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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与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文论的对照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当代尤其是进入新时期后的文论构建与发展，始终难以走出或“西”或“古”这两大误区，且对“今”视而不见，文学当下性的缺失一直十分严重。这一现象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根源于自“五四”以来中国文论界即形成的试图寻找权威理论的思维逻辑以及近一个世纪来潜隐于中国人意识深处的文化自卑情结。因此，借鉴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古文论的实际创作及学术观念，不分中外古今、充分合理地利用已有的一切学术成果，注重当下的文学现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学理总结，应是当代文论自身体系重建和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关键词]
《文心雕龙》；文论建设；文学当下性
[中图分类号]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3-0182—03
近年来，文论界虽然已经理性地认识到要发展当代文论，走出“失语”困境，就不能不同时借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论和如今仍处于强势的西方文论，然而，在具体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有所偏向，或“西”或“古”，各持已见。而与此同时，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如钱中文、杨义、朱立元等人不同程度地意识到当代文论交融中“今”的缺失，为此提出了应对我们忽略最多的“今”即我们现实的文学加以关注并给予高度学理化的真知灼见，可遗憾的是，往往不及深论，故而影响不大。有鉴于此，本文欲通过对古今文论的比较以及对现代尤其是新时期后文论发展状况的梳理与分析，揭示出产生这种“失视现象”的根源和后果，在中、西、古、今文论的交汇点上，深入地发掘出当下的文学经验及其学理化总结对中国当代自身文论体系重建的重要意义。
(一)
毋庸置疑，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和理论体系这一浩大工程中，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其理论来源之一理当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然而历史证明，只有当我们如童庆炳先生所言，“把古文论作为活的、有生命的主体，放回到产生它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去，并与之平等对话””’时，我们才能避免近百年来那种以今绳古、强加附会的误读，真正认识并发掘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以下试以思辨性和系统性著称的中国第一部文论著作《文心雕龙》为例来加以说明：
先秦两汉时期，中土已基本形成了富有生命哲学色彩的文学传统，凸现出“文学”即“人学”的理念，而于前人思想文化沃土上成长起来的刘勰，不但勇于直面“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文艺思潮的冲击，更在当时遍搜“文场笔苑”(《总术》)的文体论的基础之上建立起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在《附会》、《风骨》等篇中，刘勰将文学比附生命形式，要求文学如同生命体一样系统和有机，其实质是要求以人为本，以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为文学的“生命本原”和灵魂。而在《体性)、《养气》等篇中论“气”时，更将“气”视为一种生命力的表现，是创作主体的人格和精神的象征，“风骨”生成的原因。其思维方式及论说形式使古代哲人那始于《易经》、极富东方色彩的生命哲学精神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
而在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思想学说的问题上，其进步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发展观主要表现在折衷论文之方法上。《序志》篇有言：“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基于这样的理念与方法，在面对当时南朝文坛玄学之风盛行的流弊时，他不仅在《情采》、《议对》等篇中鲜明地陈述了自己文质相符的理论，对这种“文浮于理”的创作倾向理性地加以了批评，而且还在《体性》篇中提出了“为情造文”的主张以反拨当时日益泛滥的形式主义文风。但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在刘勰的文学思想中，一方面虽然时时流露出对玄学介人文学创作的不满与批评，但另一方面他又从玄学中汲取了丰富的理论养分，如“圣人有情论”、“言意之辨”、“有无之辨”等等，细思之，不难发现这一看似矛盾的言行其实正是这种折衷论的具体表现。
此外，其进步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发展观还表现在“原始以表末”的结构方法上。借助这一方法，他在探索、分析各种文学理论问题及具体的文体流变时，不但客观地承认且论述了文学的发展和进化过程，而且还进一步揭示出了其中的内外之因。具体而言，一方面，在文学自身的发展上，他发掘出了泽被后世的“通变”理论，他认识到“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有“因”有“革”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坚信“变则其久，通则不乏” (《通变》)。另一方面，就文学发展外部而言，他发现了时代风习与文学之间的交互影响，最终得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时序》)这一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据此看来，“刘勰对待文学史的态度，不是泥古，不是是古非今，而是发展的，重视新变的”。
如前所述，刘勰的这部文论专著既排斥从理论到理论的纯抽象论证，又拒绝人云亦云附和前人或外来的文学思想，其理论体系立足于当时的创作实际，不仅具有彼时彼地针对玄学时弊的当下性，同时亦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发展性与开放性，而蕴于其中的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精神又使其文论充满了时人深层的文学感受和生命感受，文论的生命力因而浩瀚蓬勃、绵延不绝。应该说，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古代经典文论的这一共性对我们当代文论体系的重建是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二)
进入“五四”时期后，由于新文学运动的倡导，当时的创作实际上已异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此时文论界主要借重外来文论以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原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无可厚非，其在现代文论的构建上取得的历史成绩是不容简单抹杀的。但文论的缺失已初现端倪，那就是——引介西方现代文论过多，而关注中国古代文论太少，有的几乎全盘西化；按照西方现代文论模式建构新的体系，开放性有余而民族性不足，这几乎成为那一时代文论的通病。
客观地讲，由于当时杰出的文论家的文艺思想基本上还是与中国文学的创作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活跃的文学创作不断推动他们的理性思考向着纵深处发展，因此诸如胡适、鲁迅、茅盾、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至今还时常为人们所提及与引用。但是，即使是他们的理论也难免这类通病，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释和批判西方悲剧理论的著作，《悲剧心理学》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对西方美学的接受和阐释。朱光潜“受难”——“反抗”说较之王国维的“苦难”——“出世”说显然有较大的突破，至于他对中国传统“大团圆”方式所给予的严厉批评，应该说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我们对传统的反省力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奠定了朱光潜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并见知于西方文艺理论家。但与经典的古代文论《文心雕龙》相比，《悲剧心理学》的理论缺失已十分明显：一是在“五四”的“启蒙”与“救亡”主题下，文论界普遍 对中国传统文论持批判乃至否定态度，朱光潜与当时其他文论家一样，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文论为宗，其悲剧观不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论那种传承几千年的生命哲学的基础上，而是主要建立在西方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因而得出“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的片面结论，以西律中式的牵强比附十分严重，这种研究方式在中国现代学人中很有代表性；二是没有从当时中国的文学创作实际出发，立足于当下对西方悲剧美学进行深度融合，因而在文中，他过于强调悲剧艺术的非功利性，其文论虽在审美与道德、传统与现代之间作了一定的调和与综合，但显然缺乏古人那种对时下文学从感性直觉到理性思辨的提炼过程，没有建构起内在一致、具有生命力的现代理论体系。
总体而言，当时的文论在从“古”到“今”的转换中大多具有《悲剧心理学》这种有失偏激的形态，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的困窘状态乃是发端于“五四”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即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引进西方文论之时。
(三)
新时期以来，终于摆脱了几十年来政治束缚的中国文论，重新回归到常态的理论本位，并意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当代的文论体系。此时放在当代学人面前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三：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论。面对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当今的文论界又是如何取舍的呢?为什么我们始终走不出或“西”或“古”这两大理论误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比较忽略“今”即“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论?这其中尤其缺乏对当下文学的关注及学理总结。
为了探析这一奇特的文论现象，首先，让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近百年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西化”论。据上文所述，此论调在中国“五四”这一特殊时代的最初产生与流行，虽不无偏激的地方，但尚具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这之后，从50年代到“文革”时期这一阶段，性质上仍属于西方文论的马列文论吸前苏联文论成为了我们文论的唯一的核心和灵魂。而“文革”结束以来，出于填补理论空白的内在需求，获得解禁的中国人第二次进入全面引进西方文论的高潮期。在短短20年内，我们几乎把西方运行了一个世纪的众多批评理论移植了个遍。为此，文论界普遍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从一开始就主要不是在中国古代文论，而是在西方文论思辨传统的直接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西方文论也就没有中国的现、当代文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西化”论的影响力至今依然巨大，在很大程度上仍左右着我们文论发展的方向，它对我国文论的高速发展虽功绩显著，但不可否认，由于它过于执著于追“新”逐“后”的趋向和对传统的反叛，也导致了自身的狭隘和局限，致使我国当代的文论建设陷入新的困境而难以自拔，无法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文论体系。
为了消除“西化”论这一弊病，一些文论家又主张回到传统，认为“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并坚信民族文化的再度复兴将为期不远了。可是，这种传统文化本位论在投入实践后却远没有达到持论者们的预期，其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已一分为二：一方面，随着研究者对经典的中国传统文论的再度发掘，对其中的某些范畴和方法进行了现代阐释后，当代学人大多叹服于其东方生命特质的理论成果，重新认识到继承传统的重要性，并试图以古代文论为根重建中国的文学理论，这积极的一面确实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从民族情感出发欲固守本土传统文论的“尚古”论思想离现实根基实在太远，不具备替代现有文论的可能性，因而如同“西化”论一样陷入进退维谷的悖论中，这是近代中国启动现代化工程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却又无法回避的老问题，然而解决这一难题的钥匙恰好正在于两种持论者都不够重视的“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论上。
众所周知，文艺理论总是具体的，有其自身个性的。恰如韦勒克所说：“批评是一般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因此离不开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那么，要重建当代文论体系，其立足点应放在当下，基于“今天”中国人的文学创作(今日语境)来进行新的创造。因此，“我们当前只能以现当代传统为建设、发展新文论的重点。”目前我们的文论建设的最大缺失，不是缺乏理论资源，而是缺乏像经典古文论《文心雕龙》那样对已有的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及对当下文学的关注与学理总结。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论的认识，“潜伏着相当程度的‘失视’现象”，而“失视”的原因正隐匿于中国文论界自“五四”开始就难以抛离的惯性思维方式。简而论之，从最早的“全盘西化”到后来以马列文论作为思维的支点到今日再次以西方文论为宗，间或返本还源，力图复兴传统经典文论，内容有所变化，但试图寻找权威理论的思维逻辑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细考之，无论上述的“西化”论还是“尚古”论实质上都缘自于中国人近一个世纪来潜隐于意识深处的文化自卑情结。可见，新时期以来，当今学人始终难以走出或“西”或“古”这两大误区且对“今”视而不见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缘由的。
在经过以上对中国文论“古代”、“五四”和“新时期”这三个标志性发展阶段分别进行论述之后，笔者认为：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古文论的实际创作及学术观念，其实已为我国文论摆脱近百年来一直无法根除的这种“西化”难以通达、“尚古”难以如愿的两难困境及弥补新时期以来文论建设中文学当下性日益严重的缺失指明了道路——那就是不分中外古今、充分合理地利用已有的一切学术成果，注重当下的文学现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学理总结。这一论断对失去了《文心雕龙》光照的现当代文论、尤其是眼下的文论体系重建而言，其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关键词]
《文心雕龙》；文论建设；文学当下性
[中图分类号]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3-0182—03
近年来，文论界虽然已经理性地认识到要发展当代文论，走出“失语”困境，就不能不同时借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论和如今仍处于强势的西方文论，然而，在具体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有所偏向，或“西”或“古”，各持已见。而与此同时，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如钱中文、杨义、朱立元等人不同程度地意识到当代文论交融中“今”的缺失，为此提出了应对我们忽略最多的“今”即我们现实的文学加以关注并给予高度学理化的真知灼见，可遗憾的是，往往不及深论，故而影响不大。有鉴于此，本文欲通过对古今文论的比较以及对现代尤其是新时期后文论发展状况的梳理与分析，揭示出产生这种“失视现象”的根源和后果，在中、西、古、今文论的交汇点上，深入地发掘出当下的文学经验及其学理化总结对中国当代自身文论体系重建的重要意义。
(一)
毋庸置疑，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话语和理论体系这一浩大工程中，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其理论来源之一理当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然而历史证明，只有当我们如童庆炳先生所言，“把古文论作为活的、有生命的主体，放回到产生它的文化、历史语境中去，并与之平等对话””’时，我们才能避免近百年来那种以今绳古、强加附会的误读，真正认识并发掘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以下试以思辨性和系统性著称的中国第一部文论著作《文心雕龙》为例来加以说明：
先秦两汉时期，中土已基本形成了富有生命哲学色彩的文学传统，凸现出“文学”即“人学”的理念，而于前人思想文化沃土上成长起来的刘勰，不但勇于直面“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文艺思潮的冲击，更在当时遍搜“文场笔苑”(《总术》)的文体论的基础之上建立起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在《附会》、《风骨》等篇中，刘勰将文学比附生命形式，要求文学如同生命体一样系统和有机，其实质是要求以人为本，以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为文学的“生命本原”和灵魂。而在《体性)、《养气》等篇中论“气”时，更将“气”视为一种生命力的表现，是创作主体的人格和精神的象征，“风骨”生成的原因。其思维方式及论说形式使古代哲人那始于《易经》、极富东方色彩的生命哲学精神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
而在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思想学说的问题上，其进步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发展观主要表现在折衷论文之方法上。《序志》篇有言：“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基于这样的理念与方法，在面对当时南朝文坛玄学之风盛行的流弊时，他不仅在《情采》、《议对》等篇中鲜明地陈述了自己文质相符的理论，对这种“文浮于理”的创作倾向理性地加以了批评，而且还在《体性》篇中提出了“为情造文”的主张以反拨当时日益泛滥的形式主义文风。但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在刘勰的文学思想中，一方面虽然时时流露出对玄学介人文学创作的不满与批评，但另一方面他又从玄学中汲取了丰富的理论养分，如“圣人有情论”、“言意之辨”、“有无之辨”等等，细思之，不难发现这一看似矛盾的言行其实正是这种折衷论的具体表现。
此外，其进步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发展观还表现在“原始以表末”的结构方法上。借助这一方法，他在探索、分析各种文学理论问题及具体的文体流变时，不但客观地承认且论述了文学的发展和进化过程，而且还进一步揭示出了其中的内外之因。具体而言，一方面，在文学自身的发展上，他发掘出了泽被后世的“通变”理论，他认识到“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有“因”有“革”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坚信“变则其久，通则不乏” (《通变》)。另一方面，就文学发展外部而言，他发现了时代风习与文学之间的交互影响，最终得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时序》)这一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据此看来，“刘勰对待文学史的态度，不是泥古，不是是古非今，而是发展的，重视新变的”。
如前所述，刘勰的这部文论专著既排斥从理论到理论的纯抽象论证，又拒绝人云亦云附和前人或外来的文学思想，其理论体系立足于当时的创作实际，不仅具有彼时彼地针对玄学时弊的当下性，同时亦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发展性与开放性，而蕴于其中的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精神又使其文论充满了时人深层的文学感受和生命感受，文论的生命力因而浩瀚蓬勃、绵延不绝。应该说，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古代经典文论的这一共性对我们当代文论体系的重建是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二)
进入“五四”时期后，由于新文学运动的倡导，当时的创作实际上已异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此时文论界主要借重外来文论以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原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无可厚非，其在现代文论的构建上取得的历史成绩是不容简单抹杀的。但文论的缺失已初现端倪，那就是——引介西方现代文论过多，而关注中国古代文论太少，有的几乎全盘西化；按照西方现代文论模式建构新的体系，开放性有余而民族性不足，这几乎成为那一时代文论的通病。
客观地讲，由于当时杰出的文论家的文艺思想基本上还是与中国文学的创作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活跃的文学创作不断推动他们的理性思考向着纵深处发展，因此诸如胡适、鲁迅、茅盾、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至今还时常为人们所提及与引用。但是，即使是他们的理论也难免这类通病，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释和批判西方悲剧理论的著作，《悲剧心理学》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对西方美学的接受和阐释。朱光潜“受难”——“反抗”说较之王国维的“苦难”——“出世”说显然有较大的突破，至于他对中国传统“大团圆”方式所给予的严厉批评，应该说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我们对传统的反省力度，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奠定了朱光潜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并见知于西方文艺理论家。但与经典的古代文论《文心雕龙》相比，《悲剧心理学》的理论缺失已十分明显：一是在“五四”的“启蒙”与“救亡”主题下，文论界普遍 对中国传统文论持批判乃至否定态度，朱光潜与当时其他文论家一样，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文论为宗，其悲剧观不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论那种传承几千年的生命哲学的基础上，而是主要建立在西方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的，因而得出“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的片面结论，以西律中式的牵强比附十分严重，这种研究方式在中国现代学人中很有代表性；二是没有从当时中国的文学创作实际出发，立足于当下对西方悲剧美学进行深度融合，因而在文中，他过于强调悲剧艺术的非功利性，其文论虽在审美与道德、传统与现代之间作了一定的调和与综合，但显然缺乏古人那种对时下文学从感性直觉到理性思辨的提炼过程，没有建构起内在一致、具有生命力的现代理论体系。
总体而言，当时的文论在从“古”到“今”的转换中大多具有《悲剧心理学》这种有失偏激的形态，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的困窘状态乃是发端于“五四”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即中国人第一次全面引进西方文论之时。
(三)
新时期以来，终于摆脱了几十年来政治束缚的中国文论，重新回归到常态的理论本位，并意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当代的文论体系。此时放在当代学人面前的理论来源主要有三：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论。面对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当今的文论界又是如何取舍的呢?为什么我们始终走不出或“西”或“古”这两大理论误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比较忽略“今”即“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论?这其中尤其缺乏对当下文学的关注及学理总结。
为了探析这一奇特的文论现象，首先，让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近百年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西化”论。据上文所述，此论调在中国“五四”这一特殊时代的最初产生与流行，虽不无偏激的地方，但尚具一定的历史合理性。这之后，从50年代到“文革”时期这一阶段，性质上仍属于西方文论的马列文论吸前苏联文论成为了我们文论的唯一的核心和灵魂。而“文革”结束以来，出于填补理论空白的内在需求，获得解禁的中国人第二次进入全面引进西方文论的高潮期。在短短20年内，我们几乎把西方运行了一个世纪的众多批评理论移植了个遍。为此，文论界普遍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从一开始就主要不是在中国古代文论，而是在西方文论思辨传统的直接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西方文论也就没有中国的现、当代文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西化”论的影响力至今依然巨大，在很大程度上仍左右着我们文论发展的方向，它对我国文论的高速发展虽功绩显著，但不可否认，由于它过于执著于追“新”逐“后”的趋向和对传统的反叛，也导致了自身的狭隘和局限，致使我国当代的文论建设陷入新的困境而难以自拔，无法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文论体系。
为了消除“西化”论这一弊病，一些文论家又主张回到传统，认为“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并坚信民族文化的再度复兴将为期不远了。可是，这种传统文化本位论在投入实践后却远没有达到持论者们的预期，其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已一分为二：一方面，随着研究者对经典的中国传统文论的再度发掘，对其中的某些范畴和方法进行了现代阐释后，当代学人大多叹服于其东方生命特质的理论成果，重新认识到继承传统的重要性，并试图以古代文论为根重建中国的文学理论，这积极的一面确实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从民族情感出发欲固守本土传统文论的“尚古”论思想离现实根基实在太远，不具备替代现有文论的可能性，因而如同“西化”论一样陷入进退维谷的悖论中，这是近代中国启动现代化工程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却又无法回避的老问题，然而解决这一难题的钥匙恰好正在于两种持论者都不够重视的“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论上。
众所周知，文艺理论总是具体的，有其自身个性的。恰如韦勒克所说：“批评是一般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因此离不开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环境。”那么，要重建当代文论体系，其立足点应放在当下，基于“今天”中国人的文学创作(今日语境)来进行新的创造。因此，“我们当前只能以现当代传统为建设、发展新文论的重点。”目前我们的文论建设的最大缺失，不是缺乏理论资源，而是缺乏像经典古文论《文心雕龙》那样对已有的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及对当下文学的关注与学理总结。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论的认识，“潜伏着相当程度的‘失视’现象”，而“失视”的原因正隐匿于中国文论界自“五四”开始就难以抛离的惯性思维方式。简而论之，从最早的“全盘西化”到后来以马列文论作为思维的支点到今日再次以西方文论为宗，间或返本还源，力图复兴传统经典文论，内容有所变化，但试图寻找权威理论的思维逻辑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细考之，无论上述的“西化”论还是“尚古”论实质上都缘自于中国人近一个世纪来潜隐于意识深处的文化自卑情结。可见，新时期以来，当今学人始终难以走出或“西”或“古”这两大误区且对“今”视而不见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缘由的。
在经过以上对中国文论“古代”、“五四”和“新时期”这三个标志性发展阶段分别进行论述之后，笔者认为：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古文论的实际创作及学术观念，其实已为我国文论摆脱近百年来一直无法根除的这种“西化”难以通达、“尚古”难以如愿的两难困境及弥补新时期以来文论建设中文学当下性日益严重的缺失指明了道路——那就是不分中外古今、充分合理地利用已有的一切学术成果，注重当下的文学现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学理总结。这一论断对失去了《文心雕龙》光照的现当代文论、尤其是眼下的文论体系重建而言，其意义无疑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