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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革”是中国的一段沉痛的历史，是具有深刻思想史意义的文学母题，也是任何中国作家不能轻易绕过的文学命题。有着“文革”经验的前辈作家已经对“文革”做了相当多的书写，但缺乏足够“文革”记忆和“文革”经验的“70后”、“80后”作家们该如何叙述这段历史呢？本文以“70后”作家乔叶的《认罪书》和“80后”作家张悦然的《茧》为例，从他们对历史记忆的书写方式、叙事模式以及对待文革的态度及思考力度三方面来论述他们是如何对“文革”进行想象和叙述的。
关键词： 《认罪书》 《茧》 “文革” 想象 叙述
“文革”是中国的一段沉痛的历史，同时也是具有深刻思想史意义的文学母题。自“文革”结束以后，大量作家或者文学史上重要的思潮流派都曾涉及过对“文革”的书写，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中，作家们对“文革”的书写就不曾中断过，他们都在以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对“文革”进行思考和追问。
“50后”、“60后”作家们大多有着“文革”亲身经历，相比较而言他们先天具有叙述“文革”的优势，在对“文革”进行书写时显示出十足的底气与自信。他们书写“文革”，不断对其进行重述、思考和问责，对历史负起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作家该负的责任；或者“文革”是他们绕不开的心理障碍，书写“文革”是他们对自己青春的一个交代。“如何回忆和叙述‘文革’的过程和细节，如何梳理和解释‘文革’的来源和影响，这是一个中国大陆作家很少很够忽视和回避的题目。”①12对于“50后”、“60后”作家们来说是如此，对“70后”、“80后”作家们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离“文革”这段历史较远，缺乏足够“文革”记忆和“文革”经验的“70后”、“80后”作家们该如何面对并叙述这段历史呢？本文将以“70后”作家乔叶的《认罪书》和“80后”作家张悦然的《茧》为例，论述他们是如何对“文革”进行想象和叙述的。
一、碎片与特写
“文革”作为一个不断被书写、不断被思考的文学命题，不同的作家对它的书写方式是不同的。“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小说中的‘文革’记忆逐渐呈现出从‘文革’现场到‘文革’背景的转变。”②45《认罪书》和《茧》都是如此，沉重的“文革”在小说中不再是先验先行的主题，而是作为一种背景存在，具体来说，《认罪书》中的“文革”是一系列碎片化的记忆的整合，而《茧》中的“文革”是对某些特定地点和特殊事物的“特写”。
《认罪书》的“文革”书写呈现碎片化的倾向。在小說中，作者构建了很多叙述者的身份，通过他们的描述，“文革”时期人性罪恶的脸谱一一呈现出来。作者乔叶首先虚构了小说的作者金金，即故事的女主人公，乔叶隐匿在这个虚构的作者金金之后，通过她的自述讲述了这个充满罪恶的故事，对人性中的罪性与恶性进行了拷问。除了金金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叙述者，例如老姑、张小英、梁知、梁新、秦红、钟潮等，小说通过他们对梅好、梅梅故事的反复的碎片式的言说，把她们死亡的真相一一揭露出来，最后发现每一个人都是罪恶的参与者，对她们的死亡都负有责任。比如钟潮是对梅好施暴的直接参与者，张小英和梁文道眼睁睁地看着梅好跳河死去，看似无辜的老姑对梅梅软弱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梁知对梅梅爱的背后是欺骗与利用等等。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有罪的，只有一个例外——申明，他充当了一个正义或者理性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的化身，乔叶借申明之口说出了后代人之所以还有关注历史、叙述历史的原因：“多了解一些历史，你就会知道，历史虽然是历史，但是历史也是当下和未来。历史虽然死了，但是也一直活着，而且活得比什么都长久。”③152并借申明之口讨伐了那些如盛春风一样隐瞒、掩饰自己在“文革”期间卑劣行径的人。
这一系列的人物充当了“文革”故事讲述者的角色，除了这些被讲述的“文革”悲惨故事之外，小说还通过对旅游景区拾梦庄开发策略中的“文革”节目的描写再现了“文革”当时的气氛和环境，描绘了“文革”年代人们的狂欢心理。忠字舞、红卫兵、样板戏等这些“文革”节目在钟局长、王局长、李教授、阎村长等人的安排下一一上演，有声有色，这些从灰暗的历史中拉出来的“文革”元素在新世纪成为了光鲜亮丽的谋利工具。这段历史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恐怖和黑暗的旧时光，而是充满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这种对待“文革”的态度，显然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这些节目所要吸引的就是那些同样对历史没有痛感的游客们，是对历史无知无感的生活中的大众们。此外，申明的文章、《黄河文化报》专栏“我们”、编者注等等这些叙事方式也涉及到了很多“文革”书写，这些零零碎碎的“文革”记忆整合起来，还原了一个个真实的“文革”场景，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如果说《认罪书》通过一系列片段式的描写和拼接来营造“文革”的大环境和叙述“文革”中的悲惨故事，那么《茧》则是主要通过一些“特写”来完成对“文革”的想象与叙述。“特写”本来是电影镜头拍摄的一种手法，但是张悦然把这种手法移植到了自己的小说中，特别是对“文革”的描绘中。张悦然曾说：“我们这一代作家则是由特写展开的……上一代作家总归是有一种全局观……我们这一代人，仅就我个人来说，我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全局观。”④65《茧》对“文革”的“特写”主要集中在“死人塔”上，小说对这个独立存在的“死人塔”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它是用来存放供医学大学解剖课和实验研究所用的尸体和尸块的，里面“有从头顶竖着剖开的半个人脸，有眼睛紧闭的头颅。也有女人的上半身，我看到她的乳房，霉绿色的乳头。另一边有个大水池，注满了黄浊的福尔马林溶液，泡着零散的手臂和腿。那些黯绿色的皮肤上，有着青铜器般神秘的花纹。”⑤125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在“文革”期间是进行“批斗”的地点，也是李冀生把钉子钉入程进义脑中的行凶地点。这是一个充满了“文革”罪恶的地方，但是对于李佳栖们来说，“死人塔”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游乐场所，给他们的童年带来了欢乐和刺激，不过也是它唤起了他们对“文革”的记忆和想象，是触发他们“成长”的关键点。阴暗、瘆人的“死人塔”代表的是“文革”年代人们的非理性和残暴，这种非理性和残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当代人身上，显示出了惊人的破坏力，程恭就是一例。当程恭知道李冀生就是把钉子钉入程进义脑中的人后，非常气愤，但是他又无法对李冀生进行实质性报复，就转而把自己的怨恨发泄在李沛萱身上，对她实施报复，最后导致她的毁容。还有程恭在雪地里虐杀小狗的画面让人直接感受到了他近乎变态的冷酷及残忍。“文革”的贻害在他身上显露无遗。 除了“死人塔”外，小说中插入的纪录片除了对李冀生的人生进行了补充之外，也是对“文革”的侧面描写，以这种隐晦的方式揭示了人在“文革”中心理扭曲异化的过程。小说中纪录片共有五处，这五处纪录片看似溢出了故事之外，和小说没有什么紧密联系，但是仔细看看，便会发现这其中隐藏着李冀生一生的心理变化历程，与主线故事形成互补关系。他从一个对生命悲悯、对爱情憧憬、对世事淡定的人最终变成了一个只会手术救人但却对自己亲人极度冷漠的人，这种充满矛盾的类似于双重人格的性格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受到“文革”的影响。“文革”的毒性不仅荼毒了当代人，还以一种悄然发生的方式复发在后代人的身上，历史永远不会过去，历史正在对当下发生重要影响，这大概就是张悦然仍然在思考探究“文革”的原因所在。
二、复仇与成长
《认罪书》讲述的是关于“文革”的故事，但是其故事发展的内在叙事模式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复仇在古今中外历史上经常发生，通常以超常态和极端性的手段方式来达到目的，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悲剧。“以‘复仇’为母题的中外叙事文学作品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我们将其归纳为血亲复仇、痴心女子负心汉式复仇、‘第三类复仇’这三种模式。”⑥138而《认罪书》中的复仇故事属于非典型的“痴心女子负心汉式”。复仇的原因或者说前提是金金与有妇之夫梁知相爱，但梁知却因为利益与前途抛弃了她和腹中的孩子，金金怨恨梁知对自己的始乱终弃，转嫁给了他的弟弟梁新，以此来报复梁知。金金嫁入梁家之后，在复仇心理的驱动之下精心策划，步步为营，逐渐揭开笼罩在梁家人身上的面纱，发现了梁家人的秘密与罪恶——他们都是“杀害”梅好和梅梅的凶手或帮凶。最后以梁家人和金金的相继死去作为报复的结局。可以说，复仇是小说情节发展推动的内在动力与叙事模式。
《茧》中的“文革”是一个远在天边而又近在咫尺的背景，比如说“死人塔”，它的叙事在更多方面表现出成长小说的特点，小说围绕李佳栖、程恭的成长——包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成长展开叙事，以二人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对父辈与祖辈的历史进行追溯，从而把当下与历史接洽。小说中李佳栖的成长与父亲李牧原息息相关，虽然李牧原在李佳栖的生活中处于一种类似“缺席”的状态，但是由于李佳栖对父亲有着坚定执着而又略显变态的爱，致使李佳栖一直在追随李牧原的生活轨迹，在这个过程中，汪露寒、殷正、谢天成等人對李牧原的回忆使李佳栖心目中的理想父亲形象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软弱、自私、对生活极其无力的父亲形象。当李佳栖通过别人的回忆了解了李牧原的一生之后，也完成了自己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成长。程恭无意间知道爷爷程进义之所以成为植物人，是因为当年有一个人把一颗钉子钉入了他的脑中，当他知道原因之后展开了查明真凶的调查行动——制造“灵魂对讲机”，在制造“灵魂对讲机”的过程中无意发现李佳栖的爷爷李冀生就是“文革”时把钉子钉入程进义脑中的人，即“真凶”。这个真相触发了程恭的成长，他开始思考自己家庭不幸的原因，他的心里有一颗报复的种子，这使他暴戾凶残、自私冷酷，把对李冀生的无力报复转向脆弱的李沛萱和陈莎莎，以此来宣泄自己的怨恨和痛苦，但最终在陈莎莎与大斌的原谅之下重新感受到了世间的真情和温暖，完成了自己的成长。
在叙事方面，乔叶和张悦然都选择用一种由彼及此的方式触碰“文革”、抵达“文革”。乔叶以爱情复仇为线索把探寻的触角深入厚重的“文革”历史，以此来记住和思考这段从未真正远去并且对后世影响重大的历史，对历史和人性展开拷问和问罪。而《茧》以成长经历为线索追寻影响自己和父辈成长历程的历史因素，把罪恶的源头指向了“文革”，思考当下之人该如何面对“文革”之罪。从《认罪书》和《茧》的叙事上可以看出二人都避开了对“文革”的正面进攻，历史经验的缺乏和前辈作家对“文革”详尽的书写使他们很难再从正面切入这段历史，他们只能寻求另外一种迂回的途径来进行历史写作突围。乔叶曾说：“当时考虑的是一个家庭伦理题材，但慢慢地又不断接触到‘文革’，我又看到阿伦特的‘平庸人的恶’，对这个也蛮感兴趣的。当时差不多已经写了十万字，后来我就想，光是女性书写偏‘轻’那么就历史书写来说，我又没有合适的载体，于是这两个就结合到一块了。”⑦乔叶有意识地将历史题材和爱情/家庭伦理题材相结合，即将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和爱情题材与自己不擅长的历史书写结合起来，既彰显了自己的写作优势，又弥补了自己的写作短板，使自己的写作更加得心应手和真切，同时又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丰富了小说的叙事内容，使小说呈现了别样的审美趣味。
张悦然选择将成长叙述和历史叙事相结合很明显与她的写作观念有关，她曾说：“我应该始终从‘成长’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人物，应该说，在死亡的前一刻，我们都还在‘成长’。”⑧67从长篇处女作《樱桃之远》到创作转型作《誓鸟》，“成长”一直是张悦然小说的关键词之一，也是其青春写作特色之一。她小说中的人物，从杜婉婉、璟、到宵行，基本都是处于成长状态中。《茧》中的李佳栖和程恭也是如此。张悦然在《茧》中将成长叙事和历史书写相结合，使得其成长叙事有所突破。“假如作品中的人物恰好反映或介入了这个时间过程，那么这种成长便不止是具有个人性的意义，而是变成了历史进步甚至革命的见证，或者它的一部分了。”⑨37张悦然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没有直接介入历史或革命的过程，但是他们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历史和革命的影响，成为历史和革命间接的“受害人”，他们便是通过这种间接的影响与受害与历史发生关联，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虽然张悦然小说中的历史书写使其成长叙事有所突破，但是小说中对成长叙事过多的倚重减轻了对历史之“重”的叙述，使得小说的成长叙事有余而历史书写不足。
三、认罪与和解
“一代作家要想成为一代人的代言者、一代人的生命的记录者，如果不自觉地将个体记忆与一个时代具有整体性的历史氛围与逻辑，与这些东西有内在的呼应与‘神合’，恐怕是很难得到广泛认可的。”⑩117乔叶和张悦然都自觉将自己的个体记忆和历史氛围与逻辑相结合，使自己的作品不单单是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验，而在作品中还浸透着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和思考。 复仇是《认罪书》的叙事模式，但是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关于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故事，而是一部男女爱恨情仇与历史深刻思考相互交织、相互缠绕的有着思想厚度的文本。《认罪书》以金金的复仇为线索，冷静地对人性之罪恶进行了深度剖析，描绘了一幅关于人性罪恶沉浮的生存图景。在这部小说中，几乎人人都是罪与恶的结合，他们联合起来杀害了“美好”（梅好），但是他们中却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有罪，缺乏对自身罪与恶的反省和忏悔。而这本书取名为《认罪书》，不是指小说中的那些有罪的人产生了忏悔心理要认罪，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很少有自省意识，作者希望这些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罪恶从而进行忏悔和认罪，她的愿望是：“我希望听到更多有质量的反省和忏悔的声音。”{11}359“忏悔所意味的绝不仅是个人良知，也绝不仅是自我洗礼和呵护心灵，更不仅是承认过错请求谅解的姿态，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忏悔意味的是我们自身的生存质量，意味的是我們对未来生活所负起的一种深切责任。”{12}365为了更好地说明当代人要如何对“文革”进行忏悔，在小说的最后乔叶专门设置了一位老先生对“文革”时期自己的恶行进行忏悔最终获得释然的情节，这个溢出了文本之外的情节使得小说的转向有些突兀，但是作者用这种伤害小说本身审美的急切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历史态度，对人们应该如何面对历史、如何忏悔做了一个示范。
乔叶对于犯有历史之罪的人的态度是让他们知罪并且认罪，而张悦然在《茧》中显示出的对待历史之罪的态度是和解。《茧》的开头李佳栖和程恭坐在老房子里对各自的成长历史与父辈、祖辈的历史进行回忆和叙述，在这个过程中撕开了祖辈们的罪恶的伤疤，而他们要思考的就是如何来面对和解决祖辈们的罪恶及其遗留下来的创伤或者说是当下人要如何面对历史之罪、“文革”之殇。在小说的结尾，伴随着李冀生的死亡（他至死都没有进行过忏悔或道歉），死人塔的烧毁，李佳栖对程恭说：“一切都结束了。”{13}414似乎随着当事人的死亡，“文革”历史痕迹的消失，罪恶就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尘埃里，李佳栖们只能用一种活在当下的态度来宽恕曾在历史中犯过罪恶的人，实现和解，使自己从历史的重负中得到解脱。但是事实上，当代人能够如此轻易就和历史之罪实现和解吗？恐怕张悦然也是不确定的。小说主人公之间最终和解的结局并不意味着历史之罪能够轻易被宽恕。所以说，《茧》虽然传达了“文革”并未远去并且还在对当下发生重要影响这种声音，但是对人们到底该如何面对历史这一问题的思考却是不够的，最起码和解这一结局不足以让人信服。
乔叶和张悦然都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对“文革”进行了书写，并且也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的思考，但是显然，二者的思考力度是不一样的。乔叶在后记中提到她对“文革”的思考受到了丁帆、赵瑜、朱学勤、余开伟等作家和学者的观念的启示，这种启示使得乔叶的作品有了更多的思想厚度与深度，但是也会遮蔽一些属于乔叶自己对历史的思考。相比较而言，张悦然对“文革”的思考可能比乔叶要薄弱些，究其原因可能是与张悦然本身的阅历与想象力有关。张悦然在《茧》的后记中提到了“钉子”故事的来源，而她把整个“文革”中的惨事压缩成一颗“钉子”，这是张悦然的想象的支点，它在丰富张悦然的想象力的同时也限制了她对“文革”的想象与思考。
四、结语
书写“文革”的意义，不仅在于让人们记住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段历史来反思历史、观照人性。后世人如何面对“文革”的罪恶？这不仅是当代“70后”、“80后”作家们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位国人都要深思的问题。作家们通过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这段沉痛的历史，让“文革”书写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无疑是值得赞许的。尽管作家们的书写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但是这也恰好说明在“文革”书写的这条道路上作家们还有丰富的空间可以拓展，还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注释：
①许子东.叙述文革[J].读书，1999（9）.
②李新亮.文革小说中文革记忆的转变[J].当代文坛，2011（4）.
③{11}{12}乔叶.认罪书[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④⑧张悦然.“我们这一代作家是由特写展开的”——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3（5）.
⑤{13}张悦然.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⑥杨经建.复仇母题与中外叙事文学[J].外国文学评论，2013（4）.
⑦乔叶.70后作家转向历史书写，《认罪书》反思文革[J/OL].http：//cul.qq.com/a/20140303/010180.html，2014-3-3.
⑨张清华.成长·“类成长小说”——当代小说诗学关键词之四[J].小说评论，2012（5）.
⑩张清华.“70后”的身份之谜与文学处境[J].文艺争鸣，2014（8）.
关键词： 《认罪书》 《茧》 “文革” 想象 叙述
“文革”是中国的一段沉痛的历史，同时也是具有深刻思想史意义的文学母题。自“文革”结束以后，大量作家或者文学史上重要的思潮流派都曾涉及过对“文革”的书写，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中，作家们对“文革”的书写就不曾中断过，他们都在以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对“文革”进行思考和追问。
“50后”、“60后”作家们大多有着“文革”亲身经历，相比较而言他们先天具有叙述“文革”的优势，在对“文革”进行书写时显示出十足的底气与自信。他们书写“文革”，不断对其进行重述、思考和问责，对历史负起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作家该负的责任；或者“文革”是他们绕不开的心理障碍，书写“文革”是他们对自己青春的一个交代。“如何回忆和叙述‘文革’的过程和细节，如何梳理和解释‘文革’的来源和影响，这是一个中国大陆作家很少很够忽视和回避的题目。”①12对于“50后”、“60后”作家们来说是如此，对“70后”、“80后”作家们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离“文革”这段历史较远，缺乏足够“文革”记忆和“文革”经验的“70后”、“80后”作家们该如何面对并叙述这段历史呢？本文将以“70后”作家乔叶的《认罪书》和“80后”作家张悦然的《茧》为例，论述他们是如何对“文革”进行想象和叙述的。
一、碎片与特写
“文革”作为一个不断被书写、不断被思考的文学命题，不同的作家对它的书写方式是不同的。“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小说中的‘文革’记忆逐渐呈现出从‘文革’现场到‘文革’背景的转变。”②45《认罪书》和《茧》都是如此，沉重的“文革”在小说中不再是先验先行的主题，而是作为一种背景存在，具体来说，《认罪书》中的“文革”是一系列碎片化的记忆的整合，而《茧》中的“文革”是对某些特定地点和特殊事物的“特写”。
《认罪书》的“文革”书写呈现碎片化的倾向。在小說中，作者构建了很多叙述者的身份，通过他们的描述，“文革”时期人性罪恶的脸谱一一呈现出来。作者乔叶首先虚构了小说的作者金金，即故事的女主人公，乔叶隐匿在这个虚构的作者金金之后，通过她的自述讲述了这个充满罪恶的故事，对人性中的罪性与恶性进行了拷问。除了金金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叙述者，例如老姑、张小英、梁知、梁新、秦红、钟潮等，小说通过他们对梅好、梅梅故事的反复的碎片式的言说，把她们死亡的真相一一揭露出来，最后发现每一个人都是罪恶的参与者，对她们的死亡都负有责任。比如钟潮是对梅好施暴的直接参与者，张小英和梁文道眼睁睁地看着梅好跳河死去，看似无辜的老姑对梅梅软弱性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梁知对梅梅爱的背后是欺骗与利用等等。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有罪的，只有一个例外——申明，他充当了一个正义或者理性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的化身，乔叶借申明之口说出了后代人之所以还有关注历史、叙述历史的原因：“多了解一些历史，你就会知道，历史虽然是历史，但是历史也是当下和未来。历史虽然死了，但是也一直活着，而且活得比什么都长久。”③152并借申明之口讨伐了那些如盛春风一样隐瞒、掩饰自己在“文革”期间卑劣行径的人。
这一系列的人物充当了“文革”故事讲述者的角色，除了这些被讲述的“文革”悲惨故事之外，小说还通过对旅游景区拾梦庄开发策略中的“文革”节目的描写再现了“文革”当时的气氛和环境，描绘了“文革”年代人们的狂欢心理。忠字舞、红卫兵、样板戏等这些“文革”节目在钟局长、王局长、李教授、阎村长等人的安排下一一上演，有声有色，这些从灰暗的历史中拉出来的“文革”元素在新世纪成为了光鲜亮丽的谋利工具。这段历史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恐怖和黑暗的旧时光，而是充满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这种对待“文革”的态度，显然是具有代表性的，因为这些节目所要吸引的就是那些同样对历史没有痛感的游客们，是对历史无知无感的生活中的大众们。此外，申明的文章、《黄河文化报》专栏“我们”、编者注等等这些叙事方式也涉及到了很多“文革”书写，这些零零碎碎的“文革”记忆整合起来，还原了一个个真实的“文革”场景，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如果说《认罪书》通过一系列片段式的描写和拼接来营造“文革”的大环境和叙述“文革”中的悲惨故事，那么《茧》则是主要通过一些“特写”来完成对“文革”的想象与叙述。“特写”本来是电影镜头拍摄的一种手法，但是张悦然把这种手法移植到了自己的小说中，特别是对“文革”的描绘中。张悦然曾说：“我们这一代作家则是由特写展开的……上一代作家总归是有一种全局观……我们这一代人，仅就我个人来说，我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全局观。”④65《茧》对“文革”的“特写”主要集中在“死人塔”上，小说对这个独立存在的“死人塔”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它是用来存放供医学大学解剖课和实验研究所用的尸体和尸块的，里面“有从头顶竖着剖开的半个人脸，有眼睛紧闭的头颅。也有女人的上半身，我看到她的乳房，霉绿色的乳头。另一边有个大水池，注满了黄浊的福尔马林溶液，泡着零散的手臂和腿。那些黯绿色的皮肤上，有着青铜器般神秘的花纹。”⑤125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在“文革”期间是进行“批斗”的地点，也是李冀生把钉子钉入程进义脑中的行凶地点。这是一个充满了“文革”罪恶的地方，但是对于李佳栖们来说，“死人塔”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游乐场所，给他们的童年带来了欢乐和刺激，不过也是它唤起了他们对“文革”的记忆和想象，是触发他们“成长”的关键点。阴暗、瘆人的“死人塔”代表的是“文革”年代人们的非理性和残暴，这种非理性和残暴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在当代人身上，显示出了惊人的破坏力，程恭就是一例。当程恭知道李冀生就是把钉子钉入程进义脑中的人后，非常气愤，但是他又无法对李冀生进行实质性报复，就转而把自己的怨恨发泄在李沛萱身上，对她实施报复，最后导致她的毁容。还有程恭在雪地里虐杀小狗的画面让人直接感受到了他近乎变态的冷酷及残忍。“文革”的贻害在他身上显露无遗。 除了“死人塔”外，小说中插入的纪录片除了对李冀生的人生进行了补充之外，也是对“文革”的侧面描写，以这种隐晦的方式揭示了人在“文革”中心理扭曲异化的过程。小说中纪录片共有五处，这五处纪录片看似溢出了故事之外，和小说没有什么紧密联系，但是仔细看看，便会发现这其中隐藏着李冀生一生的心理变化历程，与主线故事形成互补关系。他从一个对生命悲悯、对爱情憧憬、对世事淡定的人最终变成了一个只会手术救人但却对自己亲人极度冷漠的人，这种充满矛盾的类似于双重人格的性格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受到“文革”的影响。“文革”的毒性不仅荼毒了当代人，还以一种悄然发生的方式复发在后代人的身上，历史永远不会过去，历史正在对当下发生重要影响，这大概就是张悦然仍然在思考探究“文革”的原因所在。
二、复仇与成长
《认罪书》讲述的是关于“文革”的故事，但是其故事发展的内在叙事模式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复仇在古今中外历史上经常发生，通常以超常态和极端性的手段方式来达到目的，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悲剧。“以‘复仇’为母题的中外叙事文学作品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我们将其归纳为血亲复仇、痴心女子负心汉式复仇、‘第三类复仇’这三种模式。”⑥138而《认罪书》中的复仇故事属于非典型的“痴心女子负心汉式”。复仇的原因或者说前提是金金与有妇之夫梁知相爱，但梁知却因为利益与前途抛弃了她和腹中的孩子，金金怨恨梁知对自己的始乱终弃，转嫁给了他的弟弟梁新，以此来报复梁知。金金嫁入梁家之后，在复仇心理的驱动之下精心策划，步步为营，逐渐揭开笼罩在梁家人身上的面纱，发现了梁家人的秘密与罪恶——他们都是“杀害”梅好和梅梅的凶手或帮凶。最后以梁家人和金金的相继死去作为报复的结局。可以说，复仇是小说情节发展推动的内在动力与叙事模式。
《茧》中的“文革”是一个远在天边而又近在咫尺的背景，比如说“死人塔”，它的叙事在更多方面表现出成长小说的特点，小说围绕李佳栖、程恭的成长——包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成长展开叙事，以二人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对父辈与祖辈的历史进行追溯，从而把当下与历史接洽。小说中李佳栖的成长与父亲李牧原息息相关，虽然李牧原在李佳栖的生活中处于一种类似“缺席”的状态，但是由于李佳栖对父亲有着坚定执着而又略显变态的爱，致使李佳栖一直在追随李牧原的生活轨迹，在这个过程中，汪露寒、殷正、谢天成等人對李牧原的回忆使李佳栖心目中的理想父亲形象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软弱、自私、对生活极其无力的父亲形象。当李佳栖通过别人的回忆了解了李牧原的一生之后，也完成了自己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成长。程恭无意间知道爷爷程进义之所以成为植物人，是因为当年有一个人把一颗钉子钉入了他的脑中，当他知道原因之后展开了查明真凶的调查行动——制造“灵魂对讲机”，在制造“灵魂对讲机”的过程中无意发现李佳栖的爷爷李冀生就是“文革”时把钉子钉入程进义脑中的人，即“真凶”。这个真相触发了程恭的成长，他开始思考自己家庭不幸的原因，他的心里有一颗报复的种子，这使他暴戾凶残、自私冷酷，把对李冀生的无力报复转向脆弱的李沛萱和陈莎莎，以此来宣泄自己的怨恨和痛苦，但最终在陈莎莎与大斌的原谅之下重新感受到了世间的真情和温暖，完成了自己的成长。
在叙事方面，乔叶和张悦然都选择用一种由彼及此的方式触碰“文革”、抵达“文革”。乔叶以爱情复仇为线索把探寻的触角深入厚重的“文革”历史，以此来记住和思考这段从未真正远去并且对后世影响重大的历史，对历史和人性展开拷问和问罪。而《茧》以成长经历为线索追寻影响自己和父辈成长历程的历史因素，把罪恶的源头指向了“文革”，思考当下之人该如何面对“文革”之罪。从《认罪书》和《茧》的叙事上可以看出二人都避开了对“文革”的正面进攻，历史经验的缺乏和前辈作家对“文革”详尽的书写使他们很难再从正面切入这段历史，他们只能寻求另外一种迂回的途径来进行历史写作突围。乔叶曾说：“当时考虑的是一个家庭伦理题材，但慢慢地又不断接触到‘文革’，我又看到阿伦特的‘平庸人的恶’，对这个也蛮感兴趣的。当时差不多已经写了十万字，后来我就想，光是女性书写偏‘轻’那么就历史书写来说，我又没有合适的载体，于是这两个就结合到一块了。”⑦乔叶有意识地将历史题材和爱情/家庭伦理题材相结合，即将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和爱情题材与自己不擅长的历史书写结合起来，既彰显了自己的写作优势，又弥补了自己的写作短板，使自己的写作更加得心应手和真切，同时又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丰富了小说的叙事内容，使小说呈现了别样的审美趣味。
张悦然选择将成长叙述和历史叙事相结合很明显与她的写作观念有关，她曾说：“我应该始终从‘成长’的角度去看待一个人物，应该说，在死亡的前一刻，我们都还在‘成长’。”⑧67从长篇处女作《樱桃之远》到创作转型作《誓鸟》，“成长”一直是张悦然小说的关键词之一，也是其青春写作特色之一。她小说中的人物，从杜婉婉、璟、到宵行，基本都是处于成长状态中。《茧》中的李佳栖和程恭也是如此。张悦然在《茧》中将成长叙事和历史书写相结合，使得其成长叙事有所突破。“假如作品中的人物恰好反映或介入了这个时间过程，那么这种成长便不止是具有个人性的意义，而是变成了历史进步甚至革命的见证，或者它的一部分了。”⑨37张悦然小说中的人物虽然没有直接介入历史或革命的过程，但是他们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历史和革命的影响，成为历史和革命间接的“受害人”，他们便是通过这种间接的影响与受害与历史发生关联，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虽然张悦然小说中的历史书写使其成长叙事有所突破，但是小说中对成长叙事过多的倚重减轻了对历史之“重”的叙述，使得小说的成长叙事有余而历史书写不足。
三、认罪与和解
“一代作家要想成为一代人的代言者、一代人的生命的记录者，如果不自觉地将个体记忆与一个时代具有整体性的历史氛围与逻辑，与这些东西有内在的呼应与‘神合’，恐怕是很难得到广泛认可的。”⑩117乔叶和张悦然都自觉将自己的个体记忆和历史氛围与逻辑相结合，使自己的作品不单单是自己个人的生命体验，而在作品中还浸透着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和思考。 复仇是《认罪书》的叙事模式，但是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关于男女之间的爱恨情仇故事，而是一部男女爱恨情仇与历史深刻思考相互交织、相互缠绕的有着思想厚度的文本。《认罪书》以金金的复仇为线索，冷静地对人性之罪恶进行了深度剖析，描绘了一幅关于人性罪恶沉浮的生存图景。在这部小说中，几乎人人都是罪与恶的结合，他们联合起来杀害了“美好”（梅好），但是他们中却很少有人认为自己有罪，缺乏对自身罪与恶的反省和忏悔。而这本书取名为《认罪书》，不是指小说中的那些有罪的人产生了忏悔心理要认罪，而是恰恰相反，他们对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很少有自省意识，作者希望这些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罪恶从而进行忏悔和认罪，她的愿望是：“我希望听到更多有质量的反省和忏悔的声音。”{11}359“忏悔所意味的绝不仅是个人良知，也绝不仅是自我洗礼和呵护心灵，更不仅是承认过错请求谅解的姿态，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忏悔意味的是我们自身的生存质量，意味的是我們对未来生活所负起的一种深切责任。”{12}365为了更好地说明当代人要如何对“文革”进行忏悔，在小说的最后乔叶专门设置了一位老先生对“文革”时期自己的恶行进行忏悔最终获得释然的情节，这个溢出了文本之外的情节使得小说的转向有些突兀，但是作者用这种伤害小说本身审美的急切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历史态度，对人们应该如何面对历史、如何忏悔做了一个示范。
乔叶对于犯有历史之罪的人的态度是让他们知罪并且认罪，而张悦然在《茧》中显示出的对待历史之罪的态度是和解。《茧》的开头李佳栖和程恭坐在老房子里对各自的成长历史与父辈、祖辈的历史进行回忆和叙述，在这个过程中撕开了祖辈们的罪恶的伤疤，而他们要思考的就是如何来面对和解决祖辈们的罪恶及其遗留下来的创伤或者说是当下人要如何面对历史之罪、“文革”之殇。在小说的结尾，伴随着李冀生的死亡（他至死都没有进行过忏悔或道歉），死人塔的烧毁，李佳栖对程恭说：“一切都结束了。”{13}414似乎随着当事人的死亡，“文革”历史痕迹的消失，罪恶就烟消云散在历史的尘埃里，李佳栖们只能用一种活在当下的态度来宽恕曾在历史中犯过罪恶的人，实现和解，使自己从历史的重负中得到解脱。但是事实上，当代人能够如此轻易就和历史之罪实现和解吗？恐怕张悦然也是不确定的。小说主人公之间最终和解的结局并不意味着历史之罪能够轻易被宽恕。所以说，《茧》虽然传达了“文革”并未远去并且还在对当下发生重要影响这种声音，但是对人们到底该如何面对历史这一问题的思考却是不够的，最起码和解这一结局不足以让人信服。
乔叶和张悦然都用各自独特的方式对“文革”进行了书写，并且也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的思考，但是显然，二者的思考力度是不一样的。乔叶在后记中提到她对“文革”的思考受到了丁帆、赵瑜、朱学勤、余开伟等作家和学者的观念的启示，这种启示使得乔叶的作品有了更多的思想厚度与深度，但是也会遮蔽一些属于乔叶自己对历史的思考。相比较而言，张悦然对“文革”的思考可能比乔叶要薄弱些，究其原因可能是与张悦然本身的阅历与想象力有关。张悦然在《茧》的后记中提到了“钉子”故事的来源，而她把整个“文革”中的惨事压缩成一颗“钉子”，这是张悦然的想象的支点，它在丰富张悦然的想象力的同时也限制了她对“文革”的想象与思考。
四、结语
书写“文革”的意义，不仅在于让人们记住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段历史来反思历史、观照人性。后世人如何面对“文革”的罪恶？这不仅是当代“70后”、“80后”作家们要思考的问题，也是每一位国人都要深思的问题。作家们通过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从不同的角度来叙述这段沉痛的历史，让“文革”书写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无疑是值得赞许的。尽管作家们的书写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但是这也恰好说明在“文革”书写的这条道路上作家们还有丰富的空间可以拓展，还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注释：
①许子东.叙述文革[J].读书，1999（9）.
②李新亮.文革小说中文革记忆的转变[J].当代文坛，2011（4）.
③{11}{12}乔叶.认罪书[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④⑧张悦然.“我们这一代作家是由特写展开的”——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3（5）.
⑤{13}张悦然.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⑥杨经建.复仇母题与中外叙事文学[J].外国文学评论，2013（4）.
⑦乔叶.70后作家转向历史书写，《认罪书》反思文革[J/OL].http：//cul.qq.com/a/20140303/010180.html，2014-3-3.
⑨张清华.成长·“类成长小说”——当代小说诗学关键词之四[J].小说评论，2012（5）.
⑩张清华.“70后”的身份之谜与文学处境[J].文艺争鸣，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