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陇西的牛氏，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隋唐五代时期曾出过不少社会名流，如隋代的牛弘官拜礼部尚书，盛唐时期的牛仙客位居宰辅并兼任尚书，中唐时期的牛僧孺则两度出任宰相。到了唐末五代时期，又出了一个牛峤，不仅在政治上有一定的作为，在文学上成就也很大，是五代花间词派的领军人物。
　　牛峤，字松卿，大约生活在唐宣宗大中年间至五代前蜀乾德初年（约850—920年），祖籍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后迁居陇西，祖父是穆宗、文宗两朝宰相牛僧孺，父亲牛丛官至节度使。牛峤虽生于世家，却生逢乱世，中进士仅两年黄巢起义军就攻破了长安，他只在动荡的僖宗朝做过拾遗、补阙、校书郎一类的小官。光启二年为避襄王李媪之乱，先流落吴越，后寄寓巴蜀，过着渡口杨花般的飘荡生活。昭宗大顺二年被西川节度使王建委以判官之职。前蜀开国后，任秘书监，后主王衍时以给事中卒于成都。牛峤做官不如其父祖显赫，但文学禀赋却不输其祖，他一生博学多才，写过不少诗词文章，据宋人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记载曾有文集30卷、诗歌3卷。可惜由于连年战乱，流传下来的很少，今天能够见到的牛峤作品，仅有诗3首、词33首。
　　与唐末五代蜀中的文化环境相关，牛峤的词在风格上属于“花间派”，其内容与其他花间派的作品一样，大多反映的是达官贵人、纨绔子弟、商贾游人与妓女之间的私情，写他们之间的男欢女爱、香闺艳情和离愁别恨。在取材、构思和用语上，与李贺乐府《春怀引》《苏小小墓》等十分接近，其《女冠子》《菩萨蛮》等描形拟态，与温庭筠词一致之处也多，所用十三调都没出温词的范围。不过牛峤的词更像韦庄词那样，多用白描，并注重从民歌、民间词中汲取营养，章法、取比和表述方式都非常接近民间诗词。但牛峤的词又与其他花间派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一方面，对那些遭受戏弄、欺骗、凌辱的多情女子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另一方面，又对那些受骗的痴情女子寄予深深的同情，对那些薄情郎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如《忆江南》两首中，“衔泥燕”写女子羡慕画堂前的燕子，能得到主人的爱怜，安稳地卧在杏梁上，以此来反衬可怜的女子，常被人遗弃，还不如一只燕子。“红绣被”则把矛头直接指向可恨的薄情郎，绣在被子上的鸳鸯，交颈而眠，永不分离，而那些薄情郎，一个个早已不知去向，还不如绣在被子上的鸳鸯。这两首词，前四句写物，末尾抒发个人情感，写得十分生动，语言也很通俗，让人回味无穷。
　　最能表现牛峤同情受凌辱、被冷落的妇女和妓女悲惨境遇的，是他的《杨柳枝》五首。牛峤以史喻今，以物喻人，用柳枝暗喻苏州成千上万的妓女如婀娜多姿的柳枝，“桥北桥南千万条”，所干的营生就是“无端袅娜临官路，舞送行人过一生”，但是“狂雪随风扑马飞，惹烟无力被春欺”，其境遇却十分悲惨。对生活在社会底层遭受凌辱的妇女寄予了无限的怜悯和同情。同时又对那些乘着“金羁白马”，到处攀枝折柳、糟蹋女性的达官贵人、纨绔子弟、行商游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像《杨柳枝》这样的作品，在其他花间派词人那里是难得一见的。元代戏剧家汤显祖认为，牛峤的《杨柳枝》“咏史咏物，比讽隐含”，“感物写怀，言不尽意，真托咏之名匠也”。
　　牛峤还有一部分词，完全不同于人们印象中的花间派作品，既无卿卿我我，也无脂粉流红，更无闺中怨恨，视野非常开阔，意境苍凉悲壮，甚至有几分英雄豪气。如《定西番》：“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将苍凉的长城、巍峨的戍楼、清冷的明月、漫漫的飞雪、呜咽的画角与戍边将士怀念长安的乡思融为一体，词画合一，声情并茂，气势磅礴，雄浑悲壮，是一首词史上早期优秀的边塞词，被陆游誉为“盛唐遗音”。
　　牛峤的词对后世影响较大。晚清词坛四大家之一的况周颐，对牛峤的词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餐樱庑词话》中说，牛峤的《西溪子》《望江怨》“繁弦促柱间有劲气暗转，愈转愈深。”词论家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说，牛峤的词“劲气暗转，感情充沛，色调明朗。根柢于风骚，涵咏于温韦。”近代词学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更是认为牛峤是唐末五代及南北宋词中“以景寓情”、“专作情语而绝妙者”之一；其《菩萨蛮》一类词和部分警句，是“求之古今人词中，曾不多见”的好例子。王国维在评论花间派其他词人作品时，还将牛峤的作品引为评比的标准，认为牛峤的词对宋词有重要的先导和桥梁作用。当然，牛峤词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如题材狭窄，所写大都是男欢女爱、儿女情长，对晚唐至五代初期的时代风云涉及很少，一部分词的思想格调也不够高，甚至有“艳俗”的一面。
　　牛峤一生博学能文，不仅是一位诗词大家，而且还受祖父牛僧孺影响，长于传奇小说，据史料记载曾著有传奇小说集《灵怪录》，成语“天衣无缝”就源自于他的传奇小说《郭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