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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的迅猛进程带来了普通话的高速普及。这情形应该说是令人欣慰甚至惊诧的，尤其是在南方各大方言区的中心城市里，比如广州吧，公共场所使用的语言居然也以普通话为主了，原因恐怕也很简单，数以百万计的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大都是外来人，他们要掌握粤语非经年累月之功不可，普通话于是也就成为必需的沟通工具了。大气候既已形成，以致广州本地人在一般的公共接触中，明明从对方的“咸水国语”中辨认出了同为“乡里”，也会以“咸”制“咸”地一味周旋下去，直到力不从心而后已。上海的情况犹有过之，报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报告中说，上海的中、小学生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不能准确使用本地方言。
几十年前绝对无法想像这样的场景，那时本地（非仅指广州、上海，包括所有各方言区）人对于母语都有一种强烈的执著精神，尽管曾动用行政手段来推广普通话，但收效甚微。记得五十年代中期，一位与我一同负笈南下就读于广州的同学，因为上街购物之不便，悻悻然地转（跩）文叹道：“南蛮鴃舌之人，非中庸之道也！”当时我也有同感，直到自己的粤语过关以后，才对方言之值得珍惜有所体认。事实上，和基本上是一种书面语言的普通话相比较，方言在使用效果上的精确和生动永远是前者无法企及的，因而也是不可替代的。偶尔对照着看港产片的国语和粤语的不同版本，对这点就会有很深切的体会。
普通话的推广既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那么它当然可以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不过近年来各方言区却不断传来“保卫方言”一类的声音，尤其以吴语区和粤语区为最，辩论甚至于进行到“两会”的讲台上去了。有人说这反映了经济的发展程度对语言的主张权，近现代社会世界语言的变化趋势就是例证，言下之意，由政治影响所决定的语言变化的历史已经终结。这个说法当然可以作为参考，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论却失之简单。无论如何，普通话语音系统在国内已经维持了三百年以上的优势地位，最近三十年来，这一优势地位更被推到了极致。必须承认，普通话对于疆域广大、方言复杂的中国民众的沟通交流，其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而且是无可替代的。不过，普通话方案从制定到推行的百年历史进程确实也说明，当初已经考虑到的某些问题，由于处理得过于仓促和简单，终于带来了若干无法克服的遗憾和尴尬，令今人和它们遭遇时不能不徒兴感叹。
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了普通话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言，不再与它的前身一样被称为国语，其用意在于以此表示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尊重。但因为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可以说汉语其实也就是国语。这就和现在大学里的中文系学的就是汉语而并不包含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是一样的道理。普通话，汉语，国语，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事实上是，在我们这个方言种类难以数计的国家，至少为语音的统一已经努力了两千年之久，但过去收效甚微，现在大有进展，只是离目标的实现依然任重而道远。
先秦时期，或因地窄人稀，或因诸侯并峙，统一语音的问题似乎并未显得迫切。夏、商两朝无可稽考，随着西周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产生了一种类似国语的所谓“雅言”（周人有记载说“雅言”产生于夏朝，不知确否？）雅言其实就是文言，依文读字，主要只用于国家和公众事务。雅言又称正言，所谓“天子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说的就是皇帝在使用雅言方面的表率作用。它也是孔夫子的教学语言，《论语》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总之，它是一种官场上的话，一种完全来自文字的语言，和日常使用的方言是两码事，但文字的读音各地也不一致，所以要“正音”——统一标准。标准怎么定？基本以西周首都镐京地区语音为根据。那时还形成了制度，定期召集各诸侯国的有关官员进行统一读音的培训。中国的第一本字典《尔雅》很可能就是在这类培训教材的基础上形成的（有人举证说《尔雅》成书于秦汉以后，我想汉儒所做的只是增订的工作）。“尔”通“迩”，就是近的意思，近于正，正即雅，《雅言》就是一部订正字音和字义的工具书。
到了东周，培训制度当然已经废弛，但各国间的来往还是需要使用雅言，只是歧音、歧意不免会越来越多，雅言的权威性不断受到挑战。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只见他力倡统一文字和车轨，未专门提起统一语言的问题。这大概主要因为他本就是陕西人，又定都在咸阳，当然不想改变雅言的读音标准，何况既已有书为证，何必自找麻烦呢？至于取缔方言，他恐怕从未制订过这类宏图，就算发过奇想，也未来得及有什么具体动作。可是到了西汉，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首先，都城虽然还在陕西，但都城里的居民构成已经彻底改变，中央机关大小文武官员及其眷属，还有兵丁僮仆等等，都是从中原地区跟着刘邦过来的，加上后来又不断实行从各地“徙富户以实京师”的政策，总之外来人口变成了首都居民的主体。这些人给一直确立为雅言标准的关中语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改变，雅言难乎为继了。
然而，一个管辖疆域达数百万平方公里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需要建立多么庞大的国家机器？需要向各地派出多少各类官员？这个管理队伍的成员无疑又必须面向全国去选拔。试想，朝廷和地方之间、官员和官员之间、官员和百姓之间多么需要一种可以交流通畅的公用语言。这个问题在东汉建都于洛阳之后，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一种以洛阳方言为基础的所谓“河洛语”取得了国语的地位。不过这种地位只维持了两百年左右，随着西晋的灭亡，它也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这种河洛语和后来的河南话发音差别很大，有人认为，今天的闽南语（台语）或海南话是河洛语的正宗传承，只是证据好像不是太充分。台湾人自称台语为“河洛话”，其实，台语中“河洛”和“福佬”发音近似，河洛者，福佬也，意即河洛语是从福建迁来的移民所使用的共同语言，原本是和客家话、外省话、山地话并列的，现在被定位为“台语”了。
西晋的覆亡导致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这个过程带来的并非只是近三百年之久的帝国南北的政治分裂，也不仅是留在北方的和逃往南方的汉族人种各自在血缘上的复杂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汉族文化中心的从此南移。这一点当然也会表现为所谓“国语”的变化。建康（南京）作为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的国都，集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势，这一地区的语音自然成为国家公用语言的标准。不过，永嘉乱后逃亡到南方来的北方居民人数众多，那些士族豪门大庄园主大都是带着家人、部曲成队地开过来，同一州郡的还被东晋朝廷集中划出土地安排，仍然使用原来的州郡名称进行管理，统称为侨郡。这些数量庞大的北方难民所习惯的河洛口音，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结合进新的“国语”里。 在那三百年间，北方地区的文化、风俗、语言的发展演变情况比较混乱。前期阶段，因为先后存在的二赵（前、后）、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凉（前、后、南、北、西）及成、夏共十六国中，除了前凉的张氏和北燕的冯氏是汉族政权，其余全部是刚刚走出原始社会不久的少数民族，且不说文明传统，有些连语言都不完备，唯一不缺的是作为征服者的骄横与残暴，他们当然不会努力推行汉语，而不同民族统治的割据王国，其寿命都不长，在你兴我灭的百余年混战里，北方汉语演变得面目全非。后期阶段，由于鲜卑人统一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失去了主流地位，而他们建立的北魏政权却比较崇尚汉族文化，特别是出了一个孝文帝（元宏），在语言、服饰、礼仪等诸方面全面推行汉化，他自己带头，连姓氏都改了。然而，他很短命，只活了三十三岁。好在他的改革成果未遇到大的反复，北方的汉族文化（包括语言）总算得以存续。但是，不同系统的民族语言被长时间混杂以后，要恢复各自的本来面目绝非易事，何况南北隔绝，原先的河洛汉语已经失去了参照的标准，所以，直到杨坚统一了中国之后，尽管原来“大乱中华”的五胡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灰烬中，但北方汉语却落入了南方人眼中的不伦不类的尴尬状况。
杨坚出身北方士族豪门，虽然被后周皇帝赐了一个鲜卑姓氏——普六茹，但却是汉人（当然血统也不纯粹）。这位“圣人可汗”下决心恢复三百年来被扭曲了的汉族礼乐文化，推行标准的“国语”当然是重要内容之一。他下令颁行陆法言等八人所编纂的《切韵》一书，为汉语发音的标准化奠定切实的基础。《切韵》的编辑方法有点类似今天的《新华词典》，读音相同的字被集中，然后再按声调（平、上、去、入）排序。当时各地语音和声调差别很大，要重新制定一套大家认可的“国语”颇为不易。几位编者都是北周时期的老班底，当然籍属北方，但他们反复讨论后，选定的基本发音标准却是南朝通行的建康话（也有部分北方音掺杂其间），这表示他们承认汉族文化的正宗已经转移到南方这一客观事实。
《切韵》是一项开拓性的工程，此后直到宋末的六百年间，中国的“国语”就是在它制定的轨道上运行。唐人孙愐编制的《唐韵》和宋人陈彭年编制的《广韵》都以《切韵》为基础，当然有所增补，但并无根本变化。唐朝是盛世，版图大，国力强，为了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繁荣发展的局面，政府将《唐韵》作为执行公务和科举考试的规定语言。那时首都长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不惟人口基数大，流动也频繁，上至达官巨贾，下至贩夫走卒，还有名流大腕，国际友人，天天进进出出，不由得不形成长安话大流行的状况，但它却始终不能取代《唐韵》读音的权威地位。后者被称为“官话”。“官话”一词在南方一些方言区一直保留至今，当地的方言则被称为“土话”。“官话”就是发声的文字，而“土话”却大部分无法形诸纸墨。汉语和汉文从来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历代“韵书”的任务目标就是最大程度地把它们结合起来。语言比文字具有更强的活力和张力，无法想像人们在生活中仅仅通过有声的文字进行交流，“官话”始终只是“官话”，“土话”在民间依旧生机勃勃。因为是从学习文字入手，当时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国家的学子，往往稍假时日，便也能操一口汉语“官腔”，这点至今还能从他们本国的语言中找到痕迹——无论是保留了汉字或改成了拼音，许多词汇的读音都能追索到汉语的音素。
由于朝廷钦定的《广韵》以《唐韵》为基础，宋代“国语”和唐代差不多，不过首都开封的流行口音与“韵语”的差别比长安还大。南迁以后，首都落在了吴语区，差别更大了。朝廷坚持使用原来的“官话”，就像此时开始兴盛起来的戏曲里所反映的，主要演员都使用文绉绉的“韵白”，只有丑角插科打诨时才会用方言追求效果。这点直到近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多少变化。以戏曲中的韵白去推想当时的“国语”，应该差距不大。南宋以前，朝廷一直存在一种对南方人的歧视，但东晋以来数百年间，南方作为文化和经济重心的地位逐渐形成，情况不能不随之改变。北宋晏殊因为是南方人，曾经连到手的状元也差一点被剥夺，但接下来状元、宰相中南方人的比例却越来越高，“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位清一色是南方人，南北方文化水准上的差异不难想见。江浙这个南方的精华之区造就了吴语的独特地位，唐、宋的文化人甚至养成了一种学说吴语的风尚，日文的汉字读音有许多吴语音素，就是这一风尚的证明。
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们占领北方大部分地区，早在最后统一南方之前近半个世纪。汉族人按归降时间前后被区分为“汉人”和“南人”两个等级，“汉人”（还包括契丹、女真、高丽人等）地位高于“南人”，但低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蒙古人对北方汉人高看一眼是顺理成章的事，特别是山西、河北的北部地区，百姓连续处在契丹、女真、蒙古等异族统治下已经三四百年（这个状况开始于后晋石敬瑭统治的时代），从来不曾做过赵宋的臣民，相反他们为蒙元帝国建立是立过大功的，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如史天泽、张弘范都是统率大军灭金灭宋的关键人物，没有一大批汉族地方军阀（所谓“世侯”）实力派冲锋陷阵，光靠十二万蒙古军队，要想统一中国是不可能的。应该说，北方汉人是蒙元帝国的忠实子民。而北方汉语却由于异族人的长期统治而变得十分混乱。元朝政府以大都（北京）话为基础，编了一套所谓《中原音韵》作为汉语的标准音，取代了原来的《广韵》。大都话当时已经在北方流行，但其中掺杂了许多蒙古语的特点，从词汇、发音甚至到语法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发音，《中原音韵》把《广韵》中的二百多个韵部简缩为十五个，据后人研究，按这个标准产生的实际上是一种“蒙古式汉语”，当时通用于北方地区。
几十年过去，蒙古人灭亡南宋的时候，南北语言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中原音韵》的基础是大都话，入声字全部分派到其他三声，光这一条就让南方人无法忍受，学生吟诗填词写骈体文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不过蒙古人对待南北政策有别，他们没有在南方强迫推行《中原音韵》，于是，政治地位最低下的“南人”的各种方言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正是这些方言保留了更多汉语的特征。所以，有学者就考证出闽南语接近“雅言”、广州话源于“唐韵”的结论。总之蒙古人统治百年之后，南北语言差距越来越大。至于在官场上，虽然要求使用大都话，但入仕的“南人”却很难讲得标准，只能是一口尽量靠拢《中原音韵》的“官话”。据说，湘、赣两系方言就是这种“官话”流变的产物，应该纳入中原音韵的大系列，只有吴、闽、粤才可以称为真正独立的方言，或者说是真正的古汉语孑遗。 这一百年里，汉族语言文化的变化极大，以致到了朱元璋立志要为汉语正本溯源时，竟然找错了门径。他误以为南宋时修订的《广韵》依据的是流行的临安（杭州）话，而吴方言不能作为汉语的正宗，于是命令宋濂带了一帮人，参考旧典籍中的中原音韵（不是元朝的《中原音韵》）结合当时的南京话发音，编了一本《洪武正韵》，作为国家颁行的标准国语（大约就是现今的苏中、皖中一带口音）。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洪武正韵》还未来得及推向全国，朝廷却被朱棣迁到北京去了。北京是朱棣的潜龙之地，既有特殊感情，又是工作需要，不消说，大都的蒙古式汉语影响日渐扩大，继续保持“国语”的地位，成为明朝的“官话”。而由于积习已成，南方各地的官话和京话不可能维持一致的标准，各有其独特的腔调。
满人入关以后，定都北京，大量八旗人口聚居于京城内外，北京话又经历了一次极大的变化。最初，满人强调满语至尊无上的国语地位，要求汉人降官都要习满语。但满语相对粗糙简约，实在难以胜任管理泱泱大国的行政事务的要求，而且，满汉人口（包括官员与百姓）之差也太不成比例，于是不得不变成满、汉双语并行，再后来，汉文化熏陶下新的一代满人（包括皇帝和文武官员）成长起来后，索性就在公务活动中一律使用汉语了。雍正六年（1728），朝廷正式确立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从此，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成为全国通用的交际语言。但此时的北京话已经不同于元明时期的官话，融入了许多满语、旗下语（汉军八旗的东北方言）和其他土语的音素和词汇。
1909年，载沣摄政的朝廷，作为推行“新政”的一项举措，颁旨定官话为国语。1911年，学部又专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明确“国语”就是北京话。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承认了国语的法定地位，但对于国语是否应以北京音为标准产生了争论。1912年12月，教育部成立了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稚晖当主任，制定了统一读音的八条章程，规定由这个“统一会”审定每个汉字的标准读音。审定工作尚未开始，与会成员的表决权问题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八十名审议代表中，江苏十七席（仅无锡一地就占了五席）、浙江八席，有些边远省份仅一到两席，如果按一人一票的原则，吴语区必然占尽优势，包括北京的直隶省（也有七席）坚决反对按人计票，主张一省一票，否则退出会议。这招有效，逼得吴稚晖（江苏武进人）辞去主任职务，把位子让给了来自直隶的王照。江苏人自然有些不忿，与会代表汪荣宝说：“若一省一票，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王照问他：“此话作何解释？”并补充道：“难道江浙以外，便没有读书人吗？”一时会场气氛弄得很僵。王照也告病假不到会了。最后，在教育部长的调停下，按直隶一人一票的要求达成了妥协。审定工作才得以从1913年正式开始。
北京官话已经有数百年的发展过程，确实也比较容易为其他方言区接受，通过以北京音为标准确定国语读音的原则倒是为大家所通过，但由于北京话没有入声和大部分舌面鼻音被清化，这两条是其他方言区很难认同的，引起激烈争论，最后本着“以京（北京话）为主，兼顾南北”的原则，通过了一份国语读音方案，其中主要内容就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参照南京话，保留了入声，并且把北京话里取消了的舌面鼻音恢复过来（主要就是区分尖、团字）等等。全部工作做完以后，本来决定从1918年起将方案推向全国。但就在同时，新文化运动兴起，带来了一股中国文字拉丁化的热潮。由于拉丁字母拼音难以解决已经通过了的国语方案中某些复杂的发音问题，主张拉丁化的学者们提出采用较为简单的纯北京读音，即去掉老方案里的入声（将阴、阳、上、去、入五个声调改为阴、阳、上、去四个声调），取消尖音字，一律団声化，如箭（zian）读建（jian）、清（cing）读轻（qing）、笑（siao）读校（xiao）等。拉丁化的新方案当然会引起激烈的反弹，但处在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新事物总是更容易取得胜利，由于军阀混战，“老国语”本就没有正式推广，而到了北伐时期，“新国语”已经是一边倒的局面了。中原大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正式确立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国语”，推广工作从教育、广播、电影等各方面同时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一定成效，最显著者当推浙江、福建等南方省份。
“新国语”的地位虽然通过行政手段确立下来了，但“老国语”对改造北京音的几点原则意见并未被彻底否定，只是暂时搁置而已。而且有些方言区对以北京话为国语一直有不同看法。1955年的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还曾就采用哪种方言作为“国语”（改称普通话）进行过一次投票表决。结果北京话得五十二票，西南官话五十一票，吴语四十六票，粤语二十七票。从票数的分布可以想见争论的激烈。不过北京话有两大优势是无可动摇的，一个是它的历史地位，另一个是当时汉字拉丁化仍是主流方针，而北京话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拼音方案。总之，国语（普通话）又一次定下来了，而且，此后再未出现正面反对的声音。至于北京话既有的什么尖团字不分、入派三声之类问题，只好就此由他去吧！
主张全面拉丁化的人们，显然低估了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漫长的时间积淀而发育定型的汉字所具有的能量和魅力。几十年过去了，拉丁拼音方案始终不过是一种识字的工具，以拼音文字来代替既形声又会意的汉字，大约已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拉丁化偃旗息鼓的前提下，语言和文字的某种脱节就难以避免：汉字既不能取消，又没有任何一种方言能完全用汉字记录（一些文人早就尝试创造一些稀奇古怪的汉字用吴、粤等地方言做文章、写小说，但最终未成气候，现在有的香港纸媒还保留了小块的粤语专栏，部分读者朗朗上口时或有些许快意，但若据字求义，则往往不通已甚），所以，看来除了让他们各执一途，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但是，当初选择北京话作为国语的基础，正是由于它最容易契合拼音方案的要求，从而能最完整地记录汉语。为了这一选择，虽然明知北京话存在某些有违汉语习惯的缺陷，但当时“忍痛做出了妥协”，而今天，回首文字拼音化道路的出口已经渐行渐远时，那么这种妥协的意义又该如何解释呢？
当然，语言是变化发展的，曾经的不习惯、不适应，都可能被时间淘洗干净。比如，北京官话中尖团不分由来已久，只有京剧舞台上的韵白坚持尖团字必须区分清楚，仿佛是对唐宋时期旧“国语”的一点缅怀和纪念，后来，演样板戏，连韵白也取消了。坚持也罢，取消也罢，除了京剧演员，谁也不会在意。还有那些舌面鼻音的字，一概没有了。没有就没有吧，并不影响普通话的推广。不过各地的方言（除了东北话）在这点上倒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谁也不会把爱（ngai）读成“ai”，把昂（ngang）读成“ang”。总之，在北京音作为普通话的标准地位确立之后，上面这类读音问题都已经不能构成它根本的缺陷，现今普通话被推广得如此到位的事实，本身就是有力的证据。唯一留下的尴尬是“入派三声”始终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现在六十岁以下的人，都是通过拼音接受的汉语启蒙教育，如果后来没有通过专门的培训或自学，他们根本不知道入声为何物。在一般社会交往中，知不知道入声字不构成任何问题，但偏偏有许多稍通文墨而又好附庸风雅的人热衷于做近体诗，什么“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乐此不疲，煞有介事。特别是某些官员，到处与人酬唱意犹未尽，还要刻印出版（当然是动用公帑，其中法门就不在此处细说了）。但他们大多不能辨别入声字，而不能辨别入声，也就必然无法正确地区分平仄，分不清平仄，就算从理论上知道近体诗格律所要求的平仄对应关系和“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类基本法则，也是无法在实践中贯彻的，强行动手，结果只能像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不是诗”。不是诗，是什么呢？顺口溜？不对，它往往不顺口，相反它拗口的时候多，读起来令人很难受。
大约因为自己觉得拗口，却又不知原因所在，某官员在出版之前特意请教了一位文史馆员之类“民国大师”级文人。“大师”当然是懂得平仄的，但他对音韵不协的字既不提出，更不改动（当然改是不胜其改的，很费精力），只是泛泛地说了一些赞扬的话，提了一两点小意见。官员很受用，在序、跋里感谢之余，反复提到与大师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对大师深厚的学养称颂有加。“大师”自然也有难处。所谓亦师亦友，说说而已，大师阅人多矣，心里有分寸的。不过以后是不是会被人指为居心不良，故意让东翁大人现眼，那就难说。
几十年前绝对无法想像这样的场景，那时本地（非仅指广州、上海，包括所有各方言区）人对于母语都有一种强烈的执著精神，尽管曾动用行政手段来推广普通话，但收效甚微。记得五十年代中期，一位与我一同负笈南下就读于广州的同学，因为上街购物之不便，悻悻然地转（跩）文叹道：“南蛮鴃舌之人，非中庸之道也！”当时我也有同感，直到自己的粤语过关以后，才对方言之值得珍惜有所体认。事实上，和基本上是一种书面语言的普通话相比较，方言在使用效果上的精确和生动永远是前者无法企及的，因而也是不可替代的。偶尔对照着看港产片的国语和粤语的不同版本，对这点就会有很深切的体会。
普通话的推广既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那么它当然可以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志。不过近年来各方言区却不断传来“保卫方言”一类的声音，尤其以吴语区和粤语区为最，辩论甚至于进行到“两会”的讲台上去了。有人说这反映了经济的发展程度对语言的主张权，近现代社会世界语言的变化趋势就是例证，言下之意，由政治影响所决定的语言变化的历史已经终结。这个说法当然可以作为参考，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论却失之简单。无论如何，普通话语音系统在国内已经维持了三百年以上的优势地位，最近三十年来，这一优势地位更被推到了极致。必须承认，普通话对于疆域广大、方言复杂的中国民众的沟通交流，其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而且是无可替代的。不过，普通话方案从制定到推行的百年历史进程确实也说明，当初已经考虑到的某些问题，由于处理得过于仓促和简单，终于带来了若干无法克服的遗憾和尴尬，令今人和它们遭遇时不能不徒兴感叹。
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了普通话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言，不再与它的前身一样被称为国语，其用意在于以此表示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尊重。但因为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可以说汉语其实也就是国语。这就和现在大学里的中文系学的就是汉语而并不包含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是一样的道理。普通话，汉语，国语，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事实上是，在我们这个方言种类难以数计的国家，至少为语音的统一已经努力了两千年之久，但过去收效甚微，现在大有进展，只是离目标的实现依然任重而道远。
先秦时期，或因地窄人稀，或因诸侯并峙，统一语音的问题似乎并未显得迫切。夏、商两朝无可稽考，随着西周时期社会发展的要求，产生了一种类似国语的所谓“雅言”（周人有记载说“雅言”产生于夏朝，不知确否？）雅言其实就是文言，依文读字，主要只用于国家和公众事务。雅言又称正言，所谓“天子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说的就是皇帝在使用雅言方面的表率作用。它也是孔夫子的教学语言，《论语》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总之，它是一种官场上的话，一种完全来自文字的语言，和日常使用的方言是两码事，但文字的读音各地也不一致，所以要“正音”——统一标准。标准怎么定？基本以西周首都镐京地区语音为根据。那时还形成了制度，定期召集各诸侯国的有关官员进行统一读音的培训。中国的第一本字典《尔雅》很可能就是在这类培训教材的基础上形成的（有人举证说《尔雅》成书于秦汉以后，我想汉儒所做的只是增订的工作）。“尔”通“迩”，就是近的意思，近于正，正即雅，《雅言》就是一部订正字音和字义的工具书。
到了东周，培训制度当然已经废弛，但各国间的来往还是需要使用雅言，只是歧音、歧意不免会越来越多，雅言的权威性不断受到挑战。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只见他力倡统一文字和车轨，未专门提起统一语言的问题。这大概主要因为他本就是陕西人，又定都在咸阳，当然不想改变雅言的读音标准，何况既已有书为证，何必自找麻烦呢？至于取缔方言，他恐怕从未制订过这类宏图，就算发过奇想，也未来得及有什么具体动作。可是到了西汉，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首先，都城虽然还在陕西，但都城里的居民构成已经彻底改变，中央机关大小文武官员及其眷属，还有兵丁僮仆等等，都是从中原地区跟着刘邦过来的，加上后来又不断实行从各地“徙富户以实京师”的政策，总之外来人口变成了首都居民的主体。这些人给一直确立为雅言标准的关中语音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改变，雅言难乎为继了。
然而，一个管辖疆域达数百万平方公里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大帝国，需要建立多么庞大的国家机器？需要向各地派出多少各类官员？这个管理队伍的成员无疑又必须面向全国去选拔。试想，朝廷和地方之间、官员和官员之间、官员和百姓之间多么需要一种可以交流通畅的公用语言。这个问题在东汉建都于洛阳之后，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一种以洛阳方言为基础的所谓“河洛语”取得了国语的地位。不过这种地位只维持了两百年左右，随着西晋的灭亡，它也消失在历史的深处。这种河洛语和后来的河南话发音差别很大，有人认为，今天的闽南语（台语）或海南话是河洛语的正宗传承，只是证据好像不是太充分。台湾人自称台语为“河洛话”，其实，台语中“河洛”和“福佬”发音近似，河洛者，福佬也，意即河洛语是从福建迁来的移民所使用的共同语言，原本是和客家话、外省话、山地话并列的，现在被定位为“台语”了。
西晋的覆亡导致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这个过程带来的并非只是近三百年之久的帝国南北的政治分裂，也不仅是留在北方的和逃往南方的汉族人种各自在血缘上的复杂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汉族文化中心的从此南移。这一点当然也会表现为所谓“国语”的变化。建康（南京）作为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的国都，集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势，这一地区的语音自然成为国家公用语言的标准。不过，永嘉乱后逃亡到南方来的北方居民人数众多，那些士族豪门大庄园主大都是带着家人、部曲成队地开过来，同一州郡的还被东晋朝廷集中划出土地安排，仍然使用原来的州郡名称进行管理，统称为侨郡。这些数量庞大的北方难民所习惯的河洛口音，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结合进新的“国语”里。 在那三百年间，北方地区的文化、风俗、语言的发展演变情况比较混乱。前期阶段，因为先后存在的二赵（前、后）、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凉（前、后、南、北、西）及成、夏共十六国中，除了前凉的张氏和北燕的冯氏是汉族政权，其余全部是刚刚走出原始社会不久的少数民族，且不说文明传统，有些连语言都不完备，唯一不缺的是作为征服者的骄横与残暴，他们当然不会努力推行汉语，而不同民族统治的割据王国，其寿命都不长，在你兴我灭的百余年混战里，北方汉语演变得面目全非。后期阶段，由于鲜卑人统一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失去了主流地位，而他们建立的北魏政权却比较崇尚汉族文化，特别是出了一个孝文帝（元宏），在语言、服饰、礼仪等诸方面全面推行汉化，他自己带头，连姓氏都改了。然而，他很短命，只活了三十三岁。好在他的改革成果未遇到大的反复，北方的汉族文化（包括语言）总算得以存续。但是，不同系统的民族语言被长时间混杂以后，要恢复各自的本来面目绝非易事，何况南北隔绝，原先的河洛汉语已经失去了参照的标准，所以，直到杨坚统一了中国之后，尽管原来“大乱中华”的五胡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灰烬中，但北方汉语却落入了南方人眼中的不伦不类的尴尬状况。
杨坚出身北方士族豪门，虽然被后周皇帝赐了一个鲜卑姓氏——普六茹，但却是汉人（当然血统也不纯粹）。这位“圣人可汗”下决心恢复三百年来被扭曲了的汉族礼乐文化，推行标准的“国语”当然是重要内容之一。他下令颁行陆法言等八人所编纂的《切韵》一书，为汉语发音的标准化奠定切实的基础。《切韵》的编辑方法有点类似今天的《新华词典》，读音相同的字被集中，然后再按声调（平、上、去、入）排序。当时各地语音和声调差别很大，要重新制定一套大家认可的“国语”颇为不易。几位编者都是北周时期的老班底，当然籍属北方，但他们反复讨论后，选定的基本发音标准却是南朝通行的建康话（也有部分北方音掺杂其间），这表示他们承认汉族文化的正宗已经转移到南方这一客观事实。
《切韵》是一项开拓性的工程，此后直到宋末的六百年间，中国的“国语”就是在它制定的轨道上运行。唐人孙愐编制的《唐韵》和宋人陈彭年编制的《广韵》都以《切韵》为基础，当然有所增补，但并无根本变化。唐朝是盛世，版图大，国力强，为了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繁荣发展的局面，政府将《唐韵》作为执行公务和科举考试的规定语言。那时首都长安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心城市，不惟人口基数大，流动也频繁，上至达官巨贾，下至贩夫走卒，还有名流大腕，国际友人，天天进进出出，不由得不形成长安话大流行的状况，但它却始终不能取代《唐韵》读音的权威地位。后者被称为“官话”。“官话”一词在南方一些方言区一直保留至今，当地的方言则被称为“土话”。“官话”就是发声的文字，而“土话”却大部分无法形诸纸墨。汉语和汉文从来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历代“韵书”的任务目标就是最大程度地把它们结合起来。语言比文字具有更强的活力和张力，无法想像人们在生活中仅仅通过有声的文字进行交流，“官话”始终只是“官话”，“土话”在民间依旧生机勃勃。因为是从学习文字入手，当时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国家的学子，往往稍假时日，便也能操一口汉语“官腔”，这点至今还能从他们本国的语言中找到痕迹——无论是保留了汉字或改成了拼音，许多词汇的读音都能追索到汉语的音素。
由于朝廷钦定的《广韵》以《唐韵》为基础，宋代“国语”和唐代差不多，不过首都开封的流行口音与“韵语”的差别比长安还大。南迁以后，首都落在了吴语区，差别更大了。朝廷坚持使用原来的“官话”，就像此时开始兴盛起来的戏曲里所反映的，主要演员都使用文绉绉的“韵白”，只有丑角插科打诨时才会用方言追求效果。这点直到近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多少变化。以戏曲中的韵白去推想当时的“国语”，应该差距不大。南宋以前，朝廷一直存在一种对南方人的歧视，但东晋以来数百年间，南方作为文化和经济重心的地位逐渐形成，情况不能不随之改变。北宋晏殊因为是南方人，曾经连到手的状元也差一点被剥夺，但接下来状元、宰相中南方人的比例却越来越高，“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位清一色是南方人，南北方文化水准上的差异不难想见。江浙这个南方的精华之区造就了吴语的独特地位，唐、宋的文化人甚至养成了一种学说吴语的风尚，日文的汉字读音有许多吴语音素，就是这一风尚的证明。
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们占领北方大部分地区，早在最后统一南方之前近半个世纪。汉族人按归降时间前后被区分为“汉人”和“南人”两个等级，“汉人”（还包括契丹、女真、高丽人等）地位高于“南人”，但低于蒙古人和色目人。蒙古人对北方汉人高看一眼是顺理成章的事，特别是山西、河北的北部地区，百姓连续处在契丹、女真、蒙古等异族统治下已经三四百年（这个状况开始于后晋石敬瑭统治的时代），从来不曾做过赵宋的臣民，相反他们为蒙元帝国建立是立过大功的，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如史天泽、张弘范都是统率大军灭金灭宋的关键人物，没有一大批汉族地方军阀（所谓“世侯”）实力派冲锋陷阵，光靠十二万蒙古军队，要想统一中国是不可能的。应该说，北方汉人是蒙元帝国的忠实子民。而北方汉语却由于异族人的长期统治而变得十分混乱。元朝政府以大都（北京）话为基础，编了一套所谓《中原音韵》作为汉语的标准音，取代了原来的《广韵》。大都话当时已经在北方流行，但其中掺杂了许多蒙古语的特点，从词汇、发音甚至到语法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发音，《中原音韵》把《广韵》中的二百多个韵部简缩为十五个，据后人研究，按这个标准产生的实际上是一种“蒙古式汉语”，当时通用于北方地区。
几十年过去，蒙古人灭亡南宋的时候，南北语言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中原音韵》的基础是大都话，入声字全部分派到其他三声，光这一条就让南方人无法忍受，学生吟诗填词写骈体文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不过蒙古人对待南北政策有别，他们没有在南方强迫推行《中原音韵》，于是，政治地位最低下的“南人”的各种方言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正是这些方言保留了更多汉语的特征。所以，有学者就考证出闽南语接近“雅言”、广州话源于“唐韵”的结论。总之蒙古人统治百年之后，南北语言差距越来越大。至于在官场上，虽然要求使用大都话，但入仕的“南人”却很难讲得标准，只能是一口尽量靠拢《中原音韵》的“官话”。据说，湘、赣两系方言就是这种“官话”流变的产物，应该纳入中原音韵的大系列，只有吴、闽、粤才可以称为真正独立的方言，或者说是真正的古汉语孑遗。 这一百年里，汉族语言文化的变化极大，以致到了朱元璋立志要为汉语正本溯源时，竟然找错了门径。他误以为南宋时修订的《广韵》依据的是流行的临安（杭州）话，而吴方言不能作为汉语的正宗，于是命令宋濂带了一帮人，参考旧典籍中的中原音韵（不是元朝的《中原音韵》）结合当时的南京话发音，编了一本《洪武正韵》，作为国家颁行的标准国语（大约就是现今的苏中、皖中一带口音）。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洪武正韵》还未来得及推向全国，朝廷却被朱棣迁到北京去了。北京是朱棣的潜龙之地，既有特殊感情，又是工作需要，不消说，大都的蒙古式汉语影响日渐扩大，继续保持“国语”的地位，成为明朝的“官话”。而由于积习已成，南方各地的官话和京话不可能维持一致的标准，各有其独特的腔调。
满人入关以后，定都北京，大量八旗人口聚居于京城内外，北京话又经历了一次极大的变化。最初，满人强调满语至尊无上的国语地位，要求汉人降官都要习满语。但满语相对粗糙简约，实在难以胜任管理泱泱大国的行政事务的要求，而且，满汉人口（包括官员与百姓）之差也太不成比例，于是不得不变成满、汉双语并行，再后来，汉文化熏陶下新的一代满人（包括皇帝和文武官员）成长起来后，索性就在公务活动中一律使用汉语了。雍正六年（1728），朝廷正式确立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从此，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官话”成为全国通用的交际语言。但此时的北京话已经不同于元明时期的官话，融入了许多满语、旗下语（汉军八旗的东北方言）和其他土语的音素和词汇。
1909年，载沣摄政的朝廷，作为推行“新政”的一项举措，颁旨定官话为国语。1911年，学部又专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明确“国语”就是北京话。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承认了国语的法定地位，但对于国语是否应以北京音为标准产生了争论。1912年12月，教育部成立了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稚晖当主任，制定了统一读音的八条章程，规定由这个“统一会”审定每个汉字的标准读音。审定工作尚未开始，与会成员的表决权问题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八十名审议代表中，江苏十七席（仅无锡一地就占了五席）、浙江八席，有些边远省份仅一到两席，如果按一人一票的原则，吴语区必然占尽优势，包括北京的直隶省（也有七席）坚决反对按人计票，主张一省一票，否则退出会议。这招有效，逼得吴稚晖（江苏武进人）辞去主任职务，把位子让给了来自直隶的王照。江苏人自然有些不忿，与会代表汪荣宝说：“若一省一票，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王照问他：“此话作何解释？”并补充道：“难道江浙以外，便没有读书人吗？”一时会场气氛弄得很僵。王照也告病假不到会了。最后，在教育部长的调停下，按直隶一人一票的要求达成了妥协。审定工作才得以从1913年正式开始。
北京官话已经有数百年的发展过程，确实也比较容易为其他方言区接受，通过以北京音为标准确定国语读音的原则倒是为大家所通过，但由于北京话没有入声和大部分舌面鼻音被清化，这两条是其他方言区很难认同的，引起激烈争论，最后本着“以京（北京话）为主，兼顾南北”的原则，通过了一份国语读音方案，其中主要内容就是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参照南京话，保留了入声，并且把北京话里取消了的舌面鼻音恢复过来（主要就是区分尖、团字）等等。全部工作做完以后，本来决定从1918年起将方案推向全国。但就在同时，新文化运动兴起，带来了一股中国文字拉丁化的热潮。由于拉丁字母拼音难以解决已经通过了的国语方案中某些复杂的发音问题，主张拉丁化的学者们提出采用较为简单的纯北京读音，即去掉老方案里的入声（将阴、阳、上、去、入五个声调改为阴、阳、上、去四个声调），取消尖音字，一律団声化，如箭（zian）读建（jian）、清（cing）读轻（qing）、笑（siao）读校（xiao）等。拉丁化的新方案当然会引起激烈的反弹，但处在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新事物总是更容易取得胜利，由于军阀混战，“老国语”本就没有正式推广，而到了北伐时期，“新国语”已经是一边倒的局面了。中原大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正式确立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国语”，推广工作从教育、广播、电影等各方面同时着手，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一定成效，最显著者当推浙江、福建等南方省份。
“新国语”的地位虽然通过行政手段确立下来了，但“老国语”对改造北京音的几点原则意见并未被彻底否定，只是暂时搁置而已。而且有些方言区对以北京话为国语一直有不同看法。1955年的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还曾就采用哪种方言作为“国语”（改称普通话）进行过一次投票表决。结果北京话得五十二票，西南官话五十一票，吴语四十六票，粤语二十七票。从票数的分布可以想见争论的激烈。不过北京话有两大优势是无可动摇的，一个是它的历史地位，另一个是当时汉字拉丁化仍是主流方针，而北京话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拼音方案。总之，国语（普通话）又一次定下来了，而且，此后再未出现正面反对的声音。至于北京话既有的什么尖团字不分、入派三声之类问题，只好就此由他去吧！
主张全面拉丁化的人们，显然低估了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漫长的时间积淀而发育定型的汉字所具有的能量和魅力。几十年过去了，拉丁拼音方案始终不过是一种识字的工具，以拼音文字来代替既形声又会意的汉字，大约已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拉丁化偃旗息鼓的前提下，语言和文字的某种脱节就难以避免：汉字既不能取消，又没有任何一种方言能完全用汉字记录（一些文人早就尝试创造一些稀奇古怪的汉字用吴、粤等地方言做文章、写小说，但最终未成气候，现在有的香港纸媒还保留了小块的粤语专栏，部分读者朗朗上口时或有些许快意，但若据字求义，则往往不通已甚），所以，看来除了让他们各执一途，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但是，当初选择北京话作为国语的基础，正是由于它最容易契合拼音方案的要求，从而能最完整地记录汉语。为了这一选择，虽然明知北京话存在某些有违汉语习惯的缺陷，但当时“忍痛做出了妥协”，而今天，回首文字拼音化道路的出口已经渐行渐远时，那么这种妥协的意义又该如何解释呢？
当然，语言是变化发展的，曾经的不习惯、不适应，都可能被时间淘洗干净。比如，北京官话中尖团不分由来已久，只有京剧舞台上的韵白坚持尖团字必须区分清楚，仿佛是对唐宋时期旧“国语”的一点缅怀和纪念，后来，演样板戏，连韵白也取消了。坚持也罢，取消也罢，除了京剧演员，谁也不会在意。还有那些舌面鼻音的字，一概没有了。没有就没有吧，并不影响普通话的推广。不过各地的方言（除了东北话）在这点上倒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谁也不会把爱（ngai）读成“ai”，把昂（ngang）读成“ang”。总之，在北京音作为普通话的标准地位确立之后，上面这类读音问题都已经不能构成它根本的缺陷，现今普通话被推广得如此到位的事实，本身就是有力的证据。唯一留下的尴尬是“入派三声”始终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现在六十岁以下的人，都是通过拼音接受的汉语启蒙教育，如果后来没有通过专门的培训或自学，他们根本不知道入声为何物。在一般社会交往中，知不知道入声字不构成任何问题，但偏偏有许多稍通文墨而又好附庸风雅的人热衷于做近体诗，什么“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乐此不疲，煞有介事。特别是某些官员，到处与人酬唱意犹未尽，还要刻印出版（当然是动用公帑，其中法门就不在此处细说了）。但他们大多不能辨别入声字，而不能辨别入声，也就必然无法正确地区分平仄，分不清平仄，就算从理论上知道近体诗格律所要求的平仄对应关系和“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之类基本法则，也是无法在实践中贯彻的，强行动手，结果只能像毛泽东曾经指出的“那不是诗”。不是诗，是什么呢？顺口溜？不对，它往往不顺口，相反它拗口的时候多，读起来令人很难受。
大约因为自己觉得拗口，却又不知原因所在，某官员在出版之前特意请教了一位文史馆员之类“民国大师”级文人。“大师”当然是懂得平仄的，但他对音韵不协的字既不提出，更不改动（当然改是不胜其改的，很费精力），只是泛泛地说了一些赞扬的话，提了一两点小意见。官员很受用，在序、跋里感谢之余，反复提到与大师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对大师深厚的学养称颂有加。“大师”自然也有难处。所谓亦师亦友，说说而已，大师阅人多矣，心里有分寸的。不过以后是不是会被人指为居心不良，故意让东翁大人现眼，那就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