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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学研究源自19世纪德国民间文学研究，经过西方学者的不断增补，形成以“AT分类法”为故事分类体系，以个案故事为具体研究单位，以故事传播路径范围和文化意蕴挖掘为基本研究范式的民間故事研究模式，成为世界民间文学研究的通行方法。二百年来，这一方法不仅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盛行发展，而且也逐渐扩大影响范围，产生巨大的“滚雪球”效应，从空间范围到内在方法都促成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孙国江博士这部《六朝志怪小说的故事类型及其文化意蕴研究》就是这些新成果中的一例。
一种经典的学术研究方法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它能够在保持基本内核的前提下，根据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兴趣与目的，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更新和调整，成为一种能够解决新问题，新对象的新方法。主题学研究在中国大陆传播实践的过程，大抵就是在保持其固有研究对象内涵的基础上，不断出现针对不同研究对象而将主题学固有方法进行更新调整的过程。
从保持主题学研究固有方法格局的角度看，使用主题学的方法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丁乃通教授的《中国民间故事主题类型索引》，沿用西方主题学通用的“AT分类法”，是主题学研究方法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应用和传承。相关大量采用主题学方法进行民间故事研究的案例也是这个套路。
除了沿用主题学方法对作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进行研究之外，主题学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文学方面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将其应用于书面文学的抒情诗领域。这一工作肇始于台湾学者陈鹏翔教授所编《主题学研究论文集》。这本论文集给人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在保持主题学原有方法的民间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拓宽研究领域和视野，将主题学研究方法应用于书面文学的诗歌领域。编者在前言中陈言：主题学研究不是一个封闭和固定的研究模式，而应该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有待发展完善的动态系统（陈鹏翔《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前言》，台湾大东书局1983年版）。从这个主旨出发，该论文集不但收录了采用主题学方法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文章，而且还锐意开拓，收录数量可观的用主题学方法研究中国抒情诗的论文。这一举措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中国文学的主题学研究热潮，从8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从几个不同方向，出现一股化用主题学方法研究解决中国文学的潮流和相关成果。其中民间文学的主题学研究方面有祁连休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和吴光正先生的民间传说故事个案研究，书面诗文方面的主题学研究有王立先生的中国文学意象主题学研究。我本人从九十年代开始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则是用主题学方法对于中国叙事文学的故事类型研究。
该书作者孙国江博士是我指导的学生。他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均使用我提出的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做个案的故事类型研究。可以说，他对主题学方法的原理和实践已经是相当熟悉了。可是他仍然还不满足于从我这里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还想继续开拓，去寻找用主题学方法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新渠道途径。于是便有了与这本书相关的项目申报和最终成果。
那么，本书作者所追寻探索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主题学研究，以及借鉴主题学进行的诗文领域的意象主题研究，还有我本人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有什么异同和特色呢？
厘清这几个问题的关键是分清几个重要概念，他们分别是研究对象的文体情况和形态的层级情况。
区分文体，就是区分出几种借鉴主题学研究的方法在研究对象方面的文体差异。这方面的情况相对比较清晰，民间文学的主题学研究主要关注民间故事，意象主题学研究主要关注诗文，我的叙事文化学研究主要关注涵盖各种文体的叙事文学故事类型。
区分对象形态的层级情况，就是区分集中借鉴主题学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形态层级定位。民间文学的主题学研究和意象主题学研究的形态定位都是“意象”层级，即它的单位研究对象不是一个具体的个案故事，而是若干同类个案故事构成的主题意象。如民间故事类型中的“生死之交”“上天入地”，意象主题研究中“复仇主题”“黄昏主题”都不是以一个具体个案故事为研究单位，而是一个具体个案故事的上一层级的主题群和意象群。
叙事文化学的对象层级分为四个级别，最高一级是宏观大类，分为“天地”“神怪”“人物”“器物”“动物”“事件”六类；最低一级为具体的个案故事，中间则是从大类向个案具体故事过渡的层级。如“干宝父妾复生”个案故事从大到小四个层级的递进关系是：神怪—神异—复生—干宝父妾复生；“鹄奔亭女鬼”个案故事从大到小四个层级的递进关系是：神怪—鬼魅—冤魂—鹄奔亭女鬼（参见宁稼雨《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了解了这一情况，再来看国江这本书，就可以发现，本书对于研究对象的文体定位是明确具体的，即六朝文言志怪小说。但在研究对象的形态层级方面却表现出与以往几种研究都有所不同的新尝试。它把“六朝志怪小说”分为“ 精怪故事”“鬼神故事”“预言故事”“宗教故事”“博物故事”等五种类型。这样的定位既不是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研究关注的具体个案故事类型，也不是意象主题研究关注的“生死之交”“黄昏主题”这样更宏大一些的形态单位。
该书“六朝志怪小说”这个总体范围相当于叙事文化学研究故事类型分类的第一层级“神怪”（节选），而下面一层的“精怪”“鬼神”“预言”“宗教”“博物”则相当于叙事文化学分类的第二层级。这样的层级定位介于民间文学主题学和诗文意象主题学大意象层级与叙事文化学研究具体个案故事类型（第四层级）之间，体现和反映出作者对于主题学研究在叙事文学研究领域中层级定位的新思考与实践，是主题学研究开放性和延展性实践探索的又一有益和成功尝试。
该书的具体研究既体现了这个总体定位的格局，又能在很多问题上体现出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的新进展，体现出该书学术价值的实绩。
以往六朝志怪小说研究主要成果基本集中在文体史的研究和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该书稿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从六朝志怪故事的主题、母题和故事类型等方面对六朝志怪小说进行研究和探讨，进而分析了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主题类型故事背后所蕴含的独特文化意蕴，这是该书稿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方面的独特之处和创新之处。主题学和故事类型学是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两种常用方法，将这两种方法相结合，并应用于六朝志怪小说的研究之中，这一选题角度具有理论意义和创新价值。 该书稿从六朝志怪小说的文本情况和时代背景出发，在了解和掌握前人研究成果以及六朝志怪小说相关作品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运用主题學和故事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六朝志怪小说中主要故事的主题类型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并以主题类型故事为线索，对六朝志怪故事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文化意蕴进行了分析。总体来看，该书稿的六朝小说故事类型研究能够做到立意明确、观点新颖、见解独特、逻辑清晰。
故事主题类型作为叙事文学作品的一种集结方式，具有单篇作品和文体研究无法包容的属性和特点。打破作品和文体的限制，对主题类型故事的形态和特征进行分析，是进一步进行文化分析的基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内的一些学者在运用西方的文学方法进行中国本土文本的研究方面，总体上还存在着用中国的文学素材来迎合西方学术框架的问题。如何打破西方学术框架的束缚，建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研究思路，是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从这一层面来看，可以说该书稿的研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
从研究材料的角度来看，故事类型的研究首先需要“竭泽而渔”的文献搜集力度，研究者需要对研究对象的文本情况有清晰全面的把握。该书稿注意到了文献问题对于主题类型故事研究的重要性，在成果的第一章中首先对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六朝志怪小说作品进行了叙录，奠定了后文研究的文献基础，使得后文的文化分析部分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在具体的故事类型研究和文化意蕴分析中，该书稿将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主要故事按照故事主题类型分为五大主题，每个主题下面又选取了具体的故事类型和故事文本进行分析，分别探讨了这五大主题故事中的具体故事类型与原始信仰、巫鬼传统、谶纬思想、佛教道教传播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文化方面的关系，抓住了六朝志怪小说的独特文化内涵。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许多叙事文学故事所蕴含的文化意蕴拥有深厚的内涵，因此难以进行简单的共性类型分析。该书稿通过对六朝志怪小说中具体的故事类型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故事类型与上古神话、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谶纬思想、佛教道教传播、中外文化交流等历史背景的关系，深入挖掘了不同故事类型得以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根源，分析了促使同一类型的故事文本在不同作者笔下产生变化的历史文化动因。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对于六朝小说的研究中，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与六朝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志怪小说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尤其是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内在关联方面，还缺乏深层意义的观照和研究。该书稿的第五章中，讨论了六朝志怪小说中“法术疗病”故事和“断肢复续”故事与当时的道教和佛教传播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六朝志怪小说与宗教文化关系研究方面的积极探索。尤其是其中对于《搜神记》中“赵公明参佐”故事背后道教文化内涵的考察，取得了较为新颖的见解和认识。此外，该书稿的第四章中关于预言故事与士族家族政治神话及士族崛起背景的分析，也同样参考和借鉴了志人小说研究中关于六朝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将志怪小说中的故事类型与士人文化、士人家族兴衰的历史背景相联系，尝试把两个方面的文化解读进行合成关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因为该书研究范围为断代式研究，所以对于故事类型演变过程的梳理和研究局限于六朝这一历史时期及志怪小说这一文体的内部。这样虽然能够自称格局和体系，但对于故事类型本身在中国文化中发展、传承和演变的阶段性和系统性特征来说，就难以发现同一故事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中的不同表现，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问题，这是作者下一步应该思考和解决的深层问题。
国江为人低调笃实，治学扎实深入。博士毕业不久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经过几年努力，项目顺利完成。值得提出并注意的是，与很多青年学者毕业后以博士学位论文作为自己申报项目和学术研究的主攻基础不同，这个项目并不是国江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他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是《大禹神话的故事演变与文化意蕴》）的选题和内容范围，而是比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范围有了更广泛的内容。这等于是离开自己相对比较熟悉的博士论文知识范围，去开拓更加深广的学术研究领域。对于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博士来说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从书稿内容看，可以说国江成功应对了这个挑战。这除了证明该项目书稿的成功之外，同时也证明国江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比较大的提升潜力和空间。余对此寄予厚望焉。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作者为《六朝志怪小说的故事类型及其文化意蕴研究》一书所作序言。）
壹
一种经典的学术研究方法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它能够在保持基本内核的前提下，根据研究者自身的研究兴趣与目的，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更新和调整，成为一种能够解决新问题，新对象的新方法。主题学研究在中国大陆传播实践的过程，大抵就是在保持其固有研究对象内涵的基础上，不断出现针对不同研究对象而将主题学固有方法进行更新调整的过程。
从保持主题学研究固有方法格局的角度看，使用主题学的方法在中国民间故事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丁乃通教授的《中国民间故事主题类型索引》，沿用西方主题学通用的“AT分类法”，是主题学研究方法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应用和传承。相关大量采用主题学方法进行民间故事研究的案例也是这个套路。
除了沿用主题学方法对作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进行研究之外，主题学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文学方面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将其应用于书面文学的抒情诗领域。这一工作肇始于台湾学者陈鹏翔教授所编《主题学研究论文集》。这本论文集给人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在保持主题学原有方法的民间文学研究的基础上，拓宽研究领域和视野，将主题学研究方法应用于书面文学的诗歌领域。编者在前言中陈言：主题学研究不是一个封闭和固定的研究模式，而应该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有待发展完善的动态系统（陈鹏翔《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前言》，台湾大东书局1983年版）。从这个主旨出发，该论文集不但收录了采用主题学方法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文章，而且还锐意开拓，收录数量可观的用主题学方法研究中国抒情诗的论文。这一举措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中国文学的主题学研究热潮，从8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从几个不同方向，出现一股化用主题学方法研究解决中国文学的潮流和相关成果。其中民间文学的主题学研究方面有祁连休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和吴光正先生的民间传说故事个案研究，书面诗文方面的主题学研究有王立先生的中国文学意象主题学研究。我本人从九十年代开始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则是用主题学方法对于中国叙事文学的故事类型研究。
该书作者孙国江博士是我指导的学生。他的硕士和博士论文均使用我提出的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做个案的故事类型研究。可以说，他对主题学方法的原理和实践已经是相当熟悉了。可是他仍然还不满足于从我这里学到的知识和研究方法，还想继续开拓，去寻找用主题学方法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新渠道途径。于是便有了与这本书相关的项目申报和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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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本书作者所追寻探索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主题学研究，以及借鉴主题学进行的诗文领域的意象主题研究，还有我本人倡导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有什么异同和特色呢？
厘清这几个问题的关键是分清几个重要概念，他们分别是研究对象的文体情况和形态的层级情况。
区分文体，就是区分出几种借鉴主题学研究的方法在研究对象方面的文体差异。这方面的情况相对比较清晰，民间文学的主题学研究主要关注民间故事，意象主题学研究主要关注诗文，我的叙事文化学研究主要关注涵盖各种文体的叙事文学故事类型。
区分对象形态的层级情况，就是区分集中借鉴主题学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形态层级定位。民间文学的主题学研究和意象主题学研究的形态定位都是“意象”层级，即它的单位研究对象不是一个具体的个案故事，而是若干同类个案故事构成的主题意象。如民间故事类型中的“生死之交”“上天入地”，意象主题研究中“复仇主题”“黄昏主题”都不是以一个具体个案故事为研究单位，而是一个具体个案故事的上一层级的主题群和意象群。
叙事文化学的对象层级分为四个级别，最高一级是宏观大类，分为“天地”“神怪”“人物”“器物”“动物”“事件”六类；最低一级为具体的个案故事，中间则是从大类向个案具体故事过渡的层级。如“干宝父妾复生”个案故事从大到小四个层级的递进关系是：神怪—神异—复生—干宝父妾复生；“鹄奔亭女鬼”个案故事从大到小四个层级的递进关系是：神怪—鬼魅—冤魂—鹄奔亭女鬼（参见宁稼雨《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了解了这一情况，再来看国江这本书，就可以发现，本书对于研究对象的文体定位是明确具体的，即六朝文言志怪小说。但在研究对象的形态层级方面却表现出与以往几种研究都有所不同的新尝试。它把“六朝志怪小说”分为“ 精怪故事”“鬼神故事”“预言故事”“宗教故事”“博物故事”等五种类型。这样的定位既不是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研究关注的具体个案故事类型，也不是意象主题研究关注的“生死之交”“黄昏主题”这样更宏大一些的形态单位。
该书“六朝志怪小说”这个总体范围相当于叙事文化学研究故事类型分类的第一层级“神怪”（节选），而下面一层的“精怪”“鬼神”“预言”“宗教”“博物”则相当于叙事文化学分类的第二层级。这样的层级定位介于民间文学主题学和诗文意象主题学大意象层级与叙事文化学研究具体个案故事类型（第四层级）之间，体现和反映出作者对于主题学研究在叙事文学研究领域中层级定位的新思考与实践，是主题学研究开放性和延展性实践探索的又一有益和成功尝试。
该书的具体研究既体现了这个总体定位的格局，又能在很多问题上体现出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的新进展，体现出该书学术价值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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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六朝志怪小说研究主要成果基本集中在文体史的研究和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该书稿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从六朝志怪故事的主题、母题和故事类型等方面对六朝志怪小说进行研究和探讨，进而分析了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主题类型故事背后所蕴含的独特文化意蕴，这是该书稿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方面的独特之处和创新之处。主题学和故事类型学是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中的两种常用方法，将这两种方法相结合，并应用于六朝志怪小说的研究之中，这一选题角度具有理论意义和创新价值。 该书稿从六朝志怪小说的文本情况和时代背景出发，在了解和掌握前人研究成果以及六朝志怪小说相关作品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运用主题學和故事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六朝志怪小说中主要故事的主题类型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并以主题类型故事为线索，对六朝志怪故事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和文化意蕴进行了分析。总体来看，该书稿的六朝小说故事类型研究能够做到立意明确、观点新颖、见解独特、逻辑清晰。
故事主题类型作为叙事文学作品的一种集结方式，具有单篇作品和文体研究无法包容的属性和特点。打破作品和文体的限制，对主题类型故事的形态和特征进行分析，是进一步进行文化分析的基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内的一些学者在运用西方的文学方法进行中国本土文本的研究方面，总体上还存在着用中国的文学素材来迎合西方学术框架的问题。如何打破西方学术框架的束缚，建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术研究思路，是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从这一层面来看，可以说该书稿的研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
从研究材料的角度来看，故事类型的研究首先需要“竭泽而渔”的文献搜集力度，研究者需要对研究对象的文本情况有清晰全面的把握。该书稿注意到了文献问题对于主题类型故事研究的重要性，在成果的第一章中首先对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六朝志怪小说作品进行了叙录，奠定了后文研究的文献基础，使得后文的文化分析部分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在具体的故事类型研究和文化意蕴分析中，该书稿将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主要故事按照故事主题类型分为五大主题，每个主题下面又选取了具体的故事类型和故事文本进行分析，分别探讨了这五大主题故事中的具体故事类型与原始信仰、巫鬼传统、谶纬思想、佛教道教传播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文化方面的关系，抓住了六朝志怪小说的独特文化内涵。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许多叙事文学故事所蕴含的文化意蕴拥有深厚的内涵，因此难以进行简单的共性类型分析。该书稿通过对六朝志怪小说中具体的故事类型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故事类型与上古神话、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谶纬思想、佛教道教传播、中外文化交流等历史背景的关系，深入挖掘了不同故事类型得以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根源，分析了促使同一类型的故事文本在不同作者笔下产生变化的历史文化动因。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对于六朝小说的研究中，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与六朝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志怪小说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尤其是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内在关联方面，还缺乏深层意义的观照和研究。该书稿的第五章中，讨论了六朝志怪小说中“法术疗病”故事和“断肢复续”故事与当时的道教和佛教传播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六朝志怪小说与宗教文化关系研究方面的积极探索。尤其是其中对于《搜神记》中“赵公明参佐”故事背后道教文化内涵的考察，取得了较为新颖的见解和认识。此外，该书稿的第四章中关于预言故事与士族家族政治神话及士族崛起背景的分析，也同样参考和借鉴了志人小说研究中关于六朝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将志怪小说中的故事类型与士人文化、士人家族兴衰的历史背景相联系，尝试把两个方面的文化解读进行合成关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点。
因为该书研究范围为断代式研究，所以对于故事类型演变过程的梳理和研究局限于六朝这一历史时期及志怪小说这一文体的内部。这样虽然能够自称格局和体系，但对于故事类型本身在中国文化中发展、传承和演变的阶段性和系统性特征来说，就难以发现同一故事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中的不同表现，如何解决这样的矛盾问题，这是作者下一步应该思考和解决的深层问题。
国江为人低调笃实，治学扎实深入。博士毕业不久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经过几年努力，项目顺利完成。值得提出并注意的是，与很多青年学者毕业后以博士学位论文作为自己申报项目和学术研究的主攻基础不同，这个项目并不是国江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他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是《大禹神话的故事演变与文化意蕴》）的选题和内容范围，而是比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范围有了更广泛的内容。这等于是离开自己相对比较熟悉的博士论文知识范围，去开拓更加深广的学术研究领域。对于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博士来说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从书稿内容看，可以说国江成功应对了这个挑战。这除了证明该项目书稿的成功之外，同时也证明国江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比较大的提升潜力和空间。余对此寄予厚望焉。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作者为《六朝志怪小说的故事类型及其文化意蕴研究》一书所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