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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从彭山岷江河段出土的文物，其数量、珍稀程度和研究价值，“相当于第二个三星堆”。而对于岷江岸边，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旁的老百姓们来说，这不过是一场又一场失落又不甘的发财梦
如果不是11年前，江口镇双江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家门口的岷江河道岸边捡到了银锭，没有人会把这个村里流传已久的那个300年前的传说当真。在四川省眉山市的彭山区，这个传说无人不晓——300多年前，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率军队途经此地，在岷江上“千船沉银”的故事。
11年来，这个普通的村子就陆续来了许多热切的寻宝者。人们在岸边的采沙场里扒拉着成堆的砂石，希望能撞上大运。更有甚者，花钱弄来专业的潜水设备，潜入江底进行打捞。
直到2016年10月13日，江上淘宝才告一段落。公安部发布消息：在公安部的组织指挥下，四川省公安机关经过近两年的缜密侦查，一举破获了四川眉山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打掉盗掘文物犯罪团伙10个，破获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件32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0名，追回各类文物千余件，其中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38件，三级文物54件，涉案文物交易金额达3亿余元。
警方表示，此案是2016年全国破获的最大一起文物盗窃案。专家则认为，从彭山岷江河段出土的文物，其数量、珍稀程度和研究价值，“相当于第二个三星堆”。
当“寻宝热”在警方的重拳下迅速散去，对于岷江岸边，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旁的老百姓们来说，只剩下了一个失落的村庄和一段流传了300多年的财富传说。
2005年4月20日上午，彭山区江口镇，岷江大桥引水工程正在施工中。正当挖掘机从江中铲起一斗砂石准备倾倒，一块硕大的烂木头突然掉了下来。
木头落到地上断成了几截，几块黑乎乎的东西滚了出来。站在一旁等着捡鹅卵石卖钱的双江村村民杨富华眼尖，发现它们和普通的石头不一样。他捡了5个洗去淤泥，露出的是明晃晃的银锭，其中一个还能清楚地看到刻字：“崇祯××年，饷银五十两，银匠姜国太。”
“崇祯是皇帝，说明这是皇帝的东西！”时至今日，53岁的杨富华仍对那一幕记忆犹新，但彼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无意中开启了一个在岷江中掩埋了300多年的秘密。
据史料记载，1640年（即崇祯十三年），张献忠率兵打入四川，4年后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改年号“大顺”。相传1646年，在清军与南明小朝廷的双重夹击之下，张献忠决定带领军队弃都，由水路出川南下。据《彭山县志》记载，他们行至江口镇一带时，遭遇南明残将杨展的重兵突袭，全面溃败，“所携金玉珠宝及银鞘数百千悉沉水底”。
从那时起，在岷江江畔，张献忠的宝藏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有关宝藏的地点、沉银的原因、方式也有不同的版本。在当地，“石龙对石虎（又一说“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是一首已经流传了百余年的歌谣。也有人说，张献忠当年撤退前，在江底挖下了深达数丈的大坑，将数以亿万计的金银财宝埋藏其中。只要破解了这首“寻银诀”，就能找到宝藏。
自清代开始，300多年来，宝藏的秘密一直是一桩“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的悬案。《彭山县志》中有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
然而，此后再没有像这样大规模挖到宝物的记录。《清文宗实录》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翰林院编修陈泰初奏称，曾亲眼看到彭山居民在江中打捞出“其色黑暗”的银子。咸丰皇帝遂命令成都将军裕瑞“按所呈情形悉心查访，博采舆论。若知其处，设法捞掘”，后来却并无收获。
1938年，川军高级将领幸蜀峰意外得到了一张张献忠的“藏宝图”。依照此图，他组织上百名工人用锄头和铁锹挖掘数月，一度找到了歌谣中标记宝藏的“石牛”“石鼓”，但最终也只挖出了十几枚“大顺通宝”铜钱。
官方的打捞行动不了了之，民间有关发现宝藏的传闻却一直不断。1990年8月，一位名叫邬长福的渔民在打渔时曾网得一大一小两枚银锭；1992年12月，一位黄姓工人在江边捞得一枚银锭；1998年7月，彭山县灵石乡村民张志华在河中淘沙，曾淘出一个银鼎……
零星的传言始终没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直到2005年杨富华发现银锭那次，人们才真正意识到，所谓的“江口沉银”可能并非传说。彭山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吴天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在施工现场共发现了7枚银锭，后经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均为明代银锭，属国家珍贵文物。其中6枚有铭文的为二级文物，一枚无铭文的为三级文物。
这7枚银锭产自四川周边不同地区，从铭文标记的时间、地点上看，与张献忠在各地征战的路线十分吻合。尽管当时业界对其是否与张献忠有关仍存有一定争议，吴天文却很有信心：“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对张献忠这个事太了解了。这些银锭确实提供了‘江口沉银’的实物证据。”
位于江口镇的双江村距离彭山县城只有三四公里，因岷江主河道和府河（锦江）在此汇合而得名。2010年10月，那片曾出土过明代银锭、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的开放性水域被正式认定为“江口沉银遗址”，属眉山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紧邻江边的双江村距其不过几百米远。
从那时起，当地人几乎年年都会听到有关发现宝藏的消息。先是2010年11月，有采沙场工人在附近江中挖出了一只12斤重的黄金盘。一时间，采沙场成为了人们的“寻宝之地”。
“那天全村都去捡啦！都在沙石堆里翻，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不让捡了。”当时在采沙船上工作的双江村村民老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一次，确实有村民捡到了戒指、耳环等首饰，还有人找到了一些碎银子，“但根本没有（外面）说的那么多”。 为了防止有珍贵文物出土被村民哄抢，文管所特意请了3个人，每天从早到晚蹲守在现场，跟随采砂船一起下江作业，一旦发现金属制品将单独收存，但一段时间下来并没有新的发现。后来经专家证实，之前挖出的“黄金盘”其实也只是一件年代不明的铜制器皿。
但这些已经给了人们足够的想象空间，有关财富的种种传说不断刺激着人们的寻宝热情。
曾有人称，2011年期间，一个老板在河坝处挖沙，挖掘机“一铲下去，挖起来的全是金银财宝”。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因为挖到了张献忠的宝藏，彭山一夜之间诞生了许多千万富翁。金砖、金元宝、银元、首饰……宝贝多的工人要用麻袋装、用车拉，甚至还有老头儿捡到了免死金牌。但这些传言都是听说来的，《中国新闻周刊》在村中采访的村民中，没有一人曾亲眼所见。但真真假假的传闻挑动起人们想发家暴富的神经。
至少有一个传言是属实的。2011年4月19日，采沙场将府河拦截导流，在几乎裸露的河床上采沙，确实出土了包括银锭、碎银、“西王赏功”钱币、金封册在内的诸多文物，来自附近村落的数百名村民蜂拥而至，跑到河床淘金。后来在警方和文管部门的努力下，大部分文物被成功追讨回。
2012年清明节前后，有人在江边“挖到张献忠宝藏、发了大财”的消息又一次在彭山传开。在此后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来自县城和周边各村的人们拿着铁铲、锄头、小盆来到河滩上“挖宝”，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孩子，最热闹时足有上千人之多。他们有的在农具上绑上了大块磁铁，“这样金属就能吸上来了”；还有的甚至拿来了自家做饭的漏勺，在水滩、砂石中一遍遍地筛洗。
这一次，却让大家失望而归，没有人挖到与张献忠有关的宝贝。有人挖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和民国时期的钱币；还有一位农妇，挖到了一枚手雷——经考证，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途经此地丢弃的。
为避免民众乱挖乱采触及其他尚未被发现的爆炸物，彭山县公安局和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不得不联合发布通告：因岷江河道为历代交通要塞，众多商船的必经之路，所以发现少量的古代钱币遗留物不足为奇，“请广大人民群众不要轻信谣言”。而事后许多人才得知，当初整件事情的起因，是两个学生在距离“江口沉银遗址”不远的地方捡到了一枚铜钱。
那几年，人们成群结队在河滩上“寻宝”的场面并不新鲜，但后来随着政府下令禁止采沙，一些人不再满足于只在岸边寻宝。他们几人结成一伙，买来金属探测仪、潜水衣等装备，开始潜入江中挖宝。
从2012年底开始，原本平静的江面上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渔船，白天停靠岸边，夜晚出动，最多时一晚上能有一二十艘。“也没有灯，光听到哗啦哗啦挖石头的声音，到早上5点多就不挖了。”村民老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3年，彭山警方接到群众举报，检举江口镇有人涉嫌在“江口沉银遗址”保护区范围内挖掘文物并进行倒卖。通过盗挖，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夜暴富，在县城里买了新房，开起了几十万元的跑车。
彼时正值这种有组织、专业化的盗宝行动进行到最如火如荼的阶段。盗挖者们打着“打渔”的旗号潜水作业，挖掘江底的文物，再通过网络和古董商将其一层层卖向全国各地。随着一批珍贵文物的出水，不仅是本地村民，许多来自周边地区甚至外省的人也慕名而至，前来淘金。
经过近一年的前期调查，2014年5月1日，眉山市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开始对这起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展开秘密侦查。
据专案组成员赵桐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侦查中他们发现，这些盗挖者以3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绝大部分都是本地农民，无一人有犯罪前科。起初，他们都是在河滩上“寻宝”，当有人在捡拾到铜钱、碎银等小物件后想出了下水挖宝的主意，后来者便纷纷效仿。他们以亲戚朋友或兴趣爱好为纽带结合，组成的盗宝团伙有大有小，少则三四人，多则近十人，各团伙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也不是长期稳定的组合。
盗宝者们有着明确的分工和“规则”。他们一般在冬春之际岷江的枯水期出动。下水的人身绑绳索、手持金属探测仪潜入水下寻宝；船上有人驾船，有人负责收拉绳子、接应；在岸边或是家中，还有亲友负责放哨。
按照寻宝时间先后和势力大小，各团伙在江面上默契地划分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一段时间内只在某个固定区域内挖掘，绝不越界。挖出的宝贝，一般交由一人出面卖给古玩店，无论多少，所有参与者平分。
但并非所有团伙都能团结一致。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相互配合之余，成员间拉帮结派、相互算计、私藏宝物一类的事情时有发生。
52岁的彭山人徐明义是盗挖者中颇具实力的“大佬”之一。他从事古玩生意多年，早在2010年就开始收集并倒卖过来自沉银地的宝藏。当时，他甚至以“藏友”的身份向媒体展示过自己收藏的银盏和赏功银牌，被专家认为是张献忠在此地沉银的有力证据。
2012年底，徐明义集结了古董商王军，曾在大连某部队服役、有11年潜水经验的宋建华和双江村村民、王军的亲戚梁志云组成了盗挖团伙，每人出资1.5万元，在成都购买了氧气瓶、金属探测仪等设备，开始在距梁志云家不远的岷江中挖宝。直到2013年10月散伙时，他们共挖出10个五十两银锭，一根青冈木（内有碎银30多斤，1枚五十两银锭，3枚二十五两银锭），1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1个金“西王赏功”，3个银“西王赏功”，6张金册等。据徐明义后来向警方供述，在这一过程他共分得35万元。
但徐明义不知道的是，在开始挖宝后不久，王军就与负责潜水的宋建华达成协议私藏宝物，由王军寻找卖家出手，两人平分收益。2013年清明节期间，王、宋挖得“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瞒着另外两人以800万的价格成交。除此之外，宋建华挖出了6张金册，徐明义也只知道1张，其余5张被王、宋、梁私藏。
2013年底，有所察觉的徐明义与王、宋二人分道扬镳，他叫上儿子一起去成都学习潜水，回来后重新与梁志云组团，再次出船打捞。这一次，三人共挖到3枚五十两银锭、2个金“西王赏功”和1个银“西王赏功”。 除1枚银锭和1个金“西王赏功”外，其余均被徐氏父子私藏转卖。 据多位村民介绍，在盗挖最疯狂的时候，不少团伙的行动其实非常明目张胆。文管所所长吴天文曾在夜间与工作人员前往遗址保护区巡查，发现可疑船只后就用手电筒警告甚至报警，但对方往往会和他们“打游击”。警方的巡查人员甚至曾在江边鸣枪警告盗挖者，也作用不大：“他们知道反正你在岸上，他们在江上，又没有灯，你打不到他。”赵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5年4月25日，经过近两年的侦查，眉山市警方出动了200余名警力，分成8个抓捕小组，对已经掌握的6个盗掘、倒卖文物团伙同时实施了抓捕。此后，专案组民警又连续辗转10余个省市，将涉案的千余件文物全部追回。
目前，当地检察机关已向法院移交“2014·5·1”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相关案件20起，涉及55人，已判决9起，共28人获刑。
判决书显示，徐明义因犯有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倒卖文物罪，被彭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处以罚金12万元。王军、宋建华、梁志云等人均作另案处理。
地处彭山城区东北的江口镇是四川省30个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与著名的黄龙溪古镇发达的旅游业不同，历史上作为重要的水运集散码头、曾经热闹无比的江口古镇，如今显得清冷萧条，各种木质结构的古店铺、吊脚楼破败不堪。
位于江口镇南侧的双江村只有不足500户，共有1400多人。早年村民多以种柑橘为生，经济条件并不好。如今，因为离县城近，外出打工已经成为了人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平日里，村里很难见到年轻人，只有在周末和节假日，才会有来自县城和周边各地的游客挤满了村子里的农家乐。
作为镇上距“沉银遗址”最近的村子，双江村参与潜水挖宝的村民共有十几人。一艘配以潜水服、氧气、金属探测仪等设备的渔船，成本至少在10万元以上，这对于收入不多的村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因此他们往往是亲戚之间，几家人凑钱合伙。
一位涉案村民的邻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般这种家里都算是条件不错的。”比如那位60岁仍下水挖宝的大爷，女儿在眉山做老师；还有一户，挖宝的夫妻二人在附近的旅游景区彭祖山打工，父亲是铁路工人……
2015年警方的那次抓捕行动之后，岷江江面上再没有了渔船频频往来的场景，这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也重新回归了平静。
因为涉案情节较轻，2016年9月，双江村涉案的8名村民被判处缓刑，目前已经回到家中。 厌倦了一批批媒体的追问和探询，他们开始选择沉默、逃避。而多数被捕的盗挖者来自各地，鱼龙混杂又昼伏夜出，其实大多数村民对他们也无从得知。
尽管如此，一些有关开豪车、在县城里买新房的传闻仍然存在。
双江村参与潜水盗挖的十几人中，有一人在盗挖过程中溺亡，本想一夜暴富的他却一夜之间家毁人亡。
2011年5月的一天夜里，村民梁丰穿戴好潜水装备，与两名同伴一起从岷江二桥附近下水寻宝，几小时后溺水身亡。他的遗体第二天才被人用钩子钩上岸。
“他都是晚上去，那天别人过来喊‘淹到了！淹到了！’我才晓得。”梁丰的母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梁丰生前是当地纸厂的工人，被亲戚拉去一起挖宝，家人对梁丰偷偷在做的这件事都不知情。他去世时还不满30岁，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孩子。
如今5年过去，儿媳已经离开了这个家，梁父外出打工，梁母一个人经营村里的一家茶铺，拉扯着两个孙女。在10月底的这个下午，提起儿子，她一边捶着心口，一边流泪。可正说着，有客人来，她只得抹干眼泪，转过身又去招呼客人、陪着打牌了。
在茶铺的墙壁上，梁丰女儿的奖状满满当当贴了一墙，可这些，梁丰都看不到了。
2015年12月时，十余位考古界权威专家在“江口沉银遗址”考察后，联名签字，基本确定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即为历史记载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吴天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他们将在遗址周边安装摄像头，进一步加强监控。有关挖掘工作则仍在规划中，“这个需要上面统一规划安排，要经过审批，不是谁想挖就去挖的。”
2009年，曾有报道称，彭山县计划用3年时间，投资850万元，在江口镇相传为张献忠沉银的遗址旁打造一个占地约200亩，集考古、探密、休闲为一体的文化旅游项目。但之后并无下文。
而现在，这个重回寂静的村庄因参与盗挖村民的判决书下达而再次被人们想起。据《成都商报》报道，10月下旬，彭山很快举办了一场以“筑梦乡村，绿色共享”为主题的农村土地经营项目推介活动，包括古村落、垂钓、生态观光园在内的21个旅游项目中，3个都位于“江口沉银遗址”附近。
在双江村的半山腰，一栋占地约一亩的客栈也已经在建设中，计划明年春节开业。在开发者的规划里，届时，游客们坐在房间里，就能看到那片埋葬了张献忠宝藏的水域，甚至有机会亲身体验一下“江口寻宝”探险活动。
（文中除杨富华、吴天文之外，其余盗挖者、专案组刑警、村民等均为化名。实习生汪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如果不是11年前，江口镇双江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在家门口的岷江河道岸边捡到了银锭，没有人会把这个村里流传已久的那个300年前的传说当真。在四川省眉山市的彭山区，这个传说无人不晓——300多年前，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率军队途经此地，在岷江上“千船沉银”的故事。
11年来，这个普通的村子就陆续来了许多热切的寻宝者。人们在岸边的采沙场里扒拉着成堆的砂石，希望能撞上大运。更有甚者，花钱弄来专业的潜水设备，潜入江底进行打捞。
直到2016年10月13日，江上淘宝才告一段落。公安部发布消息：在公安部的组织指挥下，四川省公安机关经过近两年的缜密侦查，一举破获了四川眉山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打掉盗掘文物犯罪团伙10个，破获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案件32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0名，追回各类文物千余件，其中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38件，三级文物54件，涉案文物交易金额达3亿余元。
警方表示，此案是2016年全国破获的最大一起文物盗窃案。专家则认为，从彭山岷江河段出土的文物，其数量、珍稀程度和研究价值，“相当于第二个三星堆”。
当“寻宝热”在警方的重拳下迅速散去，对于岷江岸边，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旁的老百姓们来说，只剩下了一个失落的村庄和一段流传了300多年的财富传说。
隐藏了300年的秘密
2005年4月20日上午，彭山区江口镇，岷江大桥引水工程正在施工中。正当挖掘机从江中铲起一斗砂石准备倾倒，一块硕大的烂木头突然掉了下来。
木头落到地上断成了几截，几块黑乎乎的东西滚了出来。站在一旁等着捡鹅卵石卖钱的双江村村民杨富华眼尖，发现它们和普通的石头不一样。他捡了5个洗去淤泥，露出的是明晃晃的银锭，其中一个还能清楚地看到刻字：“崇祯××年，饷银五十两，银匠姜国太。”
“崇祯是皇帝，说明这是皇帝的东西！”时至今日，53岁的杨富华仍对那一幕记忆犹新，但彼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无意中开启了一个在岷江中掩埋了300多年的秘密。
据史料记载，1640年（即崇祯十三年），张献忠率兵打入四川，4年后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改年号“大顺”。相传1646年，在清军与南明小朝廷的双重夹击之下，张献忠决定带领军队弃都，由水路出川南下。据《彭山县志》记载，他们行至江口镇一带时，遭遇南明残将杨展的重兵突袭，全面溃败，“所携金玉珠宝及银鞘数百千悉沉水底”。
从那时起，在岷江江畔，张献忠的宝藏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有关宝藏的地点、沉银的原因、方式也有不同的版本。在当地，“石龙对石虎（又一说“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是一首已经流传了百余年的歌谣。也有人说，张献忠当年撤退前，在江底挖下了深达数丈的大坑，将数以亿万计的金银财宝埋藏其中。只要破解了这首“寻银诀”，就能找到宝藏。
自清代开始，300多年来，宝藏的秘密一直是一桩“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的悬案。《彭山县志》中有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
然而，此后再没有像这样大规模挖到宝物的记录。《清文宗实录》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翰林院编修陈泰初奏称，曾亲眼看到彭山居民在江中打捞出“其色黑暗”的银子。咸丰皇帝遂命令成都将军裕瑞“按所呈情形悉心查访，博采舆论。若知其处，设法捞掘”，后来却并无收获。
1938年，川军高级将领幸蜀峰意外得到了一张张献忠的“藏宝图”。依照此图，他组织上百名工人用锄头和铁锹挖掘数月，一度找到了歌谣中标记宝藏的“石牛”“石鼓”，但最终也只挖出了十几枚“大顺通宝”铜钱。
官方的打捞行动不了了之，民间有关发现宝藏的传闻却一直不断。1990年8月，一位名叫邬长福的渔民在打渔时曾网得一大一小两枚银锭；1992年12月，一位黄姓工人在江边捞得一枚银锭；1998年7月，彭山县灵石乡村民张志华在河中淘沙，曾淘出一个银鼎……
零星的传言始终没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直到2005年杨富华发现银锭那次，人们才真正意识到，所谓的“江口沉银”可能并非传说。彭山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吴天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在施工现场共发现了7枚银锭，后经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均为明代银锭，属国家珍贵文物。其中6枚有铭文的为二级文物，一枚无铭文的为三级文物。
这7枚银锭产自四川周边不同地区，从铭文标记的时间、地点上看，与张献忠在各地征战的路线十分吻合。尽管当时业界对其是否与张献忠有关仍存有一定争议，吴天文却很有信心：“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对张献忠这个事太了解了。这些银锭确实提供了‘江口沉银’的实物证据。”
断断续续的民间寻宝热潮
位于江口镇的双江村距离彭山县城只有三四公里，因岷江主河道和府河（锦江）在此汇合而得名。2010年10月，那片曾出土过明代银锭、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的开放性水域被正式认定为“江口沉银遗址”，属眉山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紧邻江边的双江村距其不过几百米远。
从那时起，当地人几乎年年都会听到有关发现宝藏的消息。先是2010年11月，有采沙场工人在附近江中挖出了一只12斤重的黄金盘。一时间，采沙场成为了人们的“寻宝之地”。
“那天全村都去捡啦！都在沙石堆里翻，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不让捡了。”当时在采沙船上工作的双江村村民老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一次，确实有村民捡到了戒指、耳环等首饰，还有人找到了一些碎银子，“但根本没有（外面）说的那么多”。 为了防止有珍贵文物出土被村民哄抢，文管所特意请了3个人，每天从早到晚蹲守在现场，跟随采砂船一起下江作业，一旦发现金属制品将单独收存，但一段时间下来并没有新的发现。后来经专家证实，之前挖出的“黄金盘”其实也只是一件年代不明的铜制器皿。
但这些已经给了人们足够的想象空间，有关财富的种种传说不断刺激着人们的寻宝热情。
曾有人称，2011年期间，一个老板在河坝处挖沙，挖掘机“一铲下去，挖起来的全是金银财宝”。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因为挖到了张献忠的宝藏，彭山一夜之间诞生了许多千万富翁。金砖、金元宝、银元、首饰……宝贝多的工人要用麻袋装、用车拉，甚至还有老头儿捡到了免死金牌。但这些传言都是听说来的，《中国新闻周刊》在村中采访的村民中，没有一人曾亲眼所见。但真真假假的传闻挑动起人们想发家暴富的神经。
至少有一个传言是属实的。2011年4月19日，采沙场将府河拦截导流，在几乎裸露的河床上采沙，确实出土了包括银锭、碎银、“西王赏功”钱币、金封册在内的诸多文物，来自附近村落的数百名村民蜂拥而至，跑到河床淘金。后来在警方和文管部门的努力下，大部分文物被成功追讨回。
2012年清明节前后，有人在江边“挖到张献忠宝藏、发了大财”的消息又一次在彭山传开。在此后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来自县城和周边各村的人们拿着铁铲、锄头、小盆来到河滩上“挖宝”，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孩子，最热闹时足有上千人之多。他们有的在农具上绑上了大块磁铁，“这样金属就能吸上来了”；还有的甚至拿来了自家做饭的漏勺，在水滩、砂石中一遍遍地筛洗。
这一次，却让大家失望而归，没有人挖到与张献忠有关的宝贝。有人挖到了乾隆、嘉庆年间和民国时期的钱币；还有一位农妇，挖到了一枚手雷——经考证，这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途经此地丢弃的。
为避免民众乱挖乱采触及其他尚未被发现的爆炸物，彭山县公安局和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不得不联合发布通告：因岷江河道为历代交通要塞，众多商船的必经之路，所以发现少量的古代钱币遗留物不足为奇，“请广大人民群众不要轻信谣言”。而事后许多人才得知，当初整件事情的起因，是两个学生在距离“江口沉银遗址”不远的地方捡到了一枚铜钱。
那几年，人们成群结队在河滩上“寻宝”的场面并不新鲜，但后来随着政府下令禁止采沙，一些人不再满足于只在岸边寻宝。他们几人结成一伙，买来金属探测仪、潜水衣等装备，开始潜入江中挖宝。
从2012年底开始，原本平静的江面上逐渐有了越来越多的渔船，白天停靠岸边，夜晚出动，最多时一晚上能有一二十艘。“也没有灯，光听到哗啦哗啦挖石头的声音，到早上5点多就不挖了。”村民老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午夜盗挖者的江湖
2013年，彭山警方接到群众举报，检举江口镇有人涉嫌在“江口沉银遗址”保护区范围内挖掘文物并进行倒卖。通过盗挖，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夜暴富，在县城里买了新房，开起了几十万元的跑车。
彼时正值这种有组织、专业化的盗宝行动进行到最如火如荼的阶段。盗挖者们打着“打渔”的旗号潜水作业，挖掘江底的文物，再通过网络和古董商将其一层层卖向全国各地。随着一批珍贵文物的出水，不仅是本地村民，许多来自周边地区甚至外省的人也慕名而至，前来淘金。
经过近一年的前期调查，2014年5月1日，眉山市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开始对这起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展开秘密侦查。
据专案组成员赵桐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侦查中他们发现，这些盗挖者以3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绝大部分都是本地农民，无一人有犯罪前科。起初，他们都是在河滩上“寻宝”，当有人在捡拾到铜钱、碎银等小物件后想出了下水挖宝的主意，后来者便纷纷效仿。他们以亲戚朋友或兴趣爱好为纽带结合，组成的盗宝团伙有大有小，少则三四人，多则近十人，各团伙之间并无严格的界限，也不是长期稳定的组合。
盗宝者们有着明确的分工和“规则”。他们一般在冬春之际岷江的枯水期出动。下水的人身绑绳索、手持金属探测仪潜入水下寻宝；船上有人驾船，有人负责收拉绳子、接应；在岸边或是家中，还有亲友负责放哨。
按照寻宝时间先后和势力大小，各团伙在江面上默契地划分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一段时间内只在某个固定区域内挖掘，绝不越界。挖出的宝贝，一般交由一人出面卖给古玩店，无论多少，所有参与者平分。
但并非所有团伙都能团结一致。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相互配合之余，成员间拉帮结派、相互算计、私藏宝物一类的事情时有发生。
52岁的彭山人徐明义是盗挖者中颇具实力的“大佬”之一。他从事古玩生意多年，早在2010年就开始收集并倒卖过来自沉银地的宝藏。当时，他甚至以“藏友”的身份向媒体展示过自己收藏的银盏和赏功银牌，被专家认为是张献忠在此地沉银的有力证据。
2012年底，徐明义集结了古董商王军，曾在大连某部队服役、有11年潜水经验的宋建华和双江村村民、王军的亲戚梁志云组成了盗挖团伙，每人出资1.5万元，在成都购买了氧气瓶、金属探测仪等设备，开始在距梁志云家不远的岷江中挖宝。直到2013年10月散伙时，他们共挖出10个五十两银锭，一根青冈木（内有碎银30多斤，1枚五十两银锭，3枚二十五两银锭），1枚“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1个金“西王赏功”，3个银“西王赏功”，6张金册等。据徐明义后来向警方供述，在这一过程他共分得35万元。
但徐明义不知道的是，在开始挖宝后不久，王军就与负责潜水的宋建华达成协议私藏宝物，由王军寻找卖家出手，两人平分收益。2013年清明节期间，王、宋挖得“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瞒着另外两人以800万的价格成交。除此之外，宋建华挖出了6张金册，徐明义也只知道1张，其余5张被王、宋、梁私藏。
2013年底，有所察觉的徐明义与王、宋二人分道扬镳，他叫上儿子一起去成都学习潜水，回来后重新与梁志云组团，再次出船打捞。这一次，三人共挖到3枚五十两银锭、2个金“西王赏功”和1个银“西王赏功”。 除1枚银锭和1个金“西王赏功”外，其余均被徐氏父子私藏转卖。 据多位村民介绍，在盗挖最疯狂的时候，不少团伙的行动其实非常明目张胆。文管所所长吴天文曾在夜间与工作人员前往遗址保护区巡查，发现可疑船只后就用手电筒警告甚至报警，但对方往往会和他们“打游击”。警方的巡查人员甚至曾在江边鸣枪警告盗挖者，也作用不大：“他们知道反正你在岸上，他们在江上，又没有灯，你打不到他。”赵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5年4月25日，经过近两年的侦查，眉山市警方出动了200余名警力，分成8个抓捕小组，对已经掌握的6个盗掘、倒卖文物团伙同时实施了抓捕。此后，专案组民警又连续辗转10余个省市，将涉案的千余件文物全部追回。
目前，当地检察机关已向法院移交“2014·5·1”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相关案件20起，涉及55人，已判决9起，共28人获刑。
判决书显示，徐明义因犯有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倒卖文物罪，被彭山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处以罚金12万元。王军、宋建华、梁志云等人均作另案处理。
不复平静
地处彭山城区东北的江口镇是四川省30个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与著名的黄龙溪古镇发达的旅游业不同，历史上作为重要的水运集散码头、曾经热闹无比的江口古镇，如今显得清冷萧条，各种木质结构的古店铺、吊脚楼破败不堪。
位于江口镇南侧的双江村只有不足500户，共有1400多人。早年村民多以种柑橘为生，经济条件并不好。如今，因为离县城近，外出打工已经成为了人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平日里，村里很难见到年轻人，只有在周末和节假日，才会有来自县城和周边各地的游客挤满了村子里的农家乐。
作为镇上距“沉银遗址”最近的村子，双江村参与潜水挖宝的村民共有十几人。一艘配以潜水服、氧气、金属探测仪等设备的渔船，成本至少在10万元以上，这对于收入不多的村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因此他们往往是亲戚之间，几家人凑钱合伙。
一位涉案村民的邻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般这种家里都算是条件不错的。”比如那位60岁仍下水挖宝的大爷，女儿在眉山做老师；还有一户，挖宝的夫妻二人在附近的旅游景区彭祖山打工，父亲是铁路工人……
2015年警方的那次抓捕行动之后，岷江江面上再没有了渔船频频往来的场景，这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也重新回归了平静。
因为涉案情节较轻，2016年9月，双江村涉案的8名村民被判处缓刑，目前已经回到家中。 厌倦了一批批媒体的追问和探询，他们开始选择沉默、逃避。而多数被捕的盗挖者来自各地，鱼龙混杂又昼伏夜出，其实大多数村民对他们也无从得知。
尽管如此，一些有关开豪车、在县城里买新房的传闻仍然存在。
双江村参与潜水盗挖的十几人中，有一人在盗挖过程中溺亡，本想一夜暴富的他却一夜之间家毁人亡。
2011年5月的一天夜里，村民梁丰穿戴好潜水装备，与两名同伴一起从岷江二桥附近下水寻宝，几小时后溺水身亡。他的遗体第二天才被人用钩子钩上岸。
“他都是晚上去，那天别人过来喊‘淹到了！淹到了！’我才晓得。”梁丰的母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梁丰生前是当地纸厂的工人，被亲戚拉去一起挖宝，家人对梁丰偷偷在做的这件事都不知情。他去世时还不满30岁，妻子正怀着第二个孩子。
如今5年过去，儿媳已经离开了这个家，梁父外出打工，梁母一个人经营村里的一家茶铺，拉扯着两个孙女。在10月底的这个下午，提起儿子，她一边捶着心口，一边流泪。可正说着，有客人来，她只得抹干眼泪，转过身又去招呼客人、陪着打牌了。
在茶铺的墙壁上，梁丰女儿的奖状满满当当贴了一墙，可这些，梁丰都看不到了。
2015年12月时，十余位考古界权威专家在“江口沉银遗址”考察后，联名签字，基本确定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即为历史记载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吴天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他们将在遗址周边安装摄像头，进一步加强监控。有关挖掘工作则仍在规划中，“这个需要上面统一规划安排，要经过审批，不是谁想挖就去挖的。”
2009年，曾有报道称，彭山县计划用3年时间，投资850万元，在江口镇相传为张献忠沉银的遗址旁打造一个占地约200亩，集考古、探密、休闲为一体的文化旅游项目。但之后并无下文。
而现在，这个重回寂静的村庄因参与盗挖村民的判决书下达而再次被人们想起。据《成都商报》报道，10月下旬，彭山很快举办了一场以“筑梦乡村，绿色共享”为主题的农村土地经营项目推介活动，包括古村落、垂钓、生态观光园在内的21个旅游项目中，3个都位于“江口沉银遗址”附近。
在双江村的半山腰，一栋占地约一亩的客栈也已经在建设中，计划明年春节开业。在开发者的规划里，届时，游客们坐在房间里，就能看到那片埋葬了张献忠宝藏的水域，甚至有机会亲身体验一下“江口寻宝”探险活动。
（文中除杨富华、吴天文之外，其余盗挖者、专案组刑警、村民等均为化名。实习生汪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