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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列车，总是要有那么一些先悟、先行的人跑到前面，自觉地、甘心情愿地躺下做铺设道轨的枕木，他们一个一个地躺下，道轨一节一节地延伸，方使得历史列车呼啸向前，奔腾不息。这些人就是俄国十九世纪著名的理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在评价《前夜》时说的那些“自觉的英雄人物”。这类人不谙心计，鄙视空谈。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有脚踏实地的处事品行。他们持重本真，珍视人格——始终做着自己想要做的事，坚决地对抗意志的剥夺，坚决地抵制自己不想做而别人叫去做的事情。这些人用自己的言行提醒社会，师范民众，警言当局，呼唤良知。本文要评说的是在不同国度里的两个女性：一个是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撒尼索·霍桑（1804—1864）在他的《红字》中塑造的女主角海斯特·白兰；一个是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伊凡·谢尔盖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在他的《前夜》中颂扬的女主人公叶琳娜。前者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生活在美国大陆上的英国贫寒移民，后者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的土生土长的贵族小姐。地域相异，出身不同，然而她们在争取人类自由、捍卫人格的尊严、开拓婚姻自主的征程中，都以极致之力，显示着自己的柔韧和刚毅。
一种感情，一旦载上了思想和理念，它就会变得更加刚烈，勇猛，一往无前。霍桑笔下的海斯特·白兰，早先是一纯静村姑，当她意识到自己的自由选择符合自己的理想，而这种理想又需要自己的力量来维护的时候，就变得异常地果敢和执着。她原本是一个“身材修长，容姿完整优美到堂皇程度”①的女子，命运却驱使她嫁给了身体畸形、虚伪冷酷的术士齐灵窝斯。白兰没有顺从命运的这种安排，她秉承自己的意愿，与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了。她深深知道自己要走的这条路，坎坷曲折，艰辛无边，但为捍卫自己选择的这个爱，硬是咬紧牙坚持了下去。白兰不投靠归来的“可接近”的齐灵窝斯，也不离开“不能接近”的情人丁梅斯代尔。她的爱，不是感情用事，不是心血来潮。她的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自主自定的，是坚定有力的。即使在丁梅斯代尔死去，他们爱情的结晶——女儿珠儿——已经成人定居他乡，白兰依然回到了她与之相知、相恋、相爱的断魂之处，坚强地生活。她所爱的丁梅斯代尔曾感叹道：“女性的真心是有着惊人的力量！”不错，白兰的真心，铸就了她的钢铁意志。她不回避身上的标志，她以她那独有的心灵之火，点燃了她胸前那座红色的铁塔般的象征着耻辱的A字，焚烧着自己，温暖着别人。
霍桑用一种渐进的手法，使白兰一步一步从无知到有知，从懦弱到坚强，慢慢地站立在读者面前。而屠格涅夫则是把叶琳娜放在一个特殊的空间环境，通过叶琳娜对周围的感触、以反射的手法来升华她的品格。叶琳娜生存的小环境紧连着时代的大环境。叶琳娜的爱就是时代的爱，叶琳娜的恨就是时代的恨，叶琳娜的愿望就是时代的愿望。她痛恨封建宗法，她厌恶家长专制。少年时代，父母的不睦使她形成了独立独行的个性，她的乞丐朋友小卡佳的死给她植下了一颗对穷人的怜悯心。“贫穷的，饥饿的人，害病的人使她思念，使她不安，使她苦恼。”②到了二十岁，随着意识的成熟，她期待着“一个能够了解她、能够给她的神圣感情以回声，帮助她，教她应该怎样做的灵魂”。③可是，闯入她青春芳草园的全是一群庸俗之辈。在她看来，苏宾娇生惯养，懒惰窒息了才能，悔恨引起自鄙，自鄙又反转成傲慢，能说大话不能做大事，总之是“没有什么持久的可靠的东西”；伯尔森涅夫有些学问，但目光短浅，怯懦不前。叶琳娜向往的“是一个既有既定目标，百折不回，又能带动别人一道去奋斗的人”。④于是，她爱上了保加利亚的贫苦平民大学生英沙洛夫。父母、家人以及她所处的那个营垒的人坚决反对这门不相配的婚姻。然而世人的不可思议，正说明了叶琳娜的独到和高瞻远瞩。她不顾封建道德观念和家规家法的阻梗，只身一人冒风披雪奔向英沙洛夫的下榻处。听听他们最后的那次铮铮有声的对话吧——英沙洛夫：“那么，你会随着我，到任何地方？”叶琳娜：“任何地方，天边，地极！你到哪里，我叶琳娜到哪里。”英沙洛夫：“你不是在欺骗自己？你知道你父母永远也不会同意我们的婚姻。”叶琳娜：“我不是在欺骗自己，父母不同意我也知道。”英沙洛夫：“你知道我贫穷，几乎是乞丐？”叶琳娜：“我知道。”……英沙洛夫：“你知道我已经献身给那艰苦的、不望感激的事业，我……我们不仅要经历危险，也许还要忍受剥夺，屈辱？”叶琳娜：“我知道，我知道，一切我都知道，……我爱你！”⑤
如果说海斯特·白兰在捍卫自己的挚爱中，显示出来的是那种女性特有的外柔内刚的柔韧之力的话；那么叶琳娜，当她知道了她所爱的英沙洛夫是在从事着一桩为社会铲除邪恶的伟业的时候，当她明白了她所爱的人是一名“献身艰苦事业而不望感激”的人的时候，她的爱，就变成了大洋中矗立于海面之上的一尊岩石，根底深远，稳健刚毅，任凭风浪万千，决不移动半分；就会变成狂风烈火，燃烧着心内身外所有敢于阻挡她追求真情挚爱的藩篱。为了真情挚爱，她主动向自己追求的人表明心愿，秘密和英沙洛夫结婚；为了真情挚爱，她宁可失去巨额财产的继承权、也要与一贫如洗的英沙洛夫去异国他乡。即使后来英沙洛夫不幸死去、她的母亲写信让她回家时，她毅然选择留在丈夫的祖国继续丈夫的遗业。
从古到今有多少人，一辈子都在欺骗着自己，欺骗着别人。爱着自己不爱的人，听着自己不愿意听的话，干着自己不情愿干的事。百年前的海斯特·白兰之所以被一代一代地颂扬，其主要原因是她作了另一种人。她不骗自己也不骗别人，她爱自己想爱的人，她干自己愿意干的事。她开始是一个受夫权、教权、政权三权压迫下的女子，残酷的境遇使她看清了社会的真相。她用自己的直觉搜侦、观察、鉴别着周围的一切。她忠于自己的感觉，保持自己的本真。当她在与齐灵窝斯的不和谐的婚姻中感觉不到真情的时候，她不愿装假，不愿自欺欺人；她不玩逢场作戏，她不要同床异梦；她痛恨口是心非的生活，她厌恶没有真爱的爱情，她认为在干枯了爱的婚姻泥沼里跋涉是对神圣爱情的亵渎。因而她背叛，她抗争，她用自己的良知来度量自己的行为，是罪是过她不管。她敢爱，敢恨，敢肯定“自我欲求”。她不甘心站在此岸翘望彼岸的自由，她情愿淌进那苦难的征程，向着自由的彼岸进击。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些看着她行进的人的精神和思想，都被清教教规的枷锁扭曲得变了形。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她在苦海挣扎却无动于衷，她忍受着这无情的、冷酷的折磨。然而，她爱丁梅斯代尔，她恨齐灵窝斯——这是她精神的核心，这是她生活的起点和终点。为此，她自觉地进入了情感洗涤和灵魂铸炼的痛苦磨砺，她绕过了清教徒的“忏悔炉”，直奔人生的自由之巅。她坚信自尊是维护人格的唯一武器。而人格的尊严使她居高临下、无所畏惧。“她批评牧师的丝带、法官的黑袍、颈手枷、绞架、家庭教会，简直没有什么敬畏的念头。”⑥白兰以自己独有的目光，明辨着正与邪。她在为自己，也为他人清扫着往前走的路，她终于“成为了一个自由人”。⑦她的独立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她的自主的行动越来越明确。她在对自己的生存形式的理解和对来日的寄托上，也更加空灵、超脱。从下面的这段母女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理念深处的立异脱俗。白兰问女儿：“孩子，你究竟是什么呀？”珠儿回答：“啊，我是你的小珠儿！妈妈。”母亲：“你不是我的珠儿！”当孩子非叫母亲告诉她，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时候。母亲说：“你不会认一个世上的父亲，你是天父送来的！”⑧这种超凡脱俗的思维，这种耐人寻味的寓意，给人们留下无限的遐想。
有时候，人生的目标没有达到、历史的预想没有实现，并不全是因为目标的不对和预想的错误，在很多事情上，是因追求者的韧毅之力不支所致。以往在文艺作品和在现实生活中被肯定下来的英雄，往往是以献身捐躯为多。其实在现实中，一个人在追求一种目标而承受那种瞬间性的痛苦时，往往是来不及体味痛苦的剧烈程度的；反倒是过后天长地久、持续延绵的折磨，才是最能使人撕心裂肺的。我们通过《红字》第23章“红字的显露”，可以看到一股长久地隐埋在火山底下的痛苦，是怎么样变成了悔、爱交织的滚烫炙人的岩浆，通过牧师的口喷发出来。丁梅斯代尔死前，面对众人高声喊道：“新英格兰的人们！”“你们这些热爱我的人！你们这些敬我如神的人！向这儿看，看看这个世上的罪人吧——我！我终于站到了七年之前就应该同这个妇人一起站立的地方了：这儿，就是她这个女人（指海斯特·白兰），在这可怕的时刻，以她的无力的臂膀，支撑着我爬上这里，搀扶着我不致扑面跌倒在地！看看吧，白兰佩载着的那个红字！你们一直避之犹恐不及！无论她走到哪里——无论她肩负多么悲惨的重荷，无论她多么巴望能得到安静的休息——这红字总向她周围发散出使人畏惧、令人深恶痛绝的幽光。但是你们中间，却站着一个人，他的罪孽和耻辱并不为你们所回避！——那烙印就在他身上”，“上帝的眼睛在注视着它！天使们一直都在指点它、魔鬼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时用那燃烧的手指的触碰来折磨它！但是他却在人们面前狡猾地遮掩着它——罪孽和耻辱——神采奕奕地走在你们中间；其实他很悲哀，因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人们竟把他看得如此纯洁！如今，在他濒死之际，他挺身站在你们面前！他要求你们再看一眼白兰的红字！他告诉你们，她的红字虽然神秘而可怕，这只不过是他的内心的红字的表征罢了，站在这里的人们，有谁要怀疑上帝对一个罪人的制裁吗？看吧！看看这一骇人的证据吧！”丁梅斯代尔哆哆嗦嗦地猛地扯开法衣前襟的饰带。那件东西显露出来了！（请谅解，细描此处实在是一种大不敬）。刹那间，惊慌失措的人们的凝视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那可怕的奇迹上；此时，牧师却面带胜利的红光站在那里，就像一个人在备受煎熬的千钧一发之际、却赢得了胜利。随后，他瘫倒在刑台上，死了。白兰双手抱住、撑起他的上半身，让他的头紧紧地靠在自己的胸前。⑨
我可以说，海斯特·白兰是女性自由解放道路上的一株生命犹在的枕木，她默默地卧在那儿，用自己的胸膛撑起那冰凉的铁轨，使道路一节一节地向前延伸；那么对于卧在白兰前面的叶琳娜，我们应该说，她不仅是一株生命犹在的枕木，她还是一个指引历史列车行进的路标。她不光为争取女性的权力付出了艰辛，而且为女性解放乃至人类的解放作出了辉煌的贡献。叶琳娜的年代，是俄罗斯大地风云激荡的年代。十九世纪中叶，国家动荡不宁，农民起义剧增，社会气氛紧张，危机一触即发。俄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农奴制度岌岌可危，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各派力量在相互碰撞中。贵族的革命性逐渐消失，革命的主动权逐步转移到平民知识分子手中。美妙的向往、空洞的理论，已无法制约时局，无法导向历史的进展。时代需要勇于行动的新人形象。而屠格涅夫在这关键的时刻，推出了叶琳娜与英沙洛夫作为新人的代表。1860年杜勃罗留波夫在《现代人》第三期发表的评论《前夜》的文章“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一文中指出：俄国的革命已日趋必然性，“我们不会等待它很久的”。⑩尽管当时的屠格涅夫并不完全同意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杜勃罗留波夫的评价是符合历史进程的。
注释：
①⑥⑦⑧⑨见霍桑：《红字》，侍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6、148、48、200、202页
②③④⑤见张宪周：《屠格涅夫和他的小说》北京出版社1981版第87、88、86页
⑩见《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第330页，辛未艾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作者系烟台大学中文系学生）
一种感情，一旦载上了思想和理念，它就会变得更加刚烈，勇猛，一往无前。霍桑笔下的海斯特·白兰，早先是一纯静村姑，当她意识到自己的自由选择符合自己的理想，而这种理想又需要自己的力量来维护的时候，就变得异常地果敢和执着。她原本是一个“身材修长，容姿完整优美到堂皇程度”①的女子，命运却驱使她嫁给了身体畸形、虚伪冷酷的术士齐灵窝斯。白兰没有顺从命运的这种安排，她秉承自己的意愿，与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了。她深深知道自己要走的这条路，坎坷曲折，艰辛无边，但为捍卫自己选择的这个爱，硬是咬紧牙坚持了下去。白兰不投靠归来的“可接近”的齐灵窝斯，也不离开“不能接近”的情人丁梅斯代尔。她的爱，不是感情用事，不是心血来潮。她的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自主自定的，是坚定有力的。即使在丁梅斯代尔死去，他们爱情的结晶——女儿珠儿——已经成人定居他乡，白兰依然回到了她与之相知、相恋、相爱的断魂之处，坚强地生活。她所爱的丁梅斯代尔曾感叹道：“女性的真心是有着惊人的力量！”不错，白兰的真心，铸就了她的钢铁意志。她不回避身上的标志，她以她那独有的心灵之火，点燃了她胸前那座红色的铁塔般的象征着耻辱的A字，焚烧着自己，温暖着别人。
霍桑用一种渐进的手法，使白兰一步一步从无知到有知，从懦弱到坚强，慢慢地站立在读者面前。而屠格涅夫则是把叶琳娜放在一个特殊的空间环境，通过叶琳娜对周围的感触、以反射的手法来升华她的品格。叶琳娜生存的小环境紧连着时代的大环境。叶琳娜的爱就是时代的爱，叶琳娜的恨就是时代的恨，叶琳娜的愿望就是时代的愿望。她痛恨封建宗法，她厌恶家长专制。少年时代，父母的不睦使她形成了独立独行的个性，她的乞丐朋友小卡佳的死给她植下了一颗对穷人的怜悯心。“贫穷的，饥饿的人，害病的人使她思念，使她不安，使她苦恼。”②到了二十岁，随着意识的成熟，她期待着“一个能够了解她、能够给她的神圣感情以回声，帮助她，教她应该怎样做的灵魂”。③可是，闯入她青春芳草园的全是一群庸俗之辈。在她看来，苏宾娇生惯养，懒惰窒息了才能，悔恨引起自鄙，自鄙又反转成傲慢，能说大话不能做大事，总之是“没有什么持久的可靠的东西”；伯尔森涅夫有些学问，但目光短浅，怯懦不前。叶琳娜向往的“是一个既有既定目标，百折不回，又能带动别人一道去奋斗的人”。④于是，她爱上了保加利亚的贫苦平民大学生英沙洛夫。父母、家人以及她所处的那个营垒的人坚决反对这门不相配的婚姻。然而世人的不可思议，正说明了叶琳娜的独到和高瞻远瞩。她不顾封建道德观念和家规家法的阻梗，只身一人冒风披雪奔向英沙洛夫的下榻处。听听他们最后的那次铮铮有声的对话吧——英沙洛夫：“那么，你会随着我，到任何地方？”叶琳娜：“任何地方，天边，地极！你到哪里，我叶琳娜到哪里。”英沙洛夫：“你不是在欺骗自己？你知道你父母永远也不会同意我们的婚姻。”叶琳娜：“我不是在欺骗自己，父母不同意我也知道。”英沙洛夫：“你知道我贫穷，几乎是乞丐？”叶琳娜：“我知道。”……英沙洛夫：“你知道我已经献身给那艰苦的、不望感激的事业，我……我们不仅要经历危险，也许还要忍受剥夺，屈辱？”叶琳娜：“我知道，我知道，一切我都知道，……我爱你！”⑤
如果说海斯特·白兰在捍卫自己的挚爱中，显示出来的是那种女性特有的外柔内刚的柔韧之力的话；那么叶琳娜，当她知道了她所爱的英沙洛夫是在从事着一桩为社会铲除邪恶的伟业的时候，当她明白了她所爱的人是一名“献身艰苦事业而不望感激”的人的时候，她的爱，就变成了大洋中矗立于海面之上的一尊岩石，根底深远，稳健刚毅，任凭风浪万千，决不移动半分；就会变成狂风烈火，燃烧着心内身外所有敢于阻挡她追求真情挚爱的藩篱。为了真情挚爱，她主动向自己追求的人表明心愿，秘密和英沙洛夫结婚；为了真情挚爱，她宁可失去巨额财产的继承权、也要与一贫如洗的英沙洛夫去异国他乡。即使后来英沙洛夫不幸死去、她的母亲写信让她回家时，她毅然选择留在丈夫的祖国继续丈夫的遗业。
从古到今有多少人，一辈子都在欺骗着自己，欺骗着别人。爱着自己不爱的人，听着自己不愿意听的话，干着自己不情愿干的事。百年前的海斯特·白兰之所以被一代一代地颂扬，其主要原因是她作了另一种人。她不骗自己也不骗别人，她爱自己想爱的人，她干自己愿意干的事。她开始是一个受夫权、教权、政权三权压迫下的女子，残酷的境遇使她看清了社会的真相。她用自己的直觉搜侦、观察、鉴别着周围的一切。她忠于自己的感觉，保持自己的本真。当她在与齐灵窝斯的不和谐的婚姻中感觉不到真情的时候，她不愿装假，不愿自欺欺人；她不玩逢场作戏，她不要同床异梦；她痛恨口是心非的生活，她厌恶没有真爱的爱情，她认为在干枯了爱的婚姻泥沼里跋涉是对神圣爱情的亵渎。因而她背叛，她抗争，她用自己的良知来度量自己的行为，是罪是过她不管。她敢爱，敢恨，敢肯定“自我欲求”。她不甘心站在此岸翘望彼岸的自由，她情愿淌进那苦难的征程，向着自由的彼岸进击。在她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些看着她行进的人的精神和思想，都被清教教规的枷锁扭曲得变了形。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她在苦海挣扎却无动于衷，她忍受着这无情的、冷酷的折磨。然而，她爱丁梅斯代尔，她恨齐灵窝斯——这是她精神的核心，这是她生活的起点和终点。为此，她自觉地进入了情感洗涤和灵魂铸炼的痛苦磨砺，她绕过了清教徒的“忏悔炉”，直奔人生的自由之巅。她坚信自尊是维护人格的唯一武器。而人格的尊严使她居高临下、无所畏惧。“她批评牧师的丝带、法官的黑袍、颈手枷、绞架、家庭教会，简直没有什么敬畏的念头。”⑥白兰以自己独有的目光，明辨着正与邪。她在为自己，也为他人清扫着往前走的路，她终于“成为了一个自由人”。⑦她的独立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她的自主的行动越来越明确。她在对自己的生存形式的理解和对来日的寄托上，也更加空灵、超脱。从下面的这段母女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她理念深处的立异脱俗。白兰问女儿：“孩子，你究竟是什么呀？”珠儿回答：“啊，我是你的小珠儿！妈妈。”母亲：“你不是我的珠儿！”当孩子非叫母亲告诉她，自己是从哪儿来的时候。母亲说：“你不会认一个世上的父亲，你是天父送来的！”⑧这种超凡脱俗的思维，这种耐人寻味的寓意，给人们留下无限的遐想。
有时候，人生的目标没有达到、历史的预想没有实现，并不全是因为目标的不对和预想的错误，在很多事情上，是因追求者的韧毅之力不支所致。以往在文艺作品和在现实生活中被肯定下来的英雄，往往是以献身捐躯为多。其实在现实中，一个人在追求一种目标而承受那种瞬间性的痛苦时，往往是来不及体味痛苦的剧烈程度的；反倒是过后天长地久、持续延绵的折磨，才是最能使人撕心裂肺的。我们通过《红字》第23章“红字的显露”，可以看到一股长久地隐埋在火山底下的痛苦，是怎么样变成了悔、爱交织的滚烫炙人的岩浆，通过牧师的口喷发出来。丁梅斯代尔死前，面对众人高声喊道：“新英格兰的人们！”“你们这些热爱我的人！你们这些敬我如神的人！向这儿看，看看这个世上的罪人吧——我！我终于站到了七年之前就应该同这个妇人一起站立的地方了：这儿，就是她这个女人（指海斯特·白兰），在这可怕的时刻，以她的无力的臂膀，支撑着我爬上这里，搀扶着我不致扑面跌倒在地！看看吧，白兰佩载着的那个红字！你们一直避之犹恐不及！无论她走到哪里——无论她肩负多么悲惨的重荷，无论她多么巴望能得到安静的休息——这红字总向她周围发散出使人畏惧、令人深恶痛绝的幽光。但是你们中间，却站着一个人，他的罪孽和耻辱并不为你们所回避！——那烙印就在他身上”，“上帝的眼睛在注视着它！天使们一直都在指点它、魔鬼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时用那燃烧的手指的触碰来折磨它！但是他却在人们面前狡猾地遮掩着它——罪孽和耻辱——神采奕奕地走在你们中间；其实他很悲哀，因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人们竟把他看得如此纯洁！如今，在他濒死之际，他挺身站在你们面前！他要求你们再看一眼白兰的红字！他告诉你们，她的红字虽然神秘而可怕，这只不过是他的内心的红字的表征罢了，站在这里的人们，有谁要怀疑上帝对一个罪人的制裁吗？看吧！看看这一骇人的证据吧！”丁梅斯代尔哆哆嗦嗦地猛地扯开法衣前襟的饰带。那件东西显露出来了！（请谅解，细描此处实在是一种大不敬）。刹那间，惊慌失措的人们的凝视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那可怕的奇迹上；此时，牧师却面带胜利的红光站在那里，就像一个人在备受煎熬的千钧一发之际、却赢得了胜利。随后，他瘫倒在刑台上，死了。白兰双手抱住、撑起他的上半身，让他的头紧紧地靠在自己的胸前。⑨
我可以说，海斯特·白兰是女性自由解放道路上的一株生命犹在的枕木，她默默地卧在那儿，用自己的胸膛撑起那冰凉的铁轨，使道路一节一节地向前延伸；那么对于卧在白兰前面的叶琳娜，我们应该说，她不仅是一株生命犹在的枕木，她还是一个指引历史列车行进的路标。她不光为争取女性的权力付出了艰辛，而且为女性解放乃至人类的解放作出了辉煌的贡献。叶琳娜的年代，是俄罗斯大地风云激荡的年代。十九世纪中叶，国家动荡不宁，农民起义剧增，社会气氛紧张，危机一触即发。俄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农奴制度岌岌可危，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各派力量在相互碰撞中。贵族的革命性逐渐消失，革命的主动权逐步转移到平民知识分子手中。美妙的向往、空洞的理论，已无法制约时局，无法导向历史的进展。时代需要勇于行动的新人形象。而屠格涅夫在这关键的时刻，推出了叶琳娜与英沙洛夫作为新人的代表。1860年杜勃罗留波夫在《现代人》第三期发表的评论《前夜》的文章“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一文中指出：俄国的革命已日趋必然性，“我们不会等待它很久的”。⑩尽管当时的屠格涅夫并不完全同意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杜勃罗留波夫的评价是符合历史进程的。
注释：
①⑥⑦⑧⑨见霍桑：《红字》，侍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6、148、48、200、202页
②③④⑤见张宪周：《屠格涅夫和他的小说》北京出版社1981版第87、88、86页
⑩见《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2卷第330页，辛未艾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作者系烟台大学中文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