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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水墨人物画算是一个较晚成熟的画种，因其传统的写实积淀相对薄弱，遂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世纪的写实水墨人物画对内重读历史、对外包容开放，并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蓬勃发展。但是任何事物的快速发展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如当下的写实人物画，在重视造型能力培养的同时，忽略文脉和笔墨的传承，作品缺少直面“血肉人生”、挖掘社会和生活内涵的写实主义精神。正是因为写实水墨人物画具有极其严肃的纪实性、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使命，也因为写实水墨人物画良莠不齐的现状，所以我们有责任对当代的写实水墨人物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一、关于当代写实水墨人物画语言的思考
由于历史传统、工具材料以及手段技巧等因素，以笔墨为语言媒介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也应当具有写意性。这种写意性包括写意的形式和写意的观念。这就要求，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写实性要有别于西画的写实性，其写意性，又要异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这是写实水墨人物画的特点，也是其发展中的矛盾和尴尬。首先，它不可以像西画那般深入描绘，其次，它也无法直取如山水、花鸟那样自由的笔墨表现。人物画的探索实践表明，强调人物形象的刻画，难以兼顾笔墨的表现，如徐悲鸿，蒋兆和;而强调笔墨意趣，又很难顾及到形象深入细致的刻画，如浙派人物画。
近几十年来，一些有文化自觉和社会责任感的画家，力图两者兼顾，拒绝被市场消解。在内容上，关注表现人物的丰富情感，更加深入挖掘人性的复杂，从而使所绘的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感和时代感;在形式语言上，注重造型与语言的完美结合，从而赋予水墨人物画更强烈的民族气息。在这些画家当中，尤以赵奇、袁武被人们关注。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更加具象的理清写实水墨人物画所必须坚守的传统底线，以及其发展变化的可能性。
作为写实人物画的代表，赵奇将对人的情感，对土地的眷恋统统融入到自己的绘画当中。赵奇的绘画作品，用笔用墨十分巧妙，将笔墨语言的形式美感“外化”于形象中，“写实”和“写意”融合统一。然而，笔墨是绘画的必要手段，而非绘画本身。作为笔墨的依托，造型也是赵奇人物画中的关注重点。他曾说“关于造型，因该关注的是客观形象如何成了绘画作品。”他对造型要求十分严谨，在概括简练形象时，要求和工笔人物画一样的精确。无论他的作品是大是小，人物形象都生动简洁、精准到位、细心大胆。作为另一位北方的画家，袁武的人物画造型，并没有严格遵守科学的方法，他突破了传统写意人物画造型的“周正”，所追求的是强化造型感受。袁武虽然也经历了“85学潮”、“抽象水墨”、“实验水墨”等各种艺术变革，但他用“我干脆掩耳盗铃，只管画画，不管画理”[1]来坚定其艺术探索的前进方向。他十分注意写生的积累，同时，又把写生当作深入生活的体验和创作素材的途径。他努力专研人物造型问题，探索出“整体写意，局部寫实”的绘画经验。用写意的精神去做写实绘画，以大感觉为前提，精雕细刻局部。同时，深入探讨人物形象的新课题——回避造型的概念化和说教性，深入挖掘人物特定环境，瞬间情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以“线”造型是中国画的传统，历代大家都潜心研究“线”，创造了各具品味意趣的“线”。独特的意味和“视觉张力”是两位艺术家绘画作品的魅力所在。他们的水墨艺术找到了既尊重传统，又能恰当表现现实生活的语言方式。从强调“视觉张力”中，实现了对传统笔墨语言的继承、创造与丰富。他们创造出的“视觉张力”并非完全形成于笔墨语言这一层面，其内在的支撑，是画家对艺术追求的虔诚心态、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对生活的感悟、把握并与视角的切入，以及时刻保持的对水墨精神拓展的自觉性。
二、关于当代写实水墨人物画创作的思考
翻看美术史，我们可以看到，经典的写实作品，不仅有出色的写实技巧，更应有深沉厚重的观察和情感表达，以及独立而有力的思想寄托。这是一种高尚的修养，也是一种独特的生活体验。
读卢沉、周思聪、李伯安、赵奇、袁武等人的作品和书籍，就会发现，这些艺术家在生活中，坚持读书，努力拓展知识结构，从中外书籍中寻找艺术创作的依据，在文化修养提升的同时也提升了对生活的深刻体悟，从而大大的拓展了绘画创作的思路。几十年的“行万里路”走到哪画到哪的速写和采风，为绘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丰富而坎坷的人生阅历，以及深刻独立的思考让他们的艺术道路走得比常人更远更踏实，他们深刻的思想、独特的审美、诚恳的作品更具有思想性和前瞻性。
我们常说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是生活的主观再现。通过对这些艺术家的研究，我们很容易在每位艺术家的不同作品当中，找到各自的生活状态、生活阅历以及生活体悟。他们的作品承载着超出生活本身的意义和思考。
敢于直面人生的画家，更多的是对人和这个社会有深入的观察，有同情心并能独立而深刻的思考。袁武的绘画创作十分注意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一方面，他用“当代人”的审美审视绘画，以“当代人”的情感体悟人生，尊重“当代人”的现实感受，从而把握绘画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努力寻找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笔墨结构。
袁武的作品《抗联组画》体现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考，他说“我不画战斗，也不画胜利的冲锋，我只画他们的坚持”。他通过这样的构思，巧妙的呈现普通抗联战士当年超越生命极限的生存、战斗、牺牲，升华了抗联的精神。对劳动人民形象的塑造也生发于他真实的经历。他曾在一篇回忆自己当年知青生活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和北方农民仅仅生活了近三年的时光，却成了我后半生的创作素材。我总是在一遍遍画那些我早已熟悉或刚刚认识的北方乡村的父老乡亲。既不是歌颂，也不是再现，只是一个个的情节，因为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是同这些人一同度过的。他们的每一个面孔，每一个动作，都是最有生命力的画面，那将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完成的绘画长卷……”。[2]作品《扒苞米》、《草垛》、《北方秋天的肖像》系列都是在这样的情怀下创作出来的，他笔下的父老乡亲憨厚朴实，勤劳勇敢，不但体现了他对那段生活的眷恋与热爱，还体现出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深地敬意之情。他不止于对劳动人民生存状态的同情，还满溢着对文化和生活的诘问和思考，如《在朱耷山水上耕种》。
中外艺术史有力的说明，从生活中生发出来的，独立而深刻的思想，是成就伟大艺术作品的重要条件。
如若把造型和笔墨看作是写实人物画的“骨肉”，那么艺术家对生活的情感体悟以及精神和思考便是他的“魂”，是艺术家自觉发自内心的声音。生活其本身比艺术更有力量。他要求我们深入生活，感受生活，赞美生活，面对生活，艺术家要进行哲学似的思考，在平凡中寻找伟大，在伟大中刻画平凡。让情感与精神的表达，从表面转化为内在。正如郎绍君所说“艺术如果不想成为一种无足轻重的附庸和玩物，就必须以艺术的方式对人，人生和社会做出自己的回答，唯有独立而强大的思想力，才可能有深刻的观察与发现，并赋予作品以震撼人心的力量”。[3]当代写实水墨人物画肩负着记录民族生存和发展，体现民族气节和精神的历史重任。虽处于“传统意识”的陈旧和“新兴观念”失控的撞击中，我们仍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面对科学的造型方法，守住中国画造型的精髓和底线，避免出现没有情感的“照相机”似的抄袭，强化对人物形象的个人感受，注重人物造型的“意象性”。同时，对传统文化和绘画进行彻底的梳理和深刻的认识，具备良好的笔墨修养，但绝不故步自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笔墨问题。[4]
参考文献：
[1]《心路》 袁武 （袁武官方网站，2013.3.25）
[2]《记忆是一条河》 袁武（袁武官方网站，2013.3.25）
[3]《直面人生——读袁武人物画》郎绍君 《美术》，2011 （5）：4-13.
[4]《直面人生——读袁武人物画》郎绍君 《美术》，2011 （5）：4-13）
一、关于当代写实水墨人物画语言的思考
由于历史传统、工具材料以及手段技巧等因素，以笔墨为语言媒介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也应当具有写意性。这种写意性包括写意的形式和写意的观念。这就要求，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写实性要有别于西画的写实性，其写意性，又要异于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性。这是写实水墨人物画的特点，也是其发展中的矛盾和尴尬。首先，它不可以像西画那般深入描绘，其次，它也无法直取如山水、花鸟那样自由的笔墨表现。人物画的探索实践表明，强调人物形象的刻画，难以兼顾笔墨的表现，如徐悲鸿，蒋兆和;而强调笔墨意趣，又很难顾及到形象深入细致的刻画，如浙派人物画。
近几十年来，一些有文化自觉和社会责任感的画家，力图两者兼顾，拒绝被市场消解。在内容上，关注表现人物的丰富情感，更加深入挖掘人性的复杂，从而使所绘的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感和时代感;在形式语言上，注重造型与语言的完美结合，从而赋予水墨人物画更强烈的民族气息。在这些画家当中，尤以赵奇、袁武被人们关注。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研究，更加具象的理清写实水墨人物画所必须坚守的传统底线，以及其发展变化的可能性。
作为写实人物画的代表，赵奇将对人的情感，对土地的眷恋统统融入到自己的绘画当中。赵奇的绘画作品，用笔用墨十分巧妙，将笔墨语言的形式美感“外化”于形象中，“写实”和“写意”融合统一。然而，笔墨是绘画的必要手段，而非绘画本身。作为笔墨的依托，造型也是赵奇人物画中的关注重点。他曾说“关于造型，因该关注的是客观形象如何成了绘画作品。”他对造型要求十分严谨，在概括简练形象时，要求和工笔人物画一样的精确。无论他的作品是大是小，人物形象都生动简洁、精准到位、细心大胆。作为另一位北方的画家，袁武的人物画造型，并没有严格遵守科学的方法，他突破了传统写意人物画造型的“周正”，所追求的是强化造型感受。袁武虽然也经历了“85学潮”、“抽象水墨”、“实验水墨”等各种艺术变革，但他用“我干脆掩耳盗铃，只管画画，不管画理”[1]来坚定其艺术探索的前进方向。他十分注意写生的积累，同时，又把写生当作深入生活的体验和创作素材的途径。他努力专研人物造型问题，探索出“整体写意，局部寫实”的绘画经验。用写意的精神去做写实绘画，以大感觉为前提，精雕细刻局部。同时，深入探讨人物形象的新课题——回避造型的概念化和说教性，深入挖掘人物特定环境，瞬间情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以“线”造型是中国画的传统，历代大家都潜心研究“线”，创造了各具品味意趣的“线”。独特的意味和“视觉张力”是两位艺术家绘画作品的魅力所在。他们的水墨艺术找到了既尊重传统，又能恰当表现现实生活的语言方式。从强调“视觉张力”中，实现了对传统笔墨语言的继承、创造与丰富。他们创造出的“视觉张力”并非完全形成于笔墨语言这一层面，其内在的支撑，是画家对艺术追求的虔诚心态、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对生活的感悟、把握并与视角的切入，以及时刻保持的对水墨精神拓展的自觉性。
二、关于当代写实水墨人物画创作的思考
翻看美术史，我们可以看到，经典的写实作品，不仅有出色的写实技巧，更应有深沉厚重的观察和情感表达，以及独立而有力的思想寄托。这是一种高尚的修养，也是一种独特的生活体验。
读卢沉、周思聪、李伯安、赵奇、袁武等人的作品和书籍，就会发现，这些艺术家在生活中，坚持读书，努力拓展知识结构，从中外书籍中寻找艺术创作的依据，在文化修养提升的同时也提升了对生活的深刻体悟，从而大大的拓展了绘画创作的思路。几十年的“行万里路”走到哪画到哪的速写和采风，为绘画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丰富而坎坷的人生阅历，以及深刻独立的思考让他们的艺术道路走得比常人更远更踏实，他们深刻的思想、独特的审美、诚恳的作品更具有思想性和前瞻性。
我们常说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是生活的主观再现。通过对这些艺术家的研究，我们很容易在每位艺术家的不同作品当中，找到各自的生活状态、生活阅历以及生活体悟。他们的作品承载着超出生活本身的意义和思考。
敢于直面人生的画家，更多的是对人和这个社会有深入的观察，有同情心并能独立而深刻的思考。袁武的绘画创作十分注意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一方面，他用“当代人”的审美审视绘画，以“当代人”的情感体悟人生，尊重“当代人”的现实感受，从而把握绘画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努力寻找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笔墨结构。
袁武的作品《抗联组画》体现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考，他说“我不画战斗，也不画胜利的冲锋，我只画他们的坚持”。他通过这样的构思，巧妙的呈现普通抗联战士当年超越生命极限的生存、战斗、牺牲，升华了抗联的精神。对劳动人民形象的塑造也生发于他真实的经历。他曾在一篇回忆自己当年知青生活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和北方农民仅仅生活了近三年的时光，却成了我后半生的创作素材。我总是在一遍遍画那些我早已熟悉或刚刚认识的北方乡村的父老乡亲。既不是歌颂，也不是再现，只是一个个的情节，因为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是同这些人一同度过的。他们的每一个面孔，每一个动作，都是最有生命力的画面，那将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完成的绘画长卷……”。[2]作品《扒苞米》、《草垛》、《北方秋天的肖像》系列都是在这样的情怀下创作出来的，他笔下的父老乡亲憨厚朴实，勤劳勇敢，不但体现了他对那段生活的眷恋与热爱，还体现出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深地敬意之情。他不止于对劳动人民生存状态的同情，还满溢着对文化和生活的诘问和思考，如《在朱耷山水上耕种》。
中外艺术史有力的说明，从生活中生发出来的，独立而深刻的思想，是成就伟大艺术作品的重要条件。
如若把造型和笔墨看作是写实人物画的“骨肉”，那么艺术家对生活的情感体悟以及精神和思考便是他的“魂”，是艺术家自觉发自内心的声音。生活其本身比艺术更有力量。他要求我们深入生活，感受生活，赞美生活，面对生活，艺术家要进行哲学似的思考，在平凡中寻找伟大，在伟大中刻画平凡。让情感与精神的表达，从表面转化为内在。正如郎绍君所说“艺术如果不想成为一种无足轻重的附庸和玩物，就必须以艺术的方式对人，人生和社会做出自己的回答，唯有独立而强大的思想力，才可能有深刻的观察与发现，并赋予作品以震撼人心的力量”。[3]当代写实水墨人物画肩负着记录民族生存和发展，体现民族气节和精神的历史重任。虽处于“传统意识”的陈旧和“新兴观念”失控的撞击中，我们仍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面对科学的造型方法，守住中国画造型的精髓和底线，避免出现没有情感的“照相机”似的抄袭，强化对人物形象的个人感受，注重人物造型的“意象性”。同时，对传统文化和绘画进行彻底的梳理和深刻的认识，具备良好的笔墨修养，但绝不故步自封，用发展的眼光对待笔墨问题。[4]
参考文献：
[1]《心路》 袁武 （袁武官方网站，2013.3.25）
[2]《记忆是一条河》 袁武（袁武官方网站，2013.3.25）
[3]《直面人生——读袁武人物画》郎绍君 《美术》，2011 （5）：4-13.
[4]《直面人生——读袁武人物画》郎绍君 《美术》，2011 （5）：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