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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权力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以及社会在赎买权力时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中国当下的改革，无论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奋进，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钱买宪政”的意味。
中国转型几时大功告成，经常被提及的年份是2040年。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谈到，中国正在穿越历史的山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大概需要200年时间。2008年初，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人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同样将时间指向了这一年——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如果从1979年开始，至少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
经济还权于民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建立经济体制。早在1917年苏联刚起步时，由于资金不足，對大规模工业化有心无力，于是采用了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让农民无条件地为工业化支付巨额成本。轻农重工的结果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农业搞得一团糟。”(阿尔文·托夫勒)显然，“苏为中用”的这种模式也是中国城乡二元分治的肇始。除此之外，为尽快工业化，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还经常贬损服务业和白领工作，大力颂扬体力劳动，注重生产资料，而漠视消费品。关于苏联的垮掉，几年前吴建民先生曾与记者谈到自己当年两次路过苏联的印象：苏联虽然在很多方面有进步，但民用工业一塌糊涂。
如上所述，中国照搬苏联，50年代后期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将苏联体制推到极端。随之而来的是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贫困与混乱使中国政治与社会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改革才终于浮出水面。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两个凡是”，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推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把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界定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1997年“十五大”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虽然在缓慢进行，但是经济上“国退民进”浪潮却脉络清晰。市场化让中国人渐渐走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获得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
所谓“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财务自由与择业自南让中国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资本”，可以不必像过去那样仰“单位体制”之鼻息。
对此，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无感慨：相较改革开放以前的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想旅行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等等，现在中国人的自由显然明显增加。“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除了土地以外。”
然而，“民进国退”既非大功告成，也非一帆风顺。众所周知，尤其在2000年以后，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有些地方甚至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尽享改革的好处，同时成了继续改革的拦路虎，使社会再次陷入被抛弃与被背叛的境遇。
谈到中国近30年的成就，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关键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但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更认为“只有还产于民，才能还富于民”。从交易公平的角度出发，上世纪50年代全面国有化之时，政府曾向国民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如今，工作和生活责任回归了公民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而当年被国有化的私人财产和土地并没有还给公民，如此交易显然有失公平，更会留下祸患。
一个共识是，中国当下的转型最重要的是权力的转型，即如何完成政府从政治统治型和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所谓“权利”，对于一个身处转型期的社会而言，就是“政治上还权”、“经济上还利”。
社会成长的力量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财产观念史。和社会一样，贸易比国家古老。
在《致命的自负》里哈耶克谈到，在古希腊，斯巴达人是最强烈反对商业革命的人，“他们不承认个人财产，反而允许甚至鼓励偷窃。”而在深深卷入商业利益的元老院成员的统治下，罗马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个人财产绝对观念上的私法楷模。只是在罗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了创业自由之后，社会自我扩展的秩序才开始衰弱并最终导致崩溃。
这一现象说明，如果政府不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甚至逆势而为接管公民日常生活的权利，则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因为在此条件下社会的发展注定会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今天我们知道，近现代历史上“政治全盘设计社会”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不过是启蒙运动后全能理性的幻灭。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无论是出于怎样一种高尚的动机，在它的背后都写着一种“致命的自负”。
所以，“对经济史的了解越多，就越会发现，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的建立构成了早期文明发展的顶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由于我们对有组织的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了解，必然大大多于个人之间自发的合作所成就的事情，因此历史说明严重夸大了政府的作用……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
回顾本国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对春秋战国总是有着一种莫名的乡愁。那时候虽逢乱世，但在思想上却有着空前绝后的繁荣，以至于无所作为的后人抱怨这人世间的思想过早被老祖宗们一锅端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每个人都在霞光与电火间各奔前程。可惜的是，对于这个时代，即使像孔子这样的“环球十佳青年”也只看到时代在交媾，却未看到时代在孕育。众所周知，其后是始皇帝中央集权一统江湖，是文字狱将一代代才子佳人变成思想上的植物人。
当然，中国历史并非总是原地踏步，它宽宏大量，偶尔也会生产几位好皇帝方便千百年后的中国导演们歌功颂德。对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繁华，爱做梦的摇滚歌手们 甚至还要“梦里回到唐朝”。的确，中国历史一直并非积贫积弱。落后于世界文明，那也是近几百年的事情。在西方世界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唉声叹气的时候，远在东方的中华帝国早已是盛世繁华，像今天的美利坚一样光芒四射。
谈到社会的大发展，熟读中国历史的人可能更愿“梦里回到宋朝”。唐朝虽然也曾强大，却也只是个用诗歌吹牛的时代。相较而言，宋朝的社会才真有万千气象。只不过，宋朝的社会成长在后世史学中多有淹没，以至于在许多人误以为宋朝只是个体弱多病却爱吟风弄月的孤儿。
难怪在《中国社会史》里法兰西院士谢和耐会这样写道：“从12世纪开始浸透了中国历史之全部观念的正统伦理，再加上其过去历史，全部简化为一些失去了任何时间维度事件的传统史学范畴(它们只关心中央政权的生存和行政管理)，它使我们发自内心地相信，中华世界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基本制度、经济、思想和技术都具有永恒性。而世界上一些最深刻的变化和最令人震惊的新生事物，中国人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欧洲历史上被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新社会出现的事件，在中国历史的传统视野中，却只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而已。”
事实上，宋朝正在进行着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所谓“四大发明”或者“四大发现”其中有三项便是在这一朝代出现或真正得到运用，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登峰造极，GDP占全球一半。宋朝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如今，许多西方人仍在为抢做石油和上帝的生意打得头破血流，然而早在12世纪，浦江一侧已经有了10座油井在生产。
我们时常说，今天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代同堂”，仍没有走出农业社会。然而早在北宋时期的工商税一度占70％(其中一半来自海上贸易)，而农业税只占30％。这意味着宋朝其时已经走出农业文明迈向了工商业社会。
不久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绿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财富、自由、对内和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和政治方面摆脱了过去的不自由大为相关。今天中国所谓的问题，从道德滑坡到发展道路其实都与政治相关，其求解在于能否还权于民，用法治保护每个中国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但是，在一元政治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多数国民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但一旦发生了冲突，就只有执政者的利益。在茅于轼看来，中国当下的许多问题，诸如道德滑坡，环境恶化，分配不公，同样与政治有关。总而言之，“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改革与革命赛跑
“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近年来，诸如党内民主说、宪政民主说、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国家制度建设说、增量民主说、协商民主说等各种政改路径设计陆续出台。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代中国人 “患上了民主恐惧症”。在何看来，回顾中国政治现代化历史，渐进与激进、改革与革命曾经屡次交替出现，但是渐进改革曾多次因贻误时机而被激进的革命所代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因此命途多舛。而中国今天的渐进政治改革到底能走多远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改革能否适时推进和取得突破，二是现有政治制度的容纳量和领导集团的学习能力。如果领导集团缺乏改革意愿，任由矛盾和危机积累并最终总爆发，改革的机会就会悄悄溜走，革命则会不期而至。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
乔治·布什曾经在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熟悉霍布斯政治学理论的人知道，政府像“利维坦”(Leviathan)一样具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
显然，转型国家的政治改革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如何将“利维坦”关进笼子。纵观人类历史，其具体路径不外乎权力主导、权力裂变、外部输入及社会反叛(革命)等几种。比较而言，权力主导无疑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小的一种方式，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当然，這种渐进式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权力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以及社会在赎买权力时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中国当下的改革，无论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奋进，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钱买宪政”的意味。
2008年，执政党确定，到2020年建立起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尽管行政体制改革被理解为一种“矮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如有学者指出，主张行政内部“三权分立”的中国“大部门”改革，虽然不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但是“三权分立”能够成为官方用语，单这一点说，“大部制”就已经迈了一大步。
有理由相信，发生于大革命之后的中国转型从本质上说是要完成一场关于国家权力的转型。即完成权力(或者国家)之于社会领域的“敦克尔克大撤退”——既要避免社会动荡，又要使权力能够安全归位，让中国历史真正“告别革命”。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成长，一切正如罗曼·罗兰眼里当年的法国：“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峰尖已经露出水面了。”
中国转型几时大功告成，经常被提及的年份是2040年。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谈到，中国正在穿越历史的山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大概需要200年时间。2008年初，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等人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一书“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同样将时间指向了这一年——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如果从1979年开始，至少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
经济还权于民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样板建立经济体制。早在1917年苏联刚起步时，由于资金不足，對大规模工业化有心无力，于是采用了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仁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让农民无条件地为工业化支付巨额成本。轻农重工的结果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农业搞得一团糟。”(阿尔文·托夫勒)显然，“苏为中用”的这种模式也是中国城乡二元分治的肇始。除此之外，为尽快工业化，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还经常贬损服务业和白领工作，大力颂扬体力劳动，注重生产资料，而漠视消费品。关于苏联的垮掉，几年前吴建民先生曾与记者谈到自己当年两次路过苏联的印象：苏联虽然在很多方面有进步，但民用工业一塌糊涂。
如上所述，中国照搬苏联，50年代后期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将苏联体制推到极端。随之而来的是1960～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贫困与混乱使中国政治与社会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的改革才终于浮出水面。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两个凡是”，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推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把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界定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1997年“十五大”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改革虽然在缓慢进行，但是经济上“国退民进”浪潮却脉络清晰。市场化让中国人渐渐走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获得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
所谓“没有经济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财务自由与择业自南让中国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资本”，可以不必像过去那样仰“单位体制”之鼻息。
对此，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无感慨：相较改革开放以前的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想旅行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等等，现在中国人的自由显然明显增加。“只要有钱，差不多什么都可以买了，除了土地以外。”
然而，“民进国退”既非大功告成，也非一帆风顺。众所周知，尤其在2000年以后，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有些地方甚至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尽享改革的好处，同时成了继续改革的拦路虎，使社会再次陷入被抛弃与被背叛的境遇。
谈到中国近30年的成就，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关键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但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更认为“只有还产于民，才能还富于民”。从交易公平的角度出发，上世纪50年代全面国有化之时，政府曾向国民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如今，工作和生活责任回归了公民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而当年被国有化的私人财产和土地并没有还给公民，如此交易显然有失公平，更会留下祸患。
一个共识是，中国当下的转型最重要的是权力的转型，即如何完成政府从政治统治型和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所谓“权利”，对于一个身处转型期的社会而言，就是“政治上还权”、“经济上还利”。
社会成长的力量
人类历史也是一部财产观念史。和社会一样，贸易比国家古老。
在《致命的自负》里哈耶克谈到，在古希腊，斯巴达人是最强烈反对商业革命的人，“他们不承认个人财产，反而允许甚至鼓励偷窃。”而在深深卷入商业利益的元老院成员的统治下，罗马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个人财产绝对观念上的私法楷模。只是在罗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了创业自由之后，社会自我扩展的秩序才开始衰弱并最终导致崩溃。
这一现象说明，如果政府不以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甚至逆势而为接管公民日常生活的权利，则不太可能发展出先进的文明，因为在此条件下社会的发展注定会被“强大的”政府所中断。今天我们知道，近现代历史上“政治全盘设计社会”所导致的种种悲剧，不过是启蒙运动后全能理性的幻灭。用哈耶克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计划的企图，无论是出于怎样一种高尚的动机，在它的背后都写着一种“致命的自负”。
所以，“对经济史的了解越多，就越会发现，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的建立构成了早期文明发展的顶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由于我们对有组织的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了解，必然大大多于个人之间自发的合作所成就的事情，因此历史说明严重夸大了政府的作用……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
回顾本国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对春秋战国总是有着一种莫名的乡愁。那时候虽逢乱世，但在思想上却有着空前绝后的繁荣，以至于无所作为的后人抱怨这人世间的思想过早被老祖宗们一锅端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每个人都在霞光与电火间各奔前程。可惜的是，对于这个时代，即使像孔子这样的“环球十佳青年”也只看到时代在交媾，却未看到时代在孕育。众所周知，其后是始皇帝中央集权一统江湖，是文字狱将一代代才子佳人变成思想上的植物人。
当然，中国历史并非总是原地踏步，它宽宏大量，偶尔也会生产几位好皇帝方便千百年后的中国导演们歌功颂德。对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繁华，爱做梦的摇滚歌手们 甚至还要“梦里回到唐朝”。的确，中国历史一直并非积贫积弱。落后于世界文明，那也是近几百年的事情。在西方世界还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唉声叹气的时候，远在东方的中华帝国早已是盛世繁华，像今天的美利坚一样光芒四射。
谈到社会的大发展，熟读中国历史的人可能更愿“梦里回到宋朝”。唐朝虽然也曾强大，却也只是个用诗歌吹牛的时代。相较而言，宋朝的社会才真有万千气象。只不过，宋朝的社会成长在后世史学中多有淹没，以至于在许多人误以为宋朝只是个体弱多病却爱吟风弄月的孤儿。
难怪在《中国社会史》里法兰西院士谢和耐会这样写道：“从12世纪开始浸透了中国历史之全部观念的正统伦理，再加上其过去历史，全部简化为一些失去了任何时间维度事件的传统史学范畴(它们只关心中央政权的生存和行政管理)，它使我们发自内心地相信，中华世界的社会和政治形态、基本制度、经济、思想和技术都具有永恒性。而世界上一些最深刻的变化和最令人震惊的新生事物，中国人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在欧洲历史上被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新社会出现的事件，在中国历史的传统视野中，却只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而已。”
事实上，宋朝正在进行着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所谓“四大发明”或者“四大发现”其中有三项便是在这一朝代出现或真正得到运用，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登峰造极，GDP占全球一半。宋朝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如今，许多西方人仍在为抢做石油和上帝的生意打得头破血流，然而早在12世纪，浦江一侧已经有了10座油井在生产。
我们时常说，今天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代同堂”，仍没有走出农业社会。然而早在北宋时期的工商税一度占70％(其中一半来自海上贸易)，而农业税只占30％。这意味着宋朝其时已经走出农业文明迈向了工商业社会。
不久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绿叶》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财富、自由、对内和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和政治方面摆脱了过去的不自由大为相关。今天中国所谓的问题，从道德滑坡到发展道路其实都与政治相关，其求解在于能否还权于民，用法治保护每个中国人平等自由的权利。但是，在一元政治之下，经济可以取得成就，但存在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政权是为了极少数人的。当这个少数人的利益跟多数国民利益不冲突的时候，那可以相安无事，但一旦发生了冲突，就只有执政者的利益。在茅于轼看来，中国当下的许多问题，诸如道德滑坡，环境恶化，分配不公，同样与政治有关。总而言之，“政治好了，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
改革与革命赛跑
“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近年来，诸如党内民主说、宪政民主说、合作主义国家模式说、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国家制度建设说、增量民主说、协商民主说等各种政改路径设计陆续出台。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所长何增科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代中国人 “患上了民主恐惧症”。在何看来，回顾中国政治现代化历史，渐进与激进、改革与革命曾经屡次交替出现，但是渐进改革曾多次因贻误时机而被激进的革命所代替，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因此命途多舛。而中国今天的渐进政治改革到底能走多远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改革能否适时推进和取得突破，二是现有政治制度的容纳量和领导集团的学习能力。如果领导集团缺乏改革意愿，任由矛盾和危机积累并最终总爆发，改革的机会就会悄悄溜走，革命则会不期而至。改革和革命都在与时间赛跑。
乔治·布什曾经在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熟悉霍布斯政治学理论的人知道，政府像“利维坦”(Leviathan)一样具有双面性格：它由人组成，也由人来运作，因此也就具有了人性的那种半神半兽的品质，它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
显然，转型国家的政治改革的成败得失取决于如何将“利维坦”关进笼子。纵观人类历史，其具体路径不外乎权力主导、权力裂变、外部输入及社会反叛(革命)等几种。比较而言，权力主导无疑是社会总体代价最小的一种方式，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当然，這种渐进式变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权力对自己前途的认识，以及社会在赎买权力时究竟愿意支付多少社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从这方面，中国当下的改革，无论有多少挫折，有多少奋进，或多或少都有些“花钱买宪政”的意味。
2008年，执政党确定，到2020年建立起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尽管行政体制改革被理解为一种“矮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如有学者指出，主张行政内部“三权分立”的中国“大部门”改革，虽然不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但是“三权分立”能够成为官方用语，单这一点说，“大部制”就已经迈了一大步。
有理由相信，发生于大革命之后的中国转型从本质上说是要完成一场关于国家权力的转型。即完成权力(或者国家)之于社会领域的“敦克尔克大撤退”——既要避免社会动荡，又要使权力能够安全归位，让中国历史真正“告别革命”。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成长，一切正如罗曼·罗兰眼里当年的法国：“我明白了我的力量，明白了我的民族的力量。我们只要等洪水退下去。法兰西的质地细致的花岗石决不会因之剥落的。在洪水带来的污泥之下，我可以教你摸到它。眼前，东一处西一处，有些岩石的峰尖已经露出水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