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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夫妇与阎明复住在北京万寿路甲15号院的同一座楼里，上下仅4层之隔，时常去他家里拜访，请教和讨论涉及中苏关系的历史问题。据我们所知，由于身体状况欠佳，阎明复写作回忆录已有数年，出版审查也近两年。现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阎明复回忆录》终于可以与读者见面了，实属不易。
洋洋90万字的回忆录，读起来轻松愉快，收获颇多。我们作为专门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者，特别关注该回忆录提供了哪些过去未曾披露或语焉不详的史料。通读下来发现，这部回忆录颇有价值，令人感兴趣的细节比比皆是。
中国和俄国的档案制度尚不健全，公布的档案缺乏系统性、连贯性，有很多重要文件尚未公布;且当时的一些重要会议也没有记录。阎明复1949年至195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科长、俄文翻译，1957年至1967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改革开放后曾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因此，他在回忆录中提供的史料，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历史空白。
回忆录记载，1948年冬天，在哈尔滨，苏联帮助东北民主政府建立了一个亚麻厂，派来13名专家。同时，为了帮助中共建立空军，苏联派来两个航空师，以培养和训练中国的飞行员。
二战后，斯大林关注东北问题，在从东北撤军前后，苏联极力支持中共占据东北，但为避免引起外交纠纷，多是通过贸易方式或转手朝鲜向中共提供各种援助。这种看法在学界大体已取得共识。不过，阎明复提及的事情却未曾听闻。若这个记忆是准确的，那援建工厂和派遣两个航空师这样大的动作可以说有力地印证了我们此前的结论：在1948年底，斯大林开始根本转变对华政策。
但不久，中苏关系出现波折。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消了1945年8月蒋介石政府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旅顺港和中长路归还了中国。因毛泽东的“虎口夺食”，斯大林非常愤怒，对中共极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才改变。
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斯大林亲自挑选的驻华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到中国后，看到苏联有些工业部门没有按期提供设备，影响了援建进度，便一再催促。后因效果不大，他又亲自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为此，斯大林撤销了一些工业部门部长和副部长的职务，并下令援华项目不得延误。作者没有交代所说事件的具体时间，但斯大林对援助中国采取如此积极的态度，应与中国出兵朝鲜有直接关系。
回忆录还记载，1952年10月苏共召开十九大，刘少奇率团出席。在大会召开时，刘少奇被安排在来宾席的第一排。会后，等待斯大林接见期间，苏共中央联络部安排中共代表团休假，并给每个成员发了1万卢布的零用钱。如此规格的待遇，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出兵朝鲜后，中共在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已经明显提高。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国追随苏联，对南斯拉夫采取批判的态度，直到1955年1月中南两国才正式建交。回忆录披露了一个故事，可看出两国的隔绝状态。
1955年5月下旬，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在北京参观。当时，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展览》，尚未正式展出。南代表团路过时进去参观，发现其中有一张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的分布图，上面标明在南斯拉夫也有一个美国军事基地。南代表团团长贝戈维奇指出，南斯拉夫从来就没有美军基地，对这个展览很不满。可见，中国对南斯拉夫的认识之不足，竟到如此地步。
阎明复的回忆还披露了一个全新的资料：苏共中央曾重提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建议。此事背景复杂，意味深长，很值得研究。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决定解散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并建议在亚洲、美洲、西欧和东欧成立4个联络局，其中亚洲局由中共领导。毛泽东拒绝了这个提议，理由是，建立这样的国际机构不仅会招来西方的反对，还会引起印度等中立国家的担忧。至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提出，“开会解决问题”。苏共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
“波匈事件”爆发后不久，1957年1月，彭真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他向铁托转达了中共的建议，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铁托委婉地谢绝了。
归国途中，1月31日，彭真访问了莫斯科。据回忆录披露，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单独会见彭真，并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想，可不可以由各兄弟党国家研究一下，重新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类似新情报局那样的东西，你们看怎么样？”彭真答复：“我这次来，中央没有授权会谈这些重大问题。你们的想法，我回去将向中央报告，中共中央研究后会及时向你们做出答复。”
彭真回国后几天，中共中央就接到莫斯科来信，建议由中共出面筹备和召集世界共產党会议。后来，还是由中、苏两党共同召集了这次大会。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了莫斯科会议。
回忆录记载，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礼遇在苏联历史上是空前的。毛泽东每次从所住的原沙皇寝宫到乔治大厅开会，赫鲁晓夫都到寝宫门口去迎接，并总是让毛泽东走在前面。每次开会时，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大约提前一分钟，差不多同时进入会场。毛泽东在会议大厅一出现，全体都起立鼓掌。会议开始前，毛泽东第一个就座，其他人随其后就座;会议结束时，他第一个起立，其他人跟着起立。所有领导人都站在原地，等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先从大厅走出去。
这些细节进一步反映出，到1957年底，中共与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已是平起平坐。
1957年11月5日下午，毛泽东率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警卫局局长扎哈洛夫少将的陪同下，到红场瞻仰列宁墓并敬献花圈。毛泽东左侧是翻译阎明复。
4月15日，伏罗希洛夫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谈。会谈中，他对于中共提出的双百方针以及在报纸上公开刊登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反对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敌人会抓住一点缺点，大造舆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闹出乱子来的。毛泽东则信心满满地说，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
然而，5月24日和25日再次与伏罗希洛夫谈话时，毛泽东的心情和言辞已大为改变。阎明复的回忆录披露了这次谈话内容。
毛泽东说，在整风运动开始阶段，右派分子对中共和政府进行了尖锐的攻击。大学生中大约80%的人出身于资产阶级，他们中间不少人怀有敌对情绪。在不久以前结束的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大约有20%的代表有右倾情绪。在运动开展过程中，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中也有所表现。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报纸上发表对中共的攻击。毛泽东还说，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开展这样一个运动，是为了广泛争取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是，对这些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及开展整风运动之前，我们的印象是知识界的状况用不着担心，以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都掌握了马列主义思想，站在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平安无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派代表和同情他们的人装出一副忠实于社会主义的模样，但实际上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幻想复辟资本主义。还应该考虑下面的这种情况，如果说帝国主义分子、封建主义分子和买办资产阶级在人民的眼里已经彻底破产了，那么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的代表现在在群众面前还没有足够名誉扫地，还没有暴露自己的思想本质。现在，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在北京开始反击。在地方上，还要继续放手让党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开展广泛的批评，“在没有弄清楚反对我们的人的真实面貌的情况下，不得采取镇压和禁止的政策”。当然，如果有什么力量起来公开反对我们，那么我们会迅速采取坚决的行动。毛泽东指出，应该利用这个运动，完全弄清楚知识界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中间各种力量的分布情况，这样可以知道对我们的攻击可能来自何方。
这些未曾公布过的谈话内容，为我们的相关研究结论提供了新的佐证：苏共担心并反对中共的双百方针;毛泽东对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判断在5月中旬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共中央关于“引蛇出洞”的策略是5月下旬提出的，而不是在此之前。
关于“长波电台”问题，过去只知道，在苏联国防部于1958年4月18日正式提出在华南地区建立长波电台问题之前，苏方1月6日有一个建议，但对其内容及双方讨论的情况完全没有史料。阎明复回忆录披露了新的史料。
1958年1月6日，苏联专家向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建议，中国沿海地区的几座长波电台和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长波电台由中苏共同使用。萧劲光的意见是中国出钱，苏联出技术和设备，所有权属于中国。苏方的意思是他们出钱、出设备都可以，共同使用，共同拥有。经过多次谈判，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中苏两家共同建设、共同使用，最后的所有权属中国。至于谁出钱多少，占多少份额，就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了。
那么，后来双方为什么又会在出资份额上争论不休，以至中方认为苏方就是想拥有所有权？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才能搞清楚。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央很重视关于这次会议的对外宣传工作，委托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过问此事。王稼祥指定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对外部的郑葵等人一起把会议文件译成俄文，由姜椿芳和阎明复定稿。
5月23日，王稼祥打电话，要翻译组和郑葵到他办公室，还把正在参加会议的师哲也请了来，共同研究译文中的疑难问题。在研究“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一词如何翻译时，师哲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他请示过刘少奇，刘少奇说，“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是贬义词，应该翻译成“个人迷信”。后来又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译仍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这样，就形成了“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两种译法并存的局面。师哲提醒大家，两个月前，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因此，你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
过去研究者只知道对这个词的翻译有两种意见，却不知详情，更不知道，這两种译法实际上代表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某种观念上的分歧。
1958年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期间，住在西山脚下的玉泉山别墅。回忆录披露，8月2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打电话给在赫鲁晓夫一行身边值班的翻译组成员朱瑞真，请他通知赫鲁晓夫，毛泽东准备三点半同他继续会谈。朱瑞真感到很为难，他提出，现在客人还在午睡，又要调车，半个小时不可能赶到中南海。叶子龙想了想，改了口气，说：“那你就通知赫鲁晓夫，说毛主席准备现在会见他们。”朱瑞真立即找到赫鲁晓夫的卫士长，说明缘由，请他把正在午休的赫鲁晓夫叫醒，告知：“毛泽东同志准备现在接见您，继续昨天的会谈。”赫鲁晓夫听后有点儿不高兴，但仍客气地回答说：“那好吧，那好吧，我们现在就去。”
这个事例非常典型。联系到前一天发生的、广为人知的毛泽东穿着游泳裤和浴衣接见赫鲁晓夫的情节，读者可以充分体会到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心态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
1960年6月24～26日，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苏两党代表团在会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冲突并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次交锋其实是中苏两党关系逐渐恶化的一次爆发。 此前的6月5～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以苏共意见为主导的会议总报告，对中国的内政方针进行了隐晦的攻击。对此，中共采取了坚决斗争的激进方针。此方针一度导致会议面临失控的局面，实际成为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兄弟党代表围攻中共代表的导火索。
阎明复回忆录记载，针对兄弟党代表的围攻，彭真回答说：“在这个会议的报告草案中，‘自由世界’的表达没有加引号，而‘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中国人民的奇迹’全都打上了引号。有人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是新鲜的名词，所以给它加上了引号。但是苏联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创造了并且创造着很多奇迹，其他兄弟国家同样也有新东西，在实现着奇迹，但是这些奇迹，这些新现象并没有给加上引号，而只是涉及中国时，则都给加上了引号。我想，所有同志都清楚，在世界工联报告的起草工作中，苏联同志是参加了的，并且苏联工会的代表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不勉强任何一个兄弟党来同意和同情我们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小型炼钢。但是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所提出的报告中，把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中国人民的奇迹加上引号，还要我们的代表同意这个报告，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认为，这无疑是企图煽动中国人民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正是因为这几点——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小型炼钢——组成了我们总路线的根本基础。”
关于这个细节，以往的相关文献中都没有记载，2012年出版的《彭真传》和《彭真年谱》也无此记述。从这个细节中，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当时的心态。其一，在国际形势等问题的争论上，中共尚能做出一些让步，如1957年中苏两党对《莫斯科宣言》文本的争执与妥协;但若触及到内政，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毛泽东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高速发展新模式，则是中共所不能退让的。毛泽东尤其不能接受在国际群众性组织面前否定自己的政策，这是他始终要坚守的心理防线。其二，中共领导人开始怀疑，苏共有乘中国经济困难之机煽动中国老百姓反对中共路线的企图，并且认为，这种企图有可能会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
此后，阎明复又作为翻译人员，三赴莫斯科，参加了1960年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11月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9月会谈，是继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布加勒斯特会议、苏联撤走在华专家等严重冲突事件之后，中苏两党进行的一次坦率的、交心式的对话。双方围绕时代与形势、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认识问题和国际共运的战略策略进行了争论，不留情面地相互指责，火药味氤氲其间。如在9月20日的中苏两党第三次会谈中，就启动朝鲜战争的决策问题进行了争吵。
彭真：“赫鲁晓夫同志当时说，朝鲜战争问题，是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的。”“你们苏共中央很清楚，这个问题是你们和金日成同志决定的，决定后才通知我们，怎么能够说是我们呢？在你们做出决定以前，毛泽东同志曾经提过意见。他说，如果发动战争，不只是对南朝鲜的问题，而且是牵扯到美国的问题;不是南朝鲜是否可以拿到手的问题，而是北朝鲜是否能够保住的问题。这就说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反对過在朝鲜开战。”“毛泽东同志是反对的，为什么一定要说是毛泽东同志和斯大林共同做的决定，你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是什么用意？”邓小平：“是要证明中国人生来就是‘好战的’、‘要侵略’。”彭真：“要证明我们想‘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是‘好斗的公鸡’。”（赫鲁晓夫类似言论，发表于1959年9月30日中国国庆十周年的宴会上以及归国途中的苏联海参崴群众大会上，针对的是当时的中印边界冲突事件。）科兹洛夫：“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散布谣言，粗暴地诽谤我们党和党中央？”邓小平：“你们究竟为什么说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共同决定的？”
这些材料是对此次中苏两党会谈的首次完整的披露。
不过，此番把中苏分歧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来进行协商，其结果是，趋向恶化的两党两国关系实现了缓和。
1960年9月30日至10月24日，阎明复随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逐日记录了会议的全过程，因此，阎明复在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引用了日记的相关部分。
笔者查阅了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经过对照，发现回忆录的日记文本对公开出版的日记文本有所补充。如10月5日的记述中，根据邓小平的发言稿，加以了增补。其中，“批判了苏共草案中影射攻击中共的所谓‘滚到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所谓‘不依靠相互援助和单干’”等提法的记录，邓小平年谱和传记同样阙如。
这些细节，实际提供了拼接中苏两党分歧和论争历史全景的图块。它让我们看到，中苏两党本来是存在在坚守各自认为的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寻求共识、保持关系稳定的前景的。
1964年2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是月，苏共中央将一封写于2月12日的信函发给了除中共外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号召开展反对中共的运动。2月20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予以反击。中办翻译组承担了将此信翻译成俄文的任务。
在俄语中，“Требовать”和“Просить”均可表示“要求”的意思。阎明复和同事斟酌后，选用了语气强硬的前者。结果，这封信的内容和措辞使苏共领导“勃然大怒”。在复函中，苏共中央指责中共中央的信件语言粗暴、手法不体面，“贼喊捉贼”，还“特别指出”，中方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这简直是“大国主义习气的表现”！苏方理解，这是一种“最后通牒”。
在回忆录中，阎明复反省道，这种译法是“不恰当的”，“实际上对当时十分紧张的中苏关系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并且导致苏方把破坏团结的责任通通推到了中共身上。
这一情节表明，意识形态论战正酣的中苏两党，关系已十分脆弱，双方都看到了破裂的前景，只是谁都不愿意承担破坏团结、分裂国际共运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一个用词、一丝语气的变化，都会起到授人以柄的作用。
1984年12月，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这是中苏两国关系冻结20多年后，第一个苏联政府副总理级的代表团正式访华。
阿尔希波夫曾在1950年代担任苏联驻中国政府经济总顾问，与不少中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次来华，他要求与陈云等人见面。会见前，陈云向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了解阿尔希波夫的近况。当听说他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于中苏友谊的事情时，阎明复看到，陈云“非常感动”，“眼圈里面有一点儿要掉眼泪的样子”。他还参加了彭真与阿尔希波夫的会见，看到两人拥抱时，彭真“眼眶里噙着泪水”。
中苏交恶后，毛泽东推行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方针。从文革结束后，至1980年代前期，邓小平始终是这一方针的坚定的继承人和推行者。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不再宣传毛泽东提出的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主旨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也删去了类似“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用语。
洋洋90万字的回忆录，读起来轻松愉快，收获颇多。我们作为专门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学者，特别关注该回忆录提供了哪些过去未曾披露或语焉不详的史料。通读下来发现，这部回忆录颇有价值，令人感兴趣的细节比比皆是。
中国和俄国的档案制度尚不健全，公布的档案缺乏系统性、连贯性，有很多重要文件尚未公布;且当时的一些重要会议也没有记录。阎明复1949年至195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科长、俄文翻译，1957年至1967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改革开放后曾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因此，他在回忆录中提供的史料，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填补了历史空白。
早期中苏关系
回忆录记载，1948年冬天，在哈尔滨，苏联帮助东北民主政府建立了一个亚麻厂，派来13名专家。同时，为了帮助中共建立空军，苏联派来两个航空师，以培养和训练中国的飞行员。
二战后，斯大林关注东北问题，在从东北撤军前后，苏联极力支持中共占据东北，但为避免引起外交纠纷，多是通过贸易方式或转手朝鲜向中共提供各种援助。这种看法在学界大体已取得共识。不过，阎明复提及的事情却未曾听闻。若这个记忆是准确的，那援建工厂和派遣两个航空师这样大的动作可以说有力地印证了我们此前的结论：在1948年底，斯大林开始根本转变对华政策。
但不久，中苏关系出现波折。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消了1945年8月蒋介石政府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将旅顺港和中长路归还了中国。因毛泽东的“虎口夺食”，斯大林非常愤怒，对中共极不信任。这种不信任，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才改变。
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斯大林亲自挑选的驻华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到中国后，看到苏联有些工业部门没有按期提供设备，影响了援建进度，便一再催促。后因效果不大，他又亲自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为此，斯大林撤销了一些工业部门部长和副部长的职务，并下令援华项目不得延误。作者没有交代所说事件的具体时间，但斯大林对援助中国采取如此积极的态度，应与中国出兵朝鲜有直接关系。
回忆录还记载，1952年10月苏共召开十九大，刘少奇率团出席。在大会召开时，刘少奇被安排在来宾席的第一排。会后，等待斯大林接见期间，苏共中央联络部安排中共代表团休假，并给每个成员发了1万卢布的零用钱。如此规格的待遇，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出兵朝鲜后，中共在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已经明显提高。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之前，中国追随苏联，对南斯拉夫采取批判的态度，直到1955年1月中南两国才正式建交。回忆录披露了一个故事，可看出两国的隔绝状态。
1955年5月下旬，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在北京参观。当时，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展览》，尚未正式展出。南代表团路过时进去参观，发现其中有一张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的分布图，上面标明在南斯拉夫也有一个美国军事基地。南代表团团长贝戈维奇指出，南斯拉夫从来就没有美军基地，对这个展览很不满。可见，中国对南斯拉夫的认识之不足，竟到如此地步。
蜜月
阎明复的回忆还披露了一个全新的资料：苏共中央曾重提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建议。此事背景复杂，意味深长，很值得研究。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决定解散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并建议在亚洲、美洲、西欧和东欧成立4个联络局，其中亚洲局由中共领导。毛泽东拒绝了这个提议，理由是，建立这样的国际机构不仅会招来西方的反对，还会引起印度等中立国家的担忧。至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提出，“开会解决问题”。苏共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建议。
“波匈事件”爆发后不久，1957年1月，彭真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在1月29日的单独会谈中，他向铁托转达了中共的建议，即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铁托委婉地谢绝了。
归国途中，1月31日，彭真访问了莫斯科。据回忆录披露，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单独会见彭真，并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我们想，可不可以由各兄弟党国家研究一下，重新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类似新情报局那样的东西，你们看怎么样？”彭真答复：“我这次来，中央没有授权会谈这些重大问题。你们的想法，我回去将向中央报告，中共中央研究后会及时向你们做出答复。”
彭真回国后几天，中共中央就接到莫斯科来信，建议由中共出面筹备和召集世界共產党会议。后来，还是由中、苏两党共同召集了这次大会。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了莫斯科会议。
回忆录记载，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苏方对中国代表团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礼遇在苏联历史上是空前的。毛泽东每次从所住的原沙皇寝宫到乔治大厅开会，赫鲁晓夫都到寝宫门口去迎接，并总是让毛泽东走在前面。每次开会时，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大约提前一分钟，差不多同时进入会场。毛泽东在会议大厅一出现，全体都起立鼓掌。会议开始前，毛泽东第一个就座，其他人随其后就座;会议结束时，他第一个起立，其他人跟着起立。所有领导人都站在原地，等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先从大厅走出去。
这些细节进一步反映出，到1957年底，中共与苏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已是平起平坐。
双百方针和“引蛇出洞”
4月15日，伏罗希洛夫与毛泽东进行了会谈。会谈中，他对于中共提出的双百方针以及在报纸上公开刊登反对共产党的言论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反对共产党和否定社会主义的言论。敌人会抓住一点缺点，大造舆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闹出乱子来的。毛泽东则信心满满地说，请苏联同志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
然而，5月24日和25日再次与伏罗希洛夫谈话时，毛泽东的心情和言辞已大为改变。阎明复的回忆录披露了这次谈话内容。
毛泽东说，在整风运动开始阶段，右派分子对中共和政府进行了尖锐的攻击。大学生中大约80%的人出身于资产阶级，他们中间不少人怀有敌对情绪。在不久以前结束的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大约有20%的代表有右倾情绪。在运动开展过程中，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中也有所表现。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报纸上发表对中共的攻击。毛泽东还说，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开展这样一个运动，是为了广泛争取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是，对这些知识分子需要改造。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及开展整风运动之前，我们的印象是知识界的状况用不着担心，以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都掌握了马列主义思想，站在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平安无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派代表和同情他们的人装出一副忠实于社会主义的模样，但实际上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幻想复辟资本主义。还应该考虑下面的这种情况，如果说帝国主义分子、封建主义分子和买办资产阶级在人民的眼里已经彻底破产了，那么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的代表现在在群众面前还没有足够名誉扫地，还没有暴露自己的思想本质。现在，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在北京开始反击。在地方上，还要继续放手让党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开展广泛的批评，“在没有弄清楚反对我们的人的真实面貌的情况下，不得采取镇压和禁止的政策”。当然，如果有什么力量起来公开反对我们，那么我们会迅速采取坚决的行动。毛泽东指出，应该利用这个运动，完全弄清楚知识界和资产阶级民主人士中间各种力量的分布情况，这样可以知道对我们的攻击可能来自何方。
这些未曾公布过的谈话内容，为我们的相关研究结论提供了新的佐证：苏共担心并反对中共的双百方针;毛泽东对知识界和民主党派的判断在5月中旬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共中央关于“引蛇出洞”的策略是5月下旬提出的，而不是在此之前。
中苏关系的微妙转折
关于“长波电台”问题，过去只知道，在苏联国防部于1958年4月18日正式提出在华南地区建立长波电台问题之前，苏方1月6日有一个建议，但对其内容及双方讨论的情况完全没有史料。阎明复回忆录披露了新的史料。
1958年1月6日，苏联专家向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建议，中国沿海地区的几座长波电台和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长波电台由中苏共同使用。萧劲光的意见是中国出钱，苏联出技术和设备，所有权属于中国。苏方的意思是他们出钱、出设备都可以，共同使用，共同拥有。经过多次谈判，最终达成了这样一个协议：中苏两家共同建设、共同使用，最后的所有权属中国。至于谁出钱多少，占多少份额，就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了。
那么，后来双方为什么又会在出资份额上争论不休，以至中方认为苏方就是想拥有所有权？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才能搞清楚。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央很重视关于这次会议的对外宣传工作，委托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过问此事。王稼祥指定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对外部的郑葵等人一起把会议文件译成俄文，由姜椿芳和阎明复定稿。
5月23日，王稼祥打电话，要翻译组和郑葵到他办公室，还把正在参加会议的师哲也请了来，共同研究译文中的疑难问题。在研究“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一词如何翻译时，师哲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他请示过刘少奇，刘少奇说，“Культ Личности”是贬义词，应该翻译成“个人迷信”。后来又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译仍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这样，就形成了“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两种译法并存的局面。师哲提醒大家，两个月前，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因此，你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
过去研究者只知道对这个词的翻译有两种意见，却不知详情，更不知道，這两种译法实际上代表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某种观念上的分歧。
1958年赫鲁晓夫秘密访华期间，住在西山脚下的玉泉山别墅。回忆录披露，8月2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打电话给在赫鲁晓夫一行身边值班的翻译组成员朱瑞真，请他通知赫鲁晓夫，毛泽东准备三点半同他继续会谈。朱瑞真感到很为难，他提出，现在客人还在午睡，又要调车，半个小时不可能赶到中南海。叶子龙想了想，改了口气，说：“那你就通知赫鲁晓夫，说毛主席准备现在会见他们。”朱瑞真立即找到赫鲁晓夫的卫士长，说明缘由，请他把正在午休的赫鲁晓夫叫醒，告知：“毛泽东同志准备现在接见您，继续昨天的会谈。”赫鲁晓夫听后有点儿不高兴，但仍客气地回答说：“那好吧，那好吧，我们现在就去。”
这个事例非常典型。联系到前一天发生的、广为人知的毛泽东穿着游泳裤和浴衣接见赫鲁晓夫的情节，读者可以充分体会到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心态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
逐渐恶化
1960年6月24～26日，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苏两党代表团在会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冲突并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次交锋其实是中苏两党关系逐渐恶化的一次爆发。 此前的6月5～9日，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以苏共意见为主导的会议总报告，对中国的内政方针进行了隐晦的攻击。对此，中共采取了坚决斗争的激进方针。此方针一度导致会议面临失控的局面，实际成为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兄弟党代表围攻中共代表的导火索。
阎明复回忆录记载，针对兄弟党代表的围攻，彭真回答说：“在这个会议的报告草案中，‘自由世界’的表达没有加引号，而‘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中国人民的奇迹’全都打上了引号。有人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是新鲜的名词，所以给它加上了引号。但是苏联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创造了并且创造着很多奇迹，其他兄弟国家同样也有新东西，在实现着奇迹，但是这些奇迹，这些新现象并没有给加上引号，而只是涉及中国时，则都给加上了引号。我想，所有同志都清楚，在世界工联报告的起草工作中，苏联同志是参加了的，并且苏联工会的代表起了重要作用。我们不勉强任何一个兄弟党来同意和同情我们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小型炼钢。但是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所提出的报告中，把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中国人民的奇迹加上引号，还要我们的代表同意这个报告，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认为，这无疑是企图煽动中国人民反对我们党的总路线，正是因为这几点——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小型炼钢——组成了我们总路线的根本基础。”
关于这个细节，以往的相关文献中都没有记载，2012年出版的《彭真传》和《彭真年谱》也无此记述。从这个细节中，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当时的心态。其一，在国际形势等问题的争论上，中共尚能做出一些让步，如1957年中苏两党对《莫斯科宣言》文本的争执与妥协;但若触及到内政，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毛泽东引以为豪的社会主义高速发展新模式，则是中共所不能退让的。毛泽东尤其不能接受在国际群众性组织面前否定自己的政策，这是他始终要坚守的心理防线。其二，中共领导人开始怀疑，苏共有乘中国经济困难之机煽动中国老百姓反对中共路线的企图，并且认为，这种企图有可能会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
三次莫斯科会议
此后，阎明复又作为翻译人员，三赴莫斯科，参加了1960年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11月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9月会谈，是继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布加勒斯特会议、苏联撤走在华专家等严重冲突事件之后，中苏两党进行的一次坦率的、交心式的对话。双方围绕时代与形势、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认识问题和国际共运的战略策略进行了争论，不留情面地相互指责，火药味氤氲其间。如在9月20日的中苏两党第三次会谈中，就启动朝鲜战争的决策问题进行了争吵。
彭真：“赫鲁晓夫同志当时说，朝鲜战争问题，是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的。”“你们苏共中央很清楚，这个问题是你们和金日成同志决定的，决定后才通知我们，怎么能够说是我们呢？在你们做出决定以前，毛泽东同志曾经提过意见。他说，如果发动战争，不只是对南朝鲜的问题，而且是牵扯到美国的问题;不是南朝鲜是否可以拿到手的问题，而是北朝鲜是否能够保住的问题。这就说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反对過在朝鲜开战。”“毛泽东同志是反对的，为什么一定要说是毛泽东同志和斯大林共同做的决定，你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是什么用意？”邓小平：“是要证明中国人生来就是‘好战的’、‘要侵略’。”彭真：“要证明我们想‘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是‘好斗的公鸡’。”（赫鲁晓夫类似言论，发表于1959年9月30日中国国庆十周年的宴会上以及归国途中的苏联海参崴群众大会上，针对的是当时的中印边界冲突事件。）科兹洛夫：“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散布谣言，粗暴地诽谤我们党和党中央？”邓小平：“你们究竟为什么说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共同决定的？”
这些材料是对此次中苏两党会谈的首次完整的披露。
不过，此番把中苏分歧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来进行协商，其结果是，趋向恶化的两党两国关系实现了缓和。
1960年9月30日至10月24日，阎明复随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参加了这次会议，并逐日记录了会议的全过程，因此，阎明复在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引用了日记的相关部分。
笔者查阅了2001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经过对照，发现回忆录的日记文本对公开出版的日记文本有所补充。如10月5日的记述中，根据邓小平的发言稿，加以了增补。其中，“批判了苏共草案中影射攻击中共的所谓‘滚到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所谓‘不依靠相互援助和单干’”等提法的记录，邓小平年谱和传记同样阙如。
这些细节，实际提供了拼接中苏两党分歧和论争历史全景的图块。它让我们看到，中苏两党本来是存在在坚守各自认为的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寻求共识、保持关系稳定的前景的。
一处翻译火上浇油
1964年2月4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是月，苏共中央将一封写于2月12日的信函发给了除中共外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号召开展反对中共的运动。2月20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予以反击。中办翻译组承担了将此信翻译成俄文的任务。
在俄语中，“Требовать”和“Просить”均可表示“要求”的意思。阎明复和同事斟酌后，选用了语气强硬的前者。结果，这封信的内容和措辞使苏共领导“勃然大怒”。在复函中，苏共中央指责中共中央的信件语言粗暴、手法不体面，“贼喊捉贼”，还“特别指出”，中方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这简直是“大国主义习气的表现”！苏方理解，这是一种“最后通牒”。
在回忆录中，阎明复反省道，这种译法是“不恰当的”，“实际上对当时十分紧张的中苏关系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并且导致苏方把破坏团结的责任通通推到了中共身上。
这一情节表明，意识形态论战正酣的中苏两党，关系已十分脆弱，双方都看到了破裂的前景，只是谁都不愿意承担破坏团结、分裂国际共运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一个用词、一丝语气的变化，都会起到授人以柄的作用。
老友重逢
1984年12月，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华。这是中苏两国关系冻结20多年后，第一个苏联政府副总理级的代表团正式访华。
阿尔希波夫曾在1950年代担任苏联驻中国政府经济总顾问，与不少中国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次来华，他要求与陈云等人见面。会见前，陈云向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了解阿尔希波夫的近况。当听说他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于中苏友谊的事情时，阎明复看到，陈云“非常感动”，“眼圈里面有一点儿要掉眼泪的样子”。他还参加了彭真与阿尔希波夫的会见，看到两人拥抱时，彭真“眼眶里噙着泪水”。
中苏交恶后，毛泽东推行反苏国际统一战线方针。从文革结束后，至1980年代前期，邓小平始终是这一方针的坚定的继承人和推行者。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不再宣传毛泽东提出的以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主旨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也删去了类似“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