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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7—2018）”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在世界经济同步复苏、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经济新动能快速成长、市场预期不断改善等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触底企稳基础上的反弹，宏观景气、微观绩效、结构调整以及新动力培育都出现持续改善的局面，整体经济呈现“稳中求进，进中向好”的超预期复苏的态势，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取得阶段性胜利。
不过深入研究当前超预期复苏的性质可以看到，2017年中国经济企稳总体上是政策性的、恢复性的，市场力量和趋势性力量还没有企稳，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3大需要重点关注的特征：一是经济企稳但难以快速反弹，稳中趋缓可能是常态；二是经济风险有所缓和但警报并没有解除，局部问题可能恶化；三是经济结构虽有所优化但面临政策退出的冲击。
报告认为，这些特征虽然说明了中国经济还没有开启持续反弹的新周期，中国经济新常态还远没有结束，但中国经济新常态却步入到了新阶段。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将面临与过去5年不同的新环境、新问题和新矛盾，并呈现出8大运行特征和运行规律：（1）经济增速将从“快速下滑的低迷期”转向“稳中趋缓的调整期”，增速换挡的力量将从“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的叠加转向“政策性退出”与“趋势性力量”的叠加。（2）结构调整将从“政府主导型”和“外部冲击型”调整向市场主导型和内生主导型的结构调整转变。（3）动力转换将从过去的“政府扶持与市场发展”二元并行的局面过渡到“市场为主、政府为辅”阶段，动能转换步入关键期。（4）经济政策将从“持续扩张期”步入到“渐进退出期”。（5）世界经济将从过去10年的“长期停滞期”步入到“低速复苏与政策退出期”，中国贸易顺差将从过去的“快速下滑期”步入到“低水平稳定期”，资本账户将从“恐慌性流出期”步入到“相对平衡的波动期”。（6）金融周期将步入下行期，风险释放更具有突发性和隐蔽性。（7）改革将步入攻关期和新制度红利的构建期。改革的模式将从以往简单的“就市场改市场、就經济改经济”转向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建构，通过权力重构、行政体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奠定经济改革的权力基础、行政基础和社会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在行政体制改革加速和社会改革的加速中得到深化。（8）经济发展将迎来“高成本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能是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由于中国新周期还没有开启，中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还没有到全面退出的时点。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没有触底企稳之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积极的定位不宜改变。考虑实体经济修复速度将大大慢于虚体经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的速度应当慢于西方各国，渐进的步调应当与市场内生动力复苏的步调具有一致性。
报告认为，市场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消除各种“软约束”，特别是政府与银行、政府与企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各种软约束。因此，利用国有企业改革重塑国有企业的行为模式，利用监管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重塑银行的行为模式，利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重构政府的权力边界和行为模式是破解过去“治乱循环”的关键。只有利益边界发生变化，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才会发生变化；只有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效率才会发生变化。过于宏观总体上的管控难以真正改变资源配置的模式，也难以真正克服在行政管控中带来的政府失灵和由此产生的“双失灵循环症”。
当前中国经济必须高度重视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的加速下滑，2018年稳增长的核心在于“稳投资”，但“稳投资”的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必须作出大幅度的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通过产权的可保护性、资本投资的新空间、投资成本的降低以及投资产业需求的扩展等方面的措施来启动民间资本。要认识到实体投资回报率过低不仅仅是一个周期性现象，更重要的是源自系列重大改革的缺位。启动民间资本的系统方案必须包含大量基础性的、中期导向的重大改革：一是政府必须从目前的投资型政府逐步转向民生型政府；二是国有企业投资体系和利润使用应当进行战略性重新定位改革，非主营业务投资必须严格限制；三是各类管制要重新梳理；四是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降成本”方面应当进一步强化。
2018年应当延续中国财政政策的积极定位，但过快增长的广义财政赤字率应当成为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关注点，对各类隐形化债务必须进行大幅度管控，同时需要高度关注美国减税带来的全球税收竞争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教授强调，风险防控是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过去我们经历了一轮金融业迅猛的扩张周期，现在到了金融扩张下行期，风险开始逐步暴露，特别是中小型金融机构，包括小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同业收紧后，资金成本明显提高，同时又受到互联网金融的挤压，使得这种风险开始外延。未来的宏观政策既要有序地去杠杆、有序地退出扩张性政策，又要保持市场稳定运行、保持市场流动性的适度与合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教授表示，在新常态、新阶段、新时代讨论宏观经济政策评估宏观经济形势，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全面地调整理念、思想和战略，要把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安排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调整到新时代、新常态、新阶段的新平台上。当前最严峻的挑战是理念思想战略的转换尚不到位，在很大程度上有点新瓶装旧酒。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先生认为，当前民间投资下降有很多复杂原因，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投资机会、市场，蕴藏着巨大投资动力，关键是要提高民间的投资，要优化投资结构，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提升整个民营资本在配置社会资本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面临着中国社会矛盾的转化时期，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侧重点，如何让企业家通过扩大投资、提高整个社会资本的运用应该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摘自《改革内参》）
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宏观经济在世界经济同步复苏、稳增长政策持续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经济新动能快速成长、市场预期不断改善等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触底企稳基础上的反弹，宏观景气、微观绩效、结构调整以及新动力培育都出现持续改善的局面，整体经济呈现“稳中求进，进中向好”的超预期复苏的态势，中国宏观经济调整取得阶段性胜利。
不过深入研究当前超预期复苏的性质可以看到，2017年中国经济企稳总体上是政策性的、恢复性的，市场力量和趋势性力量还没有企稳，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3大需要重点关注的特征：一是经济企稳但难以快速反弹，稳中趋缓可能是常态；二是经济风险有所缓和但警报并没有解除，局部问题可能恶化；三是经济结构虽有所优化但面临政策退出的冲击。
报告认为，这些特征虽然说明了中国经济还没有开启持续反弹的新周期，中国经济新常态还远没有结束，但中国经济新常态却步入到了新阶段。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将面临与过去5年不同的新环境、新问题和新矛盾，并呈现出8大运行特征和运行规律：（1）经济增速将从“快速下滑的低迷期”转向“稳中趋缓的调整期”，增速换挡的力量将从“趋势性力量”与“周期性力量”的叠加转向“政策性退出”与“趋势性力量”的叠加。（2）结构调整将从“政府主导型”和“外部冲击型”调整向市场主导型和内生主导型的结构调整转变。（3）动力转换将从过去的“政府扶持与市场发展”二元并行的局面过渡到“市场为主、政府为辅”阶段，动能转换步入关键期。（4）经济政策将从“持续扩张期”步入到“渐进退出期”。（5）世界经济将从过去10年的“长期停滞期”步入到“低速复苏与政策退出期”，中国贸易顺差将从过去的“快速下滑期”步入到“低水平稳定期”，资本账户将从“恐慌性流出期”步入到“相对平衡的波动期”。（6）金融周期将步入下行期，风险释放更具有突发性和隐蔽性。（7）改革将步入攻关期和新制度红利的构建期。改革的模式将从以往简单的“就市场改市场、就經济改经济”转向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建构，通过权力重构、行政体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奠定经济改革的权力基础、行政基础和社会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在行政体制改革加速和社会改革的加速中得到深化。（8）经济发展将迎来“高成本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能是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由于中国新周期还没有开启，中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还没有到全面退出的时点。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没有触底企稳之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积极的定位不宜改变。考虑实体经济修复速度将大大慢于虚体经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常态化的速度应当慢于西方各国，渐进的步调应当与市场内生动力复苏的步调具有一致性。
报告认为，市场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消除各种“软约束”，特别是政府与银行、政府与企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各种软约束。因此，利用国有企业改革重塑国有企业的行为模式，利用监管体系和金融体系改革重塑银行的行为模式，利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重构政府的权力边界和行为模式是破解过去“治乱循环”的关键。只有利益边界发生变化，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才会发生变化；只有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和效率才会发生变化。过于宏观总体上的管控难以真正改变资源配置的模式，也难以真正克服在行政管控中带来的政府失灵和由此产生的“双失灵循环症”。
当前中国经济必须高度重视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的加速下滑，2018年稳增长的核心在于“稳投资”，但“稳投资”的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必须作出大幅度的调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通过产权的可保护性、资本投资的新空间、投资成本的降低以及投资产业需求的扩展等方面的措施来启动民间资本。要认识到实体投资回报率过低不仅仅是一个周期性现象，更重要的是源自系列重大改革的缺位。启动民间资本的系统方案必须包含大量基础性的、中期导向的重大改革：一是政府必须从目前的投资型政府逐步转向民生型政府；二是国有企业投资体系和利润使用应当进行战略性重新定位改革，非主营业务投资必须严格限制；三是各类管制要重新梳理；四是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降成本”方面应当进一步强化。
2018年应当延续中国财政政策的积极定位，但过快增长的广义财政赤字率应当成为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关注点，对各类隐形化债务必须进行大幅度管控，同时需要高度关注美国减税带来的全球税收竞争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教授强调，风险防控是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过去我们经历了一轮金融业迅猛的扩张周期，现在到了金融扩张下行期，风险开始逐步暴露，特别是中小型金融机构，包括小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同业收紧后，资金成本明显提高，同时又受到互联网金融的挤压，使得这种风险开始外延。未来的宏观政策既要有序地去杠杆、有序地退出扩张性政策，又要保持市场稳定运行、保持市场流动性的适度与合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教授表示，在新常态、新阶段、新时代讨论宏观经济政策评估宏观经济形势，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要全面地调整理念、思想和战略，要把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安排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调整到新时代、新常态、新阶段的新平台上。当前最严峻的挑战是理念思想战略的转换尚不到位，在很大程度上有点新瓶装旧酒。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先生认为，当前民间投资下降有很多复杂原因，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投资机会、市场，蕴藏着巨大投资动力，关键是要提高民间的投资，要优化投资结构，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提升整个民营资本在配置社会资本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面临着中国社会矛盾的转化时期，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侧重点，如何让企业家通过扩大投资、提高整个社会资本的运用应该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