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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研究从德国的洪堡开始，经过美国与社会服务的结合，已经有一个半世纪。如今科研已经成了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它不光为大学争得了荣耀，而且为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大学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对科研及开发、科研及教学、科研管理都出现了一些矛盾，如何在坚守大学本性的前提下处理这些矛盾是高教界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 大学科研与开发之间的矛盾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术性是大学开始追求的主要目标，因此科学研究滥觞时主要是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以人文知识的研究为主，不需开发，无冲突可言。后来到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学以人文知识为主要活动对象的传统开始打破，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越来越成为高等学校的重要内容。二战以后，尤其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大学科研与开发之间的冲突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日趋明显，主要表现有：
第一，从各自的目标追求上看，大学的最终目标是研究学问，培养人，重视大学的长远规划。这与企业和政府的目标不同，政府的目标是希望从高校的研究中得到解决社会难题促进社会发展的良药，企业的目标是为了得到使其投资能很快转化为利润的科研成果，政府和企业的目标比较现实，重眼前的直接利益，具有短视性，这种政府、企业的短视性与大学的培养人的长远性有冲突。
第二，从开发的方式上看，大学的科研开发有些是自己投资进行的，也有许多开发是通过和政府、企业的合作进行的。虽然，大学的科研开发密切了大学与政府及企业的关系，拉近了大学与政府及企业的距离，但是，大学原有的自治力在这两种外力的干预下已经日趋削弱。随着企业经济力量的渗透，科研越来越受企业的控制，“科研成了开发的侍女”。这种政府、企业的外来控制力与大学在传统中形成的自治力之间存在着冲突，两者形成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处理大学科研与开发的冲突就是应该让大学与企业、大学与政府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保持大学的自治，而不应该让大学在企业、政府的后面亦步亦趋。否则大学会在企业、政府的步步逼迫下，将逐步异化为一企业或政府的实验室，异化为政府、企业追求利润的工具，从而使大学失去“大学为社会之光”的地位，失去引导社会的责任。
二、 大学科研与教学的矛盾
本大维在《学习的中心》一书中所说：“科研与教学只是在特殊条件下能够在单独一个框架内组织起来，远远不是一种自然的匹配。”[1]科研自进入大学以来，便与教学产生了冲突，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冲突的程度不同而已。早期，人们研究社会知识、人文知识，学术性较强，与人们直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相关不大，所以人们对科研的绝对迷信相对来说不是太强，教学与科研的共容性较大，冲突相对较少。随着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在人们生活中发生的质的作用，人们领略了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魅力，对科学的顶礼膜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显得黯然无光，教学和科研的冲突越来越明显。
探究教学和科研冲突原因可谓内外因兼备。
从内因上说，主要源于双方各自的价值追求相左。大学科研探索未知的知识，其本质是生产知识、创新知识，而教学则是传授已成的知识，它们各自价值追求是不一样的，这是造成教学和科研冲突的根本原因。
从外因来看，可以说是社会大背景造成了教学和科研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教育大众化。二战以后，各国先后进行了高等教育扩招，如1960年英、法、德、美高等教育入学率占同龄人口比例分别是8.5%、9.83%、6.11%、32.7%，到1975年这一比例分别上升到了16.66%、24.29%、20.15%、56.64%，[2]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剧增，这打破了原来的教育平衡，增加了教师的教学压力，相对地加剧了教学和科研的冲突。第二，技术型专家人才在市场上需求增大。经过科研训练培养的技术型人才有着很大的需求，人们对掌握技术的专业人员的推崇转变为对科研的崇拜，这种热情造成人们对科研的关注和对普通教育的漠视，由此也造成了科研和教学的冲突。第三，不均衡的经费来源也是造成科研和教学冲突的又一原因。国家和社会各行各业都关注对科研的资助，而相对忽视对教学的资助，这种源于功利主义的片面资助模式导致人们重视研究，忽视教学。
对于教学和科研冲突的转化来说，也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从外部原因来说，要大力创造一种为教学和科研相兼容的学术环境，使教学和科研都得到发展。例如建立一种较为公允的多渠道资助模式，加大对教学的资助，提高人们对教学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和声誉，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研究人员的研究积极性，以纠正过分注重自然科学研究的弊端等。
其次，从内部来说，在科研活动中溶入教学，把教育性渗透于科研之中。大学管理者要正确认识教学和科研的兼容性一面。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曾说：“科研本身是一个效率很高和非常有力的教学形式。”[3]雅斯贝尔斯说：“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4]教师的科研成果应当充实到自己的教学内容中去，与学生充分交流，学生可以从中开阔视野，教师可以从交流中得到启发，这也是当年西南联大闻一多、刘文典等许多著名教授的做法。把研究所得用于教学，又通过教学使研究成果得到检验提炼，教学科研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从而充分发挥教学科研相长的效果。
三、 大学在科研管理上的矛盾
大学在科研管理上也有许多冲突的表现：
第一，管理主体之间权利、责任不清晰。大学科研的管理部门不确定，有的是研究生院，有的在学院，如日本的科研是在大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院），大学院下有研究室或研究科，日本的学部（相当于中国的学院），在日本，学部和研究科交叉并存。在美国，系和研究所是基层的研究单位，许多研究在此进行，这些系、研究所往往受两方面的管理，一是研究生院的管理，一是受学院的管理。在我国大学，对科研的管理也是受研究生院和学院两方面的管理，权力来自两个部门，管理主体间存在着冲突。
第二，科研行政管理的目标追求与科研学术目标间矛盾。科研活动具有难以计划的特点，管理一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科研的行政管理也追求制定计划、确定详细目标、控制科研过程等管理职能以取得最佳的结果，但科研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由于学科性质不同，难易度不同，所费时间和劳动量也不同，在科研过程中难以制定标准的时间计划。另外，科研成果作为精神成果，其实用价值是很难量化的。所以科研过程的难以计划性和科研成果的难以量化性与我们日常科研行政管理普遍采用的量化管理模式形成冲突。
第三，传统组织中的科层管理与科研人员的弹性管理的冲突。传统的高校管理延袭行政机关和工厂企业管理的管理模式，层次分明，追求效率，科层色彩浓厚，“刚”性有余，“柔”性不足；然而高校是研究学问和培养人的专门机构，研究人员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心智和心理比较成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高校教师职业特点和价值追求要求在管理中要突出“柔”性，避免一味的“刚”性化。
处理以上冲突，需要做好三方面转化：
第一，建立明确的责任制，让研究生院、学院、科研管理处等机构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使各单位各司其事，各负其责。另外，要建立各部门间的沟通机制，通过定期或非定期的交流，及时掌握科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找到解决的思路，保证科研的顺利进行。
第二，建立良好的评估机制。科研过程难以计划，所以管理者应该采用模糊管理方式，在管理中制定一个大致的规划，划出大致的目标及时间安排，避免将各个阶段的小目标明确化。针对科研目标的难以量化，应该建立一个良好的评估机制，采用同行评估，避免行政人员及外行人员的过多参与，以保障科研成果的质量，避免单纯从数量上进行评估。
第三，突出“柔”，实行人本化管理。针对大学科研人员的心理特性，在管理过程中既要关注其物质需求的一面，更要关注其精神需求，关注其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诉求，实行人本化管理，为广大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利于发挥其积极性的环境。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是培养人的机构，学术性和教育性是其最根本的属性，大学的发展包括大学科研的发展也要以大学学术和教育的发展为其内在归依，大学科研的发展也要兼顾大学教学，不应该只为科研而科研，为赚钱营利而科研。虽然大学内部存在着大学科研与开发、科研与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冲突，这些冲突地解决都应该由大学的教育性和学术性来解决，抛开大学的根本属性来解决大学科研带来的冲突，其结果只能是杀鸡取卵、渴泽而渔，只会图一时之快，而给大学带来无穷的灾难。
参考文献：
[1]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绪.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2.
[2]王承绪，朱勃，顾明远.比较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287.
[3]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绪.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88.
[4]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联书店，1991.152.
一、 大学科研与开发之间的矛盾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术性是大学开始追求的主要目标，因此科学研究滥觞时主要是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以人文知识的研究为主，不需开发，无冲突可言。后来到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学以人文知识为主要活动对象的传统开始打破，近代自然科学研究越来越成为高等学校的重要内容。二战以后，尤其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大学科研与开发之间的冲突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日趋明显，主要表现有：
第一，从各自的目标追求上看，大学的最终目标是研究学问，培养人，重视大学的长远规划。这与企业和政府的目标不同，政府的目标是希望从高校的研究中得到解决社会难题促进社会发展的良药，企业的目标是为了得到使其投资能很快转化为利润的科研成果，政府和企业的目标比较现实，重眼前的直接利益，具有短视性，这种政府、企业的短视性与大学的培养人的长远性有冲突。
第二，从开发的方式上看，大学的科研开发有些是自己投资进行的，也有许多开发是通过和政府、企业的合作进行的。虽然，大学的科研开发密切了大学与政府及企业的关系，拉近了大学与政府及企业的距离，但是，大学原有的自治力在这两种外力的干预下已经日趋削弱。随着企业经济力量的渗透，科研越来越受企业的控制，“科研成了开发的侍女”。这种政府、企业的外来控制力与大学在传统中形成的自治力之间存在着冲突，两者形成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处理大学科研与开发的冲突就是应该让大学与企业、大学与政府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保持大学的自治，而不应该让大学在企业、政府的后面亦步亦趋。否则大学会在企业、政府的步步逼迫下，将逐步异化为一企业或政府的实验室，异化为政府、企业追求利润的工具，从而使大学失去“大学为社会之光”的地位，失去引导社会的责任。
二、 大学科研与教学的矛盾
本大维在《学习的中心》一书中所说：“科研与教学只是在特殊条件下能够在单独一个框架内组织起来，远远不是一种自然的匹配。”[1]科研自进入大学以来，便与教学产生了冲突，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冲突的程度不同而已。早期，人们研究社会知识、人文知识，学术性较强，与人们直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相关不大，所以人们对科研的绝对迷信相对来说不是太强，教学与科研的共容性较大，冲突相对较少。随着科学，尤其是应用科学在人们生活中发生的质的作用，人们领略了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魅力，对科学的顶礼膜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显得黯然无光，教学和科研的冲突越来越明显。
探究教学和科研冲突原因可谓内外因兼备。
从内因上说，主要源于双方各自的价值追求相左。大学科研探索未知的知识，其本质是生产知识、创新知识，而教学则是传授已成的知识，它们各自价值追求是不一样的，这是造成教学和科研冲突的根本原因。
从外因来看，可以说是社会大背景造成了教学和科研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教育大众化。二战以后，各国先后进行了高等教育扩招，如1960年英、法、德、美高等教育入学率占同龄人口比例分别是8.5%、9.83%、6.11%、32.7%，到1975年这一比例分别上升到了16.66%、24.29%、20.15%、56.64%，[2]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剧增，这打破了原来的教育平衡，增加了教师的教学压力，相对地加剧了教学和科研的冲突。第二，技术型专家人才在市场上需求增大。经过科研训练培养的技术型人才有着很大的需求，人们对掌握技术的专业人员的推崇转变为对科研的崇拜，这种热情造成人们对科研的关注和对普通教育的漠视，由此也造成了科研和教学的冲突。第三，不均衡的经费来源也是造成科研和教学冲突的又一原因。国家和社会各行各业都关注对科研的资助，而相对忽视对教学的资助，这种源于功利主义的片面资助模式导致人们重视研究，忽视教学。
对于教学和科研冲突的转化来说，也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从外部原因来说，要大力创造一种为教学和科研相兼容的学术环境，使教学和科研都得到发展。例如建立一种较为公允的多渠道资助模式，加大对教学的资助，提高人们对教学重要性的认识；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地位和声誉，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研究人员的研究积极性，以纠正过分注重自然科学研究的弊端等。
其次，从内部来说，在科研活动中溶入教学，把教育性渗透于科研之中。大学管理者要正确认识教学和科研的兼容性一面。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曾说：“科研本身是一个效率很高和非常有力的教学形式。”[3]雅斯贝尔斯说：“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4]教师的科研成果应当充实到自己的教学内容中去，与学生充分交流，学生可以从中开阔视野，教师可以从交流中得到启发，这也是当年西南联大闻一多、刘文典等许多著名教授的做法。把研究所得用于教学，又通过教学使研究成果得到检验提炼，教学科研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从而充分发挥教学科研相长的效果。
三、 大学在科研管理上的矛盾
大学在科研管理上也有许多冲突的表现：
第一，管理主体之间权利、责任不清晰。大学科研的管理部门不确定，有的是研究生院，有的在学院，如日本的科研是在大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研究生院），大学院下有研究室或研究科，日本的学部（相当于中国的学院），在日本，学部和研究科交叉并存。在美国，系和研究所是基层的研究单位，许多研究在此进行，这些系、研究所往往受两方面的管理，一是研究生院的管理，一是受学院的管理。在我国大学，对科研的管理也是受研究生院和学院两方面的管理，权力来自两个部门，管理主体间存在着冲突。
第二，科研行政管理的目标追求与科研学术目标间矛盾。科研活动具有难以计划的特点，管理一般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科研的行政管理也追求制定计划、确定详细目标、控制科研过程等管理职能以取得最佳的结果，但科研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由于学科性质不同，难易度不同，所费时间和劳动量也不同，在科研过程中难以制定标准的时间计划。另外，科研成果作为精神成果，其实用价值是很难量化的。所以科研过程的难以计划性和科研成果的难以量化性与我们日常科研行政管理普遍采用的量化管理模式形成冲突。
第三，传统组织中的科层管理与科研人员的弹性管理的冲突。传统的高校管理延袭行政机关和工厂企业管理的管理模式，层次分明，追求效率，科层色彩浓厚，“刚”性有余，“柔”性不足；然而高校是研究学问和培养人的专门机构，研究人员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心智和心理比较成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高校教师职业特点和价值追求要求在管理中要突出“柔”性，避免一味的“刚”性化。
处理以上冲突，需要做好三方面转化：
第一，建立明确的责任制，让研究生院、学院、科研管理处等机构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使各单位各司其事，各负其责。另外，要建立各部门间的沟通机制，通过定期或非定期的交流，及时掌握科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找到解决的思路，保证科研的顺利进行。
第二，建立良好的评估机制。科研过程难以计划，所以管理者应该采用模糊管理方式，在管理中制定一个大致的规划，划出大致的目标及时间安排，避免将各个阶段的小目标明确化。针对科研目标的难以量化，应该建立一个良好的评估机制，采用同行评估，避免行政人员及外行人员的过多参与，以保障科研成果的质量，避免单纯从数量上进行评估。
第三，突出“柔”，实行人本化管理。针对大学科研人员的心理特性，在管理过程中既要关注其物质需求的一面，更要关注其精神需求，关注其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诉求，实行人本化管理，为广大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利于发挥其积极性的环境。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是培养人的机构，学术性和教育性是其最根本的属性，大学的发展包括大学科研的发展也要以大学学术和教育的发展为其内在归依，大学科研的发展也要兼顾大学教学，不应该只为科研而科研，为赚钱营利而科研。虽然大学内部存在着大学科研与开发、科研与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的冲突，这些冲突地解决都应该由大学的教育性和学术性来解决，抛开大学的根本属性来解决大学科研带来的冲突，其结果只能是杀鸡取卵、渴泽而渔，只会图一时之快，而给大学带来无穷的灾难。
参考文献：
[1]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绪.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2.
[2]王承绪，朱勃，顾明远.比较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287.
[3]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绪.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88.
[4]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联书店，199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