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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新莽、东汉铜镜的镜型比较厚重，形制一般为圆形；镜钮除了西汉早期有些铜镜仍沿用战国时期的弦纹钮，多数为半圆钮，这种钮制后来成为镜钮的基本形式，东汉时期的圆钮高大凸出，另外还有连峰钮，为星云纹镜特有，钮座除了圆形、方形，还有连珠纹、连弧纹、四瓣柿蒂纹等。镜缘，西汉早期仍有卷边镜缘外，均为宽厚的外缘。汉镜纹饰多采用四分法布局，东汉出现重列式图案，地纹消失，主纹成为单一的图案。西汉早期吉语镜渐多，西汉末年出现铭文中有年、月、日的纪年镜。
本文收录的该时期的铜镜可分为龙纹镜、凤纹镜、星云纹镜、花瓣纹镜、博局纹镜、连弧纹镜、四灵纹镜、禽兽纹镜、龙虎纹镜、画像纹镜等。
龙纹镜(图1)、凤纹镜，镜型较薄，窄边上卷，帝有战国铜镜特点；纹饰的形态亦为战国风格。星云纹镜(图2)为西汉新出现的镜类，由乳突状小枚和弧线构成图案，其流行年代为西汉中期。花办纹镜，也称草叶纹镜，四乳八组花办构成，并有“长毋相忘”吉祥语。出工资枓表明，此类镜为西汉早甲期主要流行的镜类之一。
透光镜是上海博物馆馆藏铜镜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共有两枚，装饰连弧纹，并铸有吉语。一枚为“见日之光透光镜”(图3)，另一枚为“内清以昭明透光镜”。镜面皆光亮平滑，仍可鉴人，镜面在阳光或直射光线的照射下，镜面的反射光能映射出与镜背花纹相对应的图像(图4)。
历史上对透光镜的描述，最早见于隋唐之标王度的《古镜记》，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透光镜，并推广其原理和制作方法。在此后的几百年中，通过外学者的下懈努力，终于在20世纪的70年代，弄清了其甲的奥秘。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在铸造冷却和加工研磨过程中产生的应力，使镜面产生了与镜背纹饰相应的起伏不平，这种现象目测是很难察觉的，更没有手感。当光线照射时，通过光程放大，平整处是折射光，拱起处是漫反射，镜面与文字线条相应不均匀，产生了与镜背花纹相应的效果，导致了类似透光的效果。
四灵镜，出现于西汉晚期，所谓四灵就是青龙、白虎、朱萑、玄式，分布于钮的上下左右四个方位，间隔以乳突状枚，纹饰以凸起的线条构成，非常流畅。
鸟兽镜；流行于东汉，装饰有各种禽鸟和瑞兽，并设置多枚，纹饰环镜钮，形成一圈狭长的纹饰带。
四神、禽鸟、瑞兽等装饰于铜镜，这是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的重要变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影响了铜镜的纹饰题材。
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莽铜镜中有一枚纪年镜，为“始建国天凤二年常乐富贵镜”，天凤二年即公元1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枚“始建国二年新家镜”，始建国二年为公元10年。据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年镜为西汉时期的“居摄元年镜”，1926年朝鲜平壤出工，现藏于日本。
博局纹镜是西汉时期兴起的新镜种，“大乐贵富博局纹镜”，兽钮，置双线方框；内铸铭文。方框外为博局纹，间饰龙纹。镜体较薄，窄缘卷起，具有西汉早期铜镜风格。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寞绾墓、长沙月亮湾1号墓均有出土。寞绾应葬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以前，因此，博局纹镜至迟出现子西汉中期。从出土资料看，博局纹镜盛行于新莽和东汉早中期。
博局纹镜又称规矩镜，规矩镜这一命名由梅原末治首先使用，粱上椿在《岩窟藏镜》中引用，以后我国学者沿用了很长的时间； 西方学者因其构图似西文字母TLV，故称之为TLV镜。
对“博局纹”含义的解释，从20世纪初开始，很多中外学者都进行过探讨，提出过许多解释。梁上椿在《岩窟藏镜》中对当时的一些看法有所论述：干山干次郎认为是由草叶镜之草叶幻变而成，后藤守一赞同并引用了此说；而加尔贝克(Karlbeck)则认为来源于时代较早的纯地纹兽纹镜之兽纹，梁上桩赞同并认为与山字镜之山及细地纹亦有深切的渊源。此外，还有宇宙说、明堂宫庙等建筑象征说、宗教意义说等。
也有许多学者则认为，这类纹饰与六博局有关，或来源于六博局。早在1918年中山平次郎在《百式支那镜鉴沿革》中，推测可能与六博局有关；驹井和爱在《考古学杂志》1943年33卷第2期撰文认为是六博局；1945年。1952年杨联升两次在美国《哈佛亚洲研究》著文，根据汉画像石上的六博盘以及绍兴出上“仙人六博”镜铭文，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国内学者也注意到这个司题，1957年王士伦先生提到江苏江都汉墓出工的六博棋局，用朱色画出的线条，与铜镜上的规矩纹一模一样。1979年熊传薪先生根据马王堆等地出土六博上的图案，提出铜镜的纹饰即为六博局，规矩纹应改称为博局纹镜。1986年传单有先生根据考百资料，详尽论证了博局、博戏：以及博局镜与博戏的相互关系。1987年周铮先生从中国历史博物馆旧藏的铜镜拓本中，发现新莽时期的博局纹镜，铭文中有“刻娄(镂)博局云不羊”的词句。从“刻娄(镂)博局”得知，铜镜上的纹饰即力博局纹，更进一步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博局纹镜的观点现在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图5)。
对博局图案的内在含意，学术界也进行了一些讨论，李学勤先生根据河北平山战国中山三墓陪葬墓出土的博局石板，结合成国时期鲁国人尸佼所著《尸子》中的一条佚文“八极为局”，认为这种图案具有术数意义，象征天字框架，体现古人的宇宙观。《淮南子·天文》有二绳、四仲、四钩之说，与这种图案也有联系。
画像镜是东汉时期开始流行的新镜类，一般铸作精良，纹饰采用高浮雕技法，图案隆起凸出，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和生动的视觉效果。从出土资料看，画像镜以浙江绍兴出土最多，从镜铭判断，其主要产地在吴、会稽和武昌。画像镜有两类，人物画像镜和神像，龙虎画像镜，后者也称为神兽镜。上海博物馆所藏画像镜按纹饰内容可分为龙虎画像镜，伍子胥画像镜，羽人骑兽画像镜、神人神兽画像镜、车骑神兽巨像镜、神人车马画像镜等。永康元年(167)神人神兽画像镜、中平四年(187)神人神兽画像镜铸造精湛，纹饰华丽无比，两镜纹饰大体相近，均为东汉纪年镜中的绝佳珍品。
上海博物馆所藏画像镜中有—枚东汉神人神兽画像镜(图6)，纹饰鎏金，是比较少见的铜镜。铜镜采用金饰工艺始于战国，如传洛阳金村出土的错金银狩猎纹镜。馆藏透空镶嵌几何纹方镜等，但多为局部纹饰错金。西汉以后，则出现了镜背纹饰大面积鎏金的装饰。1978年湖南长沙杨家山304号墓出工的鎏金博局纹镜(图7)，1952年长沙出工的鎏金中国大宁博局纹镜，时代均为西汉；1954年长沙黑槽门2号墓出土的鎏金博局纹四灵镜，1971年湖北鄂州鄂钢工地出土的鎏金画像纹镜，时代皆为东汉，后者和上海博物馆所藏鎏金画像镜比较相似，从纹饰、形制及镜铭看，两镜在年代上要比长沙黑槽门墓2号镜晚一些，当在东汉中期以后。
重列式画像镜，纹饰自上而下分段排列。建安十年(205)神人神兽匡像镜，纹饰分五列，共铸有十三神人。十二神兽，纹饰颇为清晰。目前可见到的建安纪年的重列式画像镜有：建安元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其中以建安十年为多见。八子神人神兽画像镜，纹饰分为上下三列，铸造极为精良。故宫博物院藏有—枚，陕西曾出土三枚。
东汉时期流行—种装饰有四叶纹的铜镜，钮座外有四出叶瓣将纹饰分为四等分，按纹饰有凤纹、兽首纹等。长宜高官凤纹镜(图8)装饰四组对称的凤纹，并铸有“长宜高宫”等吉语；安徽霍丘张家岗东汉末期墓出工—镜。纹饰与此镜同(图9)；而铸铭为“位至三公”的钼镜，河南洛阳中外路4701号墓也有出土。这类四叶纹镜多纪年铭，计有永寿。延熹、永康、建宁、熹平、光和、中平等，大多集中于东汉晚期桓帝、灵帝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铜镜的形制、纹饰、构图方式大体延续了汉代铜镜系统，但由于连年战争和分裂割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铜镜铸造业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八凤四叶纹镜流行，上海博物馆所藏鸟兽纹镜属于这类铜镜，除了饰有八凤，在内向连弧纹中还饰有龙、虎、鹿、鸟等动物纹，湖北鄂州三国吴墓出土过一些类似的铜镜。
本文收录的该时期的铜镜可分为龙纹镜、凤纹镜、星云纹镜、花瓣纹镜、博局纹镜、连弧纹镜、四灵纹镜、禽兽纹镜、龙虎纹镜、画像纹镜等。
龙纹镜(图1)、凤纹镜，镜型较薄，窄边上卷，帝有战国铜镜特点；纹饰的形态亦为战国风格。星云纹镜(图2)为西汉新出现的镜类，由乳突状小枚和弧线构成图案，其流行年代为西汉中期。花办纹镜，也称草叶纹镜，四乳八组花办构成，并有“长毋相忘”吉祥语。出工资枓表明，此类镜为西汉早甲期主要流行的镜类之一。
透光镜是上海博物馆馆藏铜镜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共有两枚，装饰连弧纹，并铸有吉语。一枚为“见日之光透光镜”(图3)，另一枚为“内清以昭明透光镜”。镜面皆光亮平滑，仍可鉴人，镜面在阳光或直射光线的照射下，镜面的反射光能映射出与镜背花纹相对应的图像(图4)。
历史上对透光镜的描述，最早见于隋唐之标王度的《古镜记》，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透光镜，并推广其原理和制作方法。在此后的几百年中，通过外学者的下懈努力，终于在20世纪的70年代，弄清了其甲的奥秘。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在铸造冷却和加工研磨过程中产生的应力，使镜面产生了与镜背纹饰相应的起伏不平，这种现象目测是很难察觉的，更没有手感。当光线照射时，通过光程放大，平整处是折射光，拱起处是漫反射，镜面与文字线条相应不均匀，产生了与镜背花纹相应的效果，导致了类似透光的效果。
四灵镜，出现于西汉晚期，所谓四灵就是青龙、白虎、朱萑、玄式，分布于钮的上下左右四个方位，间隔以乳突状枚，纹饰以凸起的线条构成，非常流畅。
鸟兽镜；流行于东汉，装饰有各种禽鸟和瑞兽，并设置多枚，纹饰环镜钮，形成一圈狭长的纹饰带。
四神、禽鸟、瑞兽等装饰于铜镜，这是西汉晚期开始出现的重要变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影响了铜镜的纹饰题材。
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莽铜镜中有一枚纪年镜，为“始建国天凤二年常乐富贵镜”，天凤二年即公元1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枚“始建国二年新家镜”，始建国二年为公元10年。据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年镜为西汉时期的“居摄元年镜”，1926年朝鲜平壤出工，现藏于日本。
博局纹镜是西汉时期兴起的新镜种，“大乐贵富博局纹镜”，兽钮，置双线方框；内铸铭文。方框外为博局纹，间饰龙纹。镜体较薄，窄缘卷起，具有西汉早期铜镜风格。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妻寞绾墓、长沙月亮湾1号墓均有出土。寞绾应葬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以前，因此，博局纹镜至迟出现子西汉中期。从出土资料看，博局纹镜盛行于新莽和东汉早中期。
博局纹镜又称规矩镜，规矩镜这一命名由梅原末治首先使用，粱上椿在《岩窟藏镜》中引用，以后我国学者沿用了很长的时间； 西方学者因其构图似西文字母TLV，故称之为TLV镜。
对“博局纹”含义的解释，从20世纪初开始，很多中外学者都进行过探讨，提出过许多解释。梁上椿在《岩窟藏镜》中对当时的一些看法有所论述：干山干次郎认为是由草叶镜之草叶幻变而成，后藤守一赞同并引用了此说；而加尔贝克(Karlbeck)则认为来源于时代较早的纯地纹兽纹镜之兽纹，梁上桩赞同并认为与山字镜之山及细地纹亦有深切的渊源。此外，还有宇宙说、明堂宫庙等建筑象征说、宗教意义说等。
也有许多学者则认为，这类纹饰与六博局有关，或来源于六博局。早在1918年中山平次郎在《百式支那镜鉴沿革》中，推测可能与六博局有关；驹井和爱在《考古学杂志》1943年33卷第2期撰文认为是六博局；1945年。1952年杨联升两次在美国《哈佛亚洲研究》著文，根据汉画像石上的六博盘以及绍兴出上“仙人六博”镜铭文，进一步论证了这一观点。国内学者也注意到这个司题，1957年王士伦先生提到江苏江都汉墓出工的六博棋局，用朱色画出的线条，与铜镜上的规矩纹一模一样。1979年熊传薪先生根据马王堆等地出土六博上的图案，提出铜镜的纹饰即为六博局，规矩纹应改称为博局纹镜。1986年传单有先生根据考百资料，详尽论证了博局、博戏：以及博局镜与博戏的相互关系。1987年周铮先生从中国历史博物馆旧藏的铜镜拓本中，发现新莽时期的博局纹镜，铭文中有“刻娄(镂)博局云不羊”的词句。从“刻娄(镂)博局”得知，铜镜上的纹饰即力博局纹，更进一步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博局纹镜的观点现在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图5)。
对博局图案的内在含意，学术界也进行了一些讨论，李学勤先生根据河北平山战国中山三墓陪葬墓出土的博局石板，结合成国时期鲁国人尸佼所著《尸子》中的一条佚文“八极为局”，认为这种图案具有术数意义，象征天字框架，体现古人的宇宙观。《淮南子·天文》有二绳、四仲、四钩之说，与这种图案也有联系。
画像镜是东汉时期开始流行的新镜类，一般铸作精良，纹饰采用高浮雕技法，图案隆起凸出，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和生动的视觉效果。从出土资料看，画像镜以浙江绍兴出土最多，从镜铭判断，其主要产地在吴、会稽和武昌。画像镜有两类，人物画像镜和神像，龙虎画像镜，后者也称为神兽镜。上海博物馆所藏画像镜按纹饰内容可分为龙虎画像镜，伍子胥画像镜，羽人骑兽画像镜、神人神兽画像镜、车骑神兽巨像镜、神人车马画像镜等。永康元年(167)神人神兽画像镜、中平四年(187)神人神兽画像镜铸造精湛，纹饰华丽无比，两镜纹饰大体相近，均为东汉纪年镜中的绝佳珍品。
上海博物馆所藏画像镜中有—枚东汉神人神兽画像镜(图6)，纹饰鎏金，是比较少见的铜镜。铜镜采用金饰工艺始于战国，如传洛阳金村出土的错金银狩猎纹镜。馆藏透空镶嵌几何纹方镜等，但多为局部纹饰错金。西汉以后，则出现了镜背纹饰大面积鎏金的装饰。1978年湖南长沙杨家山304号墓出工的鎏金博局纹镜(图7)，1952年长沙出工的鎏金中国大宁博局纹镜，时代均为西汉；1954年长沙黑槽门2号墓出土的鎏金博局纹四灵镜，1971年湖北鄂州鄂钢工地出土的鎏金画像纹镜，时代皆为东汉，后者和上海博物馆所藏鎏金画像镜比较相似，从纹饰、形制及镜铭看，两镜在年代上要比长沙黑槽门墓2号镜晚一些，当在东汉中期以后。
重列式画像镜，纹饰自上而下分段排列。建安十年(205)神人神兽匡像镜，纹饰分五列，共铸有十三神人。十二神兽，纹饰颇为清晰。目前可见到的建安纪年的重列式画像镜有：建安元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其中以建安十年为多见。八子神人神兽画像镜，纹饰分为上下三列，铸造极为精良。故宫博物院藏有—枚，陕西曾出土三枚。
东汉时期流行—种装饰有四叶纹的铜镜，钮座外有四出叶瓣将纹饰分为四等分，按纹饰有凤纹、兽首纹等。长宜高官凤纹镜(图8)装饰四组对称的凤纹，并铸有“长宜高宫”等吉语；安徽霍丘张家岗东汉末期墓出工—镜。纹饰与此镜同(图9)；而铸铭为“位至三公”的钼镜，河南洛阳中外路4701号墓也有出土。这类四叶纹镜多纪年铭，计有永寿。延熹、永康、建宁、熹平、光和、中平等，大多集中于东汉晚期桓帝、灵帝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铜镜的形制、纹饰、构图方式大体延续了汉代铜镜系统，但由于连年战争和分裂割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铜镜铸造业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八凤四叶纹镜流行，上海博物馆所藏鸟兽纹镜属于这类铜镜，除了饰有八凤，在内向连弧纹中还饰有龙、虎、鹿、鸟等动物纹，湖北鄂州三国吴墓出土过一些类似的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