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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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 近年来,文坛一片寂寞,又一片喧嚣。寂寞与喧嚣声中,有人方寸不乱,勤奋耕耘。于是人们发现,几年功夫林希的文化风俗小说写成了气候。这样说,并没有发现文学新人之意,而是读了林希近几年小说蓦然回首的一种感觉。其实林希的名字文坛早不陌生,新时期文学大幕初启之际,他就是一位活跃的诗人。象当时许多诗人一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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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1 近年来,文坛一片寂寞,又一片喧嚣。寂寞与喧嚣声中,有人方寸不乱,勤奋耕耘。于是人们发现,几年功夫林希的文化风俗小说写成了气候。这样说,并没有发现文学新人之意,而是读了林希近几年小说蓦然回首的一种感觉。其实林希的名字文坛早不陌生,新时期文学大幕初启之际,他就是一位活跃的诗人。象当时许多诗人一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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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储福金的近年小说几乎可以归入种种不同的名目之下:传统现实主义,“新写实”小说,心理分析小说或“解构”实验小说等等。这种包容性不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是作家的艺术素养折射到了各种精神潮流之上,形成了一种独得之秘的艺术创造;或者换一种说法,它没有迁就各种理论“定性”的归纳,以
<正> 陕西作家是以苦做出了名的,最苦做,对自己最苛刻的是路遥,邹志安;陕西作家又是以对文学认真出了名的,最认真的又是路遥、邹志安;陕西作家都活得很累,最累的又数路遥,邹志安;他们的最终被累死,留下一个英年早逝、壮志未酬的遗憾,就是
<正> 似乎很难说得清楚阎连科是哪一年、因为哪一部作品而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九八二年二月,阎连科拿出了自己的短篇小说处女作,篇名叫作《吉星高照》。今天回过头来看,《吉星高照》有人物,有故事,有矛盾冲突,有思想升华,虽稚嫩生涩之处俯拾皆
<正> 鲁迅晚年最提防“捧杀”,因为文坛总有那么一些“啃招牌边”的人,嗡嗡地围定一个或几个名人,礼赞拜谒。动机嘛,无非如钱钟书所示:“或出于尊敬,例如俗物尊敬艺术,就收集骨董,附庸风雅。或出于利用,例如坏蛋有所企图,就利用宗教道德,假充正人君子。”(《写在人生边上·说笑》)其实,“附
<正> 作为伟大革命家的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和当代文艺思想史上,也是一位影响了历史进程并增添了许多理论光彩的人物。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把诗人的激情、敏感和气质同他作为理论家的深刻、独到和缜密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他不倦地探求,积极地发现,大胆地创新,一生都在不断地前进,不断地突破——既突破自己,也突破别人。在中国,离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便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是因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
<正>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诗人,他还以自己的革命文艺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主张,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不仅以他的诗词创作,给新中国一代诗风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以他的精到的诗论,擘划了新中国诗歌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方向,而且深刻地阐明了诗歌创作的历史规律,为中国诗歌的未来走向指明了宽广而正确的道路。在纪念他的诞辰一百周年之际,重新回顾和学习他的诗歌理论并审视其实际的影响,这对于建设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和诗歌、
<正> 在中国古代,有人将诗话、词话竟也归入“小说”一类,这大概是现代人觉得难以想象的事。这种未免荒唐的分类法,却正确地揭示出一个传统的文化观念:小说不能进入文学的大雅之堂,是没有地位的“闲书”,充其量只作为史传的附庸和补充。相应于这种状况,传统的小说研究,也主要呈现为两种形态:零星评点(不是正经学问)和追溯本事(小说“补正史之阙”)。小说研究从传统的这种格局走向现代,
<正> 历史本身是一个不可逆转或改变的时间实体,但形诸文字的历史著作却是人的产品,历史的基本事实需要人去搜集、鉴识、整理、取舍。这些经过搜集、鉴识、整理、取舍的历史事实必须通过著述者的思维运演才能升华为历史结论,最后,这些历史结论还需通过著述者头脑中储存着的语言符码才能表述出来形成史著文本。在这一过程中,思维运演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它决定着著述者运用何种眼光去搜集、鉴识、整理、取舍历史材料,而语言符码本身便是思维运演的工具。如果人们只是运用同样的思维模式,同样的史料眼光,同样的语符编码方式去写作
<正> 进化,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基本范畴,是从近代正式确立的。古人很少有这种观念,他们对文学的历史演变大多持正变盛衰交替的循环论模式,凡常带有明显的复古色彩。进化论思想传播于我国学术界,约自十九世纪末叶,但很快取得势头,到“五四”以后即已成为文学史领域的主导观念,不仅有鲁迅、胡适、刘大自,郑振铎、胡云翼,刘大杰一大批著名学者据以撰写文学史,还围绕这个课题开展过热烈的讨论,一时间它已构成史家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兴起,阶级论取代进化论,单线演进的格局让位于两极对立,而文学进化的原理似并未动摇。直到今天
<正> 一、引论进入80年代后期以来,当代小说的面貌无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场变化被人们几乎一致地推究为马原的作祟。马原自1984年悄无声息地发表了《拉萨河女神》(《西藏文学》84.2)之后,又接连推出了像《错误》、《虚构》、《游神》等那样尤其重视叙述——叙说故事的方式——的小说。他的“叙述圈套”曾经把读者们纠缠得手足无措。而由他引发的一系列小说新气象也许更令人注目:1987年以后,不再是马原一个人孤独奋斗,格非,苏童、余华、孙甘露等“后新潮小说”家们都以其各自独特叙述特色参与了这场小说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