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历史的价值，大约在于生动有趣，可作为大历史的补充或注解。
　　65年前的今天，上海正处于“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时刻，这几天媒体对历史档案的深入解读颇让人感慨，也让我想起我们家的小历史。
　　我父亲是那个时代的外来移民，他从绍兴来，受亲戚关照，从正泰橡胶厂批来货物，雇一个伙计，开了一家胶鞋店。小店就在南车站路上，矮平房，一开间门面，下面是店铺，搭一个阁楼住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一切都是父母与二哥在我懂事后点点滴滴告诉我的。
　　1949年初夏，物价飞涨，兵荒马乱，胶鞋店的生意陷入困境。为了促销，父亲请来一班吹鼓手，爬上屋顶，吹了一天的“大减价”，但由此产生的利润还不够支付吹鼓手的费用。如果非要说吹吹打打产生了广告效应，那就是在几天后的黄昏，父亲与伙计正在上排门板时，呼地一声冲进来一个蒙面大汉，一支手枪杵在父亲腰眼上：识相点，钞票拿出来！父亲吓得浑身筛糠，马上叫伙计将放钱的木匣子递给他。
　　父亲去警局报警，警员要父亲描述一下抢劫者的面目，他只会说三个字：白郎宁！
　　损失营业款顶多全家饿一顿，还不至于破产，真正的打击是在两天后。那天，市北方向枪声响得紧迫，父亲不时看到有人慌里慌张沿着南车站路向南跑。南车站路是根据火车站命名的，这个车站，我后来知道与江南制造局有点关系，淞沪抗战爆发时，侵华日军的轰炸机将它炸得七零八落，战后重建一过。解放前夕，这个车站就成了国民党逃兵的诺亚方舟。下午，小街上所有店鋪都上了排门板，街面一片萧条。我们全家——父母和大哥二哥——都躲在阁楼上，老虎天窗也不敢打开。
　　突然有人拍打店门，父亲下楼看个究竟，店门已被一脚踹开。十几个国民党逃兵将货架拉倒，抢了胶鞋就给自己换上。这群逃兵也真可怜，臭脚丫子皮开肉绽，流血流脓，他们穿上胶鞋继续往车站末路狂奔。父亲看着扔得满地都是的那堆破鞋，欲哭不能。但形势不让他有表达感情的时间，后来跟上来的一批逃兵继续闯进小店满地找鞋，新胶鞋没有了，就在前任逃兵扔下的鞋堆中寻找尚可对付的二手鞋，穿上后继续南窜。天黑后，小店共“接待”了四批逃兵，留下的破鞋一批比一批烂，一批比一批臭。父亲终于认识到这些破鞋没有任何价值，就扔到门外，若有叫花子看中的话，也算物尽其用吧。
　　第二天黎明，上海迎来了解放。一切都像电影里拍摄的那样，解放军战士抱枪睡在马路上，南车站路也有那么一小队——因为这条街上就有一个警局。父亲开门看到那堆烂鞋还在，有几个解放军战士的脚下是比这更烂的草鞋。
　　父亲文化程度初中，在那时也算秀才级别了。他为小报写过稿子，抨击过社会弊端，这些旧报纸也成了我家的“珍档”。江山易帜的那几天，深深教育了他，解放后他写了大量新民歌，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他在当时工人作家中也算有点小名气了。
　　“文革”一来，家被抄，父亲被贴大字报，罪名之一：“资敌四批”。造反派的逻辑是这样的：你让国民党逃兵穿上新胶鞋逃跑，不就是资敌吗？不然解放军完全可以全歼汤恩伯部。
　　父亲在他写的交代中又提及一事：1949年秋天，驻扎警局部队的一位勤务兵去老虎灶泡开水，两手提着四只竹壳热水瓶路过我家门口，二哥正与一群小伙伴趴在地上打弹子。他一起身，撞翻了其中两只热水瓶，滚烫的开水浇在身上，当场惨叫一声昏过去。此时天已转冷，他身上穿有毛衣，否则烫死无疑。但即使如此，手臂上还是留下一大块终身不去的伤疤。父亲写道：解放军纪律严明，要判这个勤务兵三年官司，我不忍心叫战士断了前程，到区政府求情，结果小战士关了一个月的禁闭，放出来了。
　　父亲想赞美新政权，造反派却读出了刀光剑影：你难道还想反攻倒算吗？父亲于是又被批斗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