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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我国城市中教育竞争的不断加剧，家庭在孩子教育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家庭投入不仅包括财力和物力层面，还包括了人力和精力层面的投入。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从孩子呱呱落地便开始投入到一场漫长的教育竞争甚至是教育军备竞赛中去。这也重塑了新生代的城市家庭角色分工：多数城市家庭既以子女教育为中心而进行角色分工共同作战，又因子女教育而发生内部冲突甚至开战。
中国改革开放后，因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出现了长达30多年的独生子女时代。在“四二一”（四个老人、一对父母、一个孩子）的倒金字塔式家庭结构的笼罩下，独生子女成为家庭的重心，被长辈像宠物一样“喂养”。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提出了文化资本概念，认为教育是阶层保持优势的隐蔽手段，因此下一代的文化资本累积尤其重要。尤其是在这个阶段的中国城市中，普遍执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父母们对于“独苗”如何保持实现阶层上升或起码保持阶层优势更是寄予厚望并费尽心思。布迪厄还提出了惯习的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在社会制度和结构中不断形塑而成的。因为文化资本的形成需要学习和长时间的投入，并且不能由他人代替，必须由习得者身体力行。因此，对独生子女时代的父母及其子女而言，也形塑出一种集体性的教育惯习。从胎教、早教、幼教、择校、辅导班、兴趣班再到各种游学、夏令营等，独生子女们获得了远超于他们父辈的教育投入。但他们所面对的同辈竞争和父母压力也大大增加，这又使他们感到紧张和焦虑。
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早期的独生子女们比如80后和90后们已经陆续为人父母，他们自然而然会将已经内化的教育惯习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所背负的教育竞争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学习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而在这个阶段，教育供给也在发生变化：以公立学校系统为主的教育服务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家长们的需要，一大批提供课外辅导班和艺术兴趣的机构应运而生并不断改造升级。学者林晓珊认为当今城市家庭的孩童教育消费的核心目的是“购买希望”：父母们把对小孩的教育投资看作促进孩子获得成功的手段，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阶层地位的提升，所关系的是家庭未来的希望。而参加各种培训机构所开办的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越来越成为城市家长安排子女课外教育的某种“标配”。加上由于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布不均衡，家庭在投资孩童教育消费上的竞争不断加剧，有“标配”的又希望追求“高配”。加上商业势力也抓住社会大众心理并培养出新的教育消费观念——辅导班的作用不仅是“补差”，更重要的是“培优”，似乎人人都应该上辅导班。随着教育市场的不断扩大并刺激需求，教育焦虑不断被制造并升格。
因为不断升级的教育竞争和大量增加的教育消费，我国城市家庭角色分工也因此不断被重塑并发生变迁。城市家庭以育儿为中心，教育母职化成为普遍现象，不但重塑了家庭成员在子女教育中的角色分工，家庭权力关系也因此而发生变迁。学者柯小菁的研究认为，中国母职角色在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一次重构：越来越以西方母职为标准，传统中国孩童养育知识被质疑和改造，而且母亲更多承担了过去父亲所承担的子女教育责任。尤其是在如今城市孩童教育白热化竞争中，城市教育母职化的趋势愈演愈烈：随着教育“起跑线”的前移，母亲对孩子教育的介入也在全线延长，甚至全面接管。近年来，不但有社会流行语形象概括城市教育中的角色分工——“入学拼爹，开学拼妈”，而且不少实证研究也表明“教育拼妈”在城市中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城市女性也多数认同并接纳这种教育母职角色，面对工作与育儿的冲突，要么借助其他力量支持努力达到工作与育儿的平衡，要么调整工作保证育儿优先，当冲突无法调节时甚至选择放弃工作做全职妈妈。学者杨可通过对北京家庭的案例研究，提出了随着中国教育市场的发展和各类辅导班的升温，城市母亲在教育方面的职责陡增并呈现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母亲常常会以“教育经纪人”的职业化标准来追求子女在教育市场中的经营业绩，发挥着维护信息网络、了解教育市场产品与目标学校需求、定制个性化学习路线、规划参加各种辅导班和兴趣班的时间等一系列功能，以帮助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
因此，在如今的中国城市家庭中，母亲在家庭育儿和教育中越来越处于轴心地位。而且随着“教育经纪人”角色的强化和泛化，家庭越来越成为以子女教育为核心任务的工作场所，家庭中的成人变成“教育合伙人”。一方面，在夫妻角色分工上，母亲作为家庭育儿“总管”操盘孩童发展规划并且担主要的社会性抚育职责，而父亲更多起协助作用。这在华人城市家庭中越来越常见，蓝佩嘉通过对台湾小学学生家庭的案例研究，发现台湾中产阶级家庭的规划栽培任务也往往落在母親身上，父亲多扮演“养家”角色，负责提供经济资本，而母亲则更多需要通过自身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来辅助孩子的培养。这导致出现了普遍性的“严母慈父”现象，即使是在电视剧对城市父母角色定位中也更多倾向于塑造“虎妈猫爸”的形象。另一方面，在代际角色分工上，夫妻轴取代亲子轴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传统上应由母亲完成的孩童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工作多由祖辈分担。现代城市家庭在育儿组织上呈现出“严母慈祖”的新格局：母亲因“教育经纪人”的角色在家庭中占据了更具有权力支配的地位，而祖辈家长在孙辈教育中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传统的父权制文化在城市家庭中走向式微。
在中国城市教育母职兴起和“拼妈”现象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家庭形成了教育合力但也制造出了新的矛盾。首先是挑战了传统的父亲教育角色，父亲的教养投入常常因此而无所适从。国外的研究者很早就提出了“母亲守门员效应理论”：母亲被视为自私的“花园主”，她们为了保持自身性别角色的独特性，约束、限制、排斥、监督孩子父亲（园艺工）参与到家务劳动和孩子教养的活动中去，从而使父亲教养投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在不少城市家庭，在育儿阵地上节节败退的父亲正不断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甚至是负面的角色。尤其随着一些博人眼球的流量媒体的推波助澜，“丧偶式育儿”“爸爸去哪儿了”成为深受女性读者热捧的流行词，似乎大量的妈妈们都在控诉孤立无援的育儿生活。而父亲们也似乎一肚子苦水，很多时候这个群体并非对育儿工作不感兴趣甚至不负责任，而是他们在作为“教育经纪人”的妻子的专业标准面前，似乎做什么都是错的。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影响常常是更具有长远价值的，但在快速化的教育消费时代，这些价值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受“教育经纪人”的待见。当然也有少数的家庭养育是以父亲为主的，这在部分“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中尤其明显，但研究者也发现这更多只是父亲代替了“母职”的现象。多数情况下，除了为家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接受诸如接送小孩去辅导班之类的分工外，父亲们在育儿上似乎都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很多人也就因此干脆放手不管。 另外，城市家庭中不仅基于性别区分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革，基于辈分区分的代际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当西方母职标准遭遇东方儒家传统文化，常常面临更加复杂的场景。中式城市家庭和西方家庭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祖辈出于自觉的义务和延续香火的期待，更多愿意分担孙辈抚育和家庭照料的工作。而年轻的父母出于尽孝的伦理和分担养育压力的现实需要，在家庭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多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共同育儿。中国城市母亲尽管因“教育经纪人”的角色在家庭中占据更多话语权，但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并未因此而完全退场，从而滋生各种角色冲突和家庭矛盾。家庭毕竟不是工作场所，“教育合伙人”之间常常并没有清晰的工作职责和边界。尤其是祖辈家长的育儿经验常常和年轻父母所信奉的科学育儿理念发生冲突，祖辈的家长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并又试图做出防卫或反击。尤其是在爷爷奶奶共同参与育儿的家庭，丈夫的角色常常处于一个尴尬的夹缝之中。他很难彻底理解妻子的困境，即使理解也很难给予很积极的回应。一方面是丈夫的育儿角色受到妻子的“守门员”角色排斥，另一方面是丈夫常常要顾及中国式的家庭伦理孝道而试图平衡各方。但这种平衡又常常会因孩子的教育事情而被打破并激发家庭内战，妻子埋怨丈夫不支持甚至控诉之为“妈宝男”，丈夫又感到很憋屈。这种家庭内战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如日积月累常常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子女教育问题而离婚的家庭正不断增加。而当变成单亲家庭时，孩童的养育又面临着更加复杂而多变的场面。
孩童教育作为一条纽带，串起了城市家庭与学校选择、学区房购买、辅导班消费等之间的关联，并且重构了城市家庭角色分工和制造了新的冲突。然而，多数家庭的教育焦虑与冲突都在于过于放大了教育的功用，教育也因此被赋予了不可承受之重。几乎每个教育阶段都是盯着孩子的将来和家庭的目标，而教育的当下意义被严重忽略了。多数的城市父母，都希望孩子的理想路径是在接受四个“一流”教育——一流幼儿园、一流小学、一流中学、一流大学，然后再换来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直升机式父母”，父母尤其是母亲几乎是如影随形，为孩子进行各种教育安排。但是，无论是英国版还是日本版的纪录片《人生七年》中，都发现即使早期都普遍重视教育投入，但绝大多数的孩子长大后还是都成了普通人。荷兰教育家比斯塔写过一本书，叫《教育的美丽风险》。他认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急于让教育变得更强、变得更安全、变得可以更精准预测，变得更没有风险。但是这样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100%安全无风险的教育，可能再也没有什么教育可言。教育真正美丽的风景，正是受教育者在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过程中发现和体会到的。好的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真正高质量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不是所有学校都建成一个模子，而应是各有优长，百花齐放，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可选择性。而城市家庭和学生家长也要转变观念，给孩子在教育中有更多发现自我和内心成长的功能，尤其是主动拒绝教育竞争和内卷的低龄化。
只有在社会对教育取得更多共识的基础上，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边界才会得到更好的厘清。中国城市家庭的種种冲突，在于家庭或主动或被动地过多承载了学校教育的功能。家庭高度重视子女教育投入，甚至开始替代学校成为组织孩子个性化学习方案的轴心。但家庭不是工作场所，要让学校的归学校，家庭的归家庭。尤其是中国式城市母职的兴起，不但异化了教育，也异化了女性的角色，更制造出新的家庭矛盾。加上一些流量媒体的刻意渲染，将之描绘为“缺席的父亲 焦虑的母亲 失控的孩子”的家庭模式，并被越来越多的人对号入座。这样的后果是令父亲与母亲、孩子之间更加割裂，而不是回归家庭并发现父亲角色的价值。因此，城市家庭最重要的是从教育战车的捆绑中解放出来。母亲的“守门员”角色常常会令其想让父亲也参考她的方式来喂养和教育孩子，但事实上孩子对父爱的期待并不是复制母亲。父亲的养育优势常常是需要放在一个长的时间段中才能被发现的，不但教育需要耐心，家庭也需要耐心。研究者也发现作为“守门员”的母亲不应只是“关门”的角色，善于包容性地“开门”并发挥父亲积极性的母亲在育儿方面更容易取得成功并有利于家庭和谐。时代在变化，城市在变化，家庭在变化，教育也在变化，这都需要我们避免随波逐流和情绪化，而要去理性理解和研究当下的中国城市孩童教育与家庭的关系。当前不少教育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些话题，但关注得还远远不够，也迫切需要研究界有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研究支持。
（摘自1月26日《光明日报》。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删节）
1.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城市家庭的教育核心是购买希望
中国改革开放后，因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出现了长达30多年的独生子女时代。在“四二一”（四个老人、一对父母、一个孩子）的倒金字塔式家庭结构的笼罩下，独生子女成为家庭的重心，被长辈像宠物一样“喂养”。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提出了文化资本概念，认为教育是阶层保持优势的隐蔽手段，因此下一代的文化资本累积尤其重要。尤其是在这个阶段的中国城市中，普遍执行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父母们对于“独苗”如何保持实现阶层上升或起码保持阶层优势更是寄予厚望并费尽心思。布迪厄还提出了惯习的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在社会制度和结构中不断形塑而成的。因为文化资本的形成需要学习和长时间的投入，并且不能由他人代替，必须由习得者身体力行。因此，对独生子女时代的父母及其子女而言，也形塑出一种集体性的教育惯习。从胎教、早教、幼教、择校、辅导班、兴趣班再到各种游学、夏令营等，独生子女们获得了远超于他们父辈的教育投入。但他们所面对的同辈竞争和父母压力也大大增加，这又使他们感到紧张和焦虑。
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早期的独生子女们比如80后和90后们已经陆续为人父母，他们自然而然会将已经内化的教育惯习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所背负的教育竞争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学习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而在这个阶段，教育供给也在发生变化：以公立学校系统为主的教育服务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家长们的需要，一大批提供课外辅导班和艺术兴趣的机构应运而生并不断改造升级。学者林晓珊认为当今城市家庭的孩童教育消费的核心目的是“购买希望”：父母们把对小孩的教育投资看作促进孩子获得成功的手段，通过文化资本的积累获得社会阶层地位的提升，所关系的是家庭未来的希望。而参加各种培训机构所开办的校外辅导班和兴趣班，越来越成为城市家长安排子女课外教育的某种“标配”。加上由于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分布不均衡，家庭在投资孩童教育消费上的竞争不断加剧，有“标配”的又希望追求“高配”。加上商业势力也抓住社会大众心理并培养出新的教育消费观念——辅导班的作用不仅是“补差”，更重要的是“培优”，似乎人人都应该上辅导班。随着教育市场的不断扩大并刺激需求，教育焦虑不断被制造并升格。
2.为教育而共同作战：入学拼爹，开学拼妈
因为不断升级的教育竞争和大量增加的教育消费，我国城市家庭角色分工也因此不断被重塑并发生变迁。城市家庭以育儿为中心，教育母职化成为普遍现象，不但重塑了家庭成员在子女教育中的角色分工，家庭权力关系也因此而发生变迁。学者柯小菁的研究认为，中国母职角色在20世纪初期经历了一次重构：越来越以西方母职为标准，传统中国孩童养育知识被质疑和改造，而且母亲更多承担了过去父亲所承担的子女教育责任。尤其是在如今城市孩童教育白热化竞争中，城市教育母职化的趋势愈演愈烈：随着教育“起跑线”的前移，母亲对孩子教育的介入也在全线延长，甚至全面接管。近年来，不但有社会流行语形象概括城市教育中的角色分工——“入学拼爹，开学拼妈”，而且不少实证研究也表明“教育拼妈”在城市中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城市女性也多数认同并接纳这种教育母职角色，面对工作与育儿的冲突，要么借助其他力量支持努力达到工作与育儿的平衡，要么调整工作保证育儿优先，当冲突无法调节时甚至选择放弃工作做全职妈妈。学者杨可通过对北京家庭的案例研究，提出了随着中国教育市场的发展和各类辅导班的升温，城市母亲在教育方面的职责陡增并呈现出一种“经纪人化”的新特征。母亲常常会以“教育经纪人”的职业化标准来追求子女在教育市场中的经营业绩，发挥着维护信息网络、了解教育市场产品与目标学校需求、定制个性化学习路线、规划参加各种辅导班和兴趣班的时间等一系列功能，以帮助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
因此，在如今的中国城市家庭中，母亲在家庭育儿和教育中越来越处于轴心地位。而且随着“教育经纪人”角色的强化和泛化，家庭越来越成为以子女教育为核心任务的工作场所，家庭中的成人变成“教育合伙人”。一方面，在夫妻角色分工上，母亲作为家庭育儿“总管”操盘孩童发展规划并且担主要的社会性抚育职责，而父亲更多起协助作用。这在华人城市家庭中越来越常见，蓝佩嘉通过对台湾小学学生家庭的案例研究，发现台湾中产阶级家庭的规划栽培任务也往往落在母親身上，父亲多扮演“养家”角色，负责提供经济资本，而母亲则更多需要通过自身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来辅助孩子的培养。这导致出现了普遍性的“严母慈父”现象，即使是在电视剧对城市父母角色定位中也更多倾向于塑造“虎妈猫爸”的形象。另一方面，在代际角色分工上，夫妻轴取代亲子轴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传统上应由母亲完成的孩童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工作多由祖辈分担。现代城市家庭在育儿组织上呈现出“严母慈祖”的新格局：母亲因“教育经纪人”的角色在家庭中占据了更具有权力支配的地位，而祖辈家长在孙辈教育中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传统的父权制文化在城市家庭中走向式微。
3.为教育而内部开战：母亲强势守门，父亲节节败退
在中国城市教育母职兴起和“拼妈”现象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家庭形成了教育合力但也制造出了新的矛盾。首先是挑战了传统的父亲教育角色，父亲的教养投入常常因此而无所适从。国外的研究者很早就提出了“母亲守门员效应理论”：母亲被视为自私的“花园主”，她们为了保持自身性别角色的独特性，约束、限制、排斥、监督孩子父亲（园艺工）参与到家务劳动和孩子教养的活动中去，从而使父亲教养投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在不少城市家庭，在育儿阵地上节节败退的父亲正不断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甚至是负面的角色。尤其随着一些博人眼球的流量媒体的推波助澜，“丧偶式育儿”“爸爸去哪儿了”成为深受女性读者热捧的流行词，似乎大量的妈妈们都在控诉孤立无援的育儿生活。而父亲们也似乎一肚子苦水，很多时候这个群体并非对育儿工作不感兴趣甚至不负责任，而是他们在作为“教育经纪人”的妻子的专业标准面前，似乎做什么都是错的。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影响常常是更具有长远价值的，但在快速化的教育消费时代，这些价值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不受“教育经纪人”的待见。当然也有少数的家庭养育是以父亲为主的，这在部分“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中尤其明显，但研究者也发现这更多只是父亲代替了“母职”的现象。多数情况下，除了为家庭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接受诸如接送小孩去辅导班之类的分工外，父亲们在育儿上似乎都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很多人也就因此干脆放手不管。 另外，城市家庭中不仅基于性别区分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革，基于辈分区分的代际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当西方母职标准遭遇东方儒家传统文化，常常面临更加复杂的场景。中式城市家庭和西方家庭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祖辈出于自觉的义务和延续香火的期待，更多愿意分担孙辈抚育和家庭照料的工作。而年轻的父母出于尽孝的伦理和分担养育压力的现实需要，在家庭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多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共同育儿。中国城市母亲尽管因“教育经纪人”的角色在家庭中占据更多话语权，但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并未因此而完全退场，从而滋生各种角色冲突和家庭矛盾。家庭毕竟不是工作场所，“教育合伙人”之间常常并没有清晰的工作职责和边界。尤其是祖辈家长的育儿经验常常和年轻父母所信奉的科学育儿理念发生冲突，祖辈的家长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并又试图做出防卫或反击。尤其是在爷爷奶奶共同参与育儿的家庭，丈夫的角色常常处于一个尴尬的夹缝之中。他很难彻底理解妻子的困境，即使理解也很难给予很积极的回应。一方面是丈夫的育儿角色受到妻子的“守门员”角色排斥，另一方面是丈夫常常要顾及中国式的家庭伦理孝道而试图平衡各方。但这种平衡又常常会因孩子的教育事情而被打破并激发家庭内战，妻子埋怨丈夫不支持甚至控诉之为“妈宝男”，丈夫又感到很憋屈。这种家庭内战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如日积月累常常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因子女教育问题而离婚的家庭正不断增加。而当变成单亲家庭时，孩童的养育又面临着更加复杂而多变的场面。
4.城市家庭的解放：教育需要耐心，家庭需要耐心
孩童教育作为一条纽带，串起了城市家庭与学校选择、学区房购买、辅导班消费等之间的关联，并且重构了城市家庭角色分工和制造了新的冲突。然而，多数家庭的教育焦虑与冲突都在于过于放大了教育的功用，教育也因此被赋予了不可承受之重。几乎每个教育阶段都是盯着孩子的将来和家庭的目标，而教育的当下意义被严重忽略了。多数的城市父母，都希望孩子的理想路径是在接受四个“一流”教育——一流幼儿园、一流小学、一流中学、一流大学，然后再换来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直升机式父母”，父母尤其是母亲几乎是如影随形，为孩子进行各种教育安排。但是，无论是英国版还是日本版的纪录片《人生七年》中，都发现即使早期都普遍重视教育投入，但绝大多数的孩子长大后还是都成了普通人。荷兰教育家比斯塔写过一本书，叫《教育的美丽风险》。他认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急于让教育变得更强、变得更安全、变得可以更精准预测，变得更没有风险。但是这样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100%安全无风险的教育，可能再也没有什么教育可言。教育真正美丽的风景，正是受教育者在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过程中发现和体会到的。好的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真正高质量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不是所有学校都建成一个模子，而应是各有优长，百花齐放，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可选择性。而城市家庭和学生家长也要转变观念，给孩子在教育中有更多发现自我和内心成长的功能，尤其是主动拒绝教育竞争和内卷的低龄化。
只有在社会对教育取得更多共识的基础上，家庭和学校之间的边界才会得到更好的厘清。中国城市家庭的種种冲突，在于家庭或主动或被动地过多承载了学校教育的功能。家庭高度重视子女教育投入，甚至开始替代学校成为组织孩子个性化学习方案的轴心。但家庭不是工作场所，要让学校的归学校，家庭的归家庭。尤其是中国式城市母职的兴起，不但异化了教育，也异化了女性的角色，更制造出新的家庭矛盾。加上一些流量媒体的刻意渲染，将之描绘为“缺席的父亲 焦虑的母亲 失控的孩子”的家庭模式，并被越来越多的人对号入座。这样的后果是令父亲与母亲、孩子之间更加割裂，而不是回归家庭并发现父亲角色的价值。因此，城市家庭最重要的是从教育战车的捆绑中解放出来。母亲的“守门员”角色常常会令其想让父亲也参考她的方式来喂养和教育孩子，但事实上孩子对父爱的期待并不是复制母亲。父亲的养育优势常常是需要放在一个长的时间段中才能被发现的，不但教育需要耐心，家庭也需要耐心。研究者也发现作为“守门员”的母亲不应只是“关门”的角色，善于包容性地“开门”并发挥父亲积极性的母亲在育儿方面更容易取得成功并有利于家庭和谐。时代在变化，城市在变化，家庭在变化，教育也在变化，这都需要我们避免随波逐流和情绪化，而要去理性理解和研究当下的中国城市孩童教育与家庭的关系。当前不少教育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些话题，但关注得还远远不够，也迫切需要研究界有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研究支持。
（摘自1月26日《光明日报》。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