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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经历了十四年抗战的血与火，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然而，十里洋场中，绑架、暗杀接连发生，社会治安一塌糊涂。1946年4月，首富荣德生被绑架，绑匪开出了令人咋舌的赎金价码50万美元，上海的恐怖气氛被推向了顶点。
这场轰动一时的绑架首富大案，从案发到案破，不仅像警匪片，更像是坐实“官匪一家”坊间传闻的活报剧。
首富被绑
1946年4月25日上午10点，荣德生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餐，与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上自家的黑色福特轿车，去总公司上班。车刚从荣家位于高恩路（今高安路）的大宅驶出，只见一名蹲守在荣家门口的暗探一挥手，一辆黑色轿车迎面冲了上来。两名身穿军装的男子跳下车，逼停了荣德生的汽车。他们一边向车里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一边把一张盖着“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大印的红色逮捕证递到荣德生面前。其中一人不客气地对荣德生说：“荣老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所谓“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就是“京沪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是汤恩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大搞“肅奸”行动。军统特务们凭着这张盖有汤恩伯蓝色签名章的红色逮捕证，到处抓人。
荣德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弄蒙了。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被军装男拉出汽车，塞进了一辆贴有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别通行证的车中。整个绑架过程，不到3分钟。
从没经历过大事的荣一心看着远去的汽车，不禁失声大哭。幸亏唐熊源头脑清醒，记下了车牌号码“15044”。唐荣二人立刻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要人。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听说此事后却一脸茫然，说他们并没有下令逮捕荣德生。这时，一直萦绕在唐荣二人心头的预感验证了——荣德生被绑架了。
民国年间，上海绑架案几乎每天都有发生，有的时候还不止一起。然而，与荣德生比起来，他们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荣氏企业自1896年创业以来，经历了中国近代最混乱、黑暗的半个世纪，不但没有倒闭，生意反而越做越大。荣德生不但是名副其实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而且可以说是当时的中国首富。
绑匪开价
首富被绑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各大报纸纷纷在显著位置做了报道。一时间，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十分震怒，接二连三发生的绑架案，搞得政府颜面全无。他一怒之下免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李及兰和稽查处处长程一鸣的职，调宣铁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并下了死命令，限期破案。
然而，荣家担心绑匪撕票，案发后一直拒绝与警方合作。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俞叔平，一边派内线潜入荣家打探消息，一边监听了荣家及其亲朋好友的电话。
自案发时起，“官匪一家”的传闻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除了绑匪开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用第三方面军的红色逮捕证绑了人，另一个证据就是他们指定的交易地点在司令官邸附近。不过，这些只是猜测，并无实据。
据曾参与破案的朱崇文回忆，正因为交易地点选在了汤恩伯官邸附近，反而引起了警备司令部的注意。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毕高奎得知，荣家与绑匪要在蒲石路交易，早早就安排便衣化装成三轮车夫和小贩，在附近徘徊。汤恩伯家警卫发现巷口忽然多了许多小贩，觉得蹊跷，于是一个电话打到常熟分局报了警。常熟分局的警察不明就里，立刻出警杀过去。结果，大水冲了龙王庙，警察把暗探抓了个正着。虽然经毕警察马上就撤退了，但还是惊动了绑匪。当天，他们根本没露面。
经历一番波折后，绑匪派同伙吴志刚与荣家直接联系拿钱。5月27日下午，绑匪拿到赎金。第二天晚上，荣德生便被绑匪雇车送到位于麦尼尼路（今康平路）的女婿唐熊源家。荣德生终于逃出魔窟，与家人团聚。经此折磨，这位71岁的老人已经骨瘦如柴，举步维艰，休养了许久才恢复过来。
破财消灾
荣德生虽然平安归来，但绑匪和巨额赎金在军警眼皮子底下不知所踪，这令国民党当局颜面无存。据说，新任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在宴会上公开揶揄上海市长吴国桢说：“赎金高达50万美元，连美国也没听说过。”这话很快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老蒋震怒。5月底6月初，他接连召见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和稽查处处长陶一珊。由于社会上流传“某军事机关与匪徒暗通声气，参与绑架”的传言，蒋介石命令淞沪警备司令部从速破案。
蒋介石一发火还真起作用了。三个月后，荣案竟然侦破了。8月3日下午，陶一珊拿着厚厚一叠侦查报告，含笑走进记者招待会现场。他宣布荣德生绑架案已经告破，全案15名要犯已经移解军事法庭审判。因为坊间一直流传着“官匪一家”说法，所以警备司令部在破案后写了一篇详细的通稿，以正视听。第二天，上海、无锡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篇名为《荣德生绑案真相》的文章。
文中披露，警备司令宣铁吾接手此案后，断定这起绑架案与在上海滩专干绑票营生的嵊县帮有关。时任交警第十四大队队长丁锡三1940年曾参与侦破荣尔仁绑架案，于是他们邀请丁氏偕同办案。经丁锡三的部下多方寻访，发现了两个重大线索。其一，绑架荣德生的汽车是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借出去的；其二，绑匪中有中美合作所及毛森部下之组长。后来，军统办案人员发现黄绍寅形迹可疑，以他为突破口，牵出了整个犯罪团伙。
1946年8月2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宣布，荣德生绑架案主犯骆文庆、袁仲抒、吴志刚、郑连棠、黄绍寅、朱产生、刘瑞标等8人判处死刑。绑匪们虽然被正法了，但荣家交出去的那50万美金赎金却下落不明，警方将绑匪们所得的赃款加在一起，只有31万美金。剩下的那19万美金哪儿去了，谁也说不清楚。即便是这有据可查的31万美金，追回来的也大打折扣。
如前所述，参与此案破案的既有第一绥靖区毛森的属下，也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陶一珊的队伍，还有上海市警察局的人。人多手杂，谁都想从荣案中捞点儿油水。不过，即便是这点赎金，荣家也没有全拿到。荣案侦破后，蒋介石大喜。他大笔一挥，从追讨回来的赎金中拨出5万美金，奖励给了毛森。
9月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打电话通知荣家，下午到军法处领回剩下的6万多美元赎金。电话催了几次，荣家就是支支吾吾不敢来取钱。据说，直到当天下午下班，荣家也没派人来拿钱。整叠的美钞、法币，大条的黄金，摆了一桌子。军法处没有保险柜，只好临时派4个人值班，守着这些钱。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荣家人才勉为其难地取走了赎金。
荣德生在商场摸爬滚打了一辈子，深知破财消灾的道理。几日后，他派亲信给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各送了4万美金作为感谢费。与此同时，社会上大大小小慈善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向荣家伸手募捐。有的信甚至措辞激烈，语带威胁。后来，荣家又搭进去10万美金，才摆平这些关系。荣尔仁不禁感慨：“绑匪只要50万美元，破案后却用去60万美元还不够。”
轰动一时的荣德生被绑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落幕了。毛森到底是破案英雄，还是幕后主使，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众说纷纭。此后的三年中，荣家又先后遭遇了绑架、被捕、起诉等厄运，每一次变故，荣家都要拿出更多的钱去打点国民党政府的方方面面。三年中，他们被国民党政府勒索财物高达110多万美元。抗战胜利后，荣家企业的生产规模始终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刚刚有复苏气象的民族资本，很快便面临崩溃的边缘。
（《北京日报》）
这场轰动一时的绑架首富大案，从案发到案破，不仅像警匪片，更像是坐实“官匪一家”坊间传闻的活报剧。
首富被绑
1946年4月25日上午10点，荣德生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餐，与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上自家的黑色福特轿车，去总公司上班。车刚从荣家位于高恩路（今高安路）的大宅驶出，只见一名蹲守在荣家门口的暗探一挥手，一辆黑色轿车迎面冲了上来。两名身穿军装的男子跳下车，逼停了荣德生的汽车。他们一边向车里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一边把一张盖着“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大印的红色逮捕证递到荣德生面前。其中一人不客气地对荣德生说：“荣老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所谓“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就是“京沪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是汤恩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大搞“肅奸”行动。军统特务们凭着这张盖有汤恩伯蓝色签名章的红色逮捕证，到处抓人。
荣德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弄蒙了。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被军装男拉出汽车，塞进了一辆贴有淞沪警备司令部特别通行证的车中。整个绑架过程，不到3分钟。
从没经历过大事的荣一心看着远去的汽车，不禁失声大哭。幸亏唐熊源头脑清醒，记下了车牌号码“15044”。唐荣二人立刻前往淞沪警备司令部要人。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听说此事后却一脸茫然，说他们并没有下令逮捕荣德生。这时，一直萦绕在唐荣二人心头的预感验证了——荣德生被绑架了。
民国年间，上海绑架案几乎每天都有发生，有的时候还不止一起。然而，与荣德生比起来，他们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荣氏企业自1896年创业以来，经历了中国近代最混乱、黑暗的半个世纪，不但没有倒闭，生意反而越做越大。荣德生不但是名副其实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而且可以说是当时的中国首富。
绑匪开价
首富被绑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各大报纸纷纷在显著位置做了报道。一时间，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十分震怒，接二连三发生的绑架案，搞得政府颜面全无。他一怒之下免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李及兰和稽查处处长程一鸣的职，调宣铁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并下了死命令，限期破案。
然而，荣家担心绑匪撕票，案发后一直拒绝与警方合作。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俞叔平，一边派内线潜入荣家打探消息，一边监听了荣家及其亲朋好友的电话。
自案发时起，“官匪一家”的传闻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除了绑匪开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用第三方面军的红色逮捕证绑了人，另一个证据就是他们指定的交易地点在司令官邸附近。不过，这些只是猜测，并无实据。
据曾参与破案的朱崇文回忆，正因为交易地点选在了汤恩伯官邸附近，反而引起了警备司令部的注意。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毕高奎得知，荣家与绑匪要在蒲石路交易，早早就安排便衣化装成三轮车夫和小贩，在附近徘徊。汤恩伯家警卫发现巷口忽然多了许多小贩，觉得蹊跷，于是一个电话打到常熟分局报了警。常熟分局的警察不明就里，立刻出警杀过去。结果，大水冲了龙王庙，警察把暗探抓了个正着。虽然经毕警察马上就撤退了，但还是惊动了绑匪。当天，他们根本没露面。
经历一番波折后，绑匪派同伙吴志刚与荣家直接联系拿钱。5月27日下午，绑匪拿到赎金。第二天晚上，荣德生便被绑匪雇车送到位于麦尼尼路（今康平路）的女婿唐熊源家。荣德生终于逃出魔窟，与家人团聚。经此折磨，这位71岁的老人已经骨瘦如柴，举步维艰，休养了许久才恢复过来。
破财消灾
荣德生虽然平安归来，但绑匪和巨额赎金在军警眼皮子底下不知所踪，这令国民党当局颜面无存。据说，新任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在宴会上公开揶揄上海市长吴国桢说：“赎金高达50万美元，连美国也没听说过。”这话很快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老蒋震怒。5月底6月初，他接连召见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和稽查处处长陶一珊。由于社会上流传“某军事机关与匪徒暗通声气，参与绑架”的传言，蒋介石命令淞沪警备司令部从速破案。
蒋介石一发火还真起作用了。三个月后，荣案竟然侦破了。8月3日下午，陶一珊拿着厚厚一叠侦查报告，含笑走进记者招待会现场。他宣布荣德生绑架案已经告破，全案15名要犯已经移解军事法庭审判。因为坊间一直流传着“官匪一家”说法，所以警备司令部在破案后写了一篇详细的通稿，以正视听。第二天，上海、无锡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篇名为《荣德生绑案真相》的文章。
文中披露，警备司令宣铁吾接手此案后，断定这起绑架案与在上海滩专干绑票营生的嵊县帮有关。时任交警第十四大队队长丁锡三1940年曾参与侦破荣尔仁绑架案，于是他们邀请丁氏偕同办案。经丁锡三的部下多方寻访，发现了两个重大线索。其一，绑架荣德生的汽车是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借出去的；其二，绑匪中有中美合作所及毛森部下之组长。后来，军统办案人员发现黄绍寅形迹可疑，以他为突破口，牵出了整个犯罪团伙。
1946年8月2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宣布，荣德生绑架案主犯骆文庆、袁仲抒、吴志刚、郑连棠、黄绍寅、朱产生、刘瑞标等8人判处死刑。绑匪们虽然被正法了，但荣家交出去的那50万美金赎金却下落不明，警方将绑匪们所得的赃款加在一起，只有31万美金。剩下的那19万美金哪儿去了，谁也说不清楚。即便是这有据可查的31万美金，追回来的也大打折扣。
如前所述，参与此案破案的既有第一绥靖区毛森的属下，也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陶一珊的队伍，还有上海市警察局的人。人多手杂，谁都想从荣案中捞点儿油水。不过，即便是这点赎金，荣家也没有全拿到。荣案侦破后，蒋介石大喜。他大笔一挥，从追讨回来的赎金中拨出5万美金，奖励给了毛森。
9月5日，淞沪警备司令部打电话通知荣家，下午到军法处领回剩下的6万多美元赎金。电话催了几次，荣家就是支支吾吾不敢来取钱。据说，直到当天下午下班，荣家也没派人来拿钱。整叠的美钞、法币，大条的黄金，摆了一桌子。军法处没有保险柜，只好临时派4个人值班，守着这些钱。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荣家人才勉为其难地取走了赎金。
荣德生在商场摸爬滚打了一辈子，深知破财消灾的道理。几日后，他派亲信给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各送了4万美金作为感谢费。与此同时，社会上大大小小慈善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也向荣家伸手募捐。有的信甚至措辞激烈，语带威胁。后来，荣家又搭进去10万美金，才摆平这些关系。荣尔仁不禁感慨：“绑匪只要50万美元，破案后却用去60万美元还不够。”
轰动一时的荣德生被绑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落幕了。毛森到底是破案英雄，还是幕后主使，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众说纷纭。此后的三年中，荣家又先后遭遇了绑架、被捕、起诉等厄运，每一次变故，荣家都要拿出更多的钱去打点国民党政府的方方面面。三年中，他们被国民党政府勒索财物高达110多万美元。抗战胜利后，荣家企业的生产规模始终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刚刚有复苏气象的民族资本，很快便面临崩溃的边缘。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