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官印近年来逐渐引起关注，若干新的出土品或传世藏品也陆续见有发表。数据的拓展无疑为着手对这一阶段官印体制开展系统研究创造了此前所不具备的条件。搜寻隋唐官印的数据应当包括存世实物和印迹两部分。唐印印迹很早就引起罗振玉的重视，《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中，首先摹录了收藏于日本正仓院的三件唐代文书上所钤的官印。近年罗慕鸿《谈隋唐官印之鉴别》一文中，也循此方向将几件唐代文书上的印迹作为鉴别的证据。【一】这一视角显然是正确的。存世隋唐官印数量有限，离开这类印迹的补充和参证，许多问题的探讨是无法深入的。
　　我目前收集的可确定为隋唐官印的传世实物为四十六件，采集印迹汰除重复者为四十件，因为流散域外的唐文书上有些印迹已无法看清和摹录，故仍然有少数缺憾。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即在此基础上进行。
　　关于印形与钮制
　　秦汉官印体制的延续，到南北朝告以终结。但隋唐官印形式并非突然发生的现象，它的出现既和隋唐重建南北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且更新各方面制度有关，也是由此前业已出现的印制递变趋势引导出来的结果。
　　秦汉官印规范的异化，在南朝和北朝同时都有表现，但由于两者政治谱系、人文背景的差别，演化程度和方向是不同的。南方诸朝以力图保持汉魏正法为主旨，在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都相对守成，官印的印文、形制大体去两晋不远，没有出现印形显著增大、印文格式过于变乱的现象。北朝一系则不然。首先是北魏、西魏的官印印形凸现普遍增大的趋势，甚至出现了印面达三点三厘米见方以上的官印，如北魏“随县令印”（图一）【二】、“安昌县开国伯章”（图二）【三】、西魏“威烈将军印”。（图三）【四】据《隋书·律历志》记载：北魏和东魏的尺度已较汉尺长出二寸至三寸余，存世北魏铜尺实际测量较文献记载又略长【五】；而南朝刘宋的尺度近于晋前尺，为二四点六厘米，齐、梁、陈沿用刘宋之尺度。汉晋三公以下百官印以“方寸”为定制，印面实测数据与当时实际尺度有关，故南朝官印的印面均接近于晋制。我认为这也是鉴别魏晋南北朝官印时，需要考虑的一个标准。有人据钤有“永兴郡印”的《杂阿毗昙心论》写本提出自南齐印面增大并出现朱文，这不仅与南朝尺度不符，同时印文的风格上也差距太大。《杂阿毗昙心论》的书法不类南朝宋、齐时风格，且印记亦完全可能由后世所钤。更主要的是，隋的制度多直接脱胎于北周而有所增省，这与隋政权是在北周内部更迭中取得存在密切关系。官印的实际尺寸在北周进一步增加，这是因为北周的印制又有所变化。《隋书·礼仪志六》云，北周皇帝八玺中，六玺方一寸五分，按北周市尺同于北魏，寸五分相当于今四点四四厘米，已约为汉帝玺的一点五倍。【六】王公、诸侯印皆寸二分，约合今三点五五厘米。定制的变化加上实际尺度的变化，这是北朝官印较汉晋官印印形增大的主要因素。
　　近年出土的北周官印有的实际尺寸还不止于此。可确定为北周大象元年（五七九）的“天元皇太后玺”（图四）【七】，印面为四点四五厘米见方，合于上述“寸五分”之制。西安汉阴县发现的北周“卫国公印”（图五），印面更达五点五厘米见方。【八】这个标准，与隋唐官印的平均值相同。从《隋书·礼仪志六》记北齐“督摄万机”木印“长一尺二寸，广二寸五分。背上为鼻钮，钮长九寸，厚一寸，广七分”的规格来看，北周对官印尺寸似作了变动。可见，隋官印印形的定格是由北朝一系官印尺寸逐步递增的结果。“卫国公印”的钮式和自名，使我们找到了秦汉印制转变为隋唐印制的中间偏后类型。自名和钮式是官印制度的内容之一。汉晋时期（除王莽外），官印自名“印”、“章”的官阶秩级界限是分明的，与之相对应的是鼻钮和龟钮两种标志。在北朝，这些标准已出现变动。如太守名“印”，鼻钮，有北齐“平原太守印”（图六）【九】；又有太守无“印”字而铸龟钮，如东魏“颖（颍）川太守”。（图七）【一○】各种名目的杂号将军也多名“印”而不用“章”。还有刺史名“印”成五字之式，如北魏“怀州刺史印”（图八）【一一】，都与汉晋印制不同。这些变化，深层的因素在于北朝时期官品、职位、俸禄出现了与汉晋不同的新序列，当然也有各朝印制紊乱的因素。“卫国公印”以公爵名“印”，改鼻钮，与西晋龟钮“宣成公章”（图九）【一二】、北燕龟钮“范阳公章”【一三】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北朝后期，官印名“章”的范围逐渐缩小而大多代之以“印”，百官印中的金“章”一级大约也虚有其名。这样，印制较汉晋为简化，直到隋唐，除了帝、后玺宝，百官印完全使用鼻（橛）钮铜印，并取消自名“章”的一级。
　　再来看鼻钮的形变。我们说“卫国公印”是一种秦汉印制转为隋唐印制的过渡类型，可以从北魏“怀州刺史印”、“随县令印”和北齐“建州刺史印”（图一○）【一四】、“平原太守印”等若干代表品的钮式序列中找到它的坐标。显然，它和隋代如“观阳县印”（图一一）、“桑干镇印”【一五】、“崇信府印”（图一二）【一六】的鼻钮有所不同。从这一角度看，也证明它应属北周赐印，而不可能为隋代之物。但由上揭诸北朝印鼻钮的形态来看，其特点是钮身较低，穿孔圆形而稍大，与南朝一系的代表性钮式—碑状钮不同，钮体较两晋时期略细。这样看来，“平原太守印”、“卫国公印”的钮制，也应是隋式印钮的直接来源，与刘宋一系没有更多的渊源关系。当然，隋建立后所颁官印是经过规范化、制度化的，现已确认的几件隋官印，钮式统一，制作规整，一律作朱文小篆，确立了中国印史上新的官印模式。
　　朱文官印也不是隋代突然成形的。《隋书·礼仪志六》记北齐传国玺为“隐起鸟篆书”，“督摄万机”木印亦为“隐起篆书”，这种所谓“隐起篆书”即是朱文。同书并说此印“常在内，唯以印籍缝”，可知北齐时期确已采用钤朱的方法。我们在唐代文书上看到了“印籍缝”的遗迹。在纸质文书上钤印，朱文方能获得与封泥时代白文印抑出凸起文字同样清晰的视觉效果。故只有改变印文形态，才能合于长期积淀的社会视觉习惯，这是目的相同而使用机理不同导致的变革。但北朝朱文官印过去未见实物遗存，“天元皇太后玺”和“卫国公印”的发现，得以印证隋唐朱文官印确实是承接北朝而来。这是两印出土最为重要的印学意义所在。目前所遗北朝官印仍多为白文，则官印改为朱文形式应当缘于北周时期的制度变更。王献唐曾推论朱文官印起始于隋开皇九年（五八九）【一七】，现在根据新出实物资料看来，恐不确切。 　　从魏晋南北朝至隋的官印演变中，我们仍然可以认识到它潜在的一个动因，即：朱文官印的行用，是与封泥之制的衰退相联系的，封泥方式的废用又是纸张普遍使用后的必然结果。至于北周及隋官印增大，除了与汉晋时期尺度上的差别以外，由封泥之制转变为直接蘸色在纸上钤印，也使得官印的尺寸增大不仅必要，而且不再存在使用的障碍。
　　关于官印性质
　　隋唐印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职官印转化为官署印，使得官印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官署印已不再由官吏个人佩系，而是官署行使职能之公器。关于官署印取代职官印，《南史·孔琳之传》记：东晋末时孔琳之已在奏文中提出“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的主张，但这个过渡经历了较长时期。南朝、北朝遗存印章中，将军、五等爵的比例较此前提高，但仍存有不少的县令官印，其中只铭署名而无官称的，迄未一见。这样看来，中央及地方行政官署印体制的完全建立，是隋代的新政。但有一点需要明确，隋唐实行官署印主要是中央省、部、司和地方府、州、县，军政兼职部分如节度使、经略使、安抚使等仍署本官名，这与其设置的特殊性质有关。
　　官署印相应地形成与此前职官印不同的管理制度。《隋书·礼仪志六》记：北齐“督摄万机”印“常在内”，使用时“左户郎中、度支尚书奏取，印讫输内”，可见北齐时已出现领用、保管的规范。从现存实物并见诸史籍记载的数据来看，北宋初年严格实行以印牌取印，“牌入印出，印入牌出”【一八】，这种制度是经过隋唐逐步完善起来的。《新五代史·前蜀世家》记：唐僖宗文德元年（八八八），西川监军田令孜“夜入（王）建军，以节度观察牌印授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记载：五代末高继冲“纳牌印，遣客将王昭济等奉表，三州、十七县、十四万三千户来归”，乃是唐、五代实行印牌制度的证明。
　　附此还要谈到隋唐官署印封贮的问题。官印不佩，形制益大，便产生了封贮的问题。《隋书·礼仪志七》记：隋制皇后金玺“冬正大朝，则并黄琮，各以笥贮，进于座隅”。帝后玺置之笥内封贮应当是古制。宋钱易《南部新书》云：“二十四司印……杨虔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始置匮加以贮之，人以为便，至今不改。”这是唐长庆四年（八二四）以后的事。如果钱易的话不误，则存有印匮加鐍的印，是属于唐代所铸的一个判断依据。由钱易的话证实这种印匮是可封锁的。宋赵升《朝野类要·职任·牌印》说：“用印毕，封匣，复纳之。”唐代官印匣已出土三件，即浙江绍兴所出“会稽县印”（图一三）、安吉出土“金山县印”（图一四）【一九】和广西隆安县出土的“武夷县之印”（图一五）。【二○】三件印匣形制大同小异，不是同范所铸，但两侧均有耳供穿系，盖与匣身另有锁环对合，可加锁封固，显然是起到保护印体和防止非法钤印的作用。“会稽县印”、“金山县印”两印的印匣承浙江省博物馆的盛意，我曾仔细观察。“金山县印”印盒底部发现有印泥的依稀残迹，如果不是属于后来污染所致，这种印匣是否兼可充作盛装印泥之用？
　　由职官印改为官署印并专门封贮管理，而不再个人佩带，钮孔的功能渐渐消失。“会稽县印”和中唐以后的“平琴州之印”（图一六）【二一】等若干无孔鼻钮的出现，已表明向橛钮过渡的趋势。
　　关于印文的排列格式和辞例
　　官印文字排列格式，南朝一系基本上实行晋的模式，即：官印四字等分；五字为“章”者则作三行，末字独占一行；六字为“印”作三行等分；凡官品较低不称“章”者，如杂号将军、长史、司马，多加“之印”以成六字，因六字印的等级同于四字。但在北朝官印中，情况已有变化：大量出现五字称“印”者，甚至六字称“章”者作两行排列的格式，包括各种杂号将军印、刺史印、开国伯章等。“天元皇太后玺”和“卫国公印”均如此，后者改“章”曰“印”，也说明北周时公爵亦已不再名“章”。这种排列格式和自名的变乱，实际上突破了汉代形成的以不同的排列格式及自名“印”、“章”来区别不同秩级官印的规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官印名“印”界限的宽泛，以及五字、六字印多见不再分作三行的格式，直接地为隋唐官印所承接。有背款纪年的隋官印中，目前未见有五字的官名；类于隋印的“右武卫右十八车骑印”【二二】虽九字，也分作两行排列。（图一七）承隋制的唐代官印，五字、六字者均如例。只有印文较多而又笔画繁密者，如“鸡林道经略使之印”【二三】，两行无法容纳，乃分作三行。（图一八）至此，印文排列已仅仅是一个因文相宜的布局过程，而不再是循章依例的等级制度的体现；印文与正式官（署）名称相同，也就是说隋唐官印中体现的官（署）名是完整的，而不像汉晋那样为了满足印文字数的限定，有时对官名作出简缩。【二四】这一改变一直影响到宋元明清。这是隋唐官印体制的一个历史进步。
　　现存刻有开皇、大业年款的四印，印文都未出现“之”字，而在无年款的、一般认为是唐代之物的中央、地方官署印中，大多出现了“之”字。所以罗福颐在《偻翁印话》中将此作为一条参考标尺【二五】，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是值得注意的隋唐官印的一个印文辞例现象。我在一九九六年发表的《若干唐官印的考释及相关问题》，文中【二六】曾认为：唐印标准品中也有若干不见“之”字而在官署、官职、行政地名后直接名“印”的，如“金山县印”、“会稽县印”、“豫州留守印”（图一九）。【二七】这些印，年代跨度由唐早期至晚唐，官印类别涉及县、州及京官，则唐代官印不用“之”字的辞例仍然存在。至于州、县名为单字的，加用“之”字，显然是为了满足四字的基本布局需要。而属唐前期的《景云三年七月九日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上所钤的“中书省之印”【二八】，已见用“之”字。有人认为盛唐尚未用“之”字，亦无据。因此，唐代官印自名“之印”，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辞例习惯，而未必是定制。鉴别时应当结合钮式、印文书法及外证诸方面因素来判断。
　　关于官印等级的形质标志
　　官印质料上的等级，秦汉印制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以玉、金、银、铜分出从天子到中下级官吏印章的四个等次。这在佩印时代有它的标志作用，而在转变为官署印后，质料、钮式的区别渐无实际意义。官署机构的高下，主要在印文中体现。所以《宋史·舆服志六》曰：“两汉以后，人臣有金印、银印、铜印。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这里特将唐与汉制作比照，显然是强调唐官印质料上的变化。现存唐代遗印，自中书省至州、县及经略使都为铜印，亦无鎏金的报道。唐承隋制是没有问题的。从北周“卫国公印”亦为铜质来分析，这种变化也在北朝末期已经出现。但《隋书·礼仪志六》说：北周百官印仍分龟、鼻钮式及按七命以上、三命以上各以银、铜印为别，而国公为九命，铸作铜印，是否在北周时期又经历过印制的变故，目前尚不能找到史料的解释。《新唐书·车服志》记：唐天子诸玺（宝）以玉质螭钮，皇后、太子等以金玺，唐皇太子为龟钮，隋制皇后金玺螭钮，我们暂将它看作一个层次。唐帝玺用玉、螭（龙）钮，在前蜀王建墓出土的谥宝上可以得到间接印证【二九】，其他尚无实物。这一等级的玺印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使用，实质上仍沿袭着汉晋的体制，但在印形、文字、品种方面，随着百官印章变化也起了一些变化。下一个等级就是诸官司印，在质料、钮式上是统一的。最低是“记”，在唐代后期大约已经出现。“记”仍为铜质、鼻钮，在五代进一步由方转长方。这是传世实物中提供的信息。北朝时期同为太守印，或作鼻钮，或作龟钮，而皆不用银印，这种变乱出现某些简化因素，为隋统一后的变革所接纳，这也是官印体制的一个进步。宋代随着政治严密和皇权的强化，在承唐印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若干形质上的复杂因素，使隋唐印系走向更为严密的阶段。 　　隋唐官署印和部分职官印中形质等级不再凸现，实际上是将原先由官印承担的那部分表明职爵、品秩的功能分解到制书、佩符上。我曾在《西汉官印封泥分期考述》一文中论证，汉晋时期授官（爵）颁印是不可分离的【三○】，颁印既是任命书，又是供佩带显示等级、地位的凭物。官署印不属个人，必须有其他物化的标志。《北史·隋本纪上》及《隋书·高祖纪下》均记：隋开皇九年（五八九），颁木鱼符于总管、刺史；十年，颁木鱼符于京官五品以上；十五年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铜鱼符。《新唐书·车服志》对鱼符的功能记述是“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并对太子、亲王、侯、庶官的鱼符质地作了说明。加上银袋、金袋的不同，很明显，隋唐鱼符表明身份和等级贵贱是原先印章功能的转移。官吏任命的凭信是制书。《新唐书·百官志》“中书令”条下述及王言之制有册书、制书等，制书乃行“大赏罚、赦宥、滤囚、大除授则用之”。制书中专用于命官的文书，即是告身。唐的官吏任命文书制度也是缘起于隋。这样，告身为命官的凭信，鱼符是随身佩系的贵贱品级的表征，两者正是官署印体制的一种相应补充。王献唐因此认为开皇九年也即是官署印体制的开端。【三一】
　　关于官印背款与制作
　　官印的背款问题，也是隋唐印制中一个令人注目和引起不同看法的焦点。隋印有开皇、大业年款者，已见四件。唐官印中“涪娑县之印”【三二】、“中书省之印”、“唐安县之印”【三三】、“天门军之印”（唐渤海）【三四】、“武夷县之印”、“平琴州之印”六件发表有释文背款，刻有年款的迄无一见。（图二○至二二）过去有以唐官印未见年款发现而怀疑这几件隋官印年款为伪刻的看法，我已在此前讨论过这一问题【三五】，认为伪刻的可能性不大。隋唐印的有无年款，是一种制作风气的转变，隋唐官印在背款上都还未形成严格的制度。北朝、隋的铜佛像多见凿有年款，而唐代又遽然消退。它和北齐“平原太守印”凿有“上”字边款一样，是逐渐酝酿中的制作习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年款、铸印机构款形成制度，目前所见在北宋太平兴国以后，但隋唐先后出现的年款、释文款无疑是其雏形，亦为其后官印吸纳，到金元时期更形成健全的格律。
　　隋唐官印的铸造、管理，各有专署，这一原则与秦汉制度相同。《新唐书·百官志》“门下省”有“符宝郎”四员，主要掌天子八宝及国之符节。隋的符玺局，职掌也相同。但外官的官署印不在其管理范围内。铸作官印是中央统一管理由唐礼部掌给“内外百官铜印”及“鱼符之制”。礼部并有“铸印官”。《宋史·舆服志六》记：北宋初“太祖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三司使印。先是，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铸印官祝温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礼部铸印官，世习缪篆……自是，台、省、寺、监及开封府、兴元尹印，悉令温柔重改铸焉。”这段文字说明，唐宋间将官印文字仍称作“缪篆”，唐代官印是有专人篆写、制作的。《文献通考·王礼十》记：五代并有专书宝文的冯道。北宋同样如此。这与我们今天看到诸多隋唐官印文字风格极为相近的现象，是冥合的。如“涪娑县之印”、“唐安县之印”、“静乐县之印”【三六】、“武夷县之印”、“蒲类州之印”【三七】一组，还有“尚书兵部之印”【三八】、“尚书司勋告身之印”【三九】、“中书省之印”一组，“会稽县印”、“金山县印”一组等等，篆法均如出一手，说明官印的铸作是集中专署的。（图二三至二六）铸造还要得到奏准，如：《唐会要》卷五十四《省号上》记：建中三年（七八二）六月，诏中书、门下两省各置印一面；《新唐书·宗室传》记：王定远“自以有劳于（李）说，颇横恣，请别赐印”，得到允准；又《旧唐书·文宗纪》：开成二年（八三七），“吏部奏长定选格，请加置南曹郎中一人，别置印一面，以「新置南曹之印」为文，从之”，都是例证。
　　隋唐官印的制作，有直接铸文、二次铸造（焊铸）和凿刻文字三种。直接铸文和焊铸的印文，过去常被混为一谈，认为隋唐官印皆属焊铸的“条带印”。其实朱文深铸的工艺，在战国已见成熟。魏晋朱文私印，字腔亦深达二至三毫米。这类朱文都出于失蜡铸造。从隋唐官印的印迹来看，绝大部分属于这一制作方式而不是相反。判断是否直接铸文，并不太困难。所谓“条带印”的工艺适应性有所局限，遇有过于繁密的印文则难以普遍使用，且易在频繁使用过程中断脱笔画。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东□县之印”，中一字部分笔画脱落，印文无法辨识；“会稽县印”，“会”字亦脱下半。可见“条带印”工艺并不是一种先进的工艺，故在唐印中并不多见。我曾见过的“金山县印”和“会稽县印”及见存拓本的“昌宁州之印”【四○】、“国宁州之印”（图二七）【四一】，都存在线条均匀、交笔处时见脱焊的特点。焊铸的工艺，好处是改变了预刻字模的工序。这种工艺，在北宋的朱记和私印中偶见孑遗，但北宋名“印”的官印已不再见有焊铸方法制作的。
　　凿刻的工艺，同样少见。上海博物馆藏“平琴州之印”，凿刻的印文明显较浅，当是出于某种特殊情势，不是唐代官印制作的通例。
　　以上所述隋唐官印无论直接铸文还是焊接，都具有将字腔铸得极深的特点。如“殿中省行从之印”（图二八）【四二】和“金山县印”均深近一厘米。究其原因，除了沿袭魏晋以来朱文印的工艺传统，还有两个主要方面：
　　一、官署印的使用范围广泛，频率很高。从现存钤有官（署）印的唐代遗物来看，有告身、过所、县乡籍、账本、各种名目的官府公文、信函甚至于庸调布，很明显，这些需要钤印的对象，数量是惊人的。而且，唐代钤印的方式多在每纸文书不同部位钤印多处，如《唐开元二十年石染典过所》，钤有“伊州之印”、“沙州之印”、“瓜州都督府印”，其中“沙州”、“伊州”印重复两处（图二九至三一）【四三】；《沙州敦煌县龙勒乡籍》残纸见钤“敦煌县之印”八处以上【四四】；《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大历四年手实》一纸上钤“沙州都督府印”三处（图三二）、“敦煌县之印”十七处，骑缝处密集程度几近无隙【四五】；同一“高昌县之印”，在永淳元年（六八二）《高昌县储粮状》中钤五处【四六】，神龙三年（七〇七）《高昌县崇化乡点籍样》（局部）见钤四处【四七】，在《高昌县为申曲嘉琰请过所状》见三处。【四八】如此繁密的钤印方式，当然必须较耐磨损。我们在唐代敦煌文书上的印迹中还发现这样的情况：有的印文中部分字画已相当粗重，甚至缺残笔画和边栏，如《西州高昌县籍》上所钤“高昌县之印”【四九】，《沙州敦煌县龙勒乡籍》上所钤“敦煌县之印”，因此出现重铸新印的情况。“敦煌县之印”在上揭文书中出现不同的两方，大历四年（七六九）者当属重铸。印文深铸可以增加使用寿命，并且不易为印泥所填塞。 　　在此附说，这些印迹还使我们了解到了唐代官印在行政活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和唐代文书骑缝印的钤用方式。
　　二、隋唐时期在一些范围内还保留着抑用封泥的方法，字腔较深易使朱文笔画在封泥上清晰映现。唐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一百六十余块来自十余个州的抑有官印文字的封泥，上面留有朱红色的印迹，是官印钤朱和抑泥兼用的证明。在此前发现的“褒州都督府之印”（图三三）、“硖州之印”封泥【五○】，也是如此。
　　显然，隋唐官印的铸作工艺风格主要是其使用上的适应性使然。这种工艺风格，影响延伸至两宋的官印和唐宋的私印。
　　唐代百官“皆用铜印”，是一种明确的制度，但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唐印中，又有“尚书兵部之印”、“博陵郡之印”【五一】、“相州之印”【五二】、“蒲州之印”【五三】、“夏州都督府之印·银州之印”（两面印）（图三四至三七）【五四】等陶瓦印。这些陶瓦官印也有中央、地方两类，印面均在五点四厘米至五点五厘米见方。新出的陶印呈平板形，无钮，厚度分别为一点〇厘米和一点四厘米，可见规格、印文风格上比较接近。其中谨严者如“尚书兵部之印”、“博陵郡之印”的“尚书”、“之印”与“尚书司勋告身之印”、“中书省之印”的相重之字，书法全同，可以看出有的陶印并非地方自制。有研究者认为它们是殉葬所用。按隋唐官署印不为某人专属，制作明器殉死，于理未合；且南北朝以后，官吏升迁行状皆铭载于墓志，不赖印章殉葬以表明生前官职，故近世考古发掘唐宋墓中不见官印随葬之例。这些陶印，既发现于各地，又为朱文，也与铸印工序无关。前文已述及唐代官署印的使用繁剧，不可或缺，而铜印的铸作直至递送颇费时日，唐时行政机构及州、府的更置又常有发生，故笔者认为，它们属于正式官印缺位时的暂用品的可能性较大。
　　从以上材料的分析中，可以这样认为：隋唐印制的形成过程中，核心的环节是封泥→钤朱的转变和职官印→官署印的转变，
　　由此带来其他一系列相应的形式表现。隋唐印制的若干主要因素孕育于南北朝后期。南北朝职官制度与印制主要来源于汉晋。在南北分割的情势下，北朝由于其文化背景的差异，印制蜕变更为先行。隋建立后的官制、印制虽也有南朝因素的渗入，但主导方面承续北齐、北周是根本性的。隋代尽管是一个短促的朝代，但如同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建树一样，中国古代官印制度的重大转折是在隋时实现、经唐代完备起来的。隋代的官印风格，与唐代不会差异很大，这可以从隋“崇信府印”与武德年间的“齐王国司印”的比较中看出，故两者的鉴别比较细微。本文意在讨论隋唐印制的有关表现，对此不拟展开。
　　隋唐是秦汉以后中国印史发展的又一个枢纽，把握了这个枢纽，就得以挈领其后一千三百多年间官印体制演变的脉络。隋唐官印体制也是笔者长期感到困惑而充满兴趣的问题。隋唐官印的若干一般特点，并不完全是笔者的首先发现，王献唐、罗福颐先生都曾作过精要的概括，是他们的先知启示我们沿着这一方向寻求认识的明晰和深化。笔者选取的角度仅仅着重于对官印实物及印迹上所反映的若干现象的研究，试图在与政治和整个印制史联系中寻求隋唐印制的成因、走向及其各种特征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果这些肤浅的认知较此前有所推进，则完全得力于近世新材料的发现。
　　（原载《中国古玺印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二○○○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