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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前，中国就通过向欧洲出口丝绸、瓷器等获取贸易顺差，如今，我们仍然维持着这样一种凭借人力资本优势获取贸易顺差的盈利模式。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凭借技术优势和跨国经营策略获取了高额利润。在中国人力资源成本依旧低廉的情况下，要改变现有的贸易盈利模式似乎不可能。要彻底改变这种模式，必须提高现有生产要素价格的成本，并且尤其需要控制人口，同时可以通过增加教育等投入来提升人力资源成本。
贸易顺差——中国持续数百年的盈利模式
一国经济增长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即贸易顺差)“三驾马车”拉动的。2005年，在国内消费和投资略显颓势的情况下，中国外贸增长迅猛，进出口总额占到GDP的64％，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头号主力。过去10年，外贸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表1)，贸易顺差无疑成了支撑中国经济的重要盈利模式。
其实，早在几百年前，中国就选择了这样一种凭借人力资本优势获取贸易顺差的盈利模式。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一直占全球第一(一般估算均占全球的20％以上)。1689年，英国与中国在广州正式通商，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向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口丝绸、瓷器等，维持了100年以上的贸易顺差地位(表2)，其结果是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而欧洲出现了贵金属货币的短缺。
除了欧美贸易外，中国在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日本的贸易中也保持顺差地位，并从日本获得了该国出产的大部分白银。据估计，1550—1800年的大约250年间，中国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Bmen，Ward．1990)，而其他学者较为保守的估计也认为，中国在那段时期至少占有了全球白银产量的1／4—1／3。总之，如此之大的贸易不平衡肯定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为抢夺白银而不择手段，1840年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为获取白银而走私鸦片。
靠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之路越走越窄
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达到1142亿美元(按美国的统计口径大约为1700亿美元)，高于中国全球贸易的顺差总额，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1／4来源于中国。而截至2005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如加上香港的1243亿美元，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中国目前的贸易地位和外汇储备，确实与200年前有某些相似之处。
那么，在二战结束后就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的美国，会不会像当年的英国那样向中国发动一场“战争”呢?我想，人类文明毕竟又推进了百来年，在信息传递速度和对称度都大大提高的今天，避免战争的能力也相应提高了。但问题是，通过人力成本低的优势来持续实现贸易顺差的模式，能否一直持续下去呢?
事实上，随着中国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升级。2005年堪称贸易争端年，欧美对华纺织品特保争端是建国以来国际反响最大的贸易争端，其波及中国就业人数之多、涉及出口金额之巨均为此前中国对外贸易争端中所未见。2006新年伊始，欧美再度对中国鞋业提出反倾销。据称我国已经有4000种以上商品受到进口国的调查。除了出口商品受到反倾销、反补贴及特保措施等非贸易壁垒阻碍外，西方各国对中国汇率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指责也越来越频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靠这种模式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将会走得越来越艰辛。
而且，这种凭借人力资本低廉优势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对中国自身的生存环境也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清朝时，由于丝绸出口的需求量很大，导致东南省份大量砍伐森林来种植桑树，而由于人口膨胀导致的粮食需求增加，同样导致了毁林造田的后果。因此，中国的森林面积减少并不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7世纪。如今，传统的出口品种已经被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取代，但本质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在延续两三百年前就拥有的比较优势。当然，与过去不同的是，境外企业在中国经营的加工出口贸易和纯出口贸易几乎平分秋色，中国成为了世界加工厂(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其背后原因还是因为有取之不尽的廉价人力资本。由此可见，我国外贸比较优势几百年来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200多年前由于外贸活跃而经济富庶的岭南、江浙等沿海地区，现在同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然而，我们在获得了比较可观的白银或美元的同时，我们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又失去了什么呢?是生存环境。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后也出现了环境的污染和大量资源的消耗，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最大供给国也必然产生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尽管目前我们是全球第三贸易大国，但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比，贸易地位恐怕不如那时(当时中国对所有国家的贸易均是顺差)；积累多年的8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只相当于去年美国GDP的6％，这与200年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白银财富是不可比的。而且，这种纸币形式的储备往往受制于人，且使得本国驾驭货币政策的空间减小。以付出巨大代价来获取不大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当前的贸易盈利模式。
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盈利模式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盈利模式。欧洲原先要比中国穷，所以一批批冒险家才有了航海到东方寻找黄金的冲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欧洲国家向该地大量移民，并在那里采掘白银，以此和亚洲国家交换商品。欧洲的商人又了解到非洲很多地方的货币是贝壳，于是，他们将马尔代夫购得的贝壳运到非洲换取奴隶，给欧洲带来了廉价劳动力。当然，最终让欧洲致富的还是18世纪的那场工业革命，列强由此在全球取得了技术领先地位，并将这种技术用作对别国资源的掠夺，如英国到了19世纪就成为拥有很多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
如今，虽然游戏规则已经文明了许多，但西方国家无疑仍处于全球贸易中的有利地位，凭借着技术优势和跨国经营策略，总能用最低成本支配各类生产要素，然后在全球销售拥有专利技术或具有知名品牌的所谓高附加值商品(如LV箱包的高昂价格只是体现其品牌而非使用价值)。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靠外贸来带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希望通过扩大内需等办法来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但问题是理想和现实之间总存在差距。比如，一个年出口50多亿双鞋的中国制鞋企业，是难以通过扩大内需来消化其产能的。又如，我们早在“八五计划”时就提出“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的目标，至今也未能实现。这说明，人总是倾向于拿最小的成本或唾手可得的东西来换取最大的回报。有人说，中国在18世纪之所以没有像英国那样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当初中国人力资源成本要比英国低；英国纺织业采用氯气漂白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是因为英国缺少阳光(曝晒漂白)，看来也确有其道理。因此，在现有人力资源成本依旧低廉的情况下，要改变中国的贸易盈利模式似乎不可能。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只停留在规划和口号上，必须提高现有生产要素价格的成本，如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并且尤其需要控制人口。笔者认为，中国尽管实施人口控制多年，成就显赫，但正如我们低估了GDP中服务业创造的价值一样，中国的实际人口，尤其是非城市户口的人口数存在被低估的可能，需追加对农业人口及农村向城市移民人口在生育控制上的投入，此外，还可以通过增加教育等投入来提升人力资源成本。
总之，中国当今的贸易拉动型盈利模式还将继续下去，但会越走越艰难。彻底改变这种模式至少还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如果现在还不采取有力措施，恐怕最吃亏的是我们子孙后代。
对于本文内容忿有任何评论或补充，请发邮件至liuly@p5w．neC。
贸易顺差——中国持续数百年的盈利模式
一国经济增长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即贸易顺差)“三驾马车”拉动的。2005年，在国内消费和投资略显颓势的情况下，中国外贸增长迅猛，进出口总额占到GDP的64％，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头号主力。过去10年，外贸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表1)，贸易顺差无疑成了支撑中国经济的重要盈利模式。
其实，早在几百年前，中国就选择了这样一种凭借人力资本优势获取贸易顺差的盈利模式。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一直占全球第一(一般估算均占全球的20％以上)。1689年，英国与中国在广州正式通商，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国。中国向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出口丝绸、瓷器等，维持了100年以上的贸易顺差地位(表2)，其结果是全球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而欧洲出现了贵金属货币的短缺。
除了欧美贸易外，中国在与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日本的贸易中也保持顺差地位，并从日本获得了该国出产的大部分白银。据估计，1550—1800年的大约250年间，中国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Bmen，Ward．1990)，而其他学者较为保守的估计也认为，中国在那段时期至少占有了全球白银产量的1／4—1／3。总之，如此之大的贸易不平衡肯定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为抢夺白银而不择手段，1840年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为获取白银而走私鸦片。
靠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之路越走越窄
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达到1142亿美元(按美国的统计口径大约为1700亿美元)，高于中国全球贸易的顺差总额，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1／4来源于中国。而截至2005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如加上香港的1243亿美元，中国就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中国目前的贸易地位和外汇储备，确实与200年前有某些相似之处。
那么，在二战结束后就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主的美国，会不会像当年的英国那样向中国发动一场“战争”呢?我想，人类文明毕竟又推进了百来年，在信息传递速度和对称度都大大提高的今天，避免战争的能力也相应提高了。但问题是，通过人力成本低的优势来持续实现贸易顺差的模式，能否一直持续下去呢?
事实上，随着中国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中国与欧美的贸易摩擦也在不断升级。2005年堪称贸易争端年，欧美对华纺织品特保争端是建国以来国际反响最大的贸易争端，其波及中国就业人数之多、涉及出口金额之巨均为此前中国对外贸易争端中所未见。2006新年伊始，欧美再度对中国鞋业提出反倾销。据称我国已经有4000种以上商品受到进口国的调查。除了出口商品受到反倾销、反补贴及特保措施等非贸易壁垒阻碍外，西方各国对中国汇率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指责也越来越频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靠这种模式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路将会走得越来越艰辛。
而且，这种凭借人力资本低廉优势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对中国自身的生存环境也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清朝时，由于丝绸出口的需求量很大，导致东南省份大量砍伐森林来种植桑树，而由于人口膨胀导致的粮食需求增加，同样导致了毁林造田的后果。因此，中国的森林面积减少并不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7世纪。如今，传统的出口品种已经被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等取代，但本质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在延续两三百年前就拥有的比较优势。当然，与过去不同的是，境外企业在中国经营的加工出口贸易和纯出口贸易几乎平分秋色，中国成为了世界加工厂(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其背后原因还是因为有取之不尽的廉价人力资本。由此可见，我国外贸比较优势几百年来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200多年前由于外贸活跃而经济富庶的岭南、江浙等沿海地区，现在同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然而，我们在获得了比较可观的白银或美元的同时，我们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又失去了什么呢?是生存环境。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后也出现了环境的污染和大量资源的消耗，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最大供给国也必然产生人口密度过高的问题……尽管目前我们是全球第三贸易大国，但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比，贸易地位恐怕不如那时(当时中国对所有国家的贸易均是顺差)；积累多年的8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只相当于去年美国GDP的6％，这与200年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白银财富是不可比的。而且，这种纸币形式的储备往往受制于人，且使得本国驾驭货币政策的空间减小。以付出巨大代价来获取不大的利益，这就是中国当前的贸易盈利模式。
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盈利模式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盈利模式。欧洲原先要比中国穷，所以一批批冒险家才有了航海到东方寻找黄金的冲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欧洲国家向该地大量移民，并在那里采掘白银，以此和亚洲国家交换商品。欧洲的商人又了解到非洲很多地方的货币是贝壳，于是，他们将马尔代夫购得的贝壳运到非洲换取奴隶，给欧洲带来了廉价劳动力。当然，最终让欧洲致富的还是18世纪的那场工业革命，列强由此在全球取得了技术领先地位，并将这种技术用作对别国资源的掠夺，如英国到了19世纪就成为拥有很多殖民地的“日不落帝国”。
如今，虽然游戏规则已经文明了许多，但西方国家无疑仍处于全球贸易中的有利地位，凭借着技术优势和跨国经营策略，总能用最低成本支配各类生产要素，然后在全球销售拥有专利技术或具有知名品牌的所谓高附加值商品(如LV箱包的高昂价格只是体现其品牌而非使用价值)。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现在大家都已经认识到靠外贸来带动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希望通过扩大内需等办法来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但问题是理想和现实之间总存在差距。比如，一个年出口50多亿双鞋的中国制鞋企业，是难以通过扩大内需来消化其产能的。又如，我们早在“八五计划”时就提出“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的目标，至今也未能实现。这说明，人总是倾向于拿最小的成本或唾手可得的东西来换取最大的回报。有人说，中国在18世纪之所以没有像英国那样出现工业革命，是因为当初中国人力资源成本要比英国低；英国纺织业采用氯气漂白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是因为英国缺少阳光(曝晒漂白)，看来也确有其道理。因此，在现有人力资源成本依旧低廉的情况下，要改变中国的贸易盈利模式似乎不可能。要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只停留在规划和口号上，必须提高现有生产要素价格的成本，如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并且尤其需要控制人口。笔者认为，中国尽管实施人口控制多年，成就显赫，但正如我们低估了GDP中服务业创造的价值一样，中国的实际人口，尤其是非城市户口的人口数存在被低估的可能，需追加对农业人口及农村向城市移民人口在生育控制上的投入，此外，还可以通过增加教育等投入来提升人力资源成本。
总之，中国当今的贸易拉动型盈利模式还将继续下去，但会越走越艰难。彻底改变这种模式至少还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如果现在还不采取有力措施，恐怕最吃亏的是我们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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