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机和灾难的年代——而且，恰当地讲，很少有年代完全免于危机和灾难——所有类型的艺术家们都在用不同的风格采取行动并做出反应。他们中有些人，审慎抑或随意地决定，不去应对眼下的现实和其中的问题，他们只是继续创造他们的宇宙，表达他们的梦想和感情;其他人试着含糊地、模棱两可地、间接地应对，而仍有一些人感觉到直接地、坦率地处理这些问题的冲动，毫无算计和迂回，力图发出明确的信息，从而在实际上进行着有意义的艺术冒险。当代中国诗人吉狄马加便是后者中的一员——一位有着可观的国际成就的艺术家，多个文学奖项获得者，诸多诗歌节的创始人，以及他所属的少数民族彝族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至少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在2020年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情形下是如此。
　　那些直接并立即做出反应的人们当中有像舒勇这样的艺术家，在他新的公共艺术项目“每日一画”中，运用中国传统水墨风格，寻求通过描摹那些自1月26日以来就一直在第一线抗击致命病毒的人们，记录下疫情期间的生活是怎样的。或者，在文学界里，著名的诗人西川，在他的新作中既忧虑又讽刺地点评了局势。然而，在诗人群体当中，没有人，据我所知，至少在中国，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人像吉狄马加在他的长诗《裂开的星球》里那样，在2020年4月，也即是，仍处在疫情高峰期间，就写下如此开放、详尽、如有神助的诗意宣言。
　　在诗的开头，在将一系列事件同他本民族彝族的萨满传统连接起来的时候，诗人无比逼真地谈起了事件发生之前的预兆：“当智者的语言被金钱和物质的双手弄脏，/我在20年前就看见过一只鸟，/从城市耸立的/黑色烟囱上坠地而亡/……这场战争终于还是爆发了，以肉眼看不见的方式。”他接下来为这个情形下了一个绝佳的定义：“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是死亡的另一种隐喻。”但它也是“一场古老漫长的战争”。敌人遍布所有地方，渗透进所有东西和所有人，从而反常地令东西方团结起来;但东方和西方只有在理解与对话中自身真正地团结起来，才有可能最终在这颗“孤独的星球”上战胜共同的敌人，我们才能“跨过这道最黑暗的峡谷”。因为，即使我们在科技方面的连接和联系无处不在——例如说，互联网，“让我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但最重要的连接却不知为何仍旧下落不明。当然，吉狄马加看见了这个敌人的前世化身的延续，从太初时期和古老年代，一直穿过中世纪到我们令人骄傲的现代。在他最新的诗里，也有一种延续，是诗人对于似乎同敌手正在壮大有关的世界与本地的生态问题所明示和直言的忧虑：“凡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杀戮就还没有开始。”正如我们在吉狄马加先前所作的如此之多的诗歌中所看到的那样，他在这一点上将野生动物——从翱翔于四川峭壁上的雄鹰和几近灭绝的雪豹到非洲危在旦夕的狮子、北极地区的海豹和马来西亚的丛林动物——以及一切生物，都视为他正在流血的兄弟，并为它们的困境在我们时代里遍布这“裂开的星球”而哀悼;毕竟，这首诗是献给“全人类和所有的生命”的。
　　大体上讲，吉狄马加是旗帜鲜明的：“这是救赎自己的时候了”。“自己”在这里意味着：我们，人类，同这颗我们栖居的“裂开的”星球和其上所有生物，不可避免地、无一例外地分享着同样的命运，构成同一个“晶体的圆圈”。也许这该是我们记起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在他的诗《帕特莫斯》中的著名箴言的时候了：“凡是危险所在的地方，也生长着拯救的力量。”这种给予援救、提供出路的力量或许源于实际的危险，让我们最终团结抵抗残忍的共同敌人，克服我们彼此所有的分歧，同时又让它们继续存在并清晰可辨。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力量，并且要看到我们在面对“让我们败于一场隐形的战争”的“肉眼无法看见的微生物”时致命的弱点。这是一种将人类置于毁灭和自我毁灭进程中的危险。与此同时，它又是一种“拯救的力量”和一次机会：人性面向世界的本质解释了人类对于世界的责任。如果我们深长思之，就会发觉不但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世界“需要”我们来照顾它，人性，按照海德格尔对于荷尔德林箴言的评论，“需要并被用于真理要素的妥善保管”。从佛教一直到共产主义，这是所有主要宗教和哲学传统里都能找到的寓意，在这里，在吉狄马加的作品中，它被复活了，用一种独特的、鼓舞人心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饱含诗意的方式去重述。
　　除了需要對吉狄马加最初缘起的文化熟悉到一定程度才能领会的一张古老与现代的象征和联想的密网，吉狄马加的诗中还有浩繁的引文和作者，其作用不仅是支持他的主张，还证明了他不仅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且对于西方文学经典令人赞叹的熟稔，西方经典作家是他的对话者，而且，更是他的兄弟姐妹。我们几乎可以看见他们所有人，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或聚会在帕特莫斯岛上，或沿着青海湖滨，在庐山脚下，或一起漫步在同一条曲折、狭窄的山路上，热情地交换着诗句和思想。他们来了，按出场顺序：荷马、西奥多·阿多诺、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瓦尔特·本雅明、斯蒂芬·茨威格、但丁、塞万提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皮埃尔·保罗·帕索尼里、安东尼奥·葛兰西、胡安·鲁尔福、塞萨尔·巴列霍、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谢尔盖·叶赛宁、安东尼奥·马查多、扬尼斯·里佐斯、尤尔根·哈贝马斯、托马斯·杰弗逊、乔治·奥威尔和亚当·密茨凯维奇。
　　但有一位诗人吉狄马加没有在这里提到，而他存在于这首诗的特色和内容之中，在它近乎史诗般雄浑的图景和表达里，在它彻底的诚恳和理想主义里，宛如触手可及——这位诗人的名字便是沃尔特·惠特曼。显然，我不是第一个察觉到这种惠特曼式风格的人;爱沙尼亚诗人尤里·塔尔维特在他的文章《老虎与瘟疫：中国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呼唤（重新）组装分裂的世界》当中，已经写到了“相同的史诗—哲学诗样式”。样式也许并不完全相同，但我们绝对可以谈论一种深度的志趣相投，甚至当我们头脑中关于这两位诗人的背景知识有着根本的差异的时候。在吉狄马加的诗句里我们目睹了类似的朝着普遍意义的趋向，类似的人道主义寓意，类似的如椽巨笔，类似的对于国家命运的担忧，但首先是对全人类命运的担忧;我们甚至可以找到某些风格上的相似性。这只不过是全世界诗人之间负有盛名的手足情谊的又一例证。
　　在这篇陋文的开始，我提到了某些艺术家们为了展示他们的梦想和理想而必须要直面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诗人被叫做幼稚的理想主义者、孤傲的乌托邦主义者和未来幻想家，诸如此类。而如果一个人真诚、坦率地祈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祈求高尚的古老（甚至崭新）的真理，祈求他所见的美仍然在那里并且将一直在那里，那么除了一直以来所有遮蔽它们的行动以外，永远都会有试图通过称之为幼稚、不切实际而钳制这些祈求的声音。吉狄马加多年前在剑桥的一场演讲中简练地道出了他的诗人的、人道主义者的信条，他说：“令人欣慰的是，正当人类在许多方面出现对抗，或者说出现潜在对抗的时候，诗歌却奇迹般地成为了人类精神和心灵间进行沟通的最隐秘的方式，诗歌不负无数美好善良心灵的众望。”他解释说，这就是诗歌所能做的;一点不多，一点不少。诗人在这里是上文所述的拯救力量的代理人。他或她或许在公众场合的边缘，他或她或许是一个无力的、同词语打交道的证人，词语是他或她唯一的武器，但不管怎样，他或她的词语依然不可或缺。
　　“菁英们尽皆缺少信念，而卑劣者/充斥了狂热的情感”，这是叶芝一百年前在一首也是关于1918—1919年流感疫情的诗中，写下（或曰预见）的名句。在叶芝写完这首诗前的数周内，他怀孕的妻子感染了病毒，几近丧生（顺便说一下，吉狄马加的英文译者梅丹理提出一个很好的观点，将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英文文学领域里涌现的爱尔兰诗人们，那些为英语带来了巨大活力的作家和诗人们，特别是叶芝，同吉狄马加在中国诗歌——当然，还有世界诗歌——中的位置及贡献相比较。“尽管标准英语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借来的语言”，他解释说，“但他们能够令它焕然一新，或许因为爱尔兰强大的口头文学传统在他们中间培育了本土的文才的缘故……但这只是千万个少数民族背景的作家们为英语文学带来的充足能量和活力的一小部分。”）。尽管精英们的确时常缺少信念，而卑劣者也着实充满着狂热的情感——假如少数人能够听见诗人的话语、能够真正遵从它们，那么救赎可能就即将到来了。
　　在开头和结尾，诗人都在这里提醒着我们：“老虎还在那里。”
　　（胡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