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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西方象征主义和莫言、张承志小说的某种一致是基于这样的前提;双方对尘世苦难共有的真切感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现世”的背叛、宗教式悔悟与救赎最终导致了双方在同一语境中对话的可能。同时也基于这样的事实:象征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萌芽最早呈现了回归语言自身、执拗于文本的消解的态势;而莫、张作为新时期最早的前卫作家最先最自觉地流露出挖掘小说语言能指、避免寻求语言终极(确定)意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