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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国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依靠的核心文化体系为羌戎文化。追溯秦国的族群血脉渊源，一说秦人是来源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一说是来自东方的殷商支族。无论是哪一种民族起源，其起源和发展中都包含着充足的羌戎文化和周文化的内涵，可见其受这两种文化的影响之深。秦始皇兵马俑作为秦朝留下的最伟大、最壮观的文化遗迹，其外形和装束配饰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羌戎文化的影子。
兵马俑的修建背景
秦始皇晚年时期，作为一个帝王对于生命永恒的追求开始越来越强烈，虽然他追求神仙巡游的愿望未能够实现，但建造气势磅礴的陵园和宏伟的兵马俑军队是他对自己帝王权利的捍卫和保护。在兵马俑的建造中，羌戎文化就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被融入到兵马俑的建造中。兵马俑的修建，是秦国废止人殉制度后所出现的一种殉葬形式，在春秋战国之际，这种殉葬制度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开始出现，那一阶段所用的俑，从陶俑到木质俑都是比较常见的。秦始皇兵马俑是用俑殉代替人殉的一个典型代表。
兵马俑中的羌戎文化体现
羌戎文化在兵马俑中的体现有多个不同的切入点，下文分别从不同的切入点研究羌戎文化在兵马俑建造中的体现。
神仙思想与殡葬风俗。在上文所提到的秦人溯源的问题上，可知西北黄土高原是秦人起源的一个重要区域。在这一地域范围内，神仙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非常盛行的。人们认为人的灵魂在死后是不会灭绝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昆仑山就是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而在昆仑山地区，也杂居着羌戎民族的人们。在殡葬习俗方面，其实火化的殡葬习俗是古已有之。例如在《墨子.节葬》篇中，就有聚柴薪而焚之的描述。在《墨子》中，火化的殡葬方式被描述为登遐。在《吕氏春秋》的《义赏》篇中，也有关于氐羌之民，不忧其系累、忧其不焚的描述。对于羌戎民族的人们而言，在战争中死亡是一件光荣的事，这也反映出了氐羌人勇猛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氐羌人对死亡的认知中，认为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兵马俑的建造，反映的正是这位伟大的帝王相信灵魂不灭的思想。宏伟的殉葬军队，会陪他长眠于地下，慰藉他的灵魂。虽然羌戎民族的士兵可能不认同秦人士兵会与他们一样死后灵魂不灭而升天，但两种文化的这种相似之处在兵马俑仪仗的建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士兵的外形与服饰体现。在考古研究中，经研究人员测量，兵马俑的身高平均值大约达到了1.8米。体格健壮魁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国士兵的选拔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只有身高和体型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入选军队。从羌戎文化的角度上来看，虽然在氐羌人中这种体格和身高也是比较普遍的，但也不能断定军队中存在大量的羌戎民族士兵，不过，有少数民族士兵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另外，关于民族特征的反映，除了身高和外形外，服饰是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一个元素。在历史记载中，秦始皇在追求灵魂不灭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止。
他在临洮见“大人”时，曾经铸造了十二座金人像。《汉书.五行志》中记载，这些人像的服饰都是夷狄服饰。回到兵马俑的服饰上来讲，士兵们的服饰显然是中原与夷狄服饰的结合体，不完全都是中原华夏人的服饰。除了衣着服饰外，兵马俑的胡须形式也是反映羌戎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兵马俑的兵阵中，大部分官兵都是有胡须的，根据胡须所在的不同位置，有不同的命名，位于嘴上方的为胡，下方则为髭。官兵虽然蓄有胡须，但胡和髭都是修剪短了的。在秦汉时期，只有戴罪之人是不允许留胡须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士兵的来源都是良家子弟，而不存在犯罪前科的人。如果对兵马俑中士兵的胡须进行进一步观察，可见士兵蓄胡须的形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以犄角大八字胡为典型代表，这种胡须的整体呈现趋势是上扬的，在士兵嘴的上方高高翘起，好像水牛的犄角形状。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胡须的类型必然是不多见的，据分析应当是工匠在建造雕刻时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主要是为了呈现胡须的动态感和美感。但从羌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出土自西域和北方的一些雕塑和画卷中，人物的胡须多呈现这种状态。所谓的胡人或者戎人的称呼，正是来源于此。兵马俑中出现的这种胡须形式虽然说不排除雕刻工匠的刻意夸张为之，但也不排除是对羌戎民族士兵面部特征的生动刻画。
短剑与长剑中的羌戎文化体现。除了陶俑外，兵馬俑坑中也出土了多种类型的兵器，例如矛戈、弓箭、戟等。这些兵器不仅在种类上非常丰富，长短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别。且兵器中长剑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这种变化主要来源于战争中的战略战术的变化。
自战国以后，战争中已经形成了步、马、车三种形式结合的战争编队。长兵器的出现也就是在这一阶段开始的。在兵马俑坑中，出土了一把最有代表性的长剑。其出土后仍然如新铸造的剑一般光亮，经过考古人员研究，发现剑身的表面涂有一层铬盐氧化层。在这种处理方法的流传中，河北满城是处于胡人地区的，这也就不排除这种对于兵器的处理方法是起源于胡人，也就是羌戎文化的。在秦始皇兵马俑的陶俑佩剑以及出土的长剑中应用了这种保护处理方法，也不排除是从胡人地区传承过来的，蕴含着羌戎文化的一种技术。
铜车马中的羌戎文化体现。铜车马虽然在出土时间上比秦始皇兵马俑晚，但也是兵马俑殉葬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铜车马在出土后，保持了原有的色彩和状态，外表色彩金碧辉煌，并没有出现褪色的现象，虽然这部分铜车马与兵马俑坑中出土的铜车马在形式上没有过大的差异，但制作的精细程度却更高。规格也更佳精致，只有原比例制造的陶俑和铜车马的一半大小。铜车马的出现，也体现出了前文所讲的秦始皇所毕生追求的巡游愿望。而铜车马与羌戎文化的联系，主要体现史书记载中说到的巡游地到达的昆仑山这方面。例如《楚辞.远游》中，“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就是典型的描写在天空中远游的情景的。而对于秦始皇来说，在他追求巡游的美好愿望时，又何尝不想到达仙人们所居住的昆仑山呢？这也为羌戎文化与兵马俑的融合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当然，在关于羌戎文化与兵马俑相互融合和体现的讨论中，并不是一味地强调羌戎文化在秦人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之深刻，对于兵马俑来说，羌戎文化只是融合在其中的一个元素。
华夏文化才是秦人大量吸收并传承的文化类型。例如，在《史记.秦本纪》中，就记载了一段由余被派到秦国的故事，秦穆公邀请他参观秦国的宫殿，意在显示秦国的富有和强大，但由余却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则劳民矣。”由余的主要意思是在戎人的生活中，虽然没有这些富贵繁复的装饰，但民风淳朴，生活要求简单，人们的和谐程度是很高的，于是，秦穆公就留下由余日日饮酒作乐，想要瓦解他的意志，多日后由余回到戎地，戎王的态度也有所软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华夏文化对于戎地文化的影响。两者的相互影响是不分广泛性和影响的深厚程度的。
总的来说，秦兵马俑作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是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这里面不仅包含了华夏文明，羌戎民族的文化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者单位：本刊编辑部
兵马俑的修建背景
秦始皇晚年时期，作为一个帝王对于生命永恒的追求开始越来越强烈，虽然他追求神仙巡游的愿望未能够实现，但建造气势磅礴的陵园和宏伟的兵马俑军队是他对自己帝王权利的捍卫和保护。在兵马俑的建造中，羌戎文化就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被融入到兵马俑的建造中。兵马俑的修建，是秦国废止人殉制度后所出现的一种殉葬形式，在春秋战国之际，这种殉葬制度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开始出现，那一阶段所用的俑，从陶俑到木质俑都是比较常见的。秦始皇兵马俑是用俑殉代替人殉的一个典型代表。
兵马俑中的羌戎文化体现
羌戎文化在兵马俑中的体现有多个不同的切入点，下文分别从不同的切入点研究羌戎文化在兵马俑建造中的体现。
神仙思想与殡葬风俗。在上文所提到的秦人溯源的问题上，可知西北黄土高原是秦人起源的一个重要区域。在这一地域范围内，神仙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非常盛行的。人们认为人的灵魂在死后是不会灭绝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昆仑山就是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而在昆仑山地区，也杂居着羌戎民族的人们。在殡葬习俗方面，其实火化的殡葬习俗是古已有之。例如在《墨子.节葬》篇中，就有聚柴薪而焚之的描述。在《墨子》中，火化的殡葬方式被描述为登遐。在《吕氏春秋》的《义赏》篇中，也有关于氐羌之民，不忧其系累、忧其不焚的描述。对于羌戎民族的人们而言，在战争中死亡是一件光荣的事，这也反映出了氐羌人勇猛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氐羌人对死亡的认知中，认为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兵马俑的建造，反映的正是这位伟大的帝王相信灵魂不灭的思想。宏伟的殉葬军队，会陪他长眠于地下，慰藉他的灵魂。虽然羌戎民族的士兵可能不认同秦人士兵会与他们一样死后灵魂不灭而升天，但两种文化的这种相似之处在兵马俑仪仗的建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士兵的外形与服饰体现。在考古研究中，经研究人员测量，兵马俑的身高平均值大约达到了1.8米。体格健壮魁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国士兵的选拔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只有身高和体型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入选军队。从羌戎文化的角度上来看，虽然在氐羌人中这种体格和身高也是比较普遍的，但也不能断定军队中存在大量的羌戎民族士兵，不过，有少数民族士兵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另外，关于民族特征的反映，除了身高和外形外，服饰是最能体现民族特征的一个元素。在历史记载中，秦始皇在追求灵魂不灭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止。
他在临洮见“大人”时，曾经铸造了十二座金人像。《汉书.五行志》中记载，这些人像的服饰都是夷狄服饰。回到兵马俑的服饰上来讲，士兵们的服饰显然是中原与夷狄服饰的结合体，不完全都是中原华夏人的服饰。除了衣着服饰外，兵马俑的胡须形式也是反映羌戎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兵马俑的兵阵中，大部分官兵都是有胡须的，根据胡须所在的不同位置，有不同的命名，位于嘴上方的为胡，下方则为髭。官兵虽然蓄有胡须，但胡和髭都是修剪短了的。在秦汉时期，只有戴罪之人是不允许留胡须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士兵的来源都是良家子弟，而不存在犯罪前科的人。如果对兵马俑中士兵的胡须进行进一步观察，可见士兵蓄胡须的形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以犄角大八字胡为典型代表，这种胡须的整体呈现趋势是上扬的，在士兵嘴的上方高高翘起，好像水牛的犄角形状。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胡须的类型必然是不多见的，据分析应当是工匠在建造雕刻时运用了夸张的手法，主要是为了呈现胡须的动态感和美感。但从羌戎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出土自西域和北方的一些雕塑和画卷中，人物的胡须多呈现这种状态。所谓的胡人或者戎人的称呼，正是来源于此。兵马俑中出现的这种胡须形式虽然说不排除雕刻工匠的刻意夸张为之，但也不排除是对羌戎民族士兵面部特征的生动刻画。
短剑与长剑中的羌戎文化体现。除了陶俑外，兵馬俑坑中也出土了多种类型的兵器，例如矛戈、弓箭、戟等。这些兵器不仅在种类上非常丰富，长短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别。且兵器中长剑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这种变化主要来源于战争中的战略战术的变化。
自战国以后，战争中已经形成了步、马、车三种形式结合的战争编队。长兵器的出现也就是在这一阶段开始的。在兵马俑坑中，出土了一把最有代表性的长剑。其出土后仍然如新铸造的剑一般光亮，经过考古人员研究，发现剑身的表面涂有一层铬盐氧化层。在这种处理方法的流传中，河北满城是处于胡人地区的，这也就不排除这种对于兵器的处理方法是起源于胡人，也就是羌戎文化的。在秦始皇兵马俑的陶俑佩剑以及出土的长剑中应用了这种保护处理方法，也不排除是从胡人地区传承过来的，蕴含着羌戎文化的一种技术。
铜车马中的羌戎文化体现。铜车马虽然在出土时间上比秦始皇兵马俑晚，但也是兵马俑殉葬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铜车马在出土后，保持了原有的色彩和状态，外表色彩金碧辉煌，并没有出现褪色的现象，虽然这部分铜车马与兵马俑坑中出土的铜车马在形式上没有过大的差异，但制作的精细程度却更高。规格也更佳精致，只有原比例制造的陶俑和铜车马的一半大小。铜车马的出现，也体现出了前文所讲的秦始皇所毕生追求的巡游愿望。而铜车马与羌戎文化的联系，主要体现史书记载中说到的巡游地到达的昆仑山这方面。例如《楚辞.远游》中，“载营魄而登霞兮，掩浮云而上征”就是典型的描写在天空中远游的情景的。而对于秦始皇来说，在他追求巡游的美好愿望时，又何尝不想到达仙人们所居住的昆仑山呢？这也为羌戎文化与兵马俑的融合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当然，在关于羌戎文化与兵马俑相互融合和体现的讨论中，并不是一味地强调羌戎文化在秦人文化中的作用和影响之深刻，对于兵马俑来说，羌戎文化只是融合在其中的一个元素。
华夏文化才是秦人大量吸收并传承的文化类型。例如，在《史记.秦本纪》中，就记载了一段由余被派到秦国的故事，秦穆公邀请他参观秦国的宫殿，意在显示秦国的富有和强大，但由余却说：“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则劳民矣。”由余的主要意思是在戎人的生活中，虽然没有这些富贵繁复的装饰，但民风淳朴，生活要求简单，人们的和谐程度是很高的，于是，秦穆公就留下由余日日饮酒作乐，想要瓦解他的意志，多日后由余回到戎地，戎王的态度也有所软化，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华夏文化对于戎地文化的影响。两者的相互影响是不分广泛性和影响的深厚程度的。
总的来说，秦兵马俑作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是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这里面不仅包含了华夏文明，羌戎民族的文化也对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者单位：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