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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几近荒芜，技法层面一片空白，虽如此，但并未就此断层。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经过当代书法人的共同努力，书写水平逐步提升，走出了“大字报”的困境。1980年第一届全国书法展向人们展示了这一进步，此后的每一个台阶更见证了当代书法的进步。而当代书法最终走出困境的转捩折点便在于对“二王”书法的重新审视。如果说碑学的影响在建国以来尚有余绪的话，则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取法“二王”者在全国展中频频获奖，参展作者跟风“二王”的帖学书风也泛滥起来。尽管展览机制带动下的“二王”书风在当代的重塑一度缺乏理性的思考，然经过不断的探索，而“二王”书风走向逐渐理性的回归，并由此寻找对话古典的门径。虽然当今书坛仍不乏对“二王”一路批评的声音，但大抵是基于当代人对“二王”书法的曲解。即便是那些骨子里对“二王”书风持有异议的人，也无不取资“二王”、处于王书氛围的笼罩下。
一、“二王”书风辩
我们呼唤“二王”经典，但对于究竟何谓“二王”书风人们却持有不同意见。有人甚至完全否定这种重塑，称当今书坛被“伪二王”书风所充斥。因此在探讨当今书坛“二王”书风的回归和重塑之前，有必要对所谓“伪二王”做出界定。有人认为“伪二王”即对“二王”书法的简单模拟，并未得到王书精髓，缺乏精神层面的超越，因此大多平庸乏味。【1】这种认识代表了部分学者对当代书坛“二王”书法的总体认识。应该说看到了当今“二王”书风存在的某些弊病。但同时不能忽略的是，“二王”的当代化不等于复制传统、再现经典，没必要拿王书的原版做比对。再有，“二王”的回归是近一二十年的事，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我们应该正视这个过程中存可能会出现的种种弊病，客观看待“二王”书风重塑过程中的不尽人意之处，不要轻易冠以“伪”名。要之，则“伪二王”便没有了贬意的指向，而是对“二王”书法的当代探索，走向不斤斤计较于皮相，师法创变精神的正道。我们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至于有人批评“伪二王”是当今书坛的败笔，则把“二王”看成了追求的标杆，但凡达不到这个标准便被斥为“伪”，这是思维悖论。我们倡导“二王”书法的当代化，是要把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经典传承下去，而这种传承不是亦步亦趋走前人的老路。在这个前提下学习和看待“二王”书法我们的思路就会开阔许多。
从历史上看，但凡在解读“二王”书法问题上成功者，均没有揪住概念不放，而是不断地反省与超越，扬弃了“二王”书法中不合时宜的成分，拉近了“二王”与现实的距离，这是对“二王”精神的师法。“二王”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它囊括了魏晋及之后取法王书的整个书家群。“二王”书法的成功在于融入了“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2】这是“二王”书法能生生不息影响至今的重要原因，即将主体精神内化为作品自身的生命力。也正源于此，“二王”书法被后人置于可望而不可及的位置，“二王”书风是魏晋风骨在书法艺术上的一种折射，是超然物外、风度翩翩的魏晋书家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标志着古典书法的成熟。
二、“二王”书风当代化境遇
“二王”在当代的重塑是帖学复兴的必由之路，是符合书法发展规律的。宗白华先生甚至认为中国书法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3】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后世书家鲜有未受“二王”书风影响而成为大家者，如南朝王僧虔、隋代智永、“初唐四家”、“宋四家”、元代赵松雪、明代吴门四家直至明末清初的鼎革书家们皆由此出。即便是清代碑学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书家们也未能摆脱“二王”的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中国书法史便是一部“二王”书风的演变史。
到了近、现代，“二王”书法在经历了清代碑学洗礼之后又重新焕发了生机。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清代过激碑学言论的重新反思，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了“二王”书法巨大的生命力。民国年间许多书家开始了对帖学的重新反思并获得了成功，给当代书法拓荒者以勇气和启示。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二王”书法热在当代的出现也与印刷技术的进步不无关系。对此侯开嘉先生说：“……照相印刷术在书法复制上的广泛运用，无论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或是流落日本海外的、或是私家珍藏的魏晋唐宋的墨迹或古拓都在陆续影印、出版，化身千万，普天之下爱好书法之人，均有机会获得。” 【4】确如所说，碑学的出现某种程度上说是历史选择，印刷术的普及对我们准确理解“二王”书风有莫大的帮助。此外，“二王”书风在当代的回归是逐步展开的，从碑到帖的转型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沈尹默、张宗祥、白蕉、潘伯鹰、马公愚等人的披荆斩棘。作为当代帖学的奠基人，沈尹默先生在取法“二王”的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倡用“剖析、增损和精研”的方法重塑经典，反对“在前人脚下盘泥”，强调“不泥于古，不背乎今”，【5】这正中当代书法的肯綮。重塑“二王”的前提是颠覆，即改变固有的认识，拒绝对王字的简单重复和复制，结合当下的书法发展状况和审美诉求，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融入当代书法的新语境。离开了这个主旨，当代书法的发展将举步维艰。
唐宋以降王书真迹渐少，人们对王书的学习多依赖于刻帖（还仅仅是局限于部分特权阶层）。然刻帖竞相翻拓，渐失原样，后人近亲繁殖，陈陈相因，导致大家对“二王”笔法在认识上趋于模糊，下笔萎靡粗浅，以至于人们把板子打在“二王”身上，这是不负责任的，问题的症结在于后人祖述的错位和崇古心态的扭曲。上世纪60年代以郭沫若为首的部分学者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兰亭论辩”，【6】虽然大家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得不对《兰亭序》真伪发出声音，但包括郭沫若本人在内的质疑派学者都无一例外地对《兰亭序》本身的书法美给予了肯定，这场争论不休的学术事件虽然由于政治因素的参与而偏离了轨道，但却使得人们在争论之后对“二王”书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从这个角度来看，“兰亭论辩”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兰亭序》真伪话题本身，反映的是艺术思维方式转变时的阵痛和“二王”书风当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和学术思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实践证明“二王”书法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继续争论真伪，而是要结合当下的时代环境，思考如何深化对王书的挖掘，使“二王”书法融入当代书坛，而不是沉浸于标新立异，把疑古批判当做一种学术建设，借机制定各种所谓的法则和玄之又玄的教条。“二王”书法当代化的过程是由膜拜到质疑，最终再得出结论的过程。这个思辨过程让我们逐渐得到清晰的判断，使得当代书法经历了文革的十年动荡之后没有断送。近三十年来随着全国各级书法展的展开，“二王”书风逐渐得到了大家普遍的认可，成为当代书法最热门的“展览体”。虽然在取法和演绎的过程中很多人都逃不过“炫技”的习气，但能够在技术上有所长进是重塑“二王”经典的前提。起初人们对这种由展览所带动的“二王”热缺乏理性的看待，随着经验的不断累积，人们对“二王”在当代书坛的回归逐渐恢复了信心，在重塑“二王”的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可以从70年代的一批书家身上得到印证。这些人多半有高校书法背景或出自各大专业院团，他们在书坛的出现靠的不仅是娴熟的技巧，更为重要的是对“二王”书法内涵在当代有准确的定位和把握。这批中青年书家在全国引起的轰动效应带动了一大批追随者，更加丰富和完善了“二王”书法的当代解读，王字风范也成为当代书法的热门。 “二王”书法的当代化进程绝非一蹴而就，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困惑、挫败和错位来自方方面面，比如传统文化的缺失和重技轻艺。中国书法的魅力不仅仅在于草法如何缠绕、笔墨如何多彩纷呈，中国书法之所以在世界文字史中独树一帜发展至今，最为关键的就在于汉字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二王”书法的解构如果超越了这个底线，则当代书法势必走向空洞和流于形式。朗绍君先生就曾对当代书法中那些“跨出边界”、“抛弃文字形意的书法”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危险的尝试，难以与抽象绘画区分。【7】所谓书以载道，这个道即是书法的文化属性，打破了文字的底线书法将失去是根本。传统文化的缺失在当代展厅书法的特殊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人们关注展览、关注名利，却恰恰在最为关键的一环上失去了兴趣，那便是对书写内容的关注。尽管大型全国展中都提出了“提倡原创”的口号，但是当代书坛出现了一股投机取巧的展览腐败现象，这是“二王”书法当代化进程中的败笔。
三、“二王”当代化的门径
“二王”书法之于当代书坛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借鉴“二王”精髓，找到其中适合于当代书法发展的给养。
（一）以史为鉴，根植传统。当代书法需要新风尚，但对传统的植入和借鉴是前提。王冬龄先生在谈到当代书法创作时指出，不能钻进去，在书法传统上有所突破而空谈创新，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8】王冬龄先生这番话对醉心于当代书法创新者颇有启发，提醒我们不能游离书法的本旨。唐代是崇王现象十分突出的时期，尤其是去晋代不远，有条件见到较多的“二王”真迹，保证了唐人取法“二王”的实践依据，这也是当代书家最缺乏的条件。因此后世书家凡取法“二王”者多把唐人的实践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越到后来这种必要性就越显现得迫切。即便是口口声声称取法魏晋的赵孟，也只能是打个折扣，未能超越唐代。当代书法在取法魏晋的问题上更是难以绕开唐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所谓“二王”作品，其实大部分是唐代摹本，因此学习王羲之就必须以此为切入口。问题来了，唐代书家在取法魏晋的问题上是打了一定折扣的（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因此我们借由唐追晋势必会造成一些认识上的偏差，这会不会影响当代书法取法魏晋的走向，使当代书法偏离“二王”的轨道？其实这种担心是没必要的。我们参照唐人学习魏晋本身没有问题，而且学习的过程也并不要求分毫不差，相反要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偏差、追求差异，而不是原版的复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求我们提高警惕，去伪存真，这是考验一个时代、一个书家智识的过程。
相比唐人的理性，宋人在取法魏晋的问题上较为感性。他们把魏晋书法之韵以“尚意”的方式表现出来。客观地说，宋人的这一创变是十分高明的，甚至要高于唐人“尚法”的选择。同时正是由于唐人在取法魏晋的问题上以“尚法”的形式出现，设置了太高的技术门槛，宋人选择“尚意”的方式成为逼不得已的选择。但宋人对“二王”的架构不可谓不高明，他们相比唐人在技艺上或许稍逊一筹，但反而使得宋人的解读距离“二王”的真实更近一步，这对于当代书家如何深层解读“二王”不无裨益。
和宋代不同，整个元代处于复古之风的笼罩下，他们不太强调创变，而是力追晋唐古风。因此元代的书法继承大于创新、整合盖过革新。虽然赵孟頫等人的书法成就和时代意义不可否认，但终究去晋人之格有一段距离，优雅有余而古质不足。元代的复古论调与元代书法所出现的局面有直接的关系，在取法“二王”的问题上元人的态度趋于保守，这种态度决定了元代书法的总体格局。元代书法让我们明白，步子迈大了有可能陷入荒诞，迈小了则要步人后尘。
较之前代的状况，明人对“二王”书法的颠覆与重塑无疑是最受瞩目的。当时的审美风尚和文艺思潮都充满荒诞和尚奇色彩，受此风气影响，明人尤其是晚明书家“既取资经典又调侃经典”，【9】这种对“二王”书法的异化是基于对传统的继承，王铎自言“予从事此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 【10】尽管如此，王铎等人的书法面貌在外人看来仍不免充满叛逆色彩，他们并未纠结于刻帖的本来面貌，也不十分在乎刻帖多大程度上失真，而是化古为今，为我所用，这便是明人对“二王”的解读，就中以王宠和王铎最为出色。王宠把枣木板刊刻的迟钝融入其行草和小楷中，古质淡雅，风格特立独行。王铎更是一生沉浸于“二王”世界，其用笔全以力胜，大气磅礴，无一笔懈怠，可谓明代帖学第一人。明人的成功在于他们有意改变了“二王”书法的笔墨形式，将其中优柔的特质加以强化，于“二王”之外独辟蹊径。了解了历代书家如何继承和演绎“二王”我们才能有勇气谱写当代书法，陈方既先生说：“研究当代书法，不能不联系历代书法得以发展至今的规律。” 【11】当代书坛中不少号称继承“二王”衣钵者直接临习晚明书家，然缺乏明人改写“二王”的功力和气魄，则终究只能尾随前人，又何谈艺术创造呢？
（二）理性回归，客观看待“守”与“变”。回顾过往我们发现，在展览机制主导下，书坛中有一种声音是不怎么看好当代书法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一点即以往的展览把书法有意无意地引向一个技法大赛，对相互抄袭、品味低下等展览腐败关注不够，缺乏相应的学术干预。当代书法展览正在为此做出改变的姿态，不仅表现为相关学术活动的举办，还在大型展览中邀请学术型评委参与。学术机制在展览中的介入会逐步促使当代书法创作趋于理性，一定程度上避免偏激和浮躁，加强自我反省。学术关注的参与也是当代书坛对“二王”书法深层解读的结果，至于能否借此逐步矫正浮躁偏激的弊病，或者说多大程度上给予矫正，这是留给当代书法的一大课题。
此外，由于“二王”书法体系十分庞杂，而当代书法的格局正摸索中前行，并未找到“二王”书风与时代精神的最佳契合点，因此在表现形式上仍显单一，取法心态仍显得保守，思维模式没有完全打开。尽管在技法乃至于作品样式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尚不足以引领当代书法的风尚，与明人、清人甚至于民国书家相比，我们还缺乏真正大刀阔斧、继承创新的勇气和格局。晚明书法的成功主要源于书家们摆脱了对“二王”皮相的师法，巧妙地把主体的叛逆精神转化为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并不显得十分浮躁，相反却能在磅礴中不失文气，这是我们如何在“二王”问题上“守”与“变”的好教材。陈振濂先生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重新重筑起一个‘新帖学’的当代书法创作新标杆，并以此来展现当代学者与创作家们所具有的深度思考与历史逻辑的理性力量。”【12】这里所说的“新帖学”其实就是“二王”在当代的重塑。为了重新构筑当代书法的谱系，上个世纪末的展览热掀起了一股效仿晚明书法的浪潮，巨幅立轴行草成为许多书家热衷的表现形式。特别是部分青年作者在一系列的大展中频频获奖，更是刺激和带动了一大批追捧者。按，借晚明书法之便取法“二王”不失为一个折中办法，然要注意的是，明人对“二王”的解读是基于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且达到了写意浪漫书风的最高风范。当代书坛寻找出路无妨从明清人那里寻找灵感，借鉴经验，但不能把明清等同于“二王”，这种捷径思维反映了当代书坛在对待传统问题上的急功近利和浮躁思维。在对待传统的守成与变法上，当代人需要理性思维，既不因循守旧也不妄自菲薄，客观对话经典，传承“二王”。 再有，受西方表现主义的影响，当代书法在取法“二王”时出现了过分解构经典、把书法视觉化的倾向。这是对“二王”书法本质的误读，反映了当下的文化焦虑和急于求成的心态。西方表现主义自然有其合理之处，通过这种途径寻找传统的突破口也并无不可。但此种观念的过分强化导致当代书坛出现了一种以炫耀技巧和展示形式为终极目的的风气，则不值得提倡。这种风气把书法完全看成是一种没有文化意义的视觉符号和审美式样，背离了传统的内涵，传达给欣赏者的只是一时的快感和缺乏文化内涵的快餐式消费。尽管从事此类探索的人群并非当代书坛的主流，但仍须强调，颠覆和重塑经典不能以打破中国书法的底线为代价，这是极其危险的。1991年广州举办了“中国当代书法展”，展出的40件现代风格作品大致分为“与传统风格接近类”、“借鉴日本书法的意象类”、“脱离语义的形式自由组合类”等类别。参展作者大部分是当时书坛的专业人士，显示了他们为当代书法勇于担当和探索的精神。【13】然不得不说，随着“二王”书风当代化的逐渐推进，类似的书法探索越来越不被书坛主流声音所接纳。特别是那些脱离文字的抽象创作尝试，皆因受制于文化阐释的可读性而陷入窘迫，难以为继，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四、“二王”书风回归原因及意义
（一）“二王”书风在当下延续的原因。
自东晋以来历经千余载，“二王”书法逐渐被奉为圭臬，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史的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二王”书风是多元化的，可塑性强。之所以这样说，首先与“二王”所处的历史时期有一定关联。我们知道，晋代之前是以篆隶为主流的时期，这两者从结体特征上看复杂难识，更多是赖于实用性而得以维系，不便快速、大范围传播。汉代以后，书法开始逐渐脱离实用性，向追求艺术审美的方向发展，这种自觉“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14】这种艺术自觉首先推动了楷书和行草书发展，尤其是草书，更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超强的抒怀性受到公众青睐，汉代末年甚至掀起了学习草书的热潮。【15】晋代是楷书、行草书诸体趋于定型的时期，自此书法史进入了书体演变的终结期，这是“二王”书法能包罗万象的时代背景。熊秉明先生称大王书“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比，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明智；有法则，也有自由……于是，各种倾向的书法家，古典的、浪漫的、唯美的、伦理的……都把他当作伟大的典范，每个书法家都可以在其中吸取他所需要的东西。” 【16】可以说以“二王”为代表的东晋书风囊括之大、涉及之广，我们难以想象，以至于晋代之后的书法史都没能跳出“二王”藩篱。后世但凡卓有成就的书家均属“二王”书风笼罩下的分支，甚至极为自负的米南宫也不得不承认“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17】“二王”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衍生出许多风格派系，这些派系不断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对魏晋书风的认识，也从侧面反映出王书强大的可塑性，这与当代书法发展的诉求是吻合的。此外，“二王”的传承还与其不拘陈法的创造精神有直接关系，相比王羲之而言，王献之的创新精神更为突出。王献之用笔如游蛇，绵连不绝，世称“一笔书”，【18】这对当代书法的创作极有参考价值。
其次，“不激不厉”的特质符合儒家的审美思想。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儒家思想便成为封建统治者教化子民的官方意志。王书之所以得到如此大范围的传播，和统治者的推崇有很大关系，而统治者看中的正是“二王”书法所体现出的中和之美。对于这个问题，项穆曾言：“岂有舍仲尼而可以言正道，异逸少而可以为法书者哉？”【19】直接指出了王羲之书法和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思想的相通之处。又，清人刘熙载也说：“右军书不言四时，而四时之气亦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 【20】由于王书符合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中庸之美，迎合了统治者安抚黎民、维护统治的意愿，因此成为官方倡导的书风，被广泛传播。唐太宗本人的书法就是取法王羲之的，且亲自为王羲之做传，称其“精研篆素，尽善尽美”，【21】上行下效，王书遂名满朝野。
（二）重塑“二王”书法的当代意义
面对当代书法创作困境，重塑“二王”的时代内涵显得尤为必要。首先，重塑“二王”不是原封不动地回归“二王”，而是一次帖学的回炉，即以现代的思维变革传统，从观念上改变以往不合时宜的审美理念，开创多元化的书法审美取向。回顾历史，书法风格的嬗变通常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而变化的，抱残守缺的顽固思想是不可取的。正如唐人孙过庭所说的那样：“醇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 【22】审视传统目的在于古为今用。鉴于唐代书法“尚法”的趋向已走向极致，宋人便着意跳出唐人的思维束缚，突出书法的主体性，强化了帖学的人文素养，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二王”书法至清中晚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碑学的中兴改写了中国书法的历程，但此后碑学的弊端和连锁效应逐渐凸显，复兴帖学成为近现代书家的共识。重新审视经典，重塑“二王”传统在当代书坛的地位成为众望所归。“二王”书法作为魏晋书风的核心，承载和传递着中国书法的“原创‘根本，历史上每一次书法变革的审美取向都是以“二王”为轴心而展开的，重塑“二王”在当代书坛的一席之位也是当代书法发展的呼唤。
“二王”书风的出现是当代新帖学价值追寻的体现，让我们再次坚信书法的学习应该立足传统，深挖根源，为当代书法注入新的血液。需要强调的是，“二王”在当代的重塑并非要将传统进行到底，而是在揭橥“二王”书法本源和魏晋血脉的基础上，强化主体表现和原创，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谋求当代书法的创造性转型，实现创作格局和审美趋向的多元化。
【1】可参见姜寿田等《当代书坛流行“伪二王”》，载《中国书画》2011年第8期，第114页。
【2】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3】《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3页。
【4】侯开嘉《中国书法史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5】沈尹默《二王书法管窥》，《谈艺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1页。
【6】见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载《兰亭论辩》，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5-30页。
【7】朗绍君《“后现代”原则——也谈现代书法》，《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批评卷》，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216页。
【8】王冬龄《王冬龄谈现代书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9】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2页。
【10】王铎《王铎书法选》，《琅华馆帖跋》， 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
【11】陈方既《传统书法精神与当代书法追求》，《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品鉴评篇》 ，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页。
【12】陈振濂《对古典“帖学”史形态的反思与“新帖学”概念的提出》，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第118-168页。
【13】参见顾非因《“中国当代书法展”评述》，邱振中《书写与观照：关于书法的创作、陈述与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60页。
【14】李泽厚《美学三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15】参见赵一《非草书》，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6】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17】米芾《张颠帖》，莫武《中国书法家全集·米芾》，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18】米芾评王献之《十二月帖》：“此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见米芾《书史》，水赉佑《米芾书法史料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9】项穆《书法雅言》，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21页。
【20】刘熙载《艺概》，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94页。
【21】唐太宗《王羲之传赞》，载王伯敏主编《书学集成》汉-宋卷，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22】孙过庭《书谱》，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一、“二王”书风辩
我们呼唤“二王”经典，但对于究竟何谓“二王”书风人们却持有不同意见。有人甚至完全否定这种重塑，称当今书坛被“伪二王”书风所充斥。因此在探讨当今书坛“二王”书风的回归和重塑之前，有必要对所谓“伪二王”做出界定。有人认为“伪二王”即对“二王”书法的简单模拟，并未得到王书精髓，缺乏精神层面的超越，因此大多平庸乏味。【1】这种认识代表了部分学者对当代书坛“二王”书法的总体认识。应该说看到了当今“二王”书风存在的某些弊病。但同时不能忽略的是，“二王”的当代化不等于复制传统、再现经典，没必要拿王书的原版做比对。再有，“二王”的回归是近一二十年的事，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我们应该正视这个过程中存可能会出现的种种弊病，客观看待“二王”书风重塑过程中的不尽人意之处，不要轻易冠以“伪”名。要之，则“伪二王”便没有了贬意的指向，而是对“二王”书法的当代探索，走向不斤斤计较于皮相，师法创变精神的正道。我们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至于有人批评“伪二王”是当今书坛的败笔，则把“二王”看成了追求的标杆，但凡达不到这个标准便被斥为“伪”，这是思维悖论。我们倡导“二王”书法的当代化，是要把以“二王”为代表的书法经典传承下去，而这种传承不是亦步亦趋走前人的老路。在这个前提下学习和看待“二王”书法我们的思路就会开阔许多。
从历史上看，但凡在解读“二王”书法问题上成功者，均没有揪住概念不放，而是不断地反省与超越，扬弃了“二王”书法中不合时宜的成分，拉近了“二王”与现实的距离，这是对“二王”精神的师法。“二王”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它囊括了魏晋及之后取法王书的整个书家群。“二王”书法的成功在于融入了“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2】这是“二王”书法能生生不息影响至今的重要原因，即将主体精神内化为作品自身的生命力。也正源于此，“二王”书法被后人置于可望而不可及的位置，“二王”书风是魏晋风骨在书法艺术上的一种折射，是超然物外、风度翩翩的魏晋书家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标志着古典书法的成熟。
二、“二王”书风当代化境遇
“二王”在当代的重塑是帖学复兴的必由之路，是符合书法发展规律的。宗白华先生甚至认为中国书法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3】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后世书家鲜有未受“二王”书风影响而成为大家者，如南朝王僧虔、隋代智永、“初唐四家”、“宋四家”、元代赵松雪、明代吴门四家直至明末清初的鼎革书家们皆由此出。即便是清代碑学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书家们也未能摆脱“二王”的影响，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中国书法史便是一部“二王”书风的演变史。
到了近、现代，“二王”书法在经历了清代碑学洗礼之后又重新焕发了生机。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清代过激碑学言论的重新反思，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了“二王”书法巨大的生命力。民国年间许多书家开始了对帖学的重新反思并获得了成功，给当代书法拓荒者以勇气和启示。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二王”书法热在当代的出现也与印刷技术的进步不无关系。对此侯开嘉先生说：“……照相印刷术在书法复制上的广泛运用，无论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或是流落日本海外的、或是私家珍藏的魏晋唐宋的墨迹或古拓都在陆续影印、出版，化身千万，普天之下爱好书法之人，均有机会获得。” 【4】确如所说，碑学的出现某种程度上说是历史选择，印刷术的普及对我们准确理解“二王”书风有莫大的帮助。此外，“二王”书风在当代的回归是逐步展开的，从碑到帖的转型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沈尹默、张宗祥、白蕉、潘伯鹰、马公愚等人的披荆斩棘。作为当代帖学的奠基人，沈尹默先生在取法“二王”的问题上有清醒的认识，他提倡用“剖析、增损和精研”的方法重塑经典，反对“在前人脚下盘泥”，强调“不泥于古，不背乎今”，【5】这正中当代书法的肯綮。重塑“二王”的前提是颠覆，即改变固有的认识，拒绝对王字的简单重复和复制，结合当下的书法发展状况和审美诉求，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融入当代书法的新语境。离开了这个主旨，当代书法的发展将举步维艰。
唐宋以降王书真迹渐少，人们对王书的学习多依赖于刻帖（还仅仅是局限于部分特权阶层）。然刻帖竞相翻拓，渐失原样，后人近亲繁殖，陈陈相因，导致大家对“二王”笔法在认识上趋于模糊，下笔萎靡粗浅，以至于人们把板子打在“二王”身上，这是不负责任的，问题的症结在于后人祖述的错位和崇古心态的扭曲。上世纪60年代以郭沫若为首的部分学者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兰亭论辩”，【6】虽然大家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得不对《兰亭序》真伪发出声音，但包括郭沫若本人在内的质疑派学者都无一例外地对《兰亭序》本身的书法美给予了肯定，这场争论不休的学术事件虽然由于政治因素的参与而偏离了轨道，但却使得人们在争论之后对“二王”书法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反省。从这个角度来看，“兰亭论辩”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兰亭序》真伪话题本身，反映的是艺术思维方式转变时的阵痛和“二王”书风当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和学术思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实践证明“二王”书法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继续争论真伪，而是要结合当下的时代环境，思考如何深化对王书的挖掘，使“二王”书法融入当代书坛，而不是沉浸于标新立异，把疑古批判当做一种学术建设，借机制定各种所谓的法则和玄之又玄的教条。“二王”书法当代化的过程是由膜拜到质疑，最终再得出结论的过程。这个思辨过程让我们逐渐得到清晰的判断，使得当代书法经历了文革的十年动荡之后没有断送。近三十年来随着全国各级书法展的展开，“二王”书风逐渐得到了大家普遍的认可，成为当代书法最热门的“展览体”。虽然在取法和演绎的过程中很多人都逃不过“炫技”的习气，但能够在技术上有所长进是重塑“二王”经典的前提。起初人们对这种由展览所带动的“二王”热缺乏理性的看待，随着经验的不断累积，人们对“二王”在当代书坛的回归逐渐恢复了信心，在重塑“二王”的问题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可以从70年代的一批书家身上得到印证。这些人多半有高校书法背景或出自各大专业院团，他们在书坛的出现靠的不仅是娴熟的技巧，更为重要的是对“二王”书法内涵在当代有准确的定位和把握。这批中青年书家在全国引起的轰动效应带动了一大批追随者，更加丰富和完善了“二王”书法的当代解读，王字风范也成为当代书法的热门。 “二王”书法的当代化进程绝非一蹴而就，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困惑、挫败和错位来自方方面面，比如传统文化的缺失和重技轻艺。中国书法的魅力不仅仅在于草法如何缠绕、笔墨如何多彩纷呈，中国书法之所以在世界文字史中独树一帜发展至今，最为关键的就在于汉字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对“二王”书法的解构如果超越了这个底线，则当代书法势必走向空洞和流于形式。朗绍君先生就曾对当代书法中那些“跨出边界”、“抛弃文字形意的书法”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危险的尝试，难以与抽象绘画区分。【7】所谓书以载道，这个道即是书法的文化属性，打破了文字的底线书法将失去是根本。传统文化的缺失在当代展厅书法的特殊背景下显得更为突出，人们关注展览、关注名利，却恰恰在最为关键的一环上失去了兴趣，那便是对书写内容的关注。尽管大型全国展中都提出了“提倡原创”的口号，但是当代书坛出现了一股投机取巧的展览腐败现象，这是“二王”书法当代化进程中的败笔。
三、“二王”当代化的门径
“二王”书法之于当代书坛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借鉴“二王”精髓，找到其中适合于当代书法发展的给养。
（一）以史为鉴，根植传统。当代书法需要新风尚，但对传统的植入和借鉴是前提。王冬龄先生在谈到当代书法创作时指出，不能钻进去，在书法传统上有所突破而空谈创新，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8】王冬龄先生这番话对醉心于当代书法创新者颇有启发，提醒我们不能游离书法的本旨。唐代是崇王现象十分突出的时期，尤其是去晋代不远，有条件见到较多的“二王”真迹，保证了唐人取法“二王”的实践依据，这也是当代书家最缺乏的条件。因此后世书家凡取法“二王”者多把唐人的实践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越到后来这种必要性就越显现得迫切。即便是口口声声称取法魏晋的赵孟，也只能是打个折扣，未能超越唐代。当代书法在取法魏晋的问题上更是难以绕开唐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所谓“二王”作品，其实大部分是唐代摹本，因此学习王羲之就必须以此为切入口。问题来了，唐代书家在取法魏晋的问题上是打了一定折扣的（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因此我们借由唐追晋势必会造成一些认识上的偏差，这会不会影响当代书法取法魏晋的走向，使当代书法偏离“二王”的轨道？其实这种担心是没必要的。我们参照唐人学习魏晋本身没有问题，而且学习的过程也并不要求分毫不差，相反要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偏差、追求差异，而不是原版的复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求我们提高警惕，去伪存真，这是考验一个时代、一个书家智识的过程。
相比唐人的理性，宋人在取法魏晋的问题上较为感性。他们把魏晋书法之韵以“尚意”的方式表现出来。客观地说，宋人的这一创变是十分高明的，甚至要高于唐人“尚法”的选择。同时正是由于唐人在取法魏晋的问题上以“尚法”的形式出现，设置了太高的技术门槛，宋人选择“尚意”的方式成为逼不得已的选择。但宋人对“二王”的架构不可谓不高明，他们相比唐人在技艺上或许稍逊一筹，但反而使得宋人的解读距离“二王”的真实更近一步，这对于当代书家如何深层解读“二王”不无裨益。
和宋代不同，整个元代处于复古之风的笼罩下，他们不太强调创变，而是力追晋唐古风。因此元代的书法继承大于创新、整合盖过革新。虽然赵孟頫等人的书法成就和时代意义不可否认，但终究去晋人之格有一段距离，优雅有余而古质不足。元代的复古论调与元代书法所出现的局面有直接的关系，在取法“二王”的问题上元人的态度趋于保守，这种态度决定了元代书法的总体格局。元代书法让我们明白，步子迈大了有可能陷入荒诞，迈小了则要步人后尘。
较之前代的状况，明人对“二王”书法的颠覆与重塑无疑是最受瞩目的。当时的审美风尚和文艺思潮都充满荒诞和尚奇色彩，受此风气影响，明人尤其是晚明书家“既取资经典又调侃经典”，【9】这种对“二王”书法的异化是基于对传统的继承，王铎自言“予从事此道数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为。” 【10】尽管如此，王铎等人的书法面貌在外人看来仍不免充满叛逆色彩，他们并未纠结于刻帖的本来面貌，也不十分在乎刻帖多大程度上失真，而是化古为今，为我所用，这便是明人对“二王”的解读，就中以王宠和王铎最为出色。王宠把枣木板刊刻的迟钝融入其行草和小楷中，古质淡雅，风格特立独行。王铎更是一生沉浸于“二王”世界，其用笔全以力胜，大气磅礴，无一笔懈怠，可谓明代帖学第一人。明人的成功在于他们有意改变了“二王”书法的笔墨形式，将其中优柔的特质加以强化，于“二王”之外独辟蹊径。了解了历代书家如何继承和演绎“二王”我们才能有勇气谱写当代书法，陈方既先生说：“研究当代书法，不能不联系历代书法得以发展至今的规律。” 【11】当代书坛中不少号称继承“二王”衣钵者直接临习晚明书家，然缺乏明人改写“二王”的功力和气魄，则终究只能尾随前人，又何谈艺术创造呢？
（二）理性回归，客观看待“守”与“变”。回顾过往我们发现，在展览机制主导下，书坛中有一种声音是不怎么看好当代书法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一点即以往的展览把书法有意无意地引向一个技法大赛，对相互抄袭、品味低下等展览腐败关注不够，缺乏相应的学术干预。当代书法展览正在为此做出改变的姿态，不仅表现为相关学术活动的举办，还在大型展览中邀请学术型评委参与。学术机制在展览中的介入会逐步促使当代书法创作趋于理性，一定程度上避免偏激和浮躁，加强自我反省。学术关注的参与也是当代书坛对“二王”书法深层解读的结果，至于能否借此逐步矫正浮躁偏激的弊病，或者说多大程度上给予矫正，这是留给当代书法的一大课题。
此外，由于“二王”书法体系十分庞杂，而当代书法的格局正摸索中前行，并未找到“二王”书风与时代精神的最佳契合点，因此在表现形式上仍显单一，取法心态仍显得保守，思维模式没有完全打开。尽管在技法乃至于作品样式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尚不足以引领当代书法的风尚，与明人、清人甚至于民国书家相比，我们还缺乏真正大刀阔斧、继承创新的勇气和格局。晚明书法的成功主要源于书家们摆脱了对“二王”皮相的师法，巧妙地把主体的叛逆精神转化为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但并不显得十分浮躁，相反却能在磅礴中不失文气，这是我们如何在“二王”问题上“守”与“变”的好教材。陈振濂先生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重新重筑起一个‘新帖学’的当代书法创作新标杆，并以此来展现当代学者与创作家们所具有的深度思考与历史逻辑的理性力量。”【12】这里所说的“新帖学”其实就是“二王”在当代的重塑。为了重新构筑当代书法的谱系，上个世纪末的展览热掀起了一股效仿晚明书法的浪潮，巨幅立轴行草成为许多书家热衷的表现形式。特别是部分青年作者在一系列的大展中频频获奖，更是刺激和带动了一大批追捧者。按，借晚明书法之便取法“二王”不失为一个折中办法，然要注意的是，明人对“二王”的解读是基于当时特定的时代环境，且达到了写意浪漫书风的最高风范。当代书坛寻找出路无妨从明清人那里寻找灵感，借鉴经验，但不能把明清等同于“二王”，这种捷径思维反映了当代书坛在对待传统问题上的急功近利和浮躁思维。在对待传统的守成与变法上，当代人需要理性思维，既不因循守旧也不妄自菲薄，客观对话经典，传承“二王”。 再有，受西方表现主义的影响，当代书法在取法“二王”时出现了过分解构经典、把书法视觉化的倾向。这是对“二王”书法本质的误读，反映了当下的文化焦虑和急于求成的心态。西方表现主义自然有其合理之处，通过这种途径寻找传统的突破口也并无不可。但此种观念的过分强化导致当代书坛出现了一种以炫耀技巧和展示形式为终极目的的风气，则不值得提倡。这种风气把书法完全看成是一种没有文化意义的视觉符号和审美式样，背离了传统的内涵，传达给欣赏者的只是一时的快感和缺乏文化内涵的快餐式消费。尽管从事此类探索的人群并非当代书坛的主流，但仍须强调，颠覆和重塑经典不能以打破中国书法的底线为代价，这是极其危险的。1991年广州举办了“中国当代书法展”，展出的40件现代风格作品大致分为“与传统风格接近类”、“借鉴日本书法的意象类”、“脱离语义的形式自由组合类”等类别。参展作者大部分是当时书坛的专业人士，显示了他们为当代书法勇于担当和探索的精神。【13】然不得不说，随着“二王”书风当代化的逐渐推进，类似的书法探索越来越不被书坛主流声音所接纳。特别是那些脱离文字的抽象创作尝试，皆因受制于文化阐释的可读性而陷入窘迫，难以为继，这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四、“二王”书风回归原因及意义
（一）“二王”书风在当下延续的原因。
自东晋以来历经千余载，“二王”书法逐渐被奉为圭臬，影响了整个中国书法史的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二王”书风是多元化的，可塑性强。之所以这样说，首先与“二王”所处的历史时期有一定关联。我们知道，晋代之前是以篆隶为主流的时期，这两者从结体特征上看复杂难识，更多是赖于实用性而得以维系，不便快速、大范围传播。汉代以后，书法开始逐渐脱离实用性，向追求艺术审美的方向发展，这种自觉“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14】这种艺术自觉首先推动了楷书和行草书发展，尤其是草书，更以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超强的抒怀性受到公众青睐，汉代末年甚至掀起了学习草书的热潮。【15】晋代是楷书、行草书诸体趋于定型的时期，自此书法史进入了书体演变的终结期，这是“二王”书法能包罗万象的时代背景。熊秉明先生称大王书“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比，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明智；有法则，也有自由……于是，各种倾向的书法家，古典的、浪漫的、唯美的、伦理的……都把他当作伟大的典范，每个书法家都可以在其中吸取他所需要的东西。” 【16】可以说以“二王”为代表的东晋书风囊括之大、涉及之广，我们难以想象，以至于晋代之后的书法史都没能跳出“二王”藩篱。后世但凡卓有成就的书家均属“二王”书风笼罩下的分支，甚至极为自负的米南宫也不得不承认“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聊徒成下品”。【17】“二王”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衍生出许多风格派系，这些派系不断丰富和完善了我们对魏晋书风的认识，也从侧面反映出王书强大的可塑性，这与当代书法发展的诉求是吻合的。此外，“二王”的传承还与其不拘陈法的创造精神有直接关系，相比王羲之而言，王献之的创新精神更为突出。王献之用笔如游蛇，绵连不绝，世称“一笔书”，【18】这对当代书法的创作极有参考价值。
其次，“不激不厉”的特质符合儒家的审美思想。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儒家思想便成为封建统治者教化子民的官方意志。王书之所以得到如此大范围的传播，和统治者的推崇有很大关系，而统治者看中的正是“二王”书法所体现出的中和之美。对于这个问题，项穆曾言：“岂有舍仲尼而可以言正道，异逸少而可以为法书者哉？”【19】直接指出了王羲之书法和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思想的相通之处。又，清人刘熙载也说：“右军书不言四时，而四时之气亦备，所谓中和诚可经也。” 【20】由于王书符合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中庸之美，迎合了统治者安抚黎民、维护统治的意愿，因此成为官方倡导的书风，被广泛传播。唐太宗本人的书法就是取法王羲之的，且亲自为王羲之做传，称其“精研篆素，尽善尽美”，【21】上行下效，王书遂名满朝野。
（二）重塑“二王”书法的当代意义
面对当代书法创作困境，重塑“二王”的时代内涵显得尤为必要。首先，重塑“二王”不是原封不动地回归“二王”，而是一次帖学的回炉，即以现代的思维变革传统，从观念上改变以往不合时宜的审美理念，开创多元化的书法审美取向。回顾历史，书法风格的嬗变通常是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而变化的，抱残守缺的顽固思想是不可取的。正如唐人孙过庭所说的那样：“醇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 【22】审视传统目的在于古为今用。鉴于唐代书法“尚法”的趋向已走向极致，宋人便着意跳出唐人的思维束缚，突出书法的主体性，强化了帖学的人文素养，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二王”书法至清中晚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碑学的中兴改写了中国书法的历程，但此后碑学的弊端和连锁效应逐渐凸显，复兴帖学成为近现代书家的共识。重新审视经典，重塑“二王”传统在当代书坛的地位成为众望所归。“二王”书法作为魏晋书风的核心，承载和传递着中国书法的“原创‘根本，历史上每一次书法变革的审美取向都是以“二王”为轴心而展开的，重塑“二王”在当代书坛的一席之位也是当代书法发展的呼唤。
“二王”书风的出现是当代新帖学价值追寻的体现，让我们再次坚信书法的学习应该立足传统，深挖根源，为当代书法注入新的血液。需要强调的是，“二王”在当代的重塑并非要将传统进行到底，而是在揭橥“二王”书法本源和魏晋血脉的基础上，强化主体表现和原创，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谋求当代书法的创造性转型，实现创作格局和审美趋向的多元化。
【1】可参见姜寿田等《当代书坛流行“伪二王”》，载《中国书画》2011年第8期，第114页。
【2】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3】《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13页。
【4】侯开嘉《中国书法史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5】沈尹默《二王书法管窥》，《谈艺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1页。
【6】见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载《兰亭论辩》，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5-30页。
【7】朗绍君《“后现代”原则——也谈现代书法》，《当代中国书法论文选·批评卷》，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216页。
【8】王冬龄《王冬龄谈现代书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9】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2页。
【10】王铎《王铎书法选》，《琅华馆帖跋》， 中州书画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
【11】陈方既《传统书法精神与当代书法追求》，《二十世纪书法研究丛书·品鉴评篇》 ，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页。
【12】陈振濂《对古典“帖学”史形态的反思与“新帖学”概念的提出》，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第118-168页。
【13】参见顾非因《“中国当代书法展”评述》，邱振中《书写与观照：关于书法的创作、陈述与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60页。
【14】李泽厚《美学三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15】参见赵一《非草书》，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6】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页。
【17】米芾《张颠帖》，莫武《中国书法家全集·米芾》，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18】米芾评王献之《十二月帖》：“此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见米芾《书史》，水赉佑《米芾书法史料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19】项穆《书法雅言》，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21页。
【20】刘熙载《艺概》，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694页。
【21】唐太宗《王羲之传赞》，载王伯敏主编《书学集成》汉-宋卷，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22】孙过庭《书谱》，载《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