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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市场化的趋势和各项制度改革在引发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巨变的同时，并未导致社会身份体制的简单解体。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原有身份不仅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碎片化趋势，而且也发生着延续性和转换性的变化，身份原则在社会的利益分配中仍旧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现象显然会对社会秩序的性质、演变的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身份；身份体制；社会秩序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3—0121—05
(一)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身份体制是在政权建设和追求工业化、现代化这一双重背景下展开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党或国家在对社会的重组过程中始终是同时围绕着两大轴心来进行的：控制的(政治)轴心和功能性的(事务)轴心，结果是逐渐形成了国家主义的、威权主义的社会合作体制及附着于其上的再分配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权力中心控制着各种社会资源，作为政策制定者、指令的发出者，它同时构成了各种社会活动的支配性力量。随着国家组织体系进一步扩展，几乎所有人口都被按照控制性和功能性的需求不断地加以等级化并纳入到这一体制之下：在农村是集体化后的“人民公社”，在城市则是各种集政治控制功能和专业事务功能为一体的“单位”体系，它们构成了中国新的身份体制得以展开的制度基础。从控制的角度讲，这种体制的政治性的、行政性的控制轴心及控制等级产生出了各种政治性的、行政性的身份，它们是一种基于权力划分的并有着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等级身份；从事务性的角度看，它则产生出了各种基于专业技能以及国家功能目标需要(对个人来说就是对国家的贡献)的各种劳动分工性的等级、专业技术等级，工农之分以及工人内部的技术性等级由此而生。中国社会的身份格局正是依托于这种制度背景的，就各种身份的性质来说，它体现为正当性权利诉求，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社会结构方面说，它则表现为各种资源不平等分布的秩序状态。中国的城乡分野显然既是控制性的，也是功能性的。
控制等级和功能等级的交互作用和相互支撑保证了权力中心有极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和达标能力，此能力也是支配着社会运作的关键性力量，而后者也决定了社会中各种机会和资源的分布总是具有极高的等级性并向中心聚集。在国家主义的合作体制中，身份与其说是存在于“社会秩序”中，不如说存在于国家建立并维护的组织体系中，因为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的控制的和功能性的需要，社会的身份化程度也取决于这一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扩散程度和对资源及社交的垄断程度，即它对市场的排斥程度及对传统性的文化资源和社会内生秩序的有效抑制程度。对个人来说，这里仅存在着投机性的策略选择。
在这种体制下，社会不平等与其说是阶级性的或经济性的，不如说是身份性的。身份凝聚了各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作为一种社会特征，它同时意味着正当性的权利诉求和排斥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构成了社会分层秩序的重要基础，个人身份变化也成了所谓“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如农转非、工转干等，“表现积极”便不仅是出自体制性的要求，而且对体制内的个体成员以及可能具有相同利益倾向的人来说，也是他们确保、扩展自身利益并将其合法化的基本策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体制之下形成的各种身份集合体便具有明显的家产制性质，即它们是寄附于家产制的权力结构或关系体系之上的，社会分层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出于权力中心得以维持的需要。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的开放政策及由此所引发的市场化趋势无疑导致了资源分配的变化或市场转型、权力转移。市场、金钱、社会变革都会破坏原有的身份秩序。市场化提供了新的资源分配形式和途径，使人们可以更自由地利用自身资源(能力、关系等)获取各种机会。伴随着市场空间的扩展，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直接呈现出来的就是贫富分化、阶级地位的变化以及各种新的阶层(或新的分类和命名)的出现。因此，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无疑引发了原有身份格局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凝聚于原有身份的资源在不断地重新组合。随着财富和货币功能的扩展，经济不平等日渐呈现为社会不平等的最直观、感性的形式，在社会生活被迅速祛除魔法的过程中，原有的身份性的社会定位越来越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了。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身份格局确实发生了巨变。
然而，这20多年所发生的许多事件告诉我们，身份的力量并未从市场化背景下的利益格局的重组及其固化过程中消失，在短暂的身份秩序迷失后，身份性的因素依旧存在，甚至得到了强化。城乡分割所导致的农民身份仍旧延续，由此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如就业、失业、教育、医疗、福利等，乃至事故性死亡所牵涉到的赔偿金额所导致的争议也是常见于媒体，更不用说在通过学校教育而获取身份所进行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各种身份性策略的微妙的、广泛的运用。这些现象，显然是和“市场”原则、现代“公民权(身份)”的原则相对立的。
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巨变的同时，身份体制并未解体或走向消亡，而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使其仍构成中国社会分层秩序的关键部分。也就是说，在市场化背景下，身份体制仍在社会利益分配中起着重要作用。
(二)
中国社会的身份体制在受到市场力量的冲击后所发生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原有身份性质及其各种资源分配关系的变化，而且包括身份建构方式的变化；引起这些变化的因素也是多重的，市场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自下而上的力量)，但是国家及其由国家所维持的体制的力量(自上而下的力量)显然也具有重要作用。笔者将这种变化简单地分为三种相互关联的类型来加以论述，即身份的分化性的变化、延续性的变化和转换性的变化。
原有身份格局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分化性的变化。分化的前提是解除凝聚在原有身份中的各种资源的关联，这些关联在开放和市场化的背景中，逐渐失去了一定的强制性。各种体制性的限制、硬性的规定在消解，国家政策的变化使经济资源的重新组合成为可能，至少它为新的变化提供了合法性(如先富政策和共同富裕的意识形态目标)；越来越多的资源进入市场，而市场的扩展则使各个阶层和社会组织单位都有了更多的选择可能性和追求利益的空间，收入的多元化、自由就业都可能成为瓦解原有身份体制的力量，并引起各种社会资源的重组。在这种条件下，随着国家目标定向的改变和政治支持的变化，构成身份正当性的价值基础也在变化，甚至发生了颠倒型的变化，许多笼罩在意识形态光环下的身份特征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和物质利益的关联，而另一些新的社会特征则不断地凸显出来并被国家赋予新的意义。从这一角度上看，原有统一的身份格局部分地解体了，社会的身份意识也受到了极大的 冲击，并出现了明显的淡化的倾向，“地位不一致性”问题也在一段时间内凸显出来。“国家干部”的身份所发生的分化性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们不再是一个政治的和行政的统一身份集合体，而是沿着各种维度在分化。可以说，身份分化性变化乃是社会利益重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变动的基本形式。
身份分化意味着原来相同身份的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即原有相同身份的人由于市场关系的介入以及各种制度因素所导致的分化，这种变化不仅在城乡同时展开，在体制内外也同时展开。一方面，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是围绕着分布在社会中不同位置的人获取各种资源的能力展开的，市场化和开放政策提供了新的机会并不断地加以正当化，在利益个体化过程中，这显然为各种策略的运用提供了契机，特别是在强制性的集体解体以后，呈现为原子化的社会个体也获得了解放，一下子进入到广泛的竞争领域中；身份开始游离于原有国家体制所赋予的正当性和强制性的连带关系之外，甚至一些身份成为无本之木了。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异质性的增大也是使身份出现分化性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各种身份被市场的力量不断地切割，收入出现了急剧的分化趋势，收入不再和某种身份发生必然的、比较统一的关联；而且各种新的社会因素的发展及其所导致的权力关系的变化也将原有的身份集合体加以分割，比如私人资本、国际资本的运作以及国企改革使“工人阶级”被不同的所有制因素、单位因素等加以分割。国家为实现其目标所采取的“动员”模式，即自上而下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也需要通过各种手段人为地拉开人们的收入差距。
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中出现了明显的利益碎片化过程。利益的碎片化也是身份的碎片化，这不仅体现在诸如农民、工人这样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身份集合体上，甚至如职业身份、单位身份都出现了明显的碎片化趋向，都被各种力量(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不断地加以撕扯、团塑。不过，这种碎片化现象只能意味着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身份格局的解体，而不是身份秩序简单地解体，因为在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论是体制外还是体制内，身份同样可以成为稀缺性资源，并且为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各种组合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分化和碎片化并不妨碍身份的延续和新的身份的出现。
身份分化性变化的另一面是身份延续性的变化。在分化的过程中身份因素、身份秩序延续到新的利益格局中、伸延到“市场经济”中。这里讲的延续性包括双重意义：一是原有身份力量、身份格局的延续性变化，如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身份集合体仍旧延续性地存在，虽然其性质及其与其他身份的边界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另一种是原有身份特征通过和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发生的延续性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民工”，他们作为一种边缘性的身份集合体仍保留了一定的农民身份特征，但从事的却是非农业的职业性的活动；“下岗职工”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是市场化和原有身份特征延续的双重结果。
之所以会出现此种变化，这是和中国的改革特征(或称为“渐进性改革”)，即在中国的基本制度、权力关系延续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分不开的。城乡分割的格局延续下来了，虽然维持这种状态的各种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户籍制度部分地解体，其强制力也日渐削弱，但城市的各种制度仍具有极大的排斥性，如就业、福利、教育、医疗等。这里的变化与其说是城乡壁垒的消失，不如说是硬性的壁垒逐渐变成软性的壁垒。同样，在市场化过程中，国家及其官僚体系在配置资源、分配资源方面仍旧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体制内，它仍旧控制着重要的社会资源且延续了“动员”模式，政治性强调和功能性强调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等级化趋势仍旧在延续，而任何官僚体制都会从内部产生出身份化的需求。
实际上，市场化的作用不仅提供了平等的机会，这只是一个方面，在一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中它也可以提供垄断的机会和等级化的需求。人们并不是赤裸裸地进人市场的，在威权体制之下，市场也可以使身份成为更为稀缺的东西，成为获取物质利益的更为有效的手段，而这在毛泽东时代则由各种“硬性规定”、“铁饭碗”或“平均主义大锅饭”等政策作出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身份分化性的变化、竞争关系的强化和更具弹性的社会制度在引发原有身份格局部分解体的同时，它的许多内容依旧延续下来，并和各种新的利益分配形式相互作用。这种延续性的变化对于形塑中国社会的分层格局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化的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使硬性的壁垒转换成软性的壁垒，并使更多的人自由进人到身份的竞争过程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化和延续的变化中，还包含了转换性的变化或再身份化，即重新建立起各种资源和身份的强制性关联。这里讲的转换也是双重的：一是将原有的身份加以转换形成新的身份；二是将身份分化的结果或出现的新的社会特征加以身份化，转换成新的身份。不过，这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转换过程中构成身份的资源、身份建构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从身份的性质和构成身份的原则上看，身份所依凭的资源显然发生了变化。带有强烈政治、行政色彩的干部身份愈来愈向着事务性的、技术性的、功能性的方向转换，随着原有意识形态的部分变化和国家目标的转换，原有意识形态所赋予的身份特征被不断地祛魔，但是，它们却被转换成“素质”、“能力”、“人才”以及“职位”等的“克里斯玛”，被赋予新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教育系统在经过各种改革后为什么越来越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的汇聚之所。中国的教育一直承载着许多特殊的意义和社会功能，尤其是社会区分功能，即通过考试将人群加以区分，赋予正当性的身份。不仅如此，许多新的社会特征不断地被加以转换，拥有财富或各种既得利益等特征需要加以身份化，这在体制内外显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如果说第一种转换的核心是经济化，即将原有的身份特征转换成和经济资源的新的关联，那么第二种转换则意味着政治化，即各种新的社会活动、社会特征被赋予新的身份或建立起和权利的关联，或称之为权利化。在这种背景下，由教育获得的身份乃至职业身份及其生活方式的意义开始凸显，“小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且被媒体赋予了新的价值，新的身份秩序开始形成。
在这里我们可以同样地发现两种力量的作用：自上而下的力量和自下而上的力量。身份转换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体系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资源重新分配的结果需要确定下来、固定下来，被纳入到合法的秩序之中。特别是在利益个体化背景中，由于中国缺乏阶级文化传统，特别是缺乏市民社会的传统，经济地位相同的人，很难产生强烈的集体认同并实现利益的团体化，故而，通过个人奋斗，发奋努力，获取优越的身份仍是维护或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国家组织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仍具有很强的身份化能 力，它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使用各种手段在体制内部和外部展开新的身份化，即强调某种贡献或社会特征的意义，赋予权利或剥夺权利，改革以后流行的贡献、素质、人才话语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利的话语。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种转换或新的身份化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地展开，而是犬牙交错地进行。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比较统一划一的身份集合体不存在了，也就是说，相同身份的人可能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巨大差距，但是这并不妨碍身份性原则的影响。
转换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身份秩序不仅不会伴随着开放和市场化的趋势而消失，而且可能会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地强化，并且构成了社会分层秩序的主导性原则之一。身份原则及身份再生产过程也许会成为中国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利益冲突及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
(三)
笔者以为，身份性因素在中国社会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益变化和重新组合中仍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某些社会领域中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在这一多重性质的变化过程中，不同的身份集合体、职业集合体以及处于特定社会关系、权力关系中的行动者，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以及所采取的策略将决定其身份化能力——利益正当化的能力。这一能力及其所采取的有效策略对于个体在社会分层或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将是决定性的。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可以发现一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化倾向：即积极主动的身份化(将某些特征中心化、社会化、权利化并建立起和其他资源的关联，提出正当性的要求，成功地建立起壁垒，有效地阻挡他人的接近)和消极的身份化(或不妨称之为“被身份化”。被身份化是一种被他人定义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即意味着失去正当性要求，失去权力或权利，或被无能化)。2002年朱镕基总理在政府报告里提到的“弱势群体”恐怕和这里讲的消极身份化不是没有关系的。
在市场化和变革的背景中，身份因素之所以仍能够在日渐强调物质利益分配和竞争关系的社会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笔者以为，其重要原因乃是在于：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原有体制的因素仍在延续，甚至某些方面得到了强化，或者以原有的形式或者以新的形式在利益分配领域持续性地存在或不断地扩展。20多年中国社会变化显然沿着多个方向在发展，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威权的合作体制也得到了发展或强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对现代化成就的追求中所形成的趋中性的社会合作体系、再分配体系，一直在不断地、人为地加速着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失去了乡土社会纽带并被不断动员的个体被整合进了大型的社会组织中。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仍旧缺乏一种支撑公民身份的制度和文化背景、缺乏开放的政治市场、缺乏利益团体化和进行公开讨价还价的政治空间，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仍旧具有韦伯所讲的“家产制”的特点。所以，对个人而言，追求优越的身份仍旧是获取各种社会资源、保障自身地位的重要途径。因此，身份的建构无论在体制内部还是外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策略性意义，无论它以什么名义来进行或采取什么形式。通过身份的转换获取积极的身份资源仍旧是立足于社会、安身立命的重要途径。无论是从宏观的还是从微观的角度上看，在这样一种变革的过程中，任何一种既成的社会现实都亟须正当化，而身份化则是正当化的最好手段。在中国，身份总是最有效的神义论。
然而，身份秩序的延续和转换也会产生连带性的影响，造成诸多的结果或问题，特别是对社会演变方向和社会秩序性质的影响：
第一，身份秩序的强化必然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社会变革过程中的身份化倾向往往有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通过在社会中进行划分、设置壁垒、建立新的秩序，可以以对利益分配的合法化、权利化的方式来缓解利益矛盾；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社会利益冲突的导火索，特别是在社会文化资源难以有效提供合法性的条件下，对身份的强化，无论在体制内部还是外部，都会使各种矛盾凸显出来，如城乡硬性壁垒松解后城市制度性歧视所造成的劳动安全、劳动待遇、劳动工资问题，教育制度——作为身份再生产机器——竞争性应试教育所导致的问题等。在利益碎片化的条件下，显然存在着一种两难困境：开放则会导致激烈的竞争，而有力的拒隔则会导致各种反抗的蔓延。社会平等、公正问题在21世纪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公共话题，与身份格局的延续、身份化趋向恐怕不是没有关系的。
第二，身份化的趋向不仅会引起利益矛盾，而且会影响到各种制度、利益分配性质的变化，这点在中国的企事业单位改革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身份不仅意味着待遇，而且是新的机会和对机会、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以及由此带来的寻租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身份等级格局内，“改革”、“发展”或许会沿着内卷化的方向来进行。在利益的零和对局中，赢得身份特权或将某些社会特征身份化、权利化，建立起和收入分配的有效关联，对个人或某些群体来说将是极具诱惑力的。以此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一些改革方案最后蜕变为对资源的重新瓜分，开放、竞争、自由、平等、流动的现代理念或流行话语如果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利益分配之上的，只能使各种改革方案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补救措施、制度建设等呈现为一种内卷化的演变。
第三，更值得注意的是，身份化的趋势如果得以不断地强化，则会使各种社会力量致力于追求身份特权，而当身份特权在利益分配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对普遍性的社会权利(公民身份)和民主的政治生活产生兴趣，对身份特权的追求就会取代对公民身份和民主权利的追求。而这则会对社会利益结构、权力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使社会的利益结构进一步碎片化，社会关系进一步原子化，改革的结果就会重新倒退到国家主义或家产制的老路上去，沿此下去，启蒙理性最终会走向对成功和特权的迷恋。
[关键词] 身份；身份体制；社会秩序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3—0121—05
(一)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身份体制是在政权建设和追求工业化、现代化这一双重背景下展开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党或国家在对社会的重组过程中始终是同时围绕着两大轴心来进行的：控制的(政治)轴心和功能性的(事务)轴心，结果是逐渐形成了国家主义的、威权主义的社会合作体制及附着于其上的再分配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权力中心控制着各种社会资源，作为政策制定者、指令的发出者，它同时构成了各种社会活动的支配性力量。随着国家组织体系进一步扩展，几乎所有人口都被按照控制性和功能性的需求不断地加以等级化并纳入到这一体制之下：在农村是集体化后的“人民公社”，在城市则是各种集政治控制功能和专业事务功能为一体的“单位”体系，它们构成了中国新的身份体制得以展开的制度基础。从控制的角度讲，这种体制的政治性的、行政性的控制轴心及控制等级产生出了各种政治性的、行政性的身份，它们是一种基于权力划分的并有着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等级身份；从事务性的角度看，它则产生出了各种基于专业技能以及国家功能目标需要(对个人来说就是对国家的贡献)的各种劳动分工性的等级、专业技术等级，工农之分以及工人内部的技术性等级由此而生。中国社会的身份格局正是依托于这种制度背景的，就各种身份的性质来说，它体现为正当性权利诉求，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社会结构方面说，它则表现为各种资源不平等分布的秩序状态。中国的城乡分野显然既是控制性的，也是功能性的。
控制等级和功能等级的交互作用和相互支撑保证了权力中心有极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和达标能力，此能力也是支配着社会运作的关键性力量，而后者也决定了社会中各种机会和资源的分布总是具有极高的等级性并向中心聚集。在国家主义的合作体制中，身份与其说是存在于“社会秩序”中，不如说存在于国家建立并维护的组织体系中，因为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的控制的和功能性的需要，社会的身份化程度也取决于这一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扩散程度和对资源及社交的垄断程度，即它对市场的排斥程度及对传统性的文化资源和社会内生秩序的有效抑制程度。对个人来说，这里仅存在着投机性的策略选择。
在这种体制下，社会不平等与其说是阶级性的或经济性的，不如说是身份性的。身份凝聚了各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作为一种社会特征，它同时意味着正当性的权利诉求和排斥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构成了社会分层秩序的重要基础，个人身份变化也成了所谓“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如农转非、工转干等，“表现积极”便不仅是出自体制性的要求，而且对体制内的个体成员以及可能具有相同利益倾向的人来说，也是他们确保、扩展自身利益并将其合法化的基本策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体制之下形成的各种身份集合体便具有明显的家产制性质，即它们是寄附于家产制的权力结构或关系体系之上的，社会分层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出于权力中心得以维持的需要。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的开放政策及由此所引发的市场化趋势无疑导致了资源分配的变化或市场转型、权力转移。市场、金钱、社会变革都会破坏原有的身份秩序。市场化提供了新的资源分配形式和途径，使人们可以更自由地利用自身资源(能力、关系等)获取各种机会。伴随着市场空间的扩展，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直接呈现出来的就是贫富分化、阶级地位的变化以及各种新的阶层(或新的分类和命名)的出现。因此，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无疑引发了原有身份格局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凝聚于原有身份的资源在不断地重新组合。随着财富和货币功能的扩展，经济不平等日渐呈现为社会不平等的最直观、感性的形式，在社会生活被迅速祛除魔法的过程中，原有的身份性的社会定位越来越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了。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身份格局确实发生了巨变。
然而，这20多年所发生的许多事件告诉我们，身份的力量并未从市场化背景下的利益格局的重组及其固化过程中消失，在短暂的身份秩序迷失后，身份性的因素依旧存在，甚至得到了强化。城乡分割所导致的农民身份仍旧延续，由此所引发的各种问题，如就业、失业、教育、医疗、福利等，乃至事故性死亡所牵涉到的赔偿金额所导致的争议也是常见于媒体，更不用说在通过学校教育而获取身份所进行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各种身份性策略的微妙的、广泛的运用。这些现象，显然是和“市场”原则、现代“公民权(身份)”的原则相对立的。
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巨变的同时，身份体制并未解体或走向消亡，而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使其仍构成中国社会分层秩序的关键部分。也就是说，在市场化背景下，身份体制仍在社会利益分配中起着重要作用。
(二)
中国社会的身份体制在受到市场力量的冲击后所发生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原有身份性质及其各种资源分配关系的变化，而且包括身份建构方式的变化；引起这些变化的因素也是多重的，市场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自下而上的力量)，但是国家及其由国家所维持的体制的力量(自上而下的力量)显然也具有重要作用。笔者将这种变化简单地分为三种相互关联的类型来加以论述，即身份的分化性的变化、延续性的变化和转换性的变化。
原有身份格局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分化性的变化。分化的前提是解除凝聚在原有身份中的各种资源的关联，这些关联在开放和市场化的背景中，逐渐失去了一定的强制性。各种体制性的限制、硬性的规定在消解，国家政策的变化使经济资源的重新组合成为可能，至少它为新的变化提供了合法性(如先富政策和共同富裕的意识形态目标)；越来越多的资源进入市场，而市场的扩展则使各个阶层和社会组织单位都有了更多的选择可能性和追求利益的空间，收入的多元化、自由就业都可能成为瓦解原有身份体制的力量，并引起各种社会资源的重组。在这种条件下，随着国家目标定向的改变和政治支持的变化，构成身份正当性的价值基础也在变化，甚至发生了颠倒型的变化，许多笼罩在意识形态光环下的身份特征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和物质利益的关联，而另一些新的社会特征则不断地凸显出来并被国家赋予新的意义。从这一角度上看，原有统一的身份格局部分地解体了，社会的身份意识也受到了极大的 冲击，并出现了明显的淡化的倾向，“地位不一致性”问题也在一段时间内凸显出来。“国家干部”的身份所发生的分化性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们不再是一个政治的和行政的统一身份集合体，而是沿着各种维度在分化。可以说，身份分化性变化乃是社会利益重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结构性变动的基本形式。
身份分化意味着原来相同身份的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即原有相同身份的人由于市场关系的介入以及各种制度因素所导致的分化，这种变化不仅在城乡同时展开，在体制内外也同时展开。一方面，可以看到这种变化是围绕着分布在社会中不同位置的人获取各种资源的能力展开的，市场化和开放政策提供了新的机会并不断地加以正当化，在利益个体化过程中，这显然为各种策略的运用提供了契机，特别是在强制性的集体解体以后，呈现为原子化的社会个体也获得了解放，一下子进入到广泛的竞争领域中；身份开始游离于原有国家体制所赋予的正当性和强制性的连带关系之外，甚至一些身份成为无本之木了。另一方面，社会制度异质性的增大也是使身份出现分化性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各种身份被市场的力量不断地切割，收入出现了急剧的分化趋势，收入不再和某种身份发生必然的、比较统一的关联；而且各种新的社会因素的发展及其所导致的权力关系的变化也将原有的身份集合体加以分割，比如私人资本、国际资本的运作以及国企改革使“工人阶级”被不同的所有制因素、单位因素等加以分割。国家为实现其目标所采取的“动员”模式，即自上而下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也需要通过各种手段人为地拉开人们的收入差距。
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中出现了明显的利益碎片化过程。利益的碎片化也是身份的碎片化，这不仅体现在诸如农民、工人这样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身份集合体上，甚至如职业身份、单位身份都出现了明显的碎片化趋向，都被各种力量(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不断地加以撕扯、团塑。不过，这种碎片化现象只能意味着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身份格局的解体，而不是身份秩序简单地解体，因为在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论是体制外还是体制内，身份同样可以成为稀缺性资源，并且为利益的重新分配和各种组合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分化和碎片化并不妨碍身份的延续和新的身份的出现。
身份分化性变化的另一面是身份延续性的变化。在分化的过程中身份因素、身份秩序延续到新的利益格局中、伸延到“市场经济”中。这里讲的延续性包括双重意义：一是原有身份力量、身份格局的延续性变化，如农民作为中国最大的身份集合体仍旧延续性地存在，虽然其性质及其与其他身份的边界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另一种是原有身份特征通过和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发生的延续性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民工”，他们作为一种边缘性的身份集合体仍保留了一定的农民身份特征，但从事的却是非农业的职业性的活动；“下岗职工”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是市场化和原有身份特征延续的双重结果。
之所以会出现此种变化，这是和中国的改革特征(或称为“渐进性改革”)，即在中国的基本制度、权力关系延续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分不开的。城乡分割的格局延续下来了，虽然维持这种状态的各种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户籍制度部分地解体，其强制力也日渐削弱，但城市的各种制度仍具有极大的排斥性，如就业、福利、教育、医疗等。这里的变化与其说是城乡壁垒的消失，不如说是硬性的壁垒逐渐变成软性的壁垒。同样，在市场化过程中，国家及其官僚体系在配置资源、分配资源方面仍旧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体制内，它仍旧控制着重要的社会资源且延续了“动员”模式，政治性强调和功能性强调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等级化趋势仍旧在延续，而任何官僚体制都会从内部产生出身份化的需求。
实际上，市场化的作用不仅提供了平等的机会，这只是一个方面，在一定的社会制度背景中它也可以提供垄断的机会和等级化的需求。人们并不是赤裸裸地进人市场的，在威权体制之下，市场也可以使身份成为更为稀缺的东西，成为获取物质利益的更为有效的手段，而这在毛泽东时代则由各种“硬性规定”、“铁饭碗”或“平均主义大锅饭”等政策作出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身份分化性的变化、竞争关系的强化和更具弹性的社会制度在引发原有身份格局部分解体的同时，它的许多内容依旧延续下来，并和各种新的利益分配形式相互作用。这种延续性的变化对于形塑中国社会的分层格局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化的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使硬性的壁垒转换成软性的壁垒，并使更多的人自由进人到身份的竞争过程中。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化和延续的变化中，还包含了转换性的变化或再身份化，即重新建立起各种资源和身份的强制性关联。这里讲的转换也是双重的：一是将原有的身份加以转换形成新的身份；二是将身份分化的结果或出现的新的社会特征加以身份化，转换成新的身份。不过，这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转换过程中构成身份的资源、身份建构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从身份的性质和构成身份的原则上看，身份所依凭的资源显然发生了变化。带有强烈政治、行政色彩的干部身份愈来愈向着事务性的、技术性的、功能性的方向转换，随着原有意识形态的部分变化和国家目标的转换，原有意识形态所赋予的身份特征被不断地祛魔，但是，它们却被转换成“素质”、“能力”、“人才”以及“职位”等的“克里斯玛”，被赋予新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教育系统在经过各种改革后为什么越来越成为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的汇聚之所。中国的教育一直承载着许多特殊的意义和社会功能，尤其是社会区分功能，即通过考试将人群加以区分，赋予正当性的身份。不仅如此，许多新的社会特征不断地被加以转换，拥有财富或各种既得利益等特征需要加以身份化，这在体制内外显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如果说第一种转换的核心是经济化，即将原有的身份特征转换成和经济资源的新的关联，那么第二种转换则意味着政治化，即各种新的社会活动、社会特征被赋予新的身份或建立起和权利的关联，或称之为权利化。在这种背景下，由教育获得的身份乃至职业身份及其生活方式的意义开始凸显，“小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且被媒体赋予了新的价值，新的身份秩序开始形成。
在这里我们可以同样地发现两种力量的作用：自上而下的力量和自下而上的力量。身份转换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体系进行广泛社会动员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资源重新分配的结果需要确定下来、固定下来，被纳入到合法的秩序之中。特别是在利益个体化背景中，由于中国缺乏阶级文化传统，特别是缺乏市民社会的传统，经济地位相同的人，很难产生强烈的集体认同并实现利益的团体化，故而，通过个人奋斗，发奋努力，获取优越的身份仍是维护或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国家组织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仍具有很强的身份化能 力，它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使用各种手段在体制内部和外部展开新的身份化，即强调某种贡献或社会特征的意义，赋予权利或剥夺权利，改革以后流行的贡献、素质、人才话语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利的话语。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种转换或新的身份化无法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地展开，而是犬牙交错地进行。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比较统一划一的身份集合体不存在了，也就是说，相同身份的人可能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巨大差距，但是这并不妨碍身份性原则的影响。
转换性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身份秩序不仅不会伴随着开放和市场化的趋势而消失，而且可能会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地强化，并且构成了社会分层秩序的主导性原则之一。身份原则及身份再生产过程也许会成为中国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利益冲突及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
(三)
笔者以为，身份性因素在中国社会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益变化和重新组合中仍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在某些社会领域中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在这一多重性质的变化过程中，不同的身份集合体、职业集合体以及处于特定社会关系、权力关系中的行动者，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以及所采取的策略将决定其身份化能力——利益正当化的能力。这一能力及其所采取的有效策略对于个体在社会分层或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将是决定性的。在中国的社会变革中，可以发现一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化倾向：即积极主动的身份化(将某些特征中心化、社会化、权利化并建立起和其他资源的关联，提出正当性的要求，成功地建立起壁垒，有效地阻挡他人的接近)和消极的身份化(或不妨称之为“被身份化”。被身份化是一种被他人定义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即意味着失去正当性要求，失去权力或权利，或被无能化)。2002年朱镕基总理在政府报告里提到的“弱势群体”恐怕和这里讲的消极身份化不是没有关系的。
在市场化和变革的背景中，身份因素之所以仍能够在日渐强调物质利益分配和竞争关系的社会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笔者以为，其重要原因乃是在于：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原有体制的因素仍在延续，甚至某些方面得到了强化，或者以原有的形式或者以新的形式在利益分配领域持续性地存在或不断地扩展。20多年中国社会变化显然沿着多个方向在发展，市场化、民主化、法制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威权的合作体制也得到了发展或强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对现代化成就的追求中所形成的趋中性的社会合作体系、再分配体系，一直在不断地、人为地加速着农民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失去了乡土社会纽带并被不断动员的个体被整合进了大型的社会组织中。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仍旧缺乏一种支撑公民身份的制度和文化背景、缺乏开放的政治市场、缺乏利益团体化和进行公开讨价还价的政治空间，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仍旧具有韦伯所讲的“家产制”的特点。所以，对个人而言，追求优越的身份仍旧是获取各种社会资源、保障自身地位的重要途径。因此，身份的建构无论在体制内部还是外部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策略性意义，无论它以什么名义来进行或采取什么形式。通过身份的转换获取积极的身份资源仍旧是立足于社会、安身立命的重要途径。无论是从宏观的还是从微观的角度上看，在这样一种变革的过程中，任何一种既成的社会现实都亟须正当化，而身份化则是正当化的最好手段。在中国，身份总是最有效的神义论。
然而，身份秩序的延续和转换也会产生连带性的影响，造成诸多的结果或问题，特别是对社会演变方向和社会秩序性质的影响：
第一，身份秩序的强化必然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社会变革过程中的身份化倾向往往有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通过在社会中进行划分、设置壁垒、建立新的秩序，可以以对利益分配的合法化、权利化的方式来缓解利益矛盾；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社会利益冲突的导火索，特别是在社会文化资源难以有效提供合法性的条件下，对身份的强化，无论在体制内部还是外部，都会使各种矛盾凸显出来，如城乡硬性壁垒松解后城市制度性歧视所造成的劳动安全、劳动待遇、劳动工资问题，教育制度——作为身份再生产机器——竞争性应试教育所导致的问题等。在利益碎片化的条件下，显然存在着一种两难困境：开放则会导致激烈的竞争，而有力的拒隔则会导致各种反抗的蔓延。社会平等、公正问题在21世纪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的公共话题，与身份格局的延续、身份化趋向恐怕不是没有关系的。
第二，身份化的趋向不仅会引起利益矛盾，而且会影响到各种制度、利益分配性质的变化，这点在中国的企事业单位改革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身份不仅意味着待遇，而且是新的机会和对机会、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以及由此带来的寻租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在身份等级格局内，“改革”、“发展”或许会沿着内卷化的方向来进行。在利益的零和对局中，赢得身份特权或将某些社会特征身份化、权利化，建立起和收入分配的有效关联，对个人或某些群体来说将是极具诱惑力的。以此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一些改革方案最后蜕变为对资源的重新瓜分，开放、竞争、自由、平等、流动的现代理念或流行话语如果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利益分配之上的，只能使各种改革方案或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补救措施、制度建设等呈现为一种内卷化的演变。
第三，更值得注意的是，身份化的趋势如果得以不断地强化，则会使各种社会力量致力于追求身份特权，而当身份特权在利益分配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对普遍性的社会权利(公民身份)和民主的政治生活产生兴趣，对身份特权的追求就会取代对公民身份和民主权利的追求。而这则会对社会利益结构、权力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使社会的利益结构进一步碎片化，社会关系进一步原子化，改革的结果就会重新倒退到国家主义或家产制的老路上去，沿此下去，启蒙理性最终会走向对成功和特权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