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其行为和品质创造了边区政府闻名中外“只见公仆，未见官”的清风正气。“官风正则民风淳”。抗战时期延安清廉的党风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不但影响了整个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尽管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特别是溃退，严重挫伤了国人的信心。当时的共产党武装只有5万人，其战绩却不乏亮点。例如1937年11月出版的《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就刊载了关于山西八路军“屡次告捷”的消息。因此，不少人开始到延安去寻找希望。著名学者梁漱溟于1938年1月专程到达延安。
　　他后来说：“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跃，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
　　而他在国统区看到的则是：“我们沿途多走偏僻小路，真所谓穷乡僻壤，将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看得更真切。例如山西内地妇女缠足，缠到几乎不见有足，至须以爬行代步。还有黄河右岸穷谷中，妇女束发青衣白裙的装饰，与京戏上所见正同，大约仍是明代的旧样子。说到穷苦，更不胜说。普遍都是营养不足，饥饿状态。其不洁不卫生，则又随穷苦及无知识而来。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社会，纵无暴政侵略，亦无法自存于现代。”
　　梁漱溟对这样的鲜明对比极为震撼，他由此对抗战的悲观态度也转为乐观。
　　陈嘉庚先生是侨居南洋的华侨领袖。他组织募捐了巨款，支持祖国抗战。1940年3月，他决定到延安去看看。他感到延安和重庆是两重天。在女大参观时，他约两位华侨女生到招待所来叙谈，不觉天色已晚，陈嘉庚问她们自己徒步回校是否惧怕，是否需要派人送一程，一位女生说：“陈先生放心吧，我们一个人走夜路都不怕，两个人就更没有问题了。”陈嘉庚听后十分惊奇地说：“真想不到，共产党统治下的地方民风这样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返回南洋，陈嘉庚在新加坡欢迎大会上，把归国的所见所闻作了介绍。在陈述完延安地区和国统区有如天壤之别的情况之后，激动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国共交往扩大了延安的影响力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共两党重新开始交往。这些交往大都扩大了延安的影响力，当然也就大大地增強了共产党的影响。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将军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令其率军开赴山西。蒋这样做除了有抗战的目的外，还有监视、钳制、甚至消灭驻山西的八路军的目的。因为卫立煌是反共出了名的，调他进山西，可以与西北胡宗南部队遥相呼应，包围封锁以至进攻陕甘宁边区。
　　但八路军的一系列表现，特别是平型关大捷，使卫立煌对这支装备落后的共产党武装刮目相看，他称赞八路军“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
　　1938年4月17日上午，卫立煌以借道为名访问了延安，受到了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到达后毛泽东就亲切地会见了他，双方洽谈甚欢。这一切都给了卫立煌意外的感动。他在演讲时动情地说道：“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绝不退过黄河。反对投降妥协，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
　　延安之行后，卫立煌有了更多的变化。不久他批给了八路军大批军用物资；他学习研究延安出版的书籍，研读毛泽东《论持久战》，增强抗战必胜信念；他大胆吸收延安抗大的学生到他的部队中来；消极应付和拒绝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内战命令。
　　徐佛观1943年5月进入延安。初到不久，就对延安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在和朱德、叶剑英的谈话中，高度称赞延安的精神面貌，认为仿佛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令人敬佩。他还痛斥国民党内的贪污腐化行为。
　　在与中共领袖人物交往中，徐佛观觉得“毛是雄才大略的人”，“我又是信仰历史巨流的人，不以为毛有本领跳出巨流之外”。直到晚年，他还说：“我们虽然身在海外，虽然反对共产党，但是我们非常爱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希望共产党做得好。我们的国家，现在不错，是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当然第一功劳，是毛泽东。没有他的气魄，没有他的号召力，没有他组织的能力，那是不可能的。”
　　从延安飞往重庆犹如“从中国的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
　　自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以后，就不断有外国记者和其他外国人造访了延安。他们的报道，他们的观感，逐渐使延安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中国的一个亮点。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他的权威力作《中国近代史》中写道：
　　“大多数外国记者都怀有对国民党反感和对中共倾心的感觉。共产党人的活力、希望、诚实及对大众的关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联社的斯坦恩把重庆称为‘哀怨之城’和‘一场噩梦’。从延安飞往重庆犹如‘从中国的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 《时代生活》的白修德描述延安人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强壮健康’，而合众社的福尔曼则在1943年认为红军战士‘大约是我所曾见过的营养最好的部队’。”
　　“用作比较的标准不是共产党中国与美国，而是重庆和延安。前者代表着‘旧中国’——死气沉沉、颓废衰微、自私自利、逆来顺受、对普通百姓漠不关心、贫穷落后、不讲人道，任人唯亲，而后者则代表‘新中国’——满怀希望、朝气蓬勃、效率卓著、斗志昂扬、纲纪严明、热情洋溢。斯诺称一颗红星正在中国上空冉冉升起，而白修德则认为国民政府正因其行为不当而失去天命，因其道德沦丧和滥施暴政而腐朽枯萎。白修德认为国民党‘颓废衰微’而共产党则‘生气勃勃’——‘相形之下’后者‘光芒四射’。”
　　1944年6月21日，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提出罗斯福总统关于派军事代表团访问延安的要求。6月23日，蒋介石被迫同意，但为了降低代表团的规格，把名称改为“美军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除在延安活动外，还到晋绥和晋察冀根据地考察、访问。在此期间，他们发表了很多讲话，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主要成员谢伟思，先后写了50多份报告。他在1944年7月28日第一次发回的调查报告中说：“延安民众官兵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美国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在美军观察组的报告基础上，于1944年11月7日写出一份新的报告。该报告称：“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党史博采》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