来的孙子多考虑一重，起得不好，岂不是给孙子出难题。
　　上面说的是家讳。作为至圣先师，孔夫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圣人。孔子名丘字仲尼，讳丘字。所以“商丘”这样的地名，要改作“邱”字，不仅如此，作为姓氏的丘姓，也要改加阜变作“邱”姓。这是圣贤讳。
　　 宪讳是民众及下级官员对长官名字的避讳。民居的“门”，本来称为“户”，但荆州人为了避讳曾长期主政此地的西晋贤臣羊祜的嫌名，将“户”改作“门”。最可笑的宪讳莫过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为了避讳田登的名，百姓点灯只能称“放火”。
　　《千字文》是民间广泛流传的开蒙读物，起首八字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但清朝康熙皇帝名叫玄烨，为了避讳，“玄”字就生生改成了“元”字，好在洪武皇帝朱元璋是前朝故君，用不着避讳。讳“玄”字，就属于“国讳”，不仅皇室要避本朝前代的名讳，全体百姓也要避讳。据说康熙皇帝也曾考虑到避讳为民间带来的麻烦，因此他给皇子们命名多用僻字，尽可能少给百姓添乱。康熙诸皇子，派字用“胤”，不是常用字，而“”“”“”“”“”“”等僻字，很多人一生都用不到。
　　时隔很多年后，有位叫宁的爱新觉罗氏成了道光皇帝，于是讳“宁”字，北京城南的“广宁门”，就无奈地被改作今天的“广安门”。“安”“宁”同义。
　　避讳是出于对秩序与制度的维护，这种秩序始终反映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时强时弱，贯穿于中国2000年的历史，直至今日。某些阶段，出现畸变的形态，乃是因为秩序本身受到破坏以后的报复性反弹。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