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把农历元旦作为一年之始，这个习俗，现今人们还很重视，大家拜年道喜，热热闹闹。而古代作为春天之始的立春，却几乎已被现代人淡忘。
　　据史书记载，从周代直至清末民初，官家都把立春当做重要的节日。立春之日，东风解冻，正是劝农耕作的时节。“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是我国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礼记·月令》就记“天子率公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到了汉代，迎春已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礼仪制度。《后汉书-礼仪志》说：“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吏皆服青帻(音z6，古代的一种头巾)，立春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还遵照西汉元始中的做法，于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可见，千百年前，迎春活动已经多样化，并且形成了一套程式。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项：
　　第一，迎春方向选定东方，或出东门，或在东郊。为什么要选在东方迎春呢?《礼记·乡饮酒》说：“东方者春。”《鹃冠子·环流》则道出了原因：“斗柄东指，天下皆春。”这是说，北斗星的斗柄移向东方，冬天过去，春天便来到了，万物萌生。所以向东迎春是合乎时令的。
　　第二，迎春所祭之神称为青帝句芒，也叫芒神。相传句芒是古代主管树木的官，死后为木官之神，又称东方之神，也是司春之神。
　　第三，迎春的官员要穿青衣，有的要戴青帻，这是古代礼服。后来，虽不一定穿戴青衣青巾，但也规定穿戴朝服或公服，以示隆重。
　　第四，迎春活动中要有“春牛”。最早的春牛，是用泥土塑造的。各朝代塑造土牛的时间不同。如隋代，每年立春前五日，在各州府大门外的东侧，造青牛两头及耕夫犁具。清代则在每年六月，命钦天监预定次年春牛芒神之制，到冬至后的辰日，取水塑造土牛。所谓“春牛芒神”之制，实际上是根据历法推算哪天是立春之日，以便确定春牛和芒神的位置。芒神虽然是神，并且还是天上的青帝，但是，在人们眼中，这位青帝跟老百姓非常接近，大家感到这是一位平民之神，往往将其塑造成牧童的模样。《礼记》上所说的“策牛人”，到后来就演变成牧童，而被称为“芒神”了。迎春活动出土牛，既表示送寒气，又告诉人们立春的迟早，要求适时春耕。如果立春在十二月望(十五)，牧童走在牛的前头，说明当年春耕早；如果立春在十二月底(晦)或在正月初(旦)，牧童与牛并行，说明农耕不早不晚；如果立春在正月十五前后(望)，牧童便跟在牛后，说明农耕较晚。到了清代，每年顺天府向朝廷献呈《春牛图》，图上画出牧童在牛的前后位置，提醒朝廷要掌握劝农耕作时机。
　　据记载：土牛用桑柘木做胎骨，身高四尺，象征春、夏、秋、冬四季；头至尾全长八尺，象征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气；牛尾长一尺二寸，表示一年十二个月。
　　迎春以后，要举行“打春”。打春也称鞭春，用意在于鞭策春牛辛勤耕耘，结果却是将土牛击碎。唐宋时期，打春完毕，土块散于地，围观的百姓争着拾取。得到土块，拿回家去，“其家宜蚕，亦治病”。唐代诗人元稹的《生春二十首》中，就有“鞭牛县门外，争土盖蚕丛”句。后来，不再塑造土牛，春牛改用芦苇或纸制作，打春则是戳破苇牛或纸牛，避免了争抢土块。
　　迎春活动还需要制作春幡。春幡，民间一般都是用彩纸剪成小旗，也有剪成春蝶、春钱和春胜的，插在头上或缀于树枝上。春回大地，透露了人们的喜悦心情。有一年，苏东坡在立春这天，头上也插了春幡到弟弟子由家去，他的侄子们见了，都笑着说：“伯伯老人家也插春幡哩!”。
　　迎春活动的高潮，便是“打春”。俗话说：“春打六九头。”所指立春是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中头一个节气，一般都在“六九”之前。“打”原始意义是“自”、“从”，“打春”乃谓数九数到六九，春天便来临了。不知何时何人倡议，将“打春”变成了击打春牛。最初，可能含有催春之意，启示田农抓紧春耕，不误农时。后来，变成击打土牛，又改为戳纸牛，牛肚中预先放置谷物和纸做的小牛，打牛时落下粮食、牛犊，预示粮丰畜旺，寓教于娱乐。
　　(节选自同名文章，原载《看得见的古人生活》，中华书局2011年版，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