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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聊斋俚曲》的研究也多集中在语言学方面，很少有人将《聊斋》与《聊斋俚曲》对比分析。这里将集中分析《聊斋俚曲集》的再创作方面，以《聊斋志异》中的《张鸿渐》到《聊斋俚曲集》中的《富贵神仙》再到进一步改编的俚曲《磨难曲》为例，考证蒲松龄之所以一再改编《张鸿渐》的深层原因以及文本改编后故事情节的扩展、人物形象的丰满和思想内容的深化。
关键词：聊斋俚曲；张鸿渐；济世思想
作者简介：庞越，女，甘肃天水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3级中文系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01
本文首先梳理小说改编成俚曲后的诸多变化，以《张鸿渐》的再创作过程为线索，试图通过文本的比较，深究作者济世为民的人文思想核心。
一、《富贵神仙》和《磨难曲》再创作的进步点
《磨难曲》比前者更宽广，更加深入认识生活的本质。《张鸿渐》中始终围绕主人公张鸿渐的悲欢离合开展情节发展，对于其他百姓的苦难并没有过多的笔墨，尽管讲到了世道黑暗面（合伙鸣冤告状的秀才弃他而去被抓捕）和社会的混乱（墙外公然跳戏他妻子的流氓某甲），但篇幅有限，未能展开详叙。相比之下，《磨难曲》的开篇花了整整五个回合，详细记叙了为官不仁，秀才上诉的情节，从“百姓逃亡”到“军门枉法”，浓重的笔墨凸显了蒲松龄有意揭露官场黑暗，世道无常的目的，“明知世上无公道，本领又不如宋公明，一条棍子闸了口，满心冤屈对谁鸣？”两支俚曲对封建社会黑暗吏治的批判，是有层次、有步骤地一步步递进的，从下层官吏的恶毒，到上层官吏的贪婪，正是因为封建统治者聚敛民财，徇私枉法，使得淳朴的大众忍无可忍，最终官逼民反。
这里不能不提到蒲松龄经历的康熙四十三、四十四年的灾荒与《磨难曲》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磨难曲》所写的灾荒正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淄川灾荒，贵州道监察御史刘明偀反映：“比年以来，烽烟不断，赤地千里，由幾南以及山东，比比皆然。”[1]经“岁之凶荒，兼顾年之兵火，丧亡既尽，丝粒靡存”；真定巡按卫周允说，“巡行各地，极目荒凉”，“地亩荒芜，百姓流亡，十居六、七。”[2]在这样不堪的情况下，卢龙知县老马居然还视人民生命如草芥，暴敛钱财——“加二加三收大粮”中饱私囊，为追逼粮债打死了四百名欠债百姓，贿赂上级阻止上报灾情，致使人民大众胆战心惊背井离乡，一众秀才发起公愤，遂联合张鸿渐上书。
正因为作者蒲松龄自己亲历了这样一场奇灾大荒，对于平民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非常了解，所以他着重刻画了天灾人祸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痛斥无良官吏，编写成俚曲时也就格外真实感人。另外俚曲时用淄川方言写作而成，如“那行子被我杀了；我虽然是犯了大罪，我这心，里却极好快活”，一个“行子”粗俗而精准，贴地气，易被普通百姓所接受。从《富贵神仙》到《磨难曲》，每一次新的改编，都是一场新的血泪的注入，使得作品的思想高度愈加散发出新的活力。
二、不断再创作的深层原因探析
在上文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蒲松龄不断再创作的原因可概括为两大方面：与《张鸿渐》这篇作品本身有关，也与他的整体的思想变化有关。下面通过唯物史观分析问题的方法论要求，从作者和作品两方面探析蒲松龄格外看重《张鸿渐》的改编的原因。
首先从蒲松龄的思想转变来看，蒲松龄思想转变绝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蒲松龄的生平来看，他出身于下层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科场上屡试不第，挫败多年，作为一个经常摸爬滚打的人，他对于科场官场的情况自然十分清楚，并且深深地感受到科举制度的没落腐朽和官场的腐败不堪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他的写作素材来自百姓，写作思想立足于百姓，故其最最关注的点也在百姓，所谓共鸣，所谓惺惺相惜，所谓感同身受。但是这样一种创作的爆发却是集中在他晚年一段时期内大量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俚曲，其导火索就是淄川一带的特大灾荒。前文已经讲过这场灾荒的可怕性，在此不再赘述，蒲松龄目睹街头曝尸，遍野灾民，一个心系人民的文人，怎能不心生悲慨，有所触动。他一生经历的朝廷混乱，靡乱世道，悲愤情绪，都在此时积累到一个顶峰，他写了大量的诗篇记载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也重新开始了《聊斋志异》作品的改编。
其次从《张鸿渐》这篇作品来看。总览《聊斋志异》和《聊斋俚曲集》，蒲松龄笔下的文士大多属于文士中的中下层，既保持着文士的雅气又难免庸俗。在字里行间的讲述中，仿佛能够看到蒲松龄自己经历过的青眼的礼遇和白眼的不堪，张鸿渐“年十八，为郡名士”，这样一个身份恰与蒲松龄年轻的时候很相似，淄川蒲氏，书香世家，蒲松龄的父亲蒲槃为人忠厚，在乡里很有威信。梁山好汉般的任义，美丽温柔的施舜华，知书达理的妻子，出人头地的儿子，被打倒的县官，《张鸿渐》中的种种，乃至后面《富贵神仙》、《磨难曲》中的种种，可以被视为蒲松龄心目中想要揭示的现实或者没有达成的理想的结合体。故事情节与现实生活的重合度越来越高，也许这就是蒲松龄想要借此告诉世人的话，他之所以选择张鸿渐的故事一再改写，就是因为张鸿渐是他心中的理想人物，他周围的人和他的经历，是蒲松龄取自于生活的，也是蒲松龄最后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三、总结
聊斋俚曲是与其小说相映成辉的艺术明珠。由于历史的原因影响力远小于聊斋志异。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这样一个对比分析能够让人们认识到以《富贵神仙》、《磨难曲》等为代表的俚曲的高度价值。
注释：
[1]中华书局影印：《清世祖实录》卷1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页.
[2]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3期，第236页.
关键词：聊斋俚曲；张鸿渐；济世思想
作者简介：庞越，女，甘肃天水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3级中文系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8-0-01
本文首先梳理小说改编成俚曲后的诸多变化，以《张鸿渐》的再创作过程为线索，试图通过文本的比较，深究作者济世为民的人文思想核心。
一、《富贵神仙》和《磨难曲》再创作的进步点
《磨难曲》比前者更宽广，更加深入认识生活的本质。《张鸿渐》中始终围绕主人公张鸿渐的悲欢离合开展情节发展，对于其他百姓的苦难并没有过多的笔墨，尽管讲到了世道黑暗面（合伙鸣冤告状的秀才弃他而去被抓捕）和社会的混乱（墙外公然跳戏他妻子的流氓某甲），但篇幅有限，未能展开详叙。相比之下，《磨难曲》的开篇花了整整五个回合，详细记叙了为官不仁，秀才上诉的情节，从“百姓逃亡”到“军门枉法”，浓重的笔墨凸显了蒲松龄有意揭露官场黑暗，世道无常的目的，“明知世上无公道，本领又不如宋公明，一条棍子闸了口，满心冤屈对谁鸣？”两支俚曲对封建社会黑暗吏治的批判，是有层次、有步骤地一步步递进的，从下层官吏的恶毒，到上层官吏的贪婪，正是因为封建统治者聚敛民财，徇私枉法，使得淳朴的大众忍无可忍，最终官逼民反。
这里不能不提到蒲松龄经历的康熙四十三、四十四年的灾荒与《磨难曲》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磨难曲》所写的灾荒正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淄川灾荒，贵州道监察御史刘明偀反映：“比年以来，烽烟不断，赤地千里，由幾南以及山东，比比皆然。”[1]经“岁之凶荒，兼顾年之兵火，丧亡既尽，丝粒靡存”；真定巡按卫周允说，“巡行各地，极目荒凉”，“地亩荒芜，百姓流亡，十居六、七。”[2]在这样不堪的情况下，卢龙知县老马居然还视人民生命如草芥，暴敛钱财——“加二加三收大粮”中饱私囊，为追逼粮债打死了四百名欠债百姓，贿赂上级阻止上报灾情，致使人民大众胆战心惊背井离乡，一众秀才发起公愤，遂联合张鸿渐上书。
正因为作者蒲松龄自己亲历了这样一场奇灾大荒，对于平民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非常了解，所以他着重刻画了天灾人祸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痛斥无良官吏，编写成俚曲时也就格外真实感人。另外俚曲时用淄川方言写作而成，如“那行子被我杀了；我虽然是犯了大罪，我这心，里却极好快活”，一个“行子”粗俗而精准，贴地气，易被普通百姓所接受。从《富贵神仙》到《磨难曲》，每一次新的改编，都是一场新的血泪的注入，使得作品的思想高度愈加散发出新的活力。
二、不断再创作的深层原因探析
在上文对比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蒲松龄不断再创作的原因可概括为两大方面：与《张鸿渐》这篇作品本身有关，也与他的整体的思想变化有关。下面通过唯物史观分析问题的方法论要求，从作者和作品两方面探析蒲松龄格外看重《张鸿渐》的改编的原因。
首先从蒲松龄的思想转变来看，蒲松龄思想转变绝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蒲松龄的生平来看，他出身于下层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科场上屡试不第，挫败多年，作为一个经常摸爬滚打的人，他对于科场官场的情况自然十分清楚，并且深深地感受到科举制度的没落腐朽和官场的腐败不堪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他的写作素材来自百姓，写作思想立足于百姓，故其最最关注的点也在百姓，所谓共鸣，所谓惺惺相惜，所谓感同身受。但是这样一种创作的爆发却是集中在他晚年一段时期内大量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俚曲，其导火索就是淄川一带的特大灾荒。前文已经讲过这场灾荒的可怕性，在此不再赘述，蒲松龄目睹街头曝尸，遍野灾民，一个心系人民的文人，怎能不心生悲慨，有所触动。他一生经历的朝廷混乱，靡乱世道，悲愤情绪，都在此时积累到一个顶峰，他写了大量的诗篇记载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也重新开始了《聊斋志异》作品的改编。
其次从《张鸿渐》这篇作品来看。总览《聊斋志异》和《聊斋俚曲集》，蒲松龄笔下的文士大多属于文士中的中下层，既保持着文士的雅气又难免庸俗。在字里行间的讲述中，仿佛能够看到蒲松龄自己经历过的青眼的礼遇和白眼的不堪，张鸿渐“年十八，为郡名士”，这样一个身份恰与蒲松龄年轻的时候很相似，淄川蒲氏，书香世家，蒲松龄的父亲蒲槃为人忠厚，在乡里很有威信。梁山好汉般的任义，美丽温柔的施舜华，知书达理的妻子，出人头地的儿子，被打倒的县官，《张鸿渐》中的种种，乃至后面《富贵神仙》、《磨难曲》中的种种，可以被视为蒲松龄心目中想要揭示的现实或者没有达成的理想的结合体。故事情节与现实生活的重合度越来越高，也许这就是蒲松龄想要借此告诉世人的话，他之所以选择张鸿渐的故事一再改写，就是因为张鸿渐是他心中的理想人物，他周围的人和他的经历，是蒲松龄取自于生活的，也是蒲松龄最后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三、总结
聊斋俚曲是与其小说相映成辉的艺术明珠。由于历史的原因影响力远小于聊斋志异。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这样一个对比分析能够让人们认识到以《富贵神仙》、《磨难曲》等为代表的俚曲的高度价值。
注释：
[1]中华书局影印：《清世祖实录》卷1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页.
[2]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丙编第3期，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