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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恩认为，量化宽松措施已对美国实体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目前，美国的产出远低于其潜力水平，生产成本即便上升，速度也非常缓慢，因此未来几年的通胀风险将十分有限。
长期而言，当美国经济增长更为强劲且通胀预期提高的时候，美联储将需要做好去除额外经济刺激的准备。
《博鳌观察》：科恩先生，2006年6月至2010年6月，你曾担任美联储（FED）副主席，可否介绍一下美联储自2008年12月以来采取的量化宽松措施？因何启动？又是如何实施的？
科恩：美联储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内部称为“大规模资产购买”（LSAPS））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当时陷入衰退，运用降低短期利率这种常规手段阻止经济衰退并推动经济复苏已不可行。彼时的短期利率已接近于零。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举措（即购买期限较长的资产），有助于降低长期利率水平。这样，家庭和企业的信贷融资消费意愿会增强，从而推高股票和房屋等资产价格，并为（美元）汇率提供下行压力。短期利率下降时，通常会运用这些手段。经济状况疲弱时，又有助于促进支出。
购买的长期资产包括三类：机构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机构证券和美国国债。这些操作是在公开市场（即二级市场）进行的。很显然，这种买进操作并不是直接为金融机构或联邦的赤字提供融资。购买这些长期资产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美联储增加银行（在联储账户上的）准备金，还有一些则来自于卖出短期国债（即所谓“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
《博鳌观察》：继美联储第一轮量化宽松举措之后，又接着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并在2012年9月份宣布启动第三轮。请问这几轮量化宽松举措有哪些不同？它们对于改善美国的实体经济（比如促进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是否有效？
科恩：这几轮量化宽松的规模不同，所包含的国债、机构证券和MBS组合亦不相同，但总体而言差别不大。第一轮量化宽松的规模要大于之后的两轮。略有不同的是“扭曲操作”，在这种操作中，美联储是通过卖出短期国债、而非相应增加商业银行在联储的准备金，为购买长期资产提供资金。即使在这一点上，“扭曲操作”的效果和途径被认为同其他的量化宽松政策非常接近。所有这些操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延长美联储所持债券的到期期限，缩短市场上债券的到期期限。其结果是，长期与短期债券的收益率之差有所收窄，从而刺激投资者摆脱对收益率和风险曲线的依赖。通过这种方式，美联储可以把宽松的货币政策传导到整个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
大多数研究了量化宽松措施的人都认为，这些举措在缓解金融环境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降低利率水平，提高资产价格，并给汇率带来下行压力。而要想判断这对美国经济增长到底有多大的额外促动，难度要大得多。我认为，这些措施对于经济增长应该小有帮助——但帮助可能不是太大，因此也有助于美国的失业率下降。（注：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见图1和图2，其中Q1，Q2，Q3，Q4是指当年的第1季度、第2季度、第3季度、第4季度）。
《博鳌观察》：量化宽松措施降低了利率水平，同时也加大了资本流向中国等一些新兴市场的风险。这种情况给这些市场带来了通胀及资产泡沫风险。你认为新兴国家为了规避这些风险应采取何种政策？
科恩：首先，这些国家必须允许本币汇率有更大的灵活度。他们之所以有“输入通胀风险”，是因为它们自身的货币政策受制于紧缩，其目的是维持出口驱动型增長。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成为净出口国，要想维持全球需求的稳定和持续，不仅要依靠赤字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加大储蓄力度，也要靠盈余国家推动内需，并减轻对于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依赖。
其次，目前的资本输入国也必须额外留意自己的金融行业，即那些正接受资本涌入的部门，以确保金融领域是安全的，同时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在此情况下，这些国家还必须关注单个金融机构以及整个金融部门的稳定性——即所谓“宏观审慎监管”。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些年，当大量资本从中国和其他盈余国家流入时，美国就没有对金融稳定予以足够的重视。
《博鳌观察》：你前面谈到，定量宽松措施已经对美国实体经济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见图1和图2），但你如何评价这些举措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科恩：我相信，这些举措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尽管我也承认，如同你前面的问题里提到的，其他国家对于定量宽松给它们造成的麻烦颇有怨言。更为强劲的美国经济增长肯定有利于全球经济——目前全球经济正在从“大衰退”中艰难复苏；美国经济增长会拉动其他国家的出口，不过美元汇率走软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影响，并有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近来其他央行，如英国、日本和欧元央行，相继放松货币政策以避免本币升值的情况来看，这已经为今后的全球经济增长提速铺平了道路。若非如此，全球经济增长将无法复苏。目前来看，全球通胀水平也较为温和，只是出现了几波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博鳌观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急剧扩张。具体而言，经济危机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只有约8000亿美元的国债，而经过了前两轮的量化宽松之后，这个数字目前达到了1.7万亿美元左右，而新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包括了每月购买400亿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那么，美国是否存在通胀风险？
科恩：目前，美国的产出远低于其潜力水平，生产成本即便上升，速度也非常缓慢，因此未来几年的通胀风险将十分有限（注：通胀率见图3）。长期而言，当美国经济增长更为强劲且通胀预期提高的时候，美联储将需要做好去除额外经济刺激的准备。
《博鳌观察》：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有哪些退出策略？
科恩：美联储已获得了相应授权，并开发出了一些紧缩货币政策的措施，在需要的时候采用。美联储有为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的授权，而这个利率应能构成市场利率的下限，因此提高该利率水平将会更为广泛地起到收紧货币的作用——即便是在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超额准备金的情况下。此外，联储还开发出了很多种新型工具，用以在需要的时候吸纳超额准备金。届时，联储将在到期时减持证券，也可以卖出所持证券。在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FOMC）的一些会议纪要中，明确给出了以一种既定方式动用这些紧缩工具的路线图，以便让市场能够对美联储的行动有所预期。
目前，美国的产出远低于其潜力水平，生产成本即便上升，速度也非常缓慢，因此未来几年的通胀风险将十分有限。
长期而言，当美国经济增长更为强劲且通胀预期提高的时候，美联储将需要做好去除额外经济刺激的准备。
《博鳌观察》：科恩先生，2006年6月至2010年6月，你曾担任美联储（FED）副主席，可否介绍一下美联储自2008年12月以来采取的量化宽松措施？因何启动？又是如何实施的？
科恩：美联储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内部称为“大规模资产购买”（LSAPS））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当时陷入衰退，运用降低短期利率这种常规手段阻止经济衰退并推动经济复苏已不可行。彼时的短期利率已接近于零。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举措（即购买期限较长的资产），有助于降低长期利率水平。这样，家庭和企业的信贷融资消费意愿会增强，从而推高股票和房屋等资产价格，并为（美元）汇率提供下行压力。短期利率下降时，通常会运用这些手段。经济状况疲弱时，又有助于促进支出。
购买的长期资产包括三类：机构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机构证券和美国国债。这些操作是在公开市场（即二级市场）进行的。很显然，这种买进操作并不是直接为金融机构或联邦的赤字提供融资。购买这些长期资产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美联储增加银行（在联储账户上的）准备金，还有一些则来自于卖出短期国债（即所谓“扭曲操作”（Operation twist））。
《博鳌观察》：继美联储第一轮量化宽松举措之后，又接着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并在2012年9月份宣布启动第三轮。请问这几轮量化宽松举措有哪些不同？它们对于改善美国的实体经济（比如促进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是否有效？
科恩：这几轮量化宽松的规模不同，所包含的国债、机构证券和MBS组合亦不相同，但总体而言差别不大。第一轮量化宽松的规模要大于之后的两轮。略有不同的是“扭曲操作”，在这种操作中，美联储是通过卖出短期国债、而非相应增加商业银行在联储的准备金，为购买长期资产提供资金。即使在这一点上，“扭曲操作”的效果和途径被认为同其他的量化宽松政策非常接近。所有这些操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延长美联储所持债券的到期期限，缩短市场上债券的到期期限。其结果是，长期与短期债券的收益率之差有所收窄，从而刺激投资者摆脱对收益率和风险曲线的依赖。通过这种方式，美联储可以把宽松的货币政策传导到整个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
大多数研究了量化宽松措施的人都认为，这些举措在缓解金融环境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降低利率水平，提高资产价格，并给汇率带来下行压力。而要想判断这对美国经济增长到底有多大的额外促动，难度要大得多。我认为，这些措施对于经济增长应该小有帮助——但帮助可能不是太大，因此也有助于美国的失业率下降。（注：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见图1和图2，其中Q1，Q2，Q3，Q4是指当年的第1季度、第2季度、第3季度、第4季度）。
《博鳌观察》：量化宽松措施降低了利率水平，同时也加大了资本流向中国等一些新兴市场的风险。这种情况给这些市场带来了通胀及资产泡沫风险。你认为新兴国家为了规避这些风险应采取何种政策？
科恩：首先，这些国家必须允许本币汇率有更大的灵活度。他们之所以有“输入通胀风险”，是因为它们自身的货币政策受制于紧缩，其目的是维持出口驱动型增長。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成为净出口国，要想维持全球需求的稳定和持续，不仅要依靠赤字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加大储蓄力度，也要靠盈余国家推动内需，并减轻对于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依赖。
其次，目前的资本输入国也必须额外留意自己的金融行业，即那些正接受资本涌入的部门，以确保金融领域是安全的，同时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在此情况下，这些国家还必须关注单个金融机构以及整个金融部门的稳定性——即所谓“宏观审慎监管”。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些年，当大量资本从中国和其他盈余国家流入时，美国就没有对金融稳定予以足够的重视。
《博鳌观察》：你前面谈到，定量宽松措施已经对美国实体经济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见图1和图2），但你如何评价这些举措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科恩：我相信，这些举措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尽管我也承认，如同你前面的问题里提到的，其他国家对于定量宽松给它们造成的麻烦颇有怨言。更为强劲的美国经济增长肯定有利于全球经济——目前全球经济正在从“大衰退”中艰难复苏；美国经济增长会拉动其他国家的出口，不过美元汇率走软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种影响，并有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近来其他央行，如英国、日本和欧元央行，相继放松货币政策以避免本币升值的情况来看，这已经为今后的全球经济增长提速铺平了道路。若非如此，全球经济增长将无法复苏。目前来看，全球通胀水平也较为温和，只是出现了几波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博鳌观察》：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急剧扩张。具体而言，经济危机之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只有约8000亿美元的国债，而经过了前两轮的量化宽松之后，这个数字目前达到了1.7万亿美元左右，而新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措施包括了每月购买400亿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那么，美国是否存在通胀风险？
科恩：目前，美国的产出远低于其潜力水平，生产成本即便上升，速度也非常缓慢，因此未来几年的通胀风险将十分有限（注：通胀率见图3）。长期而言，当美国经济增长更为强劲且通胀预期提高的时候，美联储将需要做好去除额外经济刺激的准备。
《博鳌观察》：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有哪些退出策略？
科恩：美联储已获得了相应授权，并开发出了一些紧缩货币政策的措施，在需要的时候采用。美联储有为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的授权，而这个利率应能构成市场利率的下限，因此提高该利率水平将会更为广泛地起到收紧货币的作用——即便是在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超额准备金的情况下。此外，联储还开发出了很多种新型工具，用以在需要的时候吸纳超额准备金。届时，联储将在到期时减持证券，也可以卖出所持证券。在联邦市场公开委员会（FOMC）的一些会议纪要中，明确给出了以一种既定方式动用这些紧缩工具的路线图，以便让市场能够对美联储的行动有所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