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前言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写入全会文件，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作了阐释和论证，观点不尽一致；本刊今年第1期发表了《以人为本，实行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为题的社论，第2期又发表了何祚庥和段若非《关于“以人为本”的对话》。此后本刊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提出了一些与“以人为本”有关的问题，希望得到回答。为此，本刊选择了若干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我们的理解水平作了回答，供读者学习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参考。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这个原则应该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这个原则的哲学表达就是“以人为本”。马克思说，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可以说，“以人为本”就是我们时代的哲学，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
问：为什么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写入全会文件？
答：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作为战略指导原则写进中央会议文件，是中共执政理念的重大飞跃，同时也是发展观的重大转变，由此导致发展战略的转变，即从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向“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这个“飞跃”和“转变”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现出来。
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的本质和核心，作为战略指导原则，并不是从某种理论原则出发进行逻辑推演的结果，而完全是根据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而确立的。它深深植根于当今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之中。
1确立“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是缓解直至基本消除五大不平衡或五大矛盾的需要。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之前的二十几年里，国家在推进发展任务时，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没有预先制定一条非均衡发展战略，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实行的是一条非均衡发展战略，这段时间实行这种发展战略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那时我国太贫穷了，平均主义太严重了。实行这条发展战略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个是经济快速发展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人们生活普遍得到程度不同的改善，成就非凡，举世瞩目；另一个是扩大了或造成了五大不平衡，即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不平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这五大不平衡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极其严重。2003年春夏之交SARS突发事件使五大不平衡、特别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以非常尖锐的形式凸显出来，促使大家反思，更促使中央反思。怎样解决面临的五大不平衡或五大矛盾呢？能够发动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来解决吗？不能，绝对不能！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经过深刻的反思提出的“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是解决这五大矛盾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包括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卫生等等）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是对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扬弃和超越，因此必须以一种新的发展观为指导，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发展为什么必须全面、协调、可持续呢？这是因为人——这个自然界几十亿年演化的最高产物，它首先是一个最高的物质存在，更是一个最高的精神存在。人有物质生活的需要，更有精神生活的需要；人有生存的需要，更有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人的需要的多面性、多层次性、延续性要求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因此，科学的发展就应该而且必须以人为本，而不该也不能以物为本或以别的什么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这是中共中央确立“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
2确立以为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国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然而，现在达到小康还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很不平衡的。仅就GDP来说，人均达到1000美元，标志着总体上达到小康，但是从社会成员分配状况来看，却有80%没有达到人均水平。就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等来说，就城市、农村以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来说，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因此，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在新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不是一部分人达到小康超越小康，也不是大部分人达到小康，而是惠及全国全体社会成员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的小康社会。它是一个以人为目的的奋斗目标，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精神。中共作为一个认识的主体，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设社会主义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此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实践呼唤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作指导。这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呼唤。到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十六大认识的水平上终于实现了执政理念的飞跃，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作为战略指导原则写入全会文件。
3确立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
确立以人为本的战略指导原则不仅是现阶段解决五大矛盾的需要，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它是我们长远的战略指导原则。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深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的认识停留在社会经济制度层面上界定社会主义，或从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角度界定社会主义，后来加上政治民主，再后又加上精神文明，全方位界定社会主义。这些认识在不同程度上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诚如列宁说：“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列宁《哲学笔记》第239页）以前我们对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层面认识到它的本质，但是它的最深刻的本质直到确立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才真正触及。马克思以人为尺度，从最深刻的本质意义上，揭示了几种社会制度最深刻的本质。他指出，封建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为人，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使人成为异化的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使人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这是对社会主义最深刻本质的揭示和规定，是社会主义与以前的其它社会形态最根本的区别。这里我们想顺便讨论一下如何准确引用马克思的原话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资本家“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在这里，把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释为社会主义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释为共产主义也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语境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词语一般是同义的，是可以通用的。马克思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第一次将共产主义划分为“第一阶段”与“高级阶段”。1891年恩格斯公开发表此文，这种划分便流传于世了。到了二十世纪初，人们逐渐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同义语使用，而将共产主义作为专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用语。后来列宁在他的一些著作中也采用了当时的通常用法，这种用法特别经他在《国家与革命》这本名著中采用而定型了。在我国，从马克思主义传入至今，一直沿用这种说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即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联系在一起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科学发展观中，已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并已得到广泛的认同。因此，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将马克思所说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释为“共产主义”，在理论逻辑上就会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推到非常遥远的未来。当然，完全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历史路程是很长很长的，诚如邓小平指出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今天开始起步是应该的，也是可行的。所以我们认为，将马克思所说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释为社会主义是适宜的。温家宝总理说得好：“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我们从事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理所当然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总之，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确立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前进的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中共实现执政理念飞跃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以人为本是我们时代的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
问：怎样解读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上写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答：以上三句话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内涵，是用马克思主义反思传统发展观的结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
首先解读第一句话：“坚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思想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它不但以哲学形态存在，同时还蕴含在人类的各类优秀文化之中，特别是在文学艺术之中，是一切优秀文化的灵魂。它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最可宝贵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扬弃并超越了历史上的人本思想或人本主义，形成了自己的人本思想或人本主义。这是置于科学基础上的人本主义，是科学形态的人本主义，关键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人”达到了科学理解的水平。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上的“以人为本”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这是不言而喻的。文件写的“以人为本”是作为哲学范畴而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的，它不仅仅限于道德伦理范围，虽然它包含道德伦理的内涵于其中。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已经确定为中共执政的战略指导原则。
有的论者说，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东西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人为本可以允许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能用以人为本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地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前提，历史唯物主义是第二前提。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
对于只从科学视角而不同时从价值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这样提出问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可以理解的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爱因斯坦曾说，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世界应该怎样”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和职能范围之外。（参见爱因斯坦《科学和宗教》、《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这种说法如果说对于其它科学是适用的话，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则不适用了。马克思主义既是严整的科学理论，又是崇高的价值目标；并且两者是内在地统一的——崇高的价值目标置于严整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包括三项内容：1作为科学，它揭示了世界运动变化发展、特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必须遵循；2它提供了探索真理，把握规律的辩证方法，我们应该运用；3它确立了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应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高指导原则，确立为我们行动的指南。针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宣传中忽视马克思主义作为崇高价值目标的情况，本刊编辑部以“毕铭”为笔名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严整的科学理论，又是崇高的价值目标》（载《当代思潮》1992年第6期），又发表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载《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对上述观点作了阐述。我们看来，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中辩证唯物主义的地位比“以人为本”更重要的论者，是由于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具有作为科学理论和作为价值体系的两重性。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它有几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唯物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又是它的全部科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政治经济学是它的哲学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中的展开，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论证，诚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价值体系，“以人为本”是它的现实价值取向和终极价值目标。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引者）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十分明确地申明，他们所创立的唯物主义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唯物主义。因此，可以说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唯物主义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
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终结，也即以人为本是其全部学说的理论终结，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作为价值体系，不存在谁比谁更重要，更不存在用谁代替谁的问题。
再解读第二句话：“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全面、协调、持续是新的发展观的三项基本要点，也是三项基本要求。这个问题可以而且应该从多维视角上予以考察。从组成社会的诸多领域来看，经济、政治、文化（包括思想道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等）、生态应该而且必须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共同进步。从社会结构来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为此，应该而且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部分。改革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从几大文明的角度来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应该而且必须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此外，还可以而且应该从城市与农村，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关系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丰富内涵。
持续发展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和把握。一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必须和谐，一是人类社会本身必须和谐，社会动乱是会影响以至中断持续发展的。
最后解读第三句话：“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这里讲了两个“全面发展”：一个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一个是“人的全面发展”。
所谓“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是经济和经济以外的其它社会各项事业都要相应发展，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单项发展而不顾其它各项事业的发展。
怎样理解马克思讲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者们解释和看法不尽相同，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1984年胡乔木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可能想得简单了一些，与此相联系，对分工的批评似乎也失之过分。即令将来科学发展，人的劳动日缩短了，劳动条件大大地改变了，但很多专业性的职业（例如外科医生、高级科学研究人才之类）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还不能成为多面手，因此自由全面发展是否一定要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或者需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实际发展而另行解释，现在还难以断定。”（《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3—544页）现在距胡乔木写下这段文字已有20年了，我们是否可以随着社会实践的实际发展而另行解释呢？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实际上当代政治家已经另行作了解释，这个解释就包含在温家宝总理关于“坚持以人为本”内涵的说明中。他说，坚持以人为本“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根据这个解释，个人的全面的发展可以理解为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全面发展。我们看来，这样理解是符合中央文件中讲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原意的。
这里还要简要讨论一下“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这两个“全面发展”是互为条件的关系，“经济社会全面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最强大的动力。人才是一切资源中的第一资源。归根到底，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终极价值诉求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上述三句话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完整内容。第一句话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指南，是它的灵魂，第二句话的三项要点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第三句话是科学发展观的终极价值目标——人的全面发展。由上述三句话组成的科学发展观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探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波澜壮阔实践中的展开，马克思主义因此而精彩。恩格斯说：“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我们可以说，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的确立，表明中共已经猜中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谜了。
问：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上写的“以人为本”，它的内涵与人道主义的内涵是不是同义的？有的论者认为以人为本是人道主义的一个原则，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应该是与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和评价一致的。贵刊对此作何评论？
答：Humanism（英文）译为汉文可译为人本主义，也可译为人道主义，还可译为人文主义。Humanism直译就是“人（人类）主义”，因为Human就是人（人类），加上词尾ism，即“人(人类)主义”。因此，虽然单纯从文字的角度来看，几种译文都是可以的，但在汉语中，在人们交往时通常的话语中，人道主义一般当作伦理道德的含义来理解和使用，而人本主义则是指以人为本位来说明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人类）与人类社会中的事物（如神、钱、权等等）的关系的一种学说，是一种哲学本体论学说。因此，不能因为Humanism在汉语中可以译为人本主义，也可以译为人道主义，就将汉语中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混为一谈。例如，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在这里，如果用“人道主义”置换“人本主义”，就不能准确表达马克思的原意了。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是把作为本体的人（人类）与作为本体的自然相对应来阐明人（人类）与自然的内在统一的关系，并以此说明他的共产主义学说的。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中央文件上写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的“以人为本”与通常理解的作为道德伦理范畴的人道主义的内涵显然不是同义的，在这里，不能用人道主义置换“以人为本”，虽然“以人为本”中蕴含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否则，以“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为本质和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就变成以一种道德原则为本质和核心的发展观了，就讲不通了。
有的论者将“以人为本”与人道主义混为一谈，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这位论者允许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一席之地，又断言以人为本不过是人道主义的一个原则，意在贬低以人为本的地位。
问：有的论者拒绝“以人为本”，所持的理由是人是划分为阶级的，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具体的人性就是人的阶级性。现在讲“以人为本”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背离的，只有到了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讲“以人为本”。贵刊对此作何评论？
答：这的确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如果你回答不了斯芬克斯的问题，就将被它吃掉。我们如果回答不了这位论者的问题，现在讲“以人为本”就不能成立。
像世界上各类事物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一样，“人类”当然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人类以性别划分，可分为男人、女人；以年龄划分，可分为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民族划分，人类划分成一千多个民族；以宗教信仰不同划分，可划分为基督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等等；在阶级社会中，以占有生产资料多少和使用方式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阶级。又像世界上任何具体事物一样，每一个具体的人——张三、李四、王五，既有特性和个性，又有共性。在阶级社会中，一个社会成员，隶属某个阶级，他具有这个阶级的特性，这就是他的阶级性。阶级性是不是他的唯一性质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个具体的人如张三或李四或王五，在阶级社会中或在还存在阶级的社会中，隶属于某个阶级，他具有他隶属于那个阶级的阶级性，但除此之外，他隶属于某个民族，又具有他所隶属的那个民族的民族性；如果他有某种宗教信仰，又具有他所信仰的宗教的宗教性，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张三或李四或王五的特殊性（特性），阶级性只是他的特殊性（特性）之一。在此之外，张三或李四或王五还有他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的内容是异常丰富多彩的——性格、气质、兴趣、爱好、特长、体形、体质……等等，等等。这些构成张三或李四或王五的个性。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仅从生理方面来看，已被现代基因学说所证明。张三或李四或王五除特殊性（特性）和个性之外，作为人还有人的共性，不然，他怎么能称为“人”呢？这种共性是什么，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古希腊有位哲人说，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腿动物；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马克思评论说，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而富兰克林关于人的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动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3页）以上几种关于人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出了人的共性。
有位论者诘问：“谁见过‘人’呢？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只有张三、李四、王五。”怎样答复这位论者呢？从辩证法学说中关于一般与特殊（个别）的观点看来，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由人的共性、特性、个性组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看到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人的共性，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共性，他才成其为人，如果没有这种共性，那就不是人，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东西。共性寓于个性（个体）之中。将这种共性抽象出来，就称之为“人”。这种共性称为人性，或曰普遍人性，或曰共同人性，或曰人的本质。所以，我们说，你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人”。用人的一种特性——阶级性来否定人的共性，不过是我国古代诡辩者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的简单重复。
讲到这里，有的论者会说：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批判过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吗，可见他们否定存在什么“人的共性”。还有的论者会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尖锐地批判了“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自称代表“一般的人”的利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了“一般的人”即否定了人的共性。
我们先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批判——
人和自然是费尔巴哈全部哲学研究的主题。他说：“新哲学（费尔巴哈创立的哲学——引者）将人连同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又说：“我的学说和观念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这就是自然和人。”他抛弃了思辨哲学把“理性”当作人的本质的观点，提出：只有把人和自然联系起来，才能解释人和理解人，人只有在和自然的联系中才能认识自己的本质。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他说：“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
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动物。这个命题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动物”，一个是“社会”。而人与其它动物相区别的关键点，正是在于人的社会性。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综合。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仅仅从人和自然的联系中理解人，把人的本质仅仅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是一种片面的观点，是一种抽象（离开社会关系）地解释人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费尔巴哈所讲的“人”称作“抽象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它的著作中，用不同的方式和语言，多次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但基本意思同上述批判是一样的。从上述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抽象的人”是指脱离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人”，是生物学序列中的“人”，而不是批判人的共性。有的论者以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是在批判人的共性，是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
我们再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即一般的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辩证法告诉我们，一般存在于特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个体）之中。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具体的人都隶属某一阶级，这是阶级社会中人的一种特殊性，但这个人又具有人的共性。“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一般的人”是脱离阶级的人，即脱离特殊的“一般的人”，因此这种人只是概念中的人，或只是人的概念，而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上述一段批判文字，批判的是脱离具体的一般，脱离特殊的普遍（共性），并没有否定存在于具体中的一般，存在于特殊中的普遍（共性），并没有否定人的共性的存在。有的论者以马克思、恩格斯这段批判文字为据，断言他们否定人的共性的存在，又是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在十九世纪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用人的普遍性（共性）否定人的特殊性——阶级性；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当中共中央将“以人为本”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后，又有“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跑出来，用人的特殊性——阶级性来否定人的普遍性，即人的共性。这个现象说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确实是辩证法的精髓（不仅是矛盾学说的精髓，而且是整个辩证法学说的精髓），是最难理解和把握的一个哲学问题。
以上的考察和辨析说明马克思没有否定人的共性。任何否定之中包含肯定，马克思会在需要正面表达他的观点时，正面肯定人的共性的。果然，他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写下了这样的话：研究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的变化的人的本性。”
肯定人的共性的存在是“以人为本”这个命题的前提。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
行文至此，我们想同读者讲一个故事，一个有据可查的真实的故事——
1949年9月21日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致开幕词，这篇致词的政治分量和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篇致词中，毛泽东讲了一句蕴含异常丰富历史内涵的话，一句震撼人心的话，一句至今还印在人们脑海中的话，这句话就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77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这篇开幕词置于卷首篇，编者深知上述那句著名的话的政治分量，就将那句话作为这篇开幕词的标题。不过编者们为大脑中在极“左”思潮统治的年代形成的固有观念所支配，总觉得“中国人”三个字不妥，即使是毛泽东主席在如此庄严的政治场合讲的如此重要的话，也胆敢修改。他们将原话改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用“人民”代替了“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开始编辑出版《毛泽东文集》多卷本，将这篇开幕词编入1996年出版的第5卷中，标题恢复了毛泽东的原话：“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从“中国人”到“中国人民”再到“中国人”，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时间是1949年——1977年——1996年。深入思考一下可以发现，这个变化的历程，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演变的轨迹，事情虽然不大，却颇具典型意义。
一定要将中共中央确立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的“以人为本”改为“以人民为本”的论者，不知从上述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变迁中能否领悟出一点什么来呢？
问：贵刊怎样评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那场讨论是否做过结论，如果做过结论，做的是什么结论？
答：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我国出现了一股人道主义思潮，它的出现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反右等多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践踏人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未能幸免。人道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动。这股思潮反映在文艺界，出现了一批宣传人道主义的文艺作品；反映在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发表的讨论文章有数百篇之多，以此为专题的讨论会也开了许多次。怎样评价这场讨论呢？本刊总编辑段若非在1988年真理标准讨论十周年之际，为《红旗》杂志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以红旗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对十年前那场讨论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总结了十年（1978—1988年）思想解放运动在观念的突破和创新上的成果；阐明了实践标准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法宝。该文概括十年中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总共九条，其中第九条是这样写的：“突破了把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漠视人、特别是个人价值和主体地位的旧观念，确立了必须大力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高扬人的价值和主体地位的新观念。”（《红旗》1988年第9期，1988年5月1日出版。又见《段若非文集》第389页）这就是对八十年代初那场关于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一种评价，我们编辑部至今仍然坚持这个评价。
在这场讨论中，胡乔木于1984年1月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讲话式的论文，由于作者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分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又是多个领域学术成就卓著的学者，因而是一篇重要文章，但是这只是作为学者的胡乔木参加讨论的文章，并不是对这场讨论做的结论。今天，当中共中央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写入文件后，当一些理论工作者对“以人为本”作阐述和论证的时候，有的论者跑出来说，胡乔木当年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已经对八十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那场争论做了结论，现在有人推翻这个结论。这种说法包含的深意是显而易见的，不必考究，我们只想指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请看胡乔木在这篇文章结尾是怎样说的吧，他说：“我今天的讲话，在开头已经说过，只是参加讨论，并且只涉及人道主义和异化的一部分问题。对这一部分问题，在一次讲话中也不能说得很透彻，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地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事实上，该文发表以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写了并发表了与胡文商榷的文章。这个事实表明，中共领导意识形态工作有了重大进步。
如果一定要说胡文做了什么结论的话，那么，提出必须大力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对这场讨论做的结论。是谁要推翻这个结论呢？
胡文辟了专章详尽论述了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胡乔木在文中写道：“在今天，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由于文化的落后和经济的落后，在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中，违反人道原则的犯罪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人（首先是对于普通劳动者、普通知识分子、普通服务人员和普通顾客，尤其是对于普通妇女、普通儿童、普通老人和有残疾的人）缺乏关心、尊重、同情、爱护的冷漠现象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同人民的利益、同社会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必须同这些现象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并且必须尽一切可能减少人们的痛苦和不幸，满足人们在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中的迫切需要，反对漠视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官僚主义恶习，尽一切可能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的安全保护工作，防止和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必须对共产党员、对干部、对群众、对青少年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包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伦理原则在内的思想道德教育。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多次批判过人道主义。这些批判的错误之一，是没有区别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作为伦理原则这两个方面，把批判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变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以致连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不宣传了。这种错误应该坚决纠正，不允许重复。在各项工作中，都应该注意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尤其要作这种宣传。我们反对的只是在文学艺术作品或文学艺术评论中宣传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反对歪曲革命历史和革命现实而宣传超历史、超社会的人性论，但是决不反对也不允许反对文学艺术作品表现我们的革命、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革命者和劳动者对人的关心、尊重、同情、友爱，决不反对也不允许反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站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对真实的人性、人情、爱国心、正义感和普通公民人格的尊严作具体的生动的描写。如果那样去反对，那就不但是愚蠢，而且是反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本身，是摧残它们的生命，剥夺它们的感染力和教育意义。我们要从各方面努力，使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像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那样，得到最充分的实现。”这段文字写得多好啊！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为它蕴含的热烈的人道精神所深深感动。这也是我们在这里将这段文字引录于此介绍给读者的原因。胡乔木在当时曾说：“我是个热烈的人道主义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
胡文首次提出了区分人道主义两个方面的含义，即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并以此作为全文立论的基点。在前一种意义上用很大的篇幅批判了人道主义历史观，批判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后一种意义上，提出大力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怎样看待这种批判呢？胡文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更不是为整人而批判，而是为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开辟道路而批判。从全文的理论逻辑上看，该文全部论述和批判的落脚点，就是提出必须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在我国建国三十几年里我们不但没有提出过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口号，而且还多次批判人道主义，八十年代初的几年里，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那都是属于学术理论探讨性质的，而且还有很大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胡文对此作了精彩的阐述和有力的论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成为全国的宣传口号和行动准则了。这是八十年代初那场关于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重大成果，也是胡文的重大贡献。正是由于从那时以来名正言顺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造就了良好理论的和舆论的氛围，今天中共中央才能将“以人为本”写入中央文件。即使如此，今天还是有人拒绝“以人为本”呢。
中共作为一个认识和实践的主体，从提出革命人道主义到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再到提出以人为本作为执政理念，一脉相承地与时俱进地体现了中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写入全会文件，报刊上陆续发表文章作了阐释和论证，观点不尽一致；本刊今年第1期发表了《以人为本，实行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为题的社论，第2期又发表了何祚庥和段若非《关于“以人为本”的对话》。此后本刊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提出了一些与“以人为本”有关的问题，希望得到回答。为此，本刊选择了若干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我们的理解水平作了回答，供读者学习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参考。
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这个原则应该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指导原则，是我们行动的指南。这个原则的哲学表达就是“以人为本”。马克思说，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可以说，“以人为本”就是我们时代的哲学，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
问：为什么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写入全会文件？
答：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作为战略指导原则写进中央会议文件，是中共执政理念的重大飞跃，同时也是发展观的重大转变，由此导致发展战略的转变，即从非均衡发展战略转向“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这个“飞跃”和“转变”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现出来。
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的本质和核心，作为战略指导原则，并不是从某种理论原则出发进行逻辑推演的结果，而完全是根据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而确立的。它深深植根于当今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之中。
1确立“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是缓解直至基本消除五大不平衡或五大矛盾的需要。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之前的二十几年里，国家在推进发展任务时，虽然在指导思想上没有预先制定一条非均衡发展战略，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上实行的是一条非均衡发展战略，这段时间实行这种发展战略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那时我国太贫穷了，平均主义太严重了。实行这条发展战略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个是经济快速发展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位，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人们生活普遍得到程度不同的改善，成就非凡，举世瞩目；另一个是扩大了或造成了五大不平衡，即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不平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这五大不平衡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极其严重。2003年春夏之交SARS突发事件使五大不平衡、特别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以非常尖锐的形式凸显出来，促使大家反思，更促使中央反思。怎样解决面临的五大不平衡或五大矛盾呢？能够发动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来解决吗？不能，绝对不能！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经过深刻的反思提出的“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是解决这五大矛盾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包括政治、文化、科学、技术、教育、卫生等等）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是对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扬弃和超越，因此必须以一种新的发展观为指导，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发展为什么必须全面、协调、可持续呢？这是因为人——这个自然界几十亿年演化的最高产物，它首先是一个最高的物质存在，更是一个最高的精神存在。人有物质生活的需要，更有精神生活的需要；人有生存的需要，更有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人的需要的多面性、多层次性、延续性要求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因此，科学的发展就应该而且必须以人为本，而不该也不能以物为本或以别的什么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这是中共中央确立“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
2确立以为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二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国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项重大的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然而，现在达到小康还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很不平衡的。仅就GDP来说，人均达到1000美元，标志着总体上达到小康，但是从社会成员分配状况来看，却有80%没有达到人均水平。就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等来说，就城市、农村以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来说，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因此，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在新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不是一部分人达到小康超越小康，也不是大部分人达到小康，而是惠及全国全体社会成员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的小康社会。它是一个以人为目的的奋斗目标，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精神。中共作为一个认识的主体，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设社会主义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此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实践呼唤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作指导。这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呼唤。到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十六大认识的水平上终于实现了执政理念的飞跃，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作为战略指导原则写入全会文件。
3确立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是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
确立以人为本的战略指导原则不仅是现阶段解决五大矛盾的需要，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它是我们长远的战略指导原则。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深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的认识停留在社会经济制度层面上界定社会主义，或从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角度界定社会主义，后来加上政治民主，再后又加上精神文明，全方位界定社会主义。这些认识在不同程度上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正确的。问题在于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诚如列宁说：“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列宁《哲学笔记》第239页）以前我们对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层面认识到它的本质，但是它的最深刻的本质直到确立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才真正触及。马克思以人为尺度，从最深刻的本质意义上，揭示了几种社会制度最深刻的本质。他指出，封建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为人，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使人成为异化的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使人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这是对社会主义最深刻本质的揭示和规定，是社会主义与以前的其它社会形态最根本的区别。这里我们想顺便讨论一下如何准确引用马克思的原话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资本家“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在这里，把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释为社会主义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释为共产主义也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语境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词语一般是同义的，是可以通用的。马克思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第一次将共产主义划分为“第一阶段”与“高级阶段”。1891年恩格斯公开发表此文，这种划分便流传于世了。到了二十世纪初，人们逐渐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同义语使用，而将共产主义作为专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用语。后来列宁在他的一些著作中也采用了当时的通常用法，这种用法特别经他在《国家与革命》这本名著中采用而定型了。在我国，从马克思主义传入至今，一直沿用这种说法。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即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联系在一起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科学发展观中，已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并已得到广泛的认同。因此，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将马克思所说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释为“共产主义”，在理论逻辑上就会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推到非常遥远的未来。当然，完全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历史路程是很长很长的，诚如邓小平指出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今天开始起步是应该的，也是可行的。所以我们认为，将马克思所说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释为社会主义是适宜的。温家宝总理说得好：“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我们从事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理所当然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总之，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确立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前进的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中共实现执政理念飞跃的需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以人为本是我们时代的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
问：怎样解读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上写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答：以上三句话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内涵，是用马克思主义反思传统发展观的结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
首先解读第一句话：“坚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思想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古已有之，源远流长，它不但以哲学形态存在，同时还蕴含在人类的各类优秀文化之中，特别是在文学艺术之中，是一切优秀文化的灵魂。它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最可宝贵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扬弃并超越了历史上的人本思想或人本主义，形成了自己的人本思想或人本主义。这是置于科学基础上的人本主义，是科学形态的人本主义，关键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人”达到了科学理解的水平。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上的“以人为本”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这是不言而喻的。文件写的“以人为本”是作为哲学范畴而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的，它不仅仅限于道德伦理范围，虽然它包含道德伦理的内涵于其中。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已经确定为中共执政的战略指导原则。
有的论者说，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东西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人为本可以允许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不能用以人为本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地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前提，历史唯物主义是第二前提。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
对于只从科学视角而不同时从价值视角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这样提出问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可以理解的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爱因斯坦曾说，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世界应该怎样”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和职能范围之外。（参见爱因斯坦《科学和宗教》、《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这种说法如果说对于其它科学是适用的话，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则不适用了。马克思主义既是严整的科学理论，又是崇高的价值目标；并且两者是内在地统一的——崇高的价值目标置于严整的科学理论基础之上。我们讲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包括三项内容：1作为科学，它揭示了世界运动变化发展、特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必须遵循；2它提供了探索真理，把握规律的辩证方法，我们应该运用；3它确立了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应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高指导原则，确立为我们行动的指南。针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教育、宣传中忽视马克思主义作为崇高价值目标的情况，本刊编辑部以“毕铭”为笔名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严整的科学理论，又是崇高的价值目标》（载《当代思潮》1992年第6期），又发表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载《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对上述观点作了阐述。我们看来，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中辩证唯物主义的地位比“以人为本”更重要的论者，是由于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具有作为科学理论和作为价值体系的两重性。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它有几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并不是并列的，唯物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又是它的全部科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政治经济学是它的哲学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中的展开，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论证，诚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价值体系，“以人为本”是它的现实价值取向和终极价值目标。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引者）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十分明确地申明，他们所创立的唯物主义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唯物主义。因此，可以说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唯物主义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
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唯物主义的理论终结，也即以人为本是其全部学说的理论终结，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作为价值体系，不存在谁比谁更重要，更不存在用谁代替谁的问题。
再解读第二句话：“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全面、协调、持续是新的发展观的三项基本要点，也是三项基本要求。这个问题可以而且应该从多维视角上予以考察。从组成社会的诸多领域来看，经济、政治、文化（包括思想道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等）、生态应该而且必须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才能相得益彰，共同进步。从社会结构来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全面、协调、持续发展，为此，应该而且必须进行改革，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部分。改革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从几大文明的角度来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应该而且必须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此外，还可以而且应该从城市与农村，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关系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丰富内涵。
持续发展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和把握。一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必须和谐，一是人类社会本身必须和谐，社会动乱是会影响以至中断持续发展的。
最后解读第三句话：“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这里讲了两个“全面发展”：一个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一个是“人的全面发展”。
所谓“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是经济和经济以外的其它社会各项事业都要相应发展，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单项发展而不顾其它各项事业的发展。
怎样理解马克思讲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者们解释和看法不尽相同，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1984年胡乔木曾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可能想得简单了一些，与此相联系，对分工的批评似乎也失之过分。即令将来科学发展，人的劳动日缩短了，劳动条件大大地改变了，但很多专业性的职业（例如外科医生、高级科学研究人才之类）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还不能成为多面手，因此自由全面发展是否一定要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或者需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实际发展而另行解释，现在还难以断定。”（《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43—544页）现在距胡乔木写下这段文字已有20年了，我们是否可以随着社会实践的实际发展而另行解释呢？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实际上当代政治家已经另行作了解释，这个解释就包含在温家宝总理关于“坚持以人为本”内涵的说明中。他说，坚持以人为本“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就是要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根据这个解释，个人的全面的发展可以理解为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包括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全面发展。我们看来，这样理解是符合中央文件中讲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原意的。
这里还要简要讨论一下“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这两个“全面发展”是互为条件的关系，“经济社会全面的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最强大的动力。人才是一切资源中的第一资源。归根到底，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终极价值诉求就是人的全面发展。
上述三句话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完整内容。第一句话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指南，是它的灵魂，第二句话的三项要点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第三句话是科学发展观的终极价值目标——人的全面发展。由上述三句话组成的科学发展观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探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波澜壮阔实践中的展开，马克思主义因此而精彩。恩格斯说：“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我们可以说，以人为本作为战略指导原则的确立，表明中共已经猜中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之谜了。
问：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上写的“以人为本”，它的内涵与人道主义的内涵是不是同义的？有的论者认为以人为本是人道主义的一个原则，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应该是与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和评价一致的。贵刊对此作何评论？
答：Humanism（英文）译为汉文可译为人本主义，也可译为人道主义，还可译为人文主义。Humanism直译就是“人（人类）主义”，因为Human就是人（人类），加上词尾ism，即“人(人类)主义”。因此，虽然单纯从文字的角度来看，几种译文都是可以的，但在汉语中，在人们交往时通常的话语中，人道主义一般当作伦理道德的含义来理解和使用，而人本主义则是指以人为本位来说明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人类）与人类社会中的事物（如神、钱、权等等）的关系的一种学说，是一种哲学本体论学说。因此，不能因为Humanism在汉语中可以译为人本主义，也可以译为人道主义，就将汉语中人本主义与人道主义混为一谈。例如，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在这里，如果用“人道主义”置换“人本主义”，就不能准确表达马克思的原意了。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是把作为本体的人（人类）与作为本体的自然相对应来阐明人（人类）与自然的内在统一的关系，并以此说明他的共产主义学说的。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中央文件上写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的“以人为本”与通常理解的作为道德伦理范畴的人道主义的内涵显然不是同义的，在这里，不能用人道主义置换“以人为本”，虽然“以人为本”中蕴含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否则，以“以人为本”的哲学理念为本质和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就变成以一种道德原则为本质和核心的发展观了，就讲不通了。
有的论者将“以人为本”与人道主义混为一谈，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这位论者允许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一席之地，又断言以人为本不过是人道主义的一个原则，意在贬低以人为本的地位。
问：有的论者拒绝“以人为本”，所持的理由是人是划分为阶级的，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具体的人性就是人的阶级性。现在讲“以人为本”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背离的，只有到了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讲“以人为本”。贵刊对此作何评论？
答：这的确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如果你回答不了斯芬克斯的问题，就将被它吃掉。我们如果回答不了这位论者的问题，现在讲“以人为本”就不能成立。
像世界上各类事物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一样，“人类”当然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人类以性别划分，可分为男人、女人；以年龄划分，可分为儿童、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以民族划分，人类划分成一千多个民族；以宗教信仰不同划分，可划分为基督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等等；在阶级社会中，以占有生产资料多少和使用方式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阶级。又像世界上任何具体事物一样，每一个具体的人——张三、李四、王五，既有特性和个性，又有共性。在阶级社会中，一个社会成员，隶属某个阶级，他具有这个阶级的特性，这就是他的阶级性。阶级性是不是他的唯一性质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个具体的人如张三或李四或王五，在阶级社会中或在还存在阶级的社会中，隶属于某个阶级，他具有他隶属于那个阶级的阶级性，但除此之外，他隶属于某个民族，又具有他所隶属的那个民族的民族性；如果他有某种宗教信仰，又具有他所信仰的宗教的宗教性，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张三或李四或王五的特殊性（特性），阶级性只是他的特殊性（特性）之一。在此之外，张三或李四或王五还有他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的内容是异常丰富多彩的——性格、气质、兴趣、爱好、特长、体形、体质……等等，等等。这些构成张三或李四或王五的个性。每一个人的个性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这种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仅从生理方面来看，已被现代基因学说所证明。张三或李四或王五除特殊性（特性）和个性之外，作为人还有人的共性，不然，他怎么能称为“人”呢？这种共性是什么，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古希腊有位哲人说，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腿动物；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富兰克林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马克思评论说，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而富兰克林关于人的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动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3页）以上几种关于人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出了人的共性。
有位论者诘问：“谁见过‘人’呢？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人’。只有张三、李四、王五。”怎样答复这位论者呢？从辩证法学说中关于一般与特殊（个别）的观点看来，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由人的共性、特性、个性组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看到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人的共性，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共性，他才成其为人，如果没有这种共性，那就不是人，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东西。共性寓于个性（个体）之中。将这种共性抽象出来，就称之为“人”。这种共性称为人性，或曰普遍人性，或曰共同人性，或曰人的本质。所以，我们说，你在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人”。用人的一种特性——阶级性来否定人的共性，不过是我国古代诡辩者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的简单重复。
讲到这里，有的论者会说：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批判过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吗，可见他们否定存在什么“人的共性”。还有的论者会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尖锐地批判了“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自称代表“一般的人”的利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否定了“一般的人”即否定了人的共性。
我们先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批判——
人和自然是费尔巴哈全部哲学研究的主题。他说：“新哲学（费尔巴哈创立的哲学——引者）将人连同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又说：“我的学说和观念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这就是自然和人。”他抛弃了思辨哲学把“理性”当作人的本质的观点，提出：只有把人和自然联系起来，才能解释人和理解人，人只有在和自然的联系中才能认识自己的本质。他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他说：“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
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动物。这个命题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动物”，一个是“社会”。而人与其它动物相区别的关键点，正是在于人的社会性。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全部社会关系的综合。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仅仅从人和自然的联系中理解人，把人的本质仅仅归结为人的自然属性，是一种片面的观点，是一种抽象（离开社会关系）地解释人的观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费尔巴哈所讲的“人”称作“抽象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写道：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毋庸讳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
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它的著作中，用不同的方式和语言，多次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但基本意思同上述批判是一样的。从上述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抽象的人”是指脱离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人”，是生物学序列中的“人”，而不是批判人的共性。有的论者以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是在批判人的共性，是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
我们再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即一般的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世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辩证法告诉我们，一般存在于特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个体）之中。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具体的人都隶属某一阶级，这是阶级社会中人的一种特殊性，但这个人又具有人的共性。“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一般的人”是脱离阶级的人，即脱离特殊的“一般的人”，因此这种人只是概念中的人，或只是人的概念，而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上述一段批判文字，批判的是脱离具体的一般，脱离特殊的普遍（共性），并没有否定存在于具体中的一般，存在于特殊中的普遍（共性），并没有否定人的共性的存在。有的论者以马克思、恩格斯这段批判文字为据，断言他们否定人的共性的存在，又是误读了马克思、恩格斯。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在十九世纪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用人的普遍性（共性）否定人的特殊性——阶级性；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当中共中央将“以人为本”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后，又有“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跑出来，用人的特殊性——阶级性来否定人的普遍性，即人的共性。这个现象说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确实是辩证法的精髓（不仅是矛盾学说的精髓，而且是整个辩证法学说的精髓），是最难理解和把握的一个哲学问题。
以上的考察和辨析说明马克思没有否定人的共性。任何否定之中包含肯定，马克思会在需要正面表达他的观点时，正面肯定人的共性的。果然，他在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中，写下了这样的话：研究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的变化的人的本性。”
肯定人的共性的存在是“以人为本”这个命题的前提。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
行文至此，我们想同读者讲一个故事，一个有据可查的真实的故事——
1949年9月21日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致开幕词，这篇致词的政治分量和历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篇致词中，毛泽东讲了一句蕴含异常丰富历史内涵的话，一句震撼人心的话，一句至今还印在人们脑海中的话，这句话就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977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这篇开幕词置于卷首篇，编者深知上述那句著名的话的政治分量，就将那句话作为这篇开幕词的标题。不过编者们为大脑中在极“左”思潮统治的年代形成的固有观念所支配，总觉得“中国人”三个字不妥，即使是毛泽东主席在如此庄严的政治场合讲的如此重要的话，也胆敢修改。他们将原话改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用“人民”代替了“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开始编辑出版《毛泽东文集》多卷本，将这篇开幕词编入1996年出版的第5卷中，标题恢复了毛泽东的原话：“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从“中国人”到“中国人民”再到“中国人”，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时间是1949年——1977年——1996年。深入思考一下可以发现，这个变化的历程，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历史演变的轨迹，事情虽然不大，却颇具典型意义。
一定要将中共中央确立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的“以人为本”改为“以人民为本”的论者，不知从上述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变迁中能否领悟出一点什么来呢？
问：贵刊怎样评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那场讨论是否做过结论，如果做过结论，做的是什么结论？
答：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我国出现了一股人道主义思潮，它的出现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反右等多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践踏人权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未能幸免。人道主义思潮的出现，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动。这股思潮反映在文艺界，出现了一批宣传人道主义的文艺作品；反映在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发表的讨论文章有数百篇之多，以此为专题的讨论会也开了许多次。怎样评价这场讨论呢？本刊总编辑段若非在1988年真理标准讨论十周年之际，为《红旗》杂志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以红旗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对十年前那场讨论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总结了十年（1978—1988年）思想解放运动在观念的突破和创新上的成果；阐明了实践标准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法宝。该文概括十年中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总共九条，其中第九条是这样写的：“突破了把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漠视人、特别是个人价值和主体地位的旧观念，确立了必须大力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高扬人的价值和主体地位的新观念。”（《红旗》1988年第9期，1988年5月1日出版。又见《段若非文集》第389页）这就是对八十年代初那场关于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一种评价，我们编辑部至今仍然坚持这个评价。
在这场讨论中，胡乔木于1984年1月发表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讲话式的论文，由于作者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分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又是多个领域学术成就卓著的学者，因而是一篇重要文章，但是这只是作为学者的胡乔木参加讨论的文章，并不是对这场讨论做的结论。今天，当中共中央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写入文件后，当一些理论工作者对“以人为本”作阐述和论证的时候，有的论者跑出来说，胡乔木当年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已经对八十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那场争论做了结论，现在有人推翻这个结论。这种说法包含的深意是显而易见的，不必考究，我们只想指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请看胡乔木在这篇文章结尾是怎样说的吧，他说：“我今天的讲话，在开头已经说过，只是参加讨论，并且只涉及人道主义和异化的一部分问题。对这一部分问题，在一次讲话中也不能说得很透彻，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地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事实上，该文发表以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写了并发表了与胡文商榷的文章。这个事实表明，中共领导意识形态工作有了重大进步。
如果一定要说胡文做了什么结论的话，那么，提出必须大力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对这场讨论做的结论。是谁要推翻这个结论呢？
胡文辟了专章详尽论述了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胡乔木在文中写道：“在今天，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由于文化的落后和经济的落后，在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中，违反人道原则的犯罪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人（首先是对于普通劳动者、普通知识分子、普通服务人员和普通顾客，尤其是对于普通妇女、普通儿童、普通老人和有残疾的人）缺乏关心、尊重、同情、爱护的冷漠现象也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同人民的利益、同社会主义的利益相冲突的。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必须同这些现象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并且必须尽一切可能减少人们的痛苦和不幸，满足人们在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中的迫切需要，反对漠视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官僚主义恶习，尽一切可能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的安全保护工作，防止和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必须对共产党员、对干部、对群众、对青少年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包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伦理原则在内的思想道德教育。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多次批判过人道主义。这些批判的错误之一，是没有区别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作为伦理原则这两个方面，把批判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变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以致连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不宣传了。这种错误应该坚决纠正，不允许重复。在各项工作中，都应该注意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尤其要作这种宣传。我们反对的只是在文学艺术作品或文学艺术评论中宣传人道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反对歪曲革命历史和革命现实而宣传超历史、超社会的人性论，但是决不反对也不允许反对文学艺术作品表现我们的革命、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革命者和劳动者对人的关心、尊重、同情、友爱，决不反对也不允许反对文学艺术工作者站在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立场对真实的人性、人情、爱国心、正义感和普通公民人格的尊严作具体的生动的描写。如果那样去反对，那就不但是愚蠢，而且是反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本身，是摧残它们的生命，剥夺它们的感染力和教育意义。我们要从各方面努力，使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发展，像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那样，得到最充分的实现。”这段文字写得多好啊！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为它蕴含的热烈的人道精神所深深感动。这也是我们在这里将这段文字引录于此介绍给读者的原因。胡乔木在当时曾说：“我是个热烈的人道主义者。”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文。
胡文首次提出了区分人道主义两个方面的含义，即一个是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并以此作为全文立论的基点。在前一种意义上用很大的篇幅批判了人道主义历史观，批判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后一种意义上，提出大力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怎样看待这种批判呢？胡文的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更不是为整人而批判，而是为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开辟道路而批判。从全文的理论逻辑上看，该文全部论述和批判的落脚点，就是提出必须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在我国建国三十几年里我们不但没有提出过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口号，而且还多次批判人道主义，八十年代初的几年里，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那都是属于学术理论探讨性质的，而且还有很大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胡文对此作了精彩的阐述和有力的论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成为全国的宣传口号和行动准则了。这是八十年代初那场关于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重大成果，也是胡文的重大贡献。正是由于从那时以来名正言顺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造就了良好理论的和舆论的氛围，今天中共中央才能将“以人为本”写入中央文件。即使如此，今天还是有人拒绝“以人为本”呢。
中共作为一个认识和实践的主体，从提出革命人道主义到提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再到提出以人为本作为执政理念，一脉相承地与时俱进地体现了中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