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旧时君主、贵族、大臣去世之后，官方会根据逝者生前的功过是非给出一个谥号，比如范仲淹谥“文正”，欧阳修谥“文忠”。谥号具有盖棺论定的性质，何人当配何谥，有一套谥法。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具有获得赐谥的资格，三品以下的官员，原则上不给予赐谥。
　　话说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九月，郑国公夏竦在京师去世。夏竦是一品大员，当然必须赐谥。在议谥的过程中，就究竟应该给予夏竦一个什么谥号，礼官与宋仁宗发生了一场冲突。

礼官的抗议

　　夏竦是饱学之士，曾担任过仁宗皇帝的老师。宋仁宗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君主，一直感念老师，现在老师去世，仁宗要“为夏竦成服于苑中”，即在宫中给老师服丧举哀。按礼官挑选的日子，“成服”之礼应该在几天后，但日期恰好撞上节庆，仁宗说：“（夏）竦尝侍东宫，情所悯伤，若依所择日则在大燕后，岂可先作乐而后发哀？”遂提前为夏竦举哀。他当然也希望给老师拟一个好一点的谥号，以告慰老师泉下之灵。
　　然而，当时的舆论界对夏竦可没有什么好印象，许多士大夫都认为夏竦是一个品行不端的小人。宋史这么评价他：“材术过人，急于进取，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覆，世以为奸邪。”特别是他对同僚石介的构陷，尤其令人不齿。
　　夏竦与石介有宿怨，庆历年间，夏竦伪造石介书信，诬陷石介欲废立皇帝，导致石介被贬谪至濮州（今山东鄄城）任通判。未久石介病逝，夏竦又落井下石，谎称石介诈死，实投奔契丹，并怂恿皇帝掘开石介之墓验证真伪。按传统中国人的观念，掘人坟墓，无疑是对死者及其家人最大的羞辱，幸亏仁宗在大臣的劝阻下，最后克制住了冲动。
　　这么一名被目为“奸邪”的大臣，将获得怎样的盖棺定论呢？
　　经过法定的议谥程序走下来，考功司与太常礼院给夏竦拟定的谥号是“文献”，按古老的《逸周书·谥法解》（以下简称《谥法》），“勤学好问曰文，博闻多见曰文”“博闻多能曰献，聪明睿智曰献”，夏竦是聪明人，文采也很好，“文献”的谥号倒也适合他。
　　但是，在皇帝准备下诏赐谥的时候，仁宗的词头却被知制诰王洙封还。王洙的理由是：“臣下不当与僖祖同谥。”僖祖指赵朓，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高祖，赵匡胤称帝后，追尊赵朓为文献皇帝。王洙以文献乃僖祖谥号为由，拒绝起草赐谥的诏敕。
　　宋仁宗在收到被封还的词头后，决定亲自给夏竦老师改一个响亮的谥号——赐谥“文正”。但是，仁宗此举，从程序的角度来说，显然已经违背了宋朝的谥法。尽管最后的赐谥都是以皇帝的名义进行，但在议谥的过程中，皇帝一般并不参与其中，负责议谥、拟谥的是考功司与太常礼院的礼官。因此，当仁宗皇帝宣布给夏竦改谥“文正”的时候，几位礼官都站出来表达抗议。考功司刘敞说，给夏竦议谥，“此吾职也”，皇上怎么可以越俎代庖？立即上疏跟宋仁宗辩论：“谥者，有司之事也，且（夏）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侵臣官。”
　　知礼院司马光也上疏讽谏仁宗，司马光首先从“程序正义”的角度，申明宋仁宗的做法不合大宋的赐谥制度。现在陛下深知夏竦“平生不协群望”，所以“不欲委之有司”议谥，而私自给夏竦定下“文正”之谥，这明显是将谥号之公器当成天子之私恩，也是对法度的败坏。
　　司马光的奏疏呈上去之后，宋仁宗没有回应。仁宗的意思大概是想用“拖”字诀，将事情拖过去。但司马光是一个牛脾气之人，等了十天，又上了一道措辞更强烈的奏疏。
　　这一回，他主要从“实体正义”的角度，反驳皇帝给夏竦赐谥“文正”。“文正”乃是褒奖士大夫功德的第一美谥，而以夏竦的品行，又如何当得起此等美谥？夏竦这个人，“奢侈无度，聚敛无厌，内则不能制义于闺门，外则不能立效于边鄙，言不副行，貌不应心，语其道德则贪淫矣，语其正直则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闻，非臣等所敢诬加也。”
　　这里司马光提出了一个对后世谥号观念影响颇深的观点：“文正”乃是“谥之至美，无以复加”。只有那些堪称士人典范中的典范，才可以得到“文正”的赐谥。大名鼎鼎的包公包拯，被热爱他的人称为“包文正”，其实这只是民间私谥，他的正式谥号为“孝肃”。
　　对宋朝士大夫来说，人生最大的荣耀，不是生前封侯拜相，而是身后获得“文正”之谥。宋徽宗时，宰相赵挺之（赵明诚之父、李清照之家翁）去世，徽宗前往祭奠，“夫人郭氏哭拜，请恩泽者三事”，其中一件便是“乞于谥中带一‘正’字”。赵夫人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想替丈夫乞得一个“文正”的谥号，因为宋朝士大夫谥号带“文”字极常见，如果徽宗答应给予“正”字，通常就是“文正”了。但徽宗不敢答应，“余二事皆即许可，惟赐谥事独曰：‘待理会。’”含婉言拒绝之意。最后，赵挺之得到的谥号是“清宪”。不过，徽宗朝法度已乱，谥号有时也成了天子与权臣之私恩，连蔡京之弟蔡卞也能谥“文正”。
　　了解了“文正”之谥在宋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司马光等礼官要极力反对仁宗赐谥夏竦“文正”。
　　在呈仁宗的奏疏中，司马光说：如果像夏竦这样的臣子都能获得“文正”的至美之谥，那我实在不知“复以何谥待天下之正人良士哉”！陛下今日给予夏竦美谥，他日难免有“不令之臣”，“生則盗其禄位，死则盗其荣名”，如此一来，“善者不知所劝，恶者不知所惧，臧否颠倒，不可复振，此其为害可胜道哉”！
　　迫于礼官压力，宋仁宗不得不收回成命，改赐夏竦另一个谥号：“文庄”。与“文正”相比，“文庄”算是平谥。仁宗皇帝做了妥协，于是刘敞说，“姑可以止矣”。这场议谥之争才平息下来。

谥号的功能

　　以我们现在的观念，恐怕很难理解为什么宋人要对谥号如此锱铢必较，不就死后的一个虚名吗？有什么意义？犯得着争个不休吗？
　　但古人并不这么认为。在古人的观念中，“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一个人生于天地间，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行为；但这行为带来的功过是非，却只能由他人评价。这是国家设立谥法的法理基础。
　　而谥法确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善行有善谥，恶行有恶谥，所以为劝善戒恶也。谥之言列，陈列其行，身虽死，名常存也”。
　　朝廷赐谥之制，也因此具备了深刻的政治功能，用宋代哲学家程颐的话来说，“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大治者，无他术，善恶明而劝惩之道至焉尔。劝得其道，而天下乐为善；惩得其道，而天下惧为恶。二者为政之大权也。然行之必始于朝廷，而至要莫先于谥法。何则？刑罚虽严，可警于一时；爵赏虽重，不及于后世。惟美恶之谥一定，则荣辱之名不朽矣。”
　　宋人致力于完善谥法，设置周密的议谥程序，在议谥过程反复争论，允许“驳议”与“论枉”，当逝者亲属不请谥时，朝廷可径自议谥，又禁止家属在逝者行状上溢美造假，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最大限度保证“善行有善谥，恶行有恶谥”，使朝廷赐谥之制能够发挥“劝善戒恶”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