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明复回忆录》分一、二两卷，讲述了作者从1931年出生到20世纪80年代的大时代背景下的少年时光、大学岁月、翻译生涯、“文革”遭遇以及恢复工作后的许多往事。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大部分篇幅是讲述阎明复作为翻译，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做俄文翻译的往事，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娓娓述说中苏关系的发展过程，实为不可多得的必读资料，其中许多史料为首次公开。回忆过程中，中苏领导人的形象生动地跃然纸上，作者实事求是、唯真唯实的真性情也可见一斑。
　　历史的见证人
　　作者在“见证历史”部分一开始，就提到仅把自己确定在“见证人”的定位上，是因为“当年我仅是个年轻的翻译，是个工作人员，虽然自始至终都是事件参与者，然而，我既不是事件当事人（像康生、伍修权、吴冷西、乔冠华、王力、姚溱、熊复等），更不是决策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彭真、杨尚昆等），从某种意义上一直是个‘旁观者’”。这一点，是作者对于写回忆录的明确定位。正如章百家在《阎明复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提出的：“这本书所记述的基本都是作为当事人、见证人所亲见的事情，在叙述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多的个人倾向。”回忆录以交代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叙述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细节为主，避免“是”与“非”的判断，为广大国际共运发展历史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留下独立思考的空间，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阎明复从“哈外专”毕业后，分配至全国总工会工作，随即又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在这17年中，他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等，在众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担任翻译，主要有：1952年陪同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1956年陪同李富春访苏同苏联政府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1957年参加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1958年赫鲁晓夫秘密访华；1960年三赴莫斯科；1963年中苏两党九次会谈；1965年中苏两党领导人最后会面……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蜜月期到出现裂痕，再到急剧恶化，中苏论战乃至断交的历史过程。
　　阎明复以“见证人”的身份娓娓道来，忠于史实。他的女儿回忆到，为了叙述的准确性，他无数次到国家档案馆查找资料，看到有些资料表述不一致时，要亲自到文献室等确认，晚上突然半夜醒来想起一件事，赶快在身边的小纸条上记下来，第二天找相关工作人员核实。正是这样精益求精、严肃认真的态度，为我们呈现出这样一部宝贵的著作。
　　首次披露的三个珍贵史料
　　《阎明复回忆录》中所提到的一些史料，如“1952年随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彭真率团访问苏东六国”“结缘南斯拉夫”等，作者在一些期刊杂志上已有陆续披露。在此，列举本书中首次披露的三个珍贵史料：
　　第一，在全总工作期间，为第三批苏联专家做翻译。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各行各业制度有待建立，因而聘请大批苏联专家来华。工会工作也是同样，关于如何建立工会系统，如何保障工人利益等问题，共有三批苏联专家到位于天津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院”讲授工会知识。阎明复和“哈外专”的同学傅也俗为这些苏联专家担任翻译，准备讲义，边学边做。这是中苏建交伊始，关系非常友好的一段时间，可是，由于苏联专家人员数量多，脾气性格迥异，在初期的交往中，难免有所摩擦。阎明复在这部分实事求是地讲述了自己在与苏联专家交往工作中的一些不足，如因陪同苏联专家坐车时介绍其父亲的住处而受到误解；出于好意私拆专家的信件引起风波等，这都使阎明复明白，外事工作中，“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要考虑，不能单凭热情，没话找话”，为其日后担任更高级领导人的翻译积累了经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中苏关系一片唱好、苏联众多专家顾问援华的大背景下，外交工作也并不是一个声音，而是在磨合、了解中增进友谊的。
　　第二，1965年，陪同彭真访问印度尼西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尼共产党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除苏共、中共之外的第三大共产党组织。1965年是印尼共成立四十周年，印尼方面邀请彭真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阎明复此次陪同，是由彭真提出作为他的临时秘书随团。这是阎明复“文革”前的最后一次出国，而此次陪访身份的不同，也成为他在“文革”中入狱莫须有的罪名之一。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支持印尼共发展，在举办印尼共成立四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时，传递的党旗最后传至苏加诺总统手中而非印尼共主席艾地，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彭真当时便意识到了些什么，“并向艾地建议，要组织两套领导班子，—套在‘地上’，—套在‘地下”’。这一建议并未得到印尼共的重视，谁知几个月后，不幸被彭真言中，在印尼发生的军事政变中，印尼共受到巨大损失，第三次转入地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所受到的挫折。
　　第三，1983年，参加莫斯科书展见闻。
　　1983年，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的阎明复随中国书展代表团参加第四届莫斯科国际书展。中苏两党经过多年论战，终于1966年断交，虽然1982年勃列日涅夫对改善中苏关系有所呼吁，双方也有所努力，但是由于苏联当时的“老人政治”，勃列日涅夫去世，继任的安德洛波夫也是执政不久便离世，所以1983年，中苏两国还是处于断交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阎明复阔别十多年后重访莫斯科，看到的却是苏联人民对于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渴望，这也说明了1989年中苏关系复苏是大势所趋。
　　回忆录中的真性情
　　阎明复从“哈外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工作，期间就常常被借调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在回忆录平实朴素的语言中，不仅有可供历史研究的资料，也有他对当时中苏领导人的回忆，有助于重现那些伟人们的真实性格，阎明复本人唯真唯实的真性情也可见一斑。
　　阎明复于1952年10月，被借调为翻译随刘少奇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出访中，阎明复见到了斯大林，这离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只有不到半年时间，应该是少数见过斯大林的健在者之一。他回忆道，“在闭幕那天，斯大林做了六分钟简短的讲话。他步履蹒跚，看来，确实已到了衰老的晚年。他一出现在主席台上，全体代表立即起立，热烈鼓掌”，并且说，“当时斯大林的声望很高，但见到他，我多少有些失望，没有想象中的‘伟岸’和健谈，稿子也是拟好照念的”。而与此同时，作者也提到，在赫鲁晓夫做苏共《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那次大会我没有进入会场，我在会场外面”，“但我可以在侧门看到里面的情况”，由此可见，阎明复在回忆录中对于史实极尽保持客观、中立的论述，丁是丁，卯是卯，不做混淆处理，见到斯大林时没有进会场就做说明，对于自己彼时的身份十分坦然。 　　1957年米高扬秘密来华为“苏共六月全会”取得中国支持，毛主席在杭州接见了他，阎明复做翻译。毛泽东在会谈中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并接受赫鲁晓夫的邀请，将于当年11月出访莫斯科。米高扬的任务圆满完成，乘坐飞机回京时，由于天气原因，飞机颠簸，“米高扬却毫不在乎”，并说“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即使是死，也满足了”，作者的心理感受是“当时我心里想，你快七十岁了，死了是没关系，我才二十多岁，也得陪上”。如此真实的心理活动，让读者看后忍俊不禁。
　　1960年中苏论战急剧恶化时，阎明复作为俄文翻译，参加了二十六国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亲历了大部分重要会议和活动全过程。在一次会议上，因为情绪激动、翻译声音过大，被苏共代表波诺马廖夫点名，后来被邓小平笑称为“二杆子”。
　　这些夹在平实回忆中的描写，使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形象生动地跃然纸上。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年轻人来说，可以亲密接触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然而，在“文革”期间，这些也成为作者因此含冤入狱的“罪行”。
　　1967年，阎明复被关入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半的时间。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在狱中，许多专案组都试图从他嘴中找到“突破口”，阎明复在面对“交代揭发，马上可以恢复自由”，“不交代拉出去枪毙”的威逼利诱前，始终坚持不说假话，并且为当事人澄清事实。在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与阎明复一同在统战部工作过的陶斯亮提到，她对阎明复真诚、直率的品格深有感触，觉得其没有一点心计，甚至曾当面问过他，“您在中南海跟着中央领导那么长时间，就没有学点斗争艺术？”阎明复答复说，“那几年我被关在秦城监狱里什么都不知道。”当时的她并不能理解阎明复的回答，如今在回忆录中找到了答案，即“阎家老店”精神的传承。
　　不管是当年的小翻译，还是面对威胁时不说假话、积极为他人澄清的“硬骨头”，回忆录平实的语言阻挡不住我们对阎明复真性情的感受。
　　阎明复花费十余年时间打磨出来的回忆录，是他对家国历史的回忆。其对历史的见证，是中苏关系研究人员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也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那些人和事的一扇窗，从中看到从抗战到内战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生活百态，可以看到中苏关系笔墨酣战的真情实景，也可以读出真实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相信每个读者都可以像陶斯亮一样从这沉甸甸的回忆录中得到自己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