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要想走稳，走出一条坦途，需要下的功夫还有很多。功夫何来？我的基本论断是，中国道路修补和完善需要强大的政治动能来推动，这个政治动能，只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
　　国内外对中国过去30多年取得的成绩及其经验教训的重视由来已久，但对这一问题进行理论化的工作，思想界做得还不够。甚至在用哪一个术语来概括上面，也没有达成统一，有人主张用“中国模式”，有人倾向于用“中国道路”。
　　我以为，用中国道路来概括更合适一些，不光是因为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中第一点便是“道路自信”，而且也因为“模式”暗含着可以移植和复制的意味，如果中国的经验能提炼出一个“模式”，那么其他国家和地区就应该可以直接拿过去学习和使用。显然，这不现实，中国的经验要放在百年奋斗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奋斗史的视野中才能理解，有着很强的特殊性，称“模式”太勉强，而“道路”可以避免这个尴尬。
　　当我们“跟大国一起成长”的时候，有必要将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引向深入、引向全社会。中国道路不是现成的坦途，路是人走出来的，但走的时候也要有前瞻性，至少不能走到悬崖边，把路走成断头路。本文难以分析中国道路的方方面面，将仅基于有关专家的既有成果，总结中国道路的若干要素，并对未来的挑战进行分析。

独立自主的品格及其挑战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机，恰好与西方战后资本主义体系的繁荣期结束、再次遭遇周期性危机的时机大体一致。为应对危机，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相继发起了新自由主义取向的变革，终结了凯恩斯主义和福利社会。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西方。大卫·哈维将这种时间上的关联称为“历史性的巧合”。
　　“巧合”一词传达了极其重要的涵义，这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的自主性行为，而不是受制于任何外界—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干预和压力。中国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没有像苏东国家那样崩溃，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几乎所有对中国道路有所研究的学者都谈到了这一点。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姚洋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提之一是有一个“中性化的中央政府”，他所谓的“中性化”与英文中的disinterested一词意思相当，是指中央政府在利益上没有与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过度捆绑，也就能不受制于特定利益集团的制约，从而将精力放在全社会的长远发展上。
　　写作《大道之行》的年轻学者们则引入了国家自主性这个理论范畴，这个视角与姚洋的看法近似，也是强调中国国家相对于市场的独立性和对资本的驾驭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这样的视角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涵义，即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扩张到底与建设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关系。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汪晖教授从更深远的历史视野出发，阐释了中国的主权性格及其政治内涵。中国的主权是在斗争中逐步建立的，从反帝反霸斗争到与苏共公开辩论、摆脱与苏联在某种程度上的“宗主关系”，终于形成了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不能摆脱苏联的控制，当苏联出问题，就只能跟着垮掉了。
　　因为独立自主搞建设，中国才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工业体系、积累了高素质的人才资源等要素，这些在改革开放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外资进入中国，首先看中的并非是劳动力便宜，而是劳动者素质高，以及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保证所有的需求都可以在中国得到解决。中国在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经验也在改革中发挥了作用，当年中国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建成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也是不断探索的，改革过程中也是如此，虽然持续不断地有来自各处的推销，比如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等，中国都没有全盘接受，而是自足地决定吸取哪些、不吸取哪些。
　　随着中国更深地嵌入全球经济体系，国家自主性的程度不可避免地降低。在全球化时代，主权不再具有绝对性，这对任何国家而言都一样，区别只在于程度的不同。虽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的嬗变在全球化时代是不可避免的，但最终的底线在哪里，必须搞清楚，必须要守住。我们必须警惕“自主地”放弃自主性的倾向。理论辩论相当于一个社会的重要的自我纠偏机制，应该积极提倡。

选贤任能的机制及其局限

　　现代政党政治和民主体制有两个功能，一是凝聚众意，为政治提供合法性;二是选拔人才，承担治理的职能。
　　新自由主义转型以来，二战后的民主政体呈现危机。这也是个全球性的趋势，汪晖教授将其称作“代表性的断裂”。在西方，政党对特定人群的代表性日渐模糊，沦为选举机器，而选举则沦为金钱游戏。不久前，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电视节目中批评美国民主已经沦为寡头政治，他认为在今天的条件下，他没有可能当选总统，因为他没有本事筹集到竞选所需的大笔金钱，也不愿意那么做。在中国，民主问题表现为一些地方干群关系对立、“四风”盛行、腐败高发，归纳起来即党的群众路线的弱化，党和人民关系的疏远。
　　虽然民主危机是共同的，但在治理层面的表现仍有不同。西方民主由于“有否决权的玩家”（Veto Player）太多，常常陷于僵局，对社会问题束手无策。福山称之为“否决政体”（Vetocracy）。相比之下，中国的行政效率是高的，对危机的回应能力更强，这尤其体现在对灾害的处置和善后上。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的王绍光教授借用著名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的论断“民主最关键的特征是政府对其公民的偏好持续的回应性”，认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之一即是对民众需求的回应性强，因此更接近民主的真义。
　　能够有效治理的官员是如何产生的，是关注中国道路问题的学者们喜欢热议的另一个话题，比如台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朱云汉、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企业家李世默等。他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惊人的一致，将中共的干部晋升体制与美国军方的晋升体制进行比照，指出二者的共同点是高级干部（将领）不可能空降，而是必须一级一级脚踏实地的干上去，这就能保证金字塔型结构的顶层领导具有充分的工作经验和领导才能。相对而言，民主机制会让一些只会说漂亮话没有真本事的人上台。他们从近乎纯粹的实用主义角度看待政治和治理，将党的领导机构和公司治理结构“比附”，张维为甚至以公司的董事会没有通过员工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为例，来论证这种选拔机制的合理性。 　　这样的看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普遍的民主危机的背景下，将这一点作为中国道路的优势过分突出，有时难免说服力不够。另外，中纪委重拳反腐，“老虎”、“苍蝇”抓出一大片的事实，也让我们必须严肃反思对官员的选拔任用机制问题。
　　选贤任能的机制必须和民主的落实联系起来讨论才能有合法性。在中国，民主表现为党的群众路线的真正激活和切实落实，否则，国家自主性就有可能变成精英集团的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就只是官僚对社会的“施舍”，而且迟早会萎缩。持续地贯彻群众路线必须认真研究。

过度的资本积累及其限度

　　中国道路的最大成功在经济。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按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预测中国在2016年就会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在经济上的活跃使全球经济中心向东半球转移，正因此，西方世界才感觉到寒意，才开始认真地讨论中国以及中国崛起可能给世界秩序带来的变迁。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利用资本搞发展是所有欠发达国家的共同选择，但中国取得了最令人瞩目的成功。其原因仍要放在历史的纵深中去理解。除了前文提到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高素质劳动力之外，还有若干体制性的因素。
　　首先是中国的土地制度。中国的土地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这是革命的遗产。改革开放后，各级政府通过经营土地极大地带动了发展，土地资本化还带动了基础货币的发行，制造了巨大的财富效应。经济学家周其仁将土地带动的那部分货币发行称为“土币”。
　　其次是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但中央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限，一向倡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通过财政分权的设计，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以公司化的逻辑来经营地方，你追我赶，多点开花。
　　再次是基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创造性。汪晖教授在他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之所以将其归类为体制性因素，是因为中国基层民众的强大的主体性是中国革命的遗产。这从改革初期乡镇企业繁荣以及现在的淘宝网店的兴盛都可以反映出来—淘宝可以视作普通中国人创造力的集中反映，里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
　　资本在中国的积累过程有其残酷的一面，比如工人农民在改革前拥有的福利被剥夺，大批工人被下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数量庞大的进城农民工的劳动报酬被极度压低等等。对人的残酷，反过来对资本就是福音，仅就农民工被拖欠、克扣的工资一项而言，就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种资本积累模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续，也“得益于”这些因素。早年收回福利、工人下岗等透支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积攒下来的国家信用，而农民工的抗争之所以能得到有效控制，也许要归功于张维为等人所说的治理能力，即维稳能力。目前，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社会紧张关系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给环境造成的压力已经濒于极限。习近平最近在联合国的讲话中也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放任资本逐利，其结果将是引发新一轮危机。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不仅难以持续，也有违公平正义。
　　朱云汉在台湾给研究生讲大陆时会以3句话开场：要记住，第一，中国非常大;第二，中国非常非常大;第三，中国非常非常非常大。大，是优势，可以形成自成一体的市场，也有利于疏导矛盾，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但无论回旋空间多大，都有把空间用完的时候，对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尤其是时间到了2015年的初秋，萧条的凉意已经开始袭来的时候，更需要早做过冬的准备。
　　这就要求国家能够熟练地驾驭资本，不仅在需要发展生产力的时候“运用”资本，更要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时候，调整生产方式。

国际秩序民主化诉求及其短板

　　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路向并不止于西方发达国家，与非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目前已经成为非洲和拉美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打交道的方式不同于毛泽东时代以国际主义为取向的援助，也不同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掠夺，而是将援助与做生意结合在了一起。朱云汉在他的新书《高思在云》中概括说，“300年来首度有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殖民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姿态出现在南方国家面前”。
　　经济是基础，经济上的崛起使中国有了改变世界格局的可能性。但是，霸权是一个网络，经济实力只是其中的一面，虽然美国霸权无争议地处于衰落的进程中，但它在政治话语和文化上仍然具有相对于中国的优势。而中国除了经济上的势头较强劲，在其他方面甚至还没有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针对美国政治体制应对问题乏力的现象，提出过“做一天中国，但不能是两天”（be China for a day， but not for two）的说法，意思是美国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学习中国体制反应机敏、决策迅速的特点，当一天中国，通过所有需要通过的法律法规，然后再做回美国。为什么不直接学习中国呢？当然是对中国体制有自己的想法。
　　这也不能全怪别人的偏见，中国要想在政治和文化上也获得足够挑战霸权的感召力，首先要做的是对中国道路进行反思、总结和改进，提出自己的普世主义话语体系，增强议程设置的能力，这是打破霸权格局的必要条件。虽然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强，但并不妨碍对中国道路进行普世主义的理论化总结，比如“各国应该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体制”就是对特殊性的普世化总结。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
　　中国道路要想走稳，走出一条坦途，需要下的功夫还有很多。功夫何来？基于以上的分析，我的基本论断是，中国道路修补和完善需要强大的政治动能来推动。而这个政治动能，只能来自于中国共产党。
　　于是，我们就又回到了那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