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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文明长河中，产生了无数国宝级的文物，传国玉玺便是其中之一。
传国玉玺的料乃家喻户晓的宝玉——和氏璧。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卞和见凤凰栖于楚山，因传说凤凰落处有美玉，便采其石以献王，但被玉工误认为是石头，视为欺君而被砍去双足，后楚文王得之，剖石得美玉，琢为璧，命名为和氏璧，成为天下最名贵的宝物；后来还有秦王欲假以十五座城池换和氏璧，赵国丞相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等。
秦始皇统一中国，也统一了度量衡、货币等，又命丞相李斯统一了文字。从此印文以小篆为主流。秦始皇得和氏璧，将之治成皇家大印——传国玉玺，命李斯撰小篆印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从此传国玉玺成为历朝历代皇帝登基后第一件必须得到的物品，因为它代表了皇位的正统，若无此印，便被认为是“白板皇帝”。为了此物，不知催发了多少权力的游戏，导致了多少阴谋和战争。
所以，“印”最初体现的功能就是认证。传国玉玺是极致的证明，可惜早在唐朝末年便已不见踪迹。
前面说到始皇帝，而到了末代皇帝，也是视印为命。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将一枚印章缝在棉衣里带出了宫，这就是“三链章”。此印为乾隆所治，三方印章以石链条联为一体，竟是整块田黄石雕成，是为“链雕法”。印文分别为：“乐天”、“惟精惟一”、“乾隆宸翰”。“惟精惟一”、“乐天”都出于儒家经典《尚书》。乾隆皇帝把这些文字刻在印文之中，是为了表达其施政思想。又因有着“福”（福建）、“寿”（寿山）、“田”（财富）、“黄”（皇帝专用色）之寓意，故被人们称之为“帝石”。
印的发展逐渐使之具备了三个阶层使用的不同属性，这三个阶层分别为：皇家、官僚、个人。
传国玉玺和三链印都属皇家印。而在官僚阶层，朝廷授官除了给一纸授权书外，还得授予官印，否则就不能算是正式为官，也就无法行使权力。所以官印亦有权威、信义、防伪、防泄密（官文封泥）等功能。
若要评选中国史上最牛丞相，则非苏秦莫属了，苏秦说服六国联合起来抗秦，六国之王均授之相位与相印，苏秦佩六国相印，纵横天下。纵观中国历史，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古人常有弃官之举，不当官了要做的一件事，便是留下官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解印去县；关羽得知刘备的消息，将“寿亭侯印”挂在梁上，离开曹营投奔兄长。从此，“挂印”一词便成为辞官的代名词。
吴昌硕只做了一个多月的安东县令，一个多月官场经历让他看到了伪善、丑恶，令他感慨不已，于是便连刻三方印：“一月安东令”，用以发泄胸中郁勃之气，对自己的官场遭遇也是一种调侃自嘲。
随着历史发展，印在民间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逐渐成为大众尤其是读书人、艺术家不可缺少的重要物品，古时的文人常将印挂在腰间随身带着，几乎和现代人随身带着身份证一样。六四版香港戏曲电影《三笑》红遍两岸，陈思思扮演的秋香明艳照人。剧中有个情节很有意思，唐寅在寺中见到秋香，一见倾心，一路坐船追至华府，船家问唐寅要船钱，可唐寅匆忙间没带银子，便至茶馆借来笔墨将手中的扇子画上画，盖上自己随身带的名章，叫船家去当铺换二十两银子。船家将信将疑，说唐伯虎的画才值二十两银子呢，哪知道眼前的人正是唐伯虎啊……可见印章就是代表了本人的身份、信用和价值，又具有防伪的作用，有时比签名还有用。
文房四宝是指书房中不可缺少的四样器物，笔、墨、纸、砚。而印章则被誉为文房第五宝。到了明清时代，文人的深度参与使印章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书画艺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符号之一，印不仅可以补白以完善画面，更能通过印文内容充实书画，与书画相得益彰，提升书画整体价值。诗、书、画、印构成了作品的完整性，缺一不可，而诗、书、画、印四绝者，古往今来不多见，吴昌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成为天下第一艺术社团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以“不仅以印人终”的名言筑成西泠印社的高度。“不仅以印人终”当为所有印人的座右铭，仅以印人作为自己从事艺术的终点，则容易限制自己的艺术空间，而难以窥巍巍艺术殿堂之全貌，难以达到艺术人生的巅峰。西泠印社的历届社长也无一不是在文学、书法、绘画、哲学甚至科学等学科的综合成就上达到高峰者。
文人治印的祖师爷文彭为后世留下了一枚传世名作——“七十二峰深处”，此印除印文精湛外，其材料象牙经历世事沧桑后，斑驳残破、裂纹密布，充满岁月和历史的沉淀，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当属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堪称史上最牛的一枚个人多面印章的主人当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魏一个叫独孤信的人。这复姓独孤的人似乎都酷得很，金庸武侠小说里面有个独孤求败，一生但求一败而不得。独孤信也很酷，第一是人帅，其人“美容仪，善骑射”，世人以他为时尚偶像者众；第二是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皇帝宇文觉，七女儿嫁给了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四女儿嫁给了一个叫李昞的人，生了个儿子叫李渊。独孤信成了三朝国丈，他有一枚印章，其印材质为煤精，极为罕见，独产于抚顺，有黑宝石之誉。其印面足足有十六个正方形，八个三角形，仅刻字部分就有十四面。独孤信把他一生担任过的重要官职都刻在上面，不过这枚印并非官印，而是作为把玩之用的私印。
2017年7月15日，西泠印社春拍，其中一个国宝级文物备受瞩目，“西周宣王五年青铜兮甲盘”最终以一点八五亿元人民币落槌，加上佣金成交价为二点一二七五亿元，刷新中国古董艺术品拍卖纪录。此物的旧主曾是堪称中国收藏第一人的金石学家陈介祺。1931年鲁迅先生曾说过：“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郭沫若认为“陈介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除了兮甲盘，毛公鼎也是陈的旧藏。他的万印楼先有藏印达到七千多方，此后又得吴式芬所藏古印两千余方，历代帝王王妃玉玺三百余方，历史上私人藏家无出其右者。陈氏藏印不仅数量多，而且多为精品，名品数量也不在少数。其中有万印首品“婕妤妾娋”白玉印和章法清新奇巧的巨印“日庚都萃车马”印等，都是古印中的绝世珍品。他在慎选慎收、去伪去近基础上，精选战国、秦汉和六朝玺印编纂了《簠斋印集》和《十钟山房印举》两部印学专著。《十钟山房印举》除收陈氏自藏印外，还收录了李璋煜、吴式芬藏印及鲍康、李佐贤各数印，共收印一万余方，被誉为“印谱之冠、印学之宗”，是中国印学史上一部空前的巨著。除印之外，他还藏有商周铜器二百三十五件，秦汉器物八十余种，以及秦汉刻石、各种古泉、铜器、玺印、封泥、石刻、砖瓦、秦诏版、陶器、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无一赝品，绝对是海内之冠。即使是一代收藏大家张伯驹与之相比也略逊一筹。陈介祺集富二代、官员、收藏家、金石学家等标签于一身，又集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于一身，悉所不凡，可谓是收藏最富、鉴别最精、传拓最佳，而于古器物及铭文考释又多有创见的晚清金石学领域的杰出代表。
篆刻艺术博大开张、气象恢弘，秦风汉韵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这是中国篆刻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期。元、明以降，江南地区成为中国的文化、经济重镇，王冕、文彭、何震等一大批江南文人加入到印章的创作中来。文人的参与让篆刻这门古老的艺术重新焕发了生机，他们除了亲手创作，还更多地参与到研究、整理、发掘中来，这让印章艺术进入到自觉审美阶段，这一改变一直持续到清代、民国，直至今天。正是由于文人的参与治印，这门“雕虫小技”终于成长为承载中华文化的“参天大树”，蔚为大观，并且传播到亚洲文化圈，千年薪火傳承、生生不息。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就是一枚中国印。
2009年，中国篆刻被联合国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国家外事交往中，篆刻艺术更是屡屡担当国礼重任，2001年10月，APEC期间，篆刻各国国家元首姓名印章作为国礼赠送给出席会议的二十国国家元首。
如今，篆刻市场也逐年升温，印章成为拍卖收藏佳品。1992年，篆刻家徐云叔的两方印章“美意延年”和“宁静致远”被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选中，在当年的秋季拍卖中推出并成交，开创了我国印章拍卖的先河。
2006年末，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举行了中国历代印玺专场，自战国以来的九十六件印玺创造了百分之百的成交率、二百九十一点零八万元的总成交额。2007年1月，西泠印社也推出了“犀象印萃”印章专场拍卖，荟萃了八百余方近现代篆刻名家名作，吸引了不少收藏家的关注，成交率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七，总成交金额超过了一千三百三十五万元。篆刻家方介堪为张大千所刻的一枚“潇湘画楼”印以九十九万元的价格成交，成交价格高出估价近六倍，一举创下当时单方名家篆刻拍卖的最高纪录。
传国玉玺的料乃家喻户晓的宝玉——和氏璧。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卞和见凤凰栖于楚山，因传说凤凰落处有美玉，便采其石以献王，但被玉工误认为是石头，视为欺君而被砍去双足，后楚文王得之，剖石得美玉，琢为璧，命名为和氏璧，成为天下最名贵的宝物；后来还有秦王欲假以十五座城池换和氏璧，赵国丞相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等。
秦始皇统一中国，也统一了度量衡、货币等，又命丞相李斯统一了文字。从此印文以小篆为主流。秦始皇得和氏璧，将之治成皇家大印——传国玉玺，命李斯撰小篆印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从此传国玉玺成为历朝历代皇帝登基后第一件必须得到的物品，因为它代表了皇位的正统，若无此印，便被认为是“白板皇帝”。为了此物，不知催发了多少权力的游戏，导致了多少阴谋和战争。
所以，“印”最初体现的功能就是认证。传国玉玺是极致的证明，可惜早在唐朝末年便已不见踪迹。
前面说到始皇帝，而到了末代皇帝，也是视印为命。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将一枚印章缝在棉衣里带出了宫，这就是“三链章”。此印为乾隆所治，三方印章以石链条联为一体，竟是整块田黄石雕成，是为“链雕法”。印文分别为：“乐天”、“惟精惟一”、“乾隆宸翰”。“惟精惟一”、“乐天”都出于儒家经典《尚书》。乾隆皇帝把这些文字刻在印文之中，是为了表达其施政思想。又因有着“福”（福建）、“寿”（寿山）、“田”（财富）、“黄”（皇帝专用色）之寓意，故被人们称之为“帝石”。
印的发展逐渐使之具备了三个阶层使用的不同属性，这三个阶层分别为：皇家、官僚、个人。
传国玉玺和三链印都属皇家印。而在官僚阶层，朝廷授官除了给一纸授权书外，还得授予官印，否则就不能算是正式为官，也就无法行使权力。所以官印亦有权威、信义、防伪、防泄密（官文封泥）等功能。
若要评选中国史上最牛丞相，则非苏秦莫属了，苏秦说服六国联合起来抗秦，六国之王均授之相位与相印，苏秦佩六国相印，纵横天下。纵观中国历史，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古人常有弃官之举，不当官了要做的一件事，便是留下官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解印去县；关羽得知刘备的消息，将“寿亭侯印”挂在梁上，离开曹营投奔兄长。从此，“挂印”一词便成为辞官的代名词。
吴昌硕只做了一个多月的安东县令，一个多月官场经历让他看到了伪善、丑恶，令他感慨不已，于是便连刻三方印：“一月安东令”，用以发泄胸中郁勃之气，对自己的官场遭遇也是一种调侃自嘲。
随着历史发展，印在民间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逐渐成为大众尤其是读书人、艺术家不可缺少的重要物品，古时的文人常将印挂在腰间随身带着，几乎和现代人随身带着身份证一样。六四版香港戏曲电影《三笑》红遍两岸，陈思思扮演的秋香明艳照人。剧中有个情节很有意思，唐寅在寺中见到秋香，一见倾心，一路坐船追至华府，船家问唐寅要船钱，可唐寅匆忙间没带银子，便至茶馆借来笔墨将手中的扇子画上画，盖上自己随身带的名章，叫船家去当铺换二十两银子。船家将信将疑，说唐伯虎的画才值二十两银子呢，哪知道眼前的人正是唐伯虎啊……可见印章就是代表了本人的身份、信用和价值，又具有防伪的作用，有时比签名还有用。
文房四宝是指书房中不可缺少的四样器物，笔、墨、纸、砚。而印章则被誉为文房第五宝。到了明清时代，文人的深度参与使印章得到极大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书画艺术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符号之一，印不仅可以补白以完善画面，更能通过印文内容充实书画，与书画相得益彰，提升书画整体价值。诗、书、画、印构成了作品的完整性，缺一不可，而诗、书、画、印四绝者，古往今来不多见，吴昌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成为天下第一艺术社团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以“不仅以印人终”的名言筑成西泠印社的高度。“不仅以印人终”当为所有印人的座右铭，仅以印人作为自己从事艺术的终点，则容易限制自己的艺术空间，而难以窥巍巍艺术殿堂之全貌，难以达到艺术人生的巅峰。西泠印社的历届社长也无一不是在文学、书法、绘画、哲学甚至科学等学科的综合成就上达到高峰者。
文人治印的祖师爷文彭为后世留下了一枚传世名作——“七十二峰深处”，此印除印文精湛外，其材料象牙经历世事沧桑后，斑驳残破、裂纹密布，充满岁月和历史的沉淀，具有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当属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堪称史上最牛的一枚个人多面印章的主人当属魏晋南北朝时期西魏一个叫独孤信的人。这复姓独孤的人似乎都酷得很，金庸武侠小说里面有个独孤求败，一生但求一败而不得。独孤信也很酷，第一是人帅，其人“美容仪，善骑射”，世人以他为时尚偶像者众；第二是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皇帝宇文觉，七女儿嫁给了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四女儿嫁给了一个叫李昞的人，生了个儿子叫李渊。独孤信成了三朝国丈，他有一枚印章，其印材质为煤精，极为罕见，独产于抚顺，有黑宝石之誉。其印面足足有十六个正方形，八个三角形，仅刻字部分就有十四面。独孤信把他一生担任过的重要官职都刻在上面，不过这枚印并非官印，而是作为把玩之用的私印。
2017年7月15日，西泠印社春拍，其中一个国宝级文物备受瞩目，“西周宣王五年青铜兮甲盘”最终以一点八五亿元人民币落槌，加上佣金成交价为二点一二七五亿元，刷新中国古董艺术品拍卖纪录。此物的旧主曾是堪称中国收藏第一人的金石学家陈介祺。1931年鲁迅先生曾说过：“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郭沫若认为“陈介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除了兮甲盘，毛公鼎也是陈的旧藏。他的万印楼先有藏印达到七千多方，此后又得吴式芬所藏古印两千余方，历代帝王王妃玉玺三百余方，历史上私人藏家无出其右者。陈氏藏印不仅数量多，而且多为精品，名品数量也不在少数。其中有万印首品“婕妤妾娋”白玉印和章法清新奇巧的巨印“日庚都萃车马”印等，都是古印中的绝世珍品。他在慎选慎收、去伪去近基础上，精选战国、秦汉和六朝玺印编纂了《簠斋印集》和《十钟山房印举》两部印学专著。《十钟山房印举》除收陈氏自藏印外，还收录了李璋煜、吴式芬藏印及鲍康、李佐贤各数印，共收印一万余方，被誉为“印谱之冠、印学之宗”，是中国印学史上一部空前的巨著。除印之外，他还藏有商周铜器二百三十五件，秦汉器物八十余种，以及秦汉刻石、各种古泉、铜器、玺印、封泥、石刻、砖瓦、秦诏版、陶器、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无一赝品，绝对是海内之冠。即使是一代收藏大家张伯驹与之相比也略逊一筹。陈介祺集富二代、官员、收藏家、金石学家等标签于一身，又集藏古、鉴古、释古、传古于一身，悉所不凡，可谓是收藏最富、鉴别最精、传拓最佳，而于古器物及铭文考释又多有创见的晚清金石学领域的杰出代表。
篆刻艺术博大开张、气象恢弘，秦风汉韵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这是中国篆刻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期。元、明以降，江南地区成为中国的文化、经济重镇，王冕、文彭、何震等一大批江南文人加入到印章的创作中来。文人的参与让篆刻这门古老的艺术重新焕发了生机，他们除了亲手创作，还更多地参与到研究、整理、发掘中来，这让印章艺术进入到自觉审美阶段，这一改变一直持续到清代、民国，直至今天。正是由于文人的参与治印，这门“雕虫小技”终于成长为承载中华文化的“参天大树”，蔚为大观，并且传播到亚洲文化圈，千年薪火傳承、生生不息。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会徽就是一枚中国印。
2009年，中国篆刻被联合国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国家外事交往中，篆刻艺术更是屡屡担当国礼重任，2001年10月，APEC期间，篆刻各国国家元首姓名印章作为国礼赠送给出席会议的二十国国家元首。
如今，篆刻市场也逐年升温，印章成为拍卖收藏佳品。1992年，篆刻家徐云叔的两方印章“美意延年”和“宁静致远”被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选中，在当年的秋季拍卖中推出并成交，开创了我国印章拍卖的先河。
2006年末，北京匡时拍卖公司举行了中国历代印玺专场，自战国以来的九十六件印玺创造了百分之百的成交率、二百九十一点零八万元的总成交额。2007年1月，西泠印社也推出了“犀象印萃”印章专场拍卖，荟萃了八百余方近现代篆刻名家名作，吸引了不少收藏家的关注，成交率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七，总成交金额超过了一千三百三十五万元。篆刻家方介堪为张大千所刻的一枚“潇湘画楼”印以九十九万元的价格成交，成交价格高出估价近六倍，一举创下当时单方名家篆刻拍卖的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