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被视作人际交流的一种工具，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这是对语文概念较为约定俗成的解释，听说读写则是语文作为工具的表现形式，其实质全在于语言是人类的工具。
　　既谓工具便是将其看作外在于人的一种对象性存在，很自然地想到语言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实用性，但张志公先生指出语言作为工具的特殊性，语言与人的思想紧密关联而不可分割。
　　语言作为工具，主要功能不外乎叙事状物与表情达意。叙事状物是主观见之于客观，使事物如实地呈现；表情达意则是人们主观情感的抒发或思想意义的申述。然而，叙事状物或表情达意必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并不能做到纯粹的客观或纯粹的主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所以，语文的教学、语言的习得也并不是纯客观的分析或纯主观的表述，教学过程是教师、学生、文本构成学习情景，相互作用的过程。
　　语言作为工具，受一定规则、语法结构的限制，语言的使用必须遵循这些规则，结构凌乱的语言不能准确传递信息。索绪尔指出语言这个符号系统除了用于理解之外别无用处，语言体现着人对世界的理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语言因为有其规定性，为了使这种工具使用得心应手，使语言的表达更为精准和自如，所以人们需要学习。然而，语言是一种社会的建构，它只能在社会中学习和使用，动物不能产生人类的语言，狼孩同样不能拥有人类的语言。
　　语言作为工具并非是一套由习惯形成的规则与结构组成的冰冷的机器，语言不仅属于概念化、理念化、逻辑化的范畴，语言的本质在于提供了个体生命之存准用法的同时，通过各种暗示、隐喻、审美意象唤醒人们感悟生命的直觉能力。因此，斯特劳斯特别欣赏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认为是诗性智慧的范例，他主张语言不能停留在现象学描写的层面，不是精确地而是要诗意地对待这个世界。因此，语文教学不能执迷于知识的累积而要着意于生命的感悟，培养语感的直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语言既然被认作工具便自然归之于“器”。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言”对于不可言说之“道”存在着某种表达的局限性，但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说，“言”关乎人的生存，是“道”的家园。“言”不仅仅是工具论意义上的，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道”在“言”中展现着自身。所以古人之所谓选词炼句、谋篇布局、诗词曲赋的演进体现着生活世界的丰富多彩，也体现着生命意义的沉思和生存世界的关怀所达到的境界。
　　语言作为工具并非用过即可弃绝之物，人达于道之境界，自然需要相忘于言，一如鱼相忘于江湖。老庄“忘言”的义理旨趣，海德格尔对语言生命本质的剖析，新课改关于教育回归生活的理念，均有着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突显语言的日常性与自然性。语言并非仅仅是现代西方哲学家视野中认识论层面所描述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表象工具，而是人栖息的家园。语文的境界是整体的智慧，而不是支离的知识点，语文教学必须体现言语与人的存在之间的联系，语文工具性运用须达到融会贯通。空泛的道理关在屋子里或许显得头头是道，但进入实际生活缺一无所用，学儒以为治道在胸，不知钱米；学佛超乎色相之外，遇事慌张焦虑。现在各种语文练习册铺天盖地，语文课堂热闹非凡，但实效如何呢？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要安安静静地权衡语言事实，而不是躁动纷扰地进行猜测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