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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扩招意味着取得大学文凭的成本下降，没有强化高校间梯度层次的扩招结果，仅仅是将毕业生整体学历层次往上平移，使过去要求专科的岗位变成要求本科，过去要求本科的岗位变成要求研究生，并出现大量无法就业的毕业生，个人在整个劳动力供给队伍中的相对位置并没有改变。解决毕业生就业难和“人才高消费”问题的关键在于拉开高校之间的层次差距，强化教育文凭作为传递劳动者能力信号的功能，同时强化同级文凭的分层，使就业市场由单纯追求更高的学历转变为追求更好的学校。
[关键词] 信息传递；梯度层次；文凭分层；入学筛选；人力资本值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3—0047—06
一、引言
1999年初，国务院提出了在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自此拉开了各高校大幅度扩招的序幕。从1998年到2006年，普通高校专科生招生人数、本科生招生人数和研究生招生人数分别增长了389％、298％和452％。
高校扩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和机会间的矛盾，并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扩招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最明显的便是毕业生就业难。自2001年到2005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逐年下降，加之高校扩招所带来的毕业生人数增加，毕业时无法落实工作的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高校扩招在导致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同时还带来了“人才高消费”现象，即在人才使用过程中岗位与人才学历不匹配，造成人才闲置、高才低用等。诸如“夜总会月薪五百招本科生”之类的现象不断发生。
我们认为，这些现象并非主要因为毕业生的数量超过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量。恰恰相反，根据曾湘泉等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未来我国每年对高校毕业生需求的数量实际上将超过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出现毕业生就业困难和“人才高消费”的原因在于高校扩招后，就业市场没有同步强化高校之间的层次差距，导致了文凭信号甄别功能弱化。按信号传递(Signaling)理论的观点，教育(或文凭)是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传递自身能力的重要信号。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信息不对称市场，用人单位一般根据劳动者传递的教育信号来推测其能力的高低。由于高校扩招实际上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使得教育文凭信号的甄别功能大打折扣，就业市场“逆向选择”问题加剧，这就导致了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人才高消费”。本文运用一个简单的信号传递模型，说明解决毕业生就业难和“人才高消费”的出路在于拉开高校之间的层次差距，通过政府对高校进行有公信力的排名，将毕业生水平信息传导到就业市场，同时强化高校对考生入学时的筛选。
二、理论回顾
19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高校毕业生由政府“包分配”，基本不存在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直到高校大扩招后的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之前，问题亦不是很突出。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高校毕业生就业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多。随着近年来社会对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才逐渐增多，但仍显不够深入。关于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成因，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要依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认为就业难受毕业生供求关系影响。如鹿立、朱秋白认为，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在于高校的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均衡。蔡防则认为毕业生就业难与整体国民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有关，特别是我国产业部门近年来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因而应改变宏观经济政策单纯追求CDP的倾向，将扩大就业作为统筹发展的主要目标。
第二种观点是按照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中的工作搜寻理论，认为毕业生就业难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密切相关。分割市场中由于额外工作转换成本的存在，毕业生保留工资上升，而单位用人成本也由于某些制度安排被提高，从而增加了毕业生就业难度。因此应尽量消除分割，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鼓励毕业生去农村和西部地区就业等。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赖德胜、田永坡等。
第三种观点主要依据阿克罗夫的“柠檬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即用人单位由于不知道毕业生的真实信息，会尽量压低工资待遇以减少风险，而优秀的毕业生会因报酬太低对自己吸引力不够而退出应聘，造成毕业生失业。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曾之光、沈士仓等。
此外，还有陈成文和谭日辉提出的社会资本观点，认为父母社会地位、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亲戚社会地位对毕业生就业机会的获得有着显著的影响；朱伦提出的毕业生盲目攀高心理造成失业的观点等。
上面提到的各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以及“人才高消费”现象的原因。然而，这些分析忽略了高等教育本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传递作用。根据斯宾塞信号传递理论的观点，教育除了增加人力资本，还可以作为一种传递劳动力供给者能力信息的信号，使雇主可对劳动者进行筛选，将他们安置到不同的职业位置上，从而使经济运行更为有效率。该理论认为，接受教育(或者说获取文凭)需要一定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体力等非货币成本)。低能力者受教育的成本高，工资收入无法补偿其教育成本，但对于高能力者来说，教育带来的工资收益可以弥补教育的成本。因此雇主倾向于借助教育文凭判断求职者能力的高低，高能力者也愿意发送文凭信号证明他的价值。
三、模型
我们的模型主要借鉴了斯宾塞及张维迎的信号传递理论。
条件(5)是参与约束，保证高能力雇员经过研究生教育较不接受任何高等教育获得更高的期望收益。条件(6)和(7)是激励相容约束，保证高能力雇员经过研究生教育所得到的期望收益大于只接受本科教育的情况，同时低能力雇员接受本科教育所得到的期望收益大于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情况。条件(6)和(7)可以被简化为
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文凭作为高能力劳动者传递自身能力信息的信号作用也在迅速削弱。这样将有可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进一步恶化毕业生的就业环境。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在目前情况下，要缩减我国高校整体招生规模是不现实的。但是高校扩招意味着取得大学文凭的成本下降，未强化高校间梯度层次的扩招结果，仅仅是将毕业生整体学历层次往上平移。使过去要求专科的岗位变成要求本科，过去要求本科的岗位变成要求研究生，并出现大量无法就业的毕业生。个人在整个劳动力供给队伍中的相对位置还是没有变化，解决毕业生就业难和“人才高消费”问题的关键在于强化文凭作为传递劳动者能力信号的功能，同时强化同级文凭的分层，使就业市场由单纯追求更高的学历转变为追求更好的学校。
(二)政策建设
1．扶植重点院校，拉开大学间的梯度 我国在1990年代初提出要建设“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院校。1998年，教育部又决定实施“985工程”，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我国的高校教育资源开始向部分重点院校倾斜。但从毕业生文凭信号甄别的角度来看，这种倾斜的力度还不够大，大学的层次并没有有效地传递到毕业生的就业市场中。因此，国家扶植重点院校的政策应该更加明确，并使这种政策产生社会共识，特别是就业市场的共识。
2．政府权威机构推出有公信力的大学排名
我国的大学排名活动都是由非官方机构组织的，大学排名引起了很多争论，使人们对大学的认识十分混乱。目前发布的大学排名由于没有统一的客观评价标准，致使各家的排名往往大不相同。如网大2005年中国大学排行综合排名中，中国人民大学列第十位，华中科技大学列第十四位；而武书连课题组的2005年大学排名中，中国人民大学排在第二十六位，华中科技大学排在第六位。其他许多学校的排名也都大相径庭。即使同一机构所作做排名，不同年份的变化也令人吃惊。甚至有些排名活动可能带有商业目的，不排除有大学为提高排名以不正当手段影响排名者，或排名者为了牟利而引诱大学的可能性。因此，有学者提出“现阶段中国大学排名有害无利!政府有责任制止!”。
但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制止大学排名，而在于政府拿出一份有公信力的排名来。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除了极个别国人公认的名校外，其他大部分学校颁发的同级别文凭之间区分度非常小。要使得同级别文凭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有公信力的大学排名。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排名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以使排名具有权威性。曾有教育部官员对媒体表示坚决不会以政府名义进行大学排名，但从信号传递理论的观点来看，要缓解毕业生失业和人才高消费，必须要求通过选拔性考试将潜在劳动者的能力分布对应到大学水平的分布上去。因此，大学排名不仅是对学校进行评价的问题，而且是信号传递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主管部门不应该回避大学评价问题，反而应该承担起大学排名的重任。
3．允许高校完全自主招生
文凭信号必须具有可信性和有效性才能发挥甄别劳动者能力高低的作用。即如果用人单位认为甲校的毕业生优于乙校的毕业生，那么甲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均值必须大于乙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均值，且两者的标准差都较小。要缩小这个标准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在招生时对生源的甄别。目前我国高校招生过程中还不能做到完全自主。比如，学校面对一些地域指标的限制，这种限制性计划迫使学校在不同省市必须采取不同的标准录取新生，从而使得人校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这必将加大同一所学校毕业生的能力差异，不利于发挥不同层次学校的教育文凭对学生能力信息的传递作用。如果学校有权力完全自主招生，同时又有一套基于权威排名体系的激励机制，那么各个学校都将有积极性尽量录取根据本校水平可能录到的最优秀的学生，学生也有积极性根据自己的能力报考有可能达到的最好的学校。这种自选择的结果将形成一个学校水平和学生能力之间按高低排列的较为准确的对应，从而强化学校文凭的信号传递功能。
[关键词] 信息传递；梯度层次；文凭分层；入学筛选；人力资本值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3—0047—06
一、引言
1999年初，国务院提出了在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自此拉开了各高校大幅度扩招的序幕。从1998年到2006年，普通高校专科生招生人数、本科生招生人数和研究生招生人数分别增长了389％、298％和452％。
高校扩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和机会间的矛盾，并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扩招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最明显的便是毕业生就业难。自2001年到2005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逐年下降，加之高校扩招所带来的毕业生人数增加，毕业时无法落实工作的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高校扩招在导致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同时还带来了“人才高消费”现象，即在人才使用过程中岗位与人才学历不匹配，造成人才闲置、高才低用等。诸如“夜总会月薪五百招本科生”之类的现象不断发生。
我们认为，这些现象并非主要因为毕业生的数量超过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量。恰恰相反，根据曾湘泉等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未来我国每年对高校毕业生需求的数量实际上将超过每年的毕业生人数。出现毕业生就业困难和“人才高消费”的原因在于高校扩招后，就业市场没有同步强化高校之间的层次差距，导致了文凭信号甄别功能弱化。按信号传递(Signaling)理论的观点，教育(或文凭)是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传递自身能力的重要信号。劳动力市场是一个信息不对称市场，用人单位一般根据劳动者传递的教育信号来推测其能力的高低。由于高校扩招实际上降低了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使得教育文凭信号的甄别功能大打折扣，就业市场“逆向选择”问题加剧，这就导致了毕业生就业困难以及“人才高消费”。本文运用一个简单的信号传递模型，说明解决毕业生就业难和“人才高消费”的出路在于拉开高校之间的层次差距，通过政府对高校进行有公信力的排名，将毕业生水平信息传导到就业市场，同时强化高校对考生入学时的筛选。
二、理论回顾
19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高校毕业生由政府“包分配”，基本不存在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直到高校大扩招后的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之前，问题亦不是很突出。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高校毕业生就业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多。随着近年来社会对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关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才逐渐增多，但仍显不够深入。关于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成因，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要依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认为就业难受毕业生供求关系影响。如鹿立、朱秋白认为，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在于高校的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均衡。蔡防则认为毕业生就业难与整体国民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有关，特别是我国产业部门近年来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因而应改变宏观经济政策单纯追求CDP的倾向，将扩大就业作为统筹发展的主要目标。
第二种观点是按照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中的工作搜寻理论，认为毕业生就业难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密切相关。分割市场中由于额外工作转换成本的存在，毕业生保留工资上升，而单位用人成本也由于某些制度安排被提高，从而增加了毕业生就业难度。因此应尽量消除分割，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鼓励毕业生去农村和西部地区就业等。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赖德胜、田永坡等。
第三种观点主要依据阿克罗夫的“柠檬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即用人单位由于不知道毕业生的真实信息，会尽量压低工资待遇以减少风险，而优秀的毕业生会因报酬太低对自己吸引力不够而退出应聘，造成毕业生失业。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曾之光、沈士仓等。
此外，还有陈成文和谭日辉提出的社会资本观点，认为父母社会地位、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亲戚社会地位对毕业生就业机会的获得有着显著的影响；朱伦提出的毕业生盲目攀高心理造成失业的观点等。
上面提到的各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以及“人才高消费”现象的原因。然而，这些分析忽略了高等教育本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传递作用。根据斯宾塞信号传递理论的观点，教育除了增加人力资本，还可以作为一种传递劳动力供给者能力信息的信号，使雇主可对劳动者进行筛选，将他们安置到不同的职业位置上，从而使经济运行更为有效率。该理论认为，接受教育(或者说获取文凭)需要一定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心理体力等非货币成本)。低能力者受教育的成本高，工资收入无法补偿其教育成本，但对于高能力者来说，教育带来的工资收益可以弥补教育的成本。因此雇主倾向于借助教育文凭判断求职者能力的高低，高能力者也愿意发送文凭信号证明他的价值。
三、模型
我们的模型主要借鉴了斯宾塞及张维迎的信号传递理论。
条件(5)是参与约束，保证高能力雇员经过研究生教育较不接受任何高等教育获得更高的期望收益。条件(6)和(7)是激励相容约束，保证高能力雇员经过研究生教育所得到的期望收益大于只接受本科教育的情况，同时低能力雇员接受本科教育所得到的期望收益大于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情况。条件(6)和(7)可以被简化为
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研究生文凭作为高能力劳动者传递自身能力信息的信号作用也在迅速削弱。这样将有可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进一步恶化毕业生的就业环境。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在目前情况下，要缩减我国高校整体招生规模是不现实的。但是高校扩招意味着取得大学文凭的成本下降，未强化高校间梯度层次的扩招结果，仅仅是将毕业生整体学历层次往上平移。使过去要求专科的岗位变成要求本科，过去要求本科的岗位变成要求研究生，并出现大量无法就业的毕业生。个人在整个劳动力供给队伍中的相对位置还是没有变化，解决毕业生就业难和“人才高消费”问题的关键在于强化文凭作为传递劳动者能力信号的功能，同时强化同级文凭的分层，使就业市场由单纯追求更高的学历转变为追求更好的学校。
(二)政策建设
1．扶植重点院校，拉开大学间的梯度 我国在1990年代初提出要建设“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院校。1998年，教育部又决定实施“985工程”，重点支持部分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我国的高校教育资源开始向部分重点院校倾斜。但从毕业生文凭信号甄别的角度来看，这种倾斜的力度还不够大，大学的层次并没有有效地传递到毕业生的就业市场中。因此，国家扶植重点院校的政策应该更加明确，并使这种政策产生社会共识，特别是就业市场的共识。
2．政府权威机构推出有公信力的大学排名
我国的大学排名活动都是由非官方机构组织的，大学排名引起了很多争论，使人们对大学的认识十分混乱。目前发布的大学排名由于没有统一的客观评价标准，致使各家的排名往往大不相同。如网大2005年中国大学排行综合排名中，中国人民大学列第十位，华中科技大学列第十四位；而武书连课题组的2005年大学排名中，中国人民大学排在第二十六位，华中科技大学排在第六位。其他许多学校的排名也都大相径庭。即使同一机构所作做排名，不同年份的变化也令人吃惊。甚至有些排名活动可能带有商业目的，不排除有大学为提高排名以不正当手段影响排名者，或排名者为了牟利而引诱大学的可能性。因此，有学者提出“现阶段中国大学排名有害无利!政府有责任制止!”。
但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制止大学排名，而在于政府拿出一份有公信力的排名来。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除了极个别国人公认的名校外，其他大部分学校颁发的同级别文凭之间区分度非常小。要使得同级别文凭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有公信力的大学排名。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排名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以使排名具有权威性。曾有教育部官员对媒体表示坚决不会以政府名义进行大学排名，但从信号传递理论的观点来看，要缓解毕业生失业和人才高消费，必须要求通过选拔性考试将潜在劳动者的能力分布对应到大学水平的分布上去。因此，大学排名不仅是对学校进行评价的问题，而且是信号传递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主管部门不应该回避大学评价问题，反而应该承担起大学排名的重任。
3．允许高校完全自主招生
文凭信号必须具有可信性和有效性才能发挥甄别劳动者能力高低的作用。即如果用人单位认为甲校的毕业生优于乙校的毕业生，那么甲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均值必须大于乙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均值，且两者的标准差都较小。要缩小这个标准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在招生时对生源的甄别。目前我国高校招生过程中还不能做到完全自主。比如，学校面对一些地域指标的限制，这种限制性计划迫使学校在不同省市必须采取不同的标准录取新生，从而使得人校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这必将加大同一所学校毕业生的能力差异，不利于发挥不同层次学校的教育文凭对学生能力信息的传递作用。如果学校有权力完全自主招生，同时又有一套基于权威排名体系的激励机制，那么各个学校都将有积极性尽量录取根据本校水平可能录到的最优秀的学生，学生也有积极性根据自己的能力报考有可能达到的最好的学校。这种自选择的结果将形成一个学校水平和学生能力之间按高低排列的较为准确的对应，从而强化学校文凭的信号传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