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后一天，梅纳德·凯恩斯在闭幕演说中慨叹：“我们已经表明，44个国家联合起来能够以和睦与团结一致的精神共同完成一项建设任务。”此后，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步建立起来。
　　 但后来的国际金融史却宣告了这种乐观主义的失败。在《黄金、美元与权力》一书中，弗朗西斯·加文遗憾地告诉我们，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国际多边合作与协商体系，受到政治情势以及经济规律的深刻影响，几乎从建立之日起就埋下了矛盾、纷争与崩溃的种子。
　　 通过梳理美国与欧洲的解密档案材料，加文将美元和黄金问题还原为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最重要事务。加文认为，这些货币问题与财政、外交、军事、政治、贸易等领域的决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绝不能割裂地看待美国的经济政策、安全战略、政治联盟与外交事务问题，也绝不能脱离美国与欧洲的总体关系来理解这个时期的“国际收支政治学”。
　　可以说，对大多数美国决策者而言，“美元和黄金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既要实现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和黄金外流的“对外经济政策首要目标”，又不能危及身为“领导者”在全球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承诺，这个两难困境让从艾森豪威尔到尼克松的四届美国政府头疼不已，更为地缘政治利益而不断牺牲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的黄金蜜月后，为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明争暗斗的各国，其相互关系如此翻云覆雨，以至于“冲突主要来自北约盟国间，而不是与苏联的对抗”。
　　 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临黄金与美元储备耗尽等困境的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被迫向美国寻求金融支持，而艾森豪威尔政府明确将各种金融援助措施与英国军队完全撤离苏伊士运河联系起来。到了1962年春，法国与西德开始利用持有的盈余美元迫使美国改变在欧洲的政治战略。肯尼迪总统不得不直白地告诫法国，如果法国不再支持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将从欧洲撤军，“由此节省的13亿美元正好弥补我们的国际收支赤字”。
　　 同时，随着海外所累积的赤字美元数量最终超过了美国所持有的黄金价值，世界各国对美国承诺以某个固定价格将赤字美元兑换成黄金的信心逐渐消退，这一体系也就注定会解体了。但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不仅仅是纯经济因素，还包括美国深陷越战泥潭、西德对美国安全承诺失去信心、法国退出北约、英国再次被欧洲共同市场拒之门外等一连串政治诱因。
　　 为什么历届美国政府依然愿意费力地去维持一个“无效且危机四伏”的货币体系？加文对此的解释是：“一场大衰退演变成一次全球性灾难的事实，已经烙进大多数决策者的集体记忆之中”。
　　 根据加文的分析，多数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家都出生于大萧条时期，他们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货币关系史中得到某种惨痛但又过度简单化的教训：国际货币合作的缺乏引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崩溃，国际货币流动性的萎缩破坏了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货币混乱和贬值催生了经济上闭关自守、与邻为壑的贸易限制政策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思潮；独裁者的上台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爆发。在这些美国的决策者们看来，国际金融秩序的崩溃与世界大战之间几乎存在着确定无疑的因果联系。
　　 必须承认，国际金融的确是一种政治。永远的朋友与敌人都不存在，“保卫美元”或“保卫欧洲”，归根结底都是美国在保卫自己的利益。“货币问题不是在真空中讨论的，而不可避免地与当时宏大的政治和安全问题相关联”。但这并不代表着时时刻刻都必须用宏大的政治和战略背景来理解和检视一切，也不意味着任何一方都可以一厢情愿地梦想本国货币自然而然成为国际公认的储备货币。事实上，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或许是美国保持国际霸权的重要武器，却也是妨害美国自身利益的双刃剑。
　　 幸运的是，新一代决策者的代际集体回忆已经转变为对冷战体系、铁幕手段、红色风暴的警惕与反思。冷战对立态势的结束以及多边国际政治体系的浮现，更让货币冲突与国际经济矛盾不至于上升到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细细想来，在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与竞争策略”路向之外，还有涵括于欧元区设想之内的“和平主义、对话理性与合作策略”这一选择。凯恩斯的理想与乐观，原来一直是美好而珍贵的。
　　《黄金、美元与权力》，（美）弗朗西斯·加文著，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8月
　　 作者为香港大学经济学博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