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台湾电视事业近二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人们无法将之与岛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作割裂式划分。
　　岛内电视事业的蓬勃发展,是与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之首同时发生的,与此同时,台湾也正逐步解脱两蒋时代威权体制的桎梏,进入民主化的起步阶段。
　　台湾的媒体产业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空前发展之后,却在本世纪前8年,民进党执政期间,出乎人们意外地发生了产业倒退与萎缩的情况。吊诡的是,民进党恰好是早先台湾媒体事业风起云涌的很重要的催化因子。
　　民进党过去对媒体采取的“民主开明”政策,在陈水扁第一个任期的实践过程中彻底地颠覆了。其掀起的“绿色恐怖”风暴,尽管一定程度伤害了媒体生态,但也同时使得媒体人能够有一个重新省思的机会,重新在岛内失衡的政治经济生态中,再度拾回评估媒体与社会体制彼此关系的理性思维。
　　当我们对台湾过去二三十年间媒体娱乐产业作一全方位审视时,便难免要回眸1980年代以后的媒体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微妙关联。
　　当人们口袋钞票愈来愈多的时候,对周遭社会的看法,必然会与温饱时期的看法截然不同。这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爱用人均所得的曲线和社会发展作对比的主因。
　　1989年,台湾股市第一次冲破万点,走在大街小巷,似乎人人都对自己的“钱途”信心满满,就像歌星张雨生当年唱红的那首《我的未来不是梦》,人人都认定自己未来了不得。几乎在同一时段,过去从来不敢向岛内领导人直接叫板的在野党人士,开始对李登辉,或者一切贴着威权卷标的台湾政治首长,指着鼻子直呼其名骂大街。在此同时,媒体业者也悄悄点燃了媒体革命的火苗,而且野火瞬即燎原。
　　王伟忠首开纪录,在台湾军方掌握主要领导权的“华视”,开辟了一个专以消遣各方政治人物为能事的《连环炮》,它的播出时间,正好吻合了人们对“茶余饭后”这句成语的定义,在7点半晚间新闻开播前。7点钟一般人刚吃完晚饭没事干,正是想听听今天王伟忠消遣谁的时间点。
　　1980年代末期,乃至1990年代初期的台湾百姓,内心世界的饥渴已经无法满足于“老三台”(即岛内戒严时期的“台湾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中华电视台”)供给的浅碟式信息。人们内心躁动不安的情绪,正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不断沸腾翻滚,只消政客稍稍扬汤止沸一番,这股原本潜藏人们内心深处的躁动情结,立刻汇聚为一股席卷全台的飓风。
　　1990年代初期,台湾的媒体革命,并不是起因于媒体自身的跃跃欲动,而是源自整体社会的躁动不安。这股躁动不安的根源,正是产生台湾脆弱而矛盾的政治经济的载体。这股勃发于上世纪90年代初叶的躁动不安,就是台湾媒体演化为台湾社会“第四权”的前奏曲。
　　“第四权”孕育的第一个现象,便是“第四台”的合法化。相对于合法的“老三台”,许多不合法的或者停留在法律边缘的电视台,便被称为“第四台”。“第四台”逐步就地合法,并形成台湾“第四权”的急先锋,一个前所未见的大怪兽,就在汩汩胎动之下,脱离了子宫母体。
　　媒体怪兽较之在野党更令台湾官员触目惊心,闻之色变。当时台湾流行“地下电台”,盛行以“call in节目”攻讦国民党统治体制,攻讦一切被人们厌弃的法律规范,并以“大义凛然”的姿态,彰显地下电台的“正义形象”。台面上合法的有线电视台,也纷纷仿效call in节目的民粹手段,加入这场“墙倒众人推”的民粹游戏。
　　在媒体狂飙、群魔乱舞的90年代,不仅执政的国民党面对脱序的“第四权”,显得噤若寒蝉,就连正朝执政之路挺进的民进党,也感受到“第四权”的不可一世。在“墙倒众人推”的民粹主义疯狂游戏中,民进党抱持一种阶段性工具主义的心态,把媒体“第四权”奉若神明。台湾媒体“第四权”这只世纪怪兽的受孕期,民进党向来都是扮演着助产婆角色的。
　　然而,当这个助产婆一旦当上了执政者,他反而制定出一系列反制“第四权”怪兽的“紧箍咒”。例如民进党执政时期首创的“置入性行销”,貌似中立客观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都是当局企图在媒体身上缠绕铁链、锁上紧箍咒,以弱化“第四权”的具体作为。
　　下一个媒体新世纪
　　世界经济发展及传媒科技演化的大潮,也为台湾新时期媒体环境与娱乐产业,带来了令人目不暇给的巨变。政客们企图使出一切看家本事,祭出各种法宝,力图让这只媒体巨兽成长的速率局限在“可受控制”范围内,但是,世界的经济大潮,以及网络科技一日数变的飞跃发展,在在使得政客们的期盼一再落空。
　　例如,绿色执政时代,台湾当局致力于“去中国化”,但是绿色政客自己兴办的电视台,却又惟恐在这一波两岸交流热浪中落伍,而选择了走在交流前列。民进党当局的“去中国化”政策,在媒体巨潮面前,在世界经济整合的大浪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终究免不了把自己扫进历史的焚化炉之中。
　　台湾有线电视的经营模式,基本复制自香港的几家商业电视台。在此之前,台湾的有线电视业者甚至连安排日常节目单的能力都捉襟见肘。当香港电视业者教会了台湾同业,岛内的电视水平在很短的时间内追赶上香港,而且和香港电视媒体站在同样的发展位阶上。
　　某些时候,台湾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例如,SNG转播车概念,虽然来自香港,但岛内同业一窝蜂运用SNG转播车的怪象,堪称台湾一大奇景。有线电视台的集体怪象,还不止于一窝蜂竞相购置SNG转播车。连向韩国进口8点档连续剧,也是现今岛内一大风潮,以致小小的台湾岛,居然有9家电视台热播韩剧。
　　上世纪90年代的政治民粹风潮,是台湾媒体产业蓬勃发展的序曲。有线电视则是台湾上一波媒体革命浪潮中最主要的力量。有线电视瓜分了“老三台”传统的媒体资源,但是,除了在操作方式上提出若干创新,在市场资源方面,也依然存在着先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导致有线电视无法在市场拓展上有突破性的作为。
　　过去10年以来,由于大陆市场的日益蓬勃,台湾电视业者纷纷把目光投注到彼岸的广大腹地,但对岛内有线电视业而言,不论从娱乐产业的角度,或者从媒体创新的视角,都已经是“夕阳产业”。
　　有朝一日,如果大部分的电视观众逐步熟悉操作计算机,熟悉运用网络,而且有关部门利用公权力及行政资源,全面下令将家家户户的电视设备更新为网络电视,那么岛内媒体产业势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市场机制之中。
　　台湾从1960年代萌芽无线电视,无线电视经历了将近30年迹近垄断的“老三台”时代,又从1990年代迄今,进入风起云涌、人人竞当媒体宠儿的有线电视百家争鸣时代。许多媒体业者已经在引领企盼下一个媒体新世纪的到来。
　　人们现今把更多的目光投注到ECFA签订之后两岸经济版块的移动趋势,还来不及审视有线电视一旦被网络电视取代之后岛内媒体市场版块的可能位移。从过去媒体市场变动的客观经验预估,网络电视的兴起,将是台湾媒体生态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因此带来的经济效益以及信息效益,将很难以具体数字概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