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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篇》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的首篇，在全书中起着提纲挈领、总揽全局的关键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孙子兵学思想的高度浓缩和精辟概括。
一、战争的筹划理论
用兵打仗先要算计，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这个计算公式就是所谓的“五事七计”。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对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确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的可能性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好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要素，孙子概括为道、天、地、将、法。“道”是政治条件，就是国内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天”与“地”，都是讲战争的自然环境，要拥有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将”，讲的是军队的统帅，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置将不慎，一败涂地”。至于“法”，同样十分重要，合理的编制，得当的协调，有力的保障，适宜的赏罚，是任何军队从事军事活动过程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环节。
二、战略决策的战例
从历史上的战争实践来看，孙子“五事七计”——预见胜负的战略运筹思想，的确是定谋决策、用兵打仗的客观基础，就像唐代杜牧所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几千载，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无差跌。”（杜牧《注孙子·序》）乃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思想体系。这可以举出无数个具体战略决策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1.韩信的“汉中对”。楚汉战争爆发前夕，僻处汉中、巴蜀一隅的刘邦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韩信给他送来著名的“汉中对”。在“汉中对”中，韩信为刘邦全面算计了军事斗争的得失前景，透彻分析了楚汉双方的战略态势。韩信指出，项羽虽然“勇悍仁强”，但他的“勇”乃是只知道冲冲杀杀的匹夫之勇，他的“仁”乃是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他的“强”乃是没有根基、单凭暴力的“强”，即所谓“百姓不附，特劫于威，强服也”。总而言之，项羽的强大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现象，骨子里其实虚弱得很，迟早要走向反面。反观刘邦，只要能反项羽之道而行之，任用天下的英雄豪杰，厚待重赏功臣宿将，利用麾下汉军将士渴望东归故土的心理，并凭借政治上“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得到广大民众拥戴的优势，就可以平定关中地区，占据战略重地，进而逐鹿中原，得志于天下。韩信的计算和建议非常正确，刘邦遂采纳韩信之策，“部署众将之所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攻占关中，并经过前后数年的征战，转弱为强，最终大破楚军于垓下，迫使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夺取了楚汉战争的胜利。由此可见，孙子“多算胜，少算不胜”的论断，确实是至理名言。
2.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战略决策。383年，前秦天王苻坚自恃兵多将广，不顾群臣阻谏反对，亲率百万大军，在东西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水陆并进，声言要“投鞭断流”，企图一举吞并东晋，混同天下，然而却最终在淝水一带（今安徽境内）同东晋军队的决战中全面失败。这一结局的出现，固然有苻坚战役指挥不当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当是苻坚本人在战前筹划中主观武断，一意孤行，算法上出现严重失误，没能用孙子“五事七计”的计算方法来算清和掌握敌我情势和预测战争胜负前景。明明是绝大多数臣下反对贸然进攻东晋，可他却偏偏要执意南伐，做一统天下的美梦；明明是内部不稳，士气低落，“兵众”不强，慕容垂等异族部将怀有“他志”，居心叵测，他却偏偏要锐意轻进，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明明不熟悉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不知道东晋内部的各种情况，水师力量远不如对手，军队缺乏系统训练，他却偏偏要舍长就短，轻举妄动。这样便深深地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加上具体作战指导上的失误，于是就不可避免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上演丧师灭国、自殒其身的悲惨一幕了。这也恰好从反面证实了孙子“五事七计”运算战争方法的高明卓越，表明对它的违背，必然会受到战争之神的应有惩罚。
三、诡道之术
“诡道”，顾名思义，便是“诡诈之道”。这里，“诡”指的是手段运用的特色：诡秘神奇，变幻莫测，杀敌于无形之中。至于“诈”，指的是手段运用的性质：骗招迭出，诈敌唬人，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胜利。
高明的骗术在于能做到变化多端，花样翻新，即《司马法》所说的“无复先术”，否则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便容易为对手所识破，会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孙子使诈的基本原则：“兵者，诡道也。”所谓的“诡道十二法”是：明明要打你却装出不想打的模样，明明能够打却装出不能打的姿态；要从远处打却装出会从近处打，要从近处动手却装出会从远处下手……不一而足，总之是要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軍事欺骗，以假象迷惑对手，从而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孙子认为用兵打仗所追求的成功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便是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动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可是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精髓奥秘却并不容易，“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在战场上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地施展诡道，赢得胜利，就必须自己亲身去实践。
孙子的“诡道十二法”几乎条条都可以找到具体的战例验证。这正是它们之所以为后人所高度推重的军事欺骗方法的缘由所在。汉高祖刘邦当年之所以有平城之围，就是由于匈奴冒顿单于巧妙实施“能而示之不能”策略的结果：冒顿单于面临汉军大举进攻之时，故意派遣一些老弱士兵在前线做无力抵抗，让刘邦误以为匈奴军队实力不过尔尔，遂轻易冒进，不知不觉中进入对方预设的伏击圈中，被重重包围于平城白登山，差一点全军覆没。幸亏陈平想出一条计策，贿赂冒顿单于夫人阏氏，才侥幸摆脱围困，狼狈退回长安。三国时期吕蒙之所以能白衣渡江，从蜀汉大将关羽的手中夺回战略要地荆州，也是他高明运用“用而示之不用”之计的产物。为了夺回荆州，东吴军事统帅吕蒙想出一招：自己称病告退，让年轻将领陆逊替代。陆逊上任后故意写信给关羽，称说自己少不更事，还请前辈多多指教，用卑辞屈己之法麻痹了关羽，使他放心地统率大军去和曹军争夺襄樊，造成荆州防备空虚。此计得逞后，吕蒙即遣发主力迅速开进，攻陷荆州，并趁关羽慌忙回师之际实施伏击，一举尽歼号称“万人敌”的关羽主力。这的确是明明要打却装作不想打的典范战例。
由于孙子“诡道十二法”的作战指导思想符合战争活动的内在规律，在实战实践中一再获得验证，因此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备受青睐。他们沿着孙子开辟的道路前进，进而从各方面深化了“诡道十二法”的思想。这中间来历不明的《三十六计》可谓是集“诡道”也即战略欺骗的大成之作。这部民国年间才出现于书摊、但有可能是明末清初成书的兵书，从头到尾谈的就是一个“骗”字。它招招阴损，计计险恶，目的都围绕一个中心，怎样引诱敌人上当受骗，而自己则趁此机会一招制敌。这只要看看它的计策名目便可以一目了然了，什么“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无中生有”“笑里藏刀”“李代桃僵”；什么“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浑水摸鱼”“偷梁换柱”“假痴不癫”“上屋抽梯”，统统都是欺骗敌人的高招，夺取胜利的窍门。然而，“诡道”毕竟是作为“道德”的对立面出现的，一味推重“诡道”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尤其是将它不分青红皂白推广到非军事领域时，必定会导致君子稀少、小人成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恐怖局面。（摘自《文史知识》）
一、战争的筹划理论
用兵打仗先要算计，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这个计算公式就是所谓的“五事七计”。具体地讲，就是从五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着眼，通过七个方面的具体比较，对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优劣做出正确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对战争的可能性结果做出比较合乎实际的预测，并据此制定好自己这一方的战略决策，这叫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基本要素，孙子概括为道、天、地、将、法。“道”是政治条件，就是国内政治清明，上下和谐。“天”与“地”，都是讲战争的自然环境，要拥有有利的天时、地利条件，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将”，讲的是军队的统帅，正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置将不慎，一败涂地”。至于“法”，同样十分重要，合理的编制，得当的协调，有力的保障，适宜的赏罚，是任何军队从事军事活动过程中须臾不可缺少的环节。
二、战略决策的战例
从历史上的战争实践来看，孙子“五事七计”——预见胜负的战略运筹思想，的确是定谋决策、用兵打仗的客观基础，就像唐代杜牧所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几千载，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无差跌。”（杜牧《注孙子·序》）乃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军事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思想体系。这可以举出无数个具体战略决策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1.韩信的“汉中对”。楚汉战争爆发前夕，僻处汉中、巴蜀一隅的刘邦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韩信给他送来著名的“汉中对”。在“汉中对”中，韩信为刘邦全面算计了军事斗争的得失前景，透彻分析了楚汉双方的战略态势。韩信指出，项羽虽然“勇悍仁强”，但他的“勇”乃是只知道冲冲杀杀的匹夫之勇，他的“仁”乃是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他的“强”乃是没有根基、单凭暴力的“强”，即所谓“百姓不附，特劫于威，强服也”。总而言之，项羽的强大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现象，骨子里其实虚弱得很，迟早要走向反面。反观刘邦，只要能反项羽之道而行之，任用天下的英雄豪杰，厚待重赏功臣宿将，利用麾下汉军将士渴望东归故土的心理，并凭借政治上“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得到广大民众拥戴的优势，就可以平定关中地区，占据战略重地，进而逐鹿中原，得志于天下。韩信的计算和建议非常正确，刘邦遂采纳韩信之策，“部署众将之所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一举攻占关中，并经过前后数年的征战，转弱为强，最终大破楚军于垓下，迫使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夺取了楚汉战争的胜利。由此可见，孙子“多算胜，少算不胜”的论断，确实是至理名言。
2.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战略决策。383年，前秦天王苻坚自恃兵多将广，不顾群臣阻谏反对，亲率百万大军，在东西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水陆并进，声言要“投鞭断流”，企图一举吞并东晋，混同天下，然而却最终在淝水一带（今安徽境内）同东晋军队的决战中全面失败。这一结局的出现，固然有苻坚战役指挥不当的因素，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当是苻坚本人在战前筹划中主观武断，一意孤行，算法上出现严重失误，没能用孙子“五事七计”的计算方法来算清和掌握敌我情势和预测战争胜负前景。明明是绝大多数臣下反对贸然进攻东晋，可他却偏偏要执意南伐，做一统天下的美梦；明明是内部不稳，士气低落，“兵众”不强，慕容垂等异族部将怀有“他志”，居心叵测，他却偏偏要锐意轻进，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明明不熟悉南方地区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不知道东晋内部的各种情况，水师力量远不如对手，军队缺乏系统训练，他却偏偏要舍长就短，轻举妄动。这样便深深地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加上具体作战指导上的失误，于是就不可避免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上演丧师灭国、自殒其身的悲惨一幕了。这也恰好从反面证实了孙子“五事七计”运算战争方法的高明卓越，表明对它的违背，必然会受到战争之神的应有惩罚。
三、诡道之术
“诡道”，顾名思义，便是“诡诈之道”。这里，“诡”指的是手段运用的特色：诡秘神奇，变幻莫测，杀敌于无形之中。至于“诈”，指的是手段运用的性质：骗招迭出，诈敌唬人，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尽可能大的胜利。
高明的骗术在于能做到变化多端，花样翻新，即《司马法》所说的“无复先术”，否则一旦形成固定的模式，便容易为对手所识破，会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孙子使诈的基本原则：“兵者，诡道也。”所谓的“诡道十二法”是：明明要打你却装出不想打的模样，明明能够打却装出不能打的姿态；要从远处打却装出会从近处打，要从近处动手却装出会从远处下手……不一而足，总之是要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軍事欺骗，以假象迷惑对手，从而牢牢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孙子认为用兵打仗所追求的成功就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便是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动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可是要真正理解和掌握其中的精髓奥秘却并不容易，“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在战场上得心应手、出神入化地施展诡道，赢得胜利，就必须自己亲身去实践。
孙子的“诡道十二法”几乎条条都可以找到具体的战例验证。这正是它们之所以为后人所高度推重的军事欺骗方法的缘由所在。汉高祖刘邦当年之所以有平城之围，就是由于匈奴冒顿单于巧妙实施“能而示之不能”策略的结果：冒顿单于面临汉军大举进攻之时，故意派遣一些老弱士兵在前线做无力抵抗，让刘邦误以为匈奴军队实力不过尔尔，遂轻易冒进，不知不觉中进入对方预设的伏击圈中，被重重包围于平城白登山，差一点全军覆没。幸亏陈平想出一条计策，贿赂冒顿单于夫人阏氏，才侥幸摆脱围困，狼狈退回长安。三国时期吕蒙之所以能白衣渡江，从蜀汉大将关羽的手中夺回战略要地荆州，也是他高明运用“用而示之不用”之计的产物。为了夺回荆州，东吴军事统帅吕蒙想出一招：自己称病告退，让年轻将领陆逊替代。陆逊上任后故意写信给关羽，称说自己少不更事，还请前辈多多指教，用卑辞屈己之法麻痹了关羽，使他放心地统率大军去和曹军争夺襄樊，造成荆州防备空虚。此计得逞后，吕蒙即遣发主力迅速开进，攻陷荆州，并趁关羽慌忙回师之际实施伏击，一举尽歼号称“万人敌”的关羽主力。这的确是明明要打却装作不想打的典范战例。
由于孙子“诡道十二法”的作战指导思想符合战争活动的内在规律，在实战实践中一再获得验证，因此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备受青睐。他们沿着孙子开辟的道路前进，进而从各方面深化了“诡道十二法”的思想。这中间来历不明的《三十六计》可谓是集“诡道”也即战略欺骗的大成之作。这部民国年间才出现于书摊、但有可能是明末清初成书的兵书，从头到尾谈的就是一个“骗”字。它招招阴损，计计险恶，目的都围绕一个中心，怎样引诱敌人上当受骗，而自己则趁此机会一招制敌。这只要看看它的计策名目便可以一目了然了，什么“瞒天过海”“声东击西”“无中生有”“笑里藏刀”“李代桃僵”；什么“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浑水摸鱼”“偷梁换柱”“假痴不癫”“上屋抽梯”，统统都是欺骗敌人的高招，夺取胜利的窍门。然而，“诡道”毕竟是作为“道德”的对立面出现的，一味推重“诡道”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尤其是将它不分青红皂白推广到非军事领域时，必定会导致君子稀少、小人成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恐怖局面。（摘自《文史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