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织造官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 （1712年）七月二十三日病逝，身后留下了巨额亏空，一是他负责的江宁织造衙门亏空9万余两白银，同时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任上亏空23万多两白银，合计白银32万余两。据苏州织造李煦汇报康熙皇帝，曹寅临死前跟他说：“无资可赔，无产可变，身虽死而目未瞑。”其哀痛异常，“伏枕哀鸣”。
　　经查史料，康熙五十一年江南地区最好的米每石只要8钱银子，当时曹寅所亏欠钱款可以购买40多万石上好大米—— 按照当时“一石”为现在180斤来换算的话，即为72000000斤上好大米—— 如按现在市场上优质大米一斤3元人民币再折算的话，也就是说，曹寅离任 （病逝） 时亏欠了2亿1千6百万元人民币！
　　曹寅有如此巨额亏欠，康熙皇帝是怎么处理的呢？
　　一是康熙皇帝同意曹寅的内兄李煦的请求，替妹夫曹寅担任下一任两淮巡盐御史，干满一年，将代理盐政任上的经营利润除了缴纳国库指标外，多余部分用来为曹寅补缴亏欠。康熙皇帝在奏折上批示同意李煦的提议，同时告诫他要说话算话：“惟恐日久尔若变了，只为自己，即犬马不如矣！”（《李煦奏折》）。
　　二是对曹寅不治罪，反而赞赏。如曹寅儿子曹颙所说“故父 （曹寅） 名节得荷矜全”。康熙皇帝一锤定音给曹寅一个盖棺定论：“曹寅在织造任上，该地之人都说他名声好，且自督抚以至百姓，也都奏请以其子补缺。”不仅充分肯定曹寅的业绩，而且让他的儿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
　　康熙皇帝亲切接见了曹颙，让他回去重新将康熙南巡期间驻跸江宁织造府时曹寅为迎驾所费工程款再细细核算一遍，看还有什么遗漏未报的，再补充报销。与此同时，康熙皇帝还给了曹颙一个“大皮夹子”—— 3万两白银，让他将曹家向私人借的一些款项还了，所欠公款无需曹家费心补还，由两淮巡务账上拨还。
　　这样处理亏欠，看上去很滑稽。那么，康熙皇帝对亏欠了巨额公款的曹家为何如此容忍呢？
　　首先，因为康熙皇帝与曹家关系极其密切。密切到什么程度？曹寅的父亲曹玺作为内务府包衣在康熙皇帝出生之前就是皇宫侍卫，深得皇室信任。康熙皇帝出生后，曹寅的母亲孙氏被选为康熙皇帝的保姆，这使得曹家与康熙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曹寅比康熙皇帝小4岁，16岁时就在康熙身边当差。有了这些原因，康熙皇帝即位后一直对曹家格外厚爱，从康熙二年起，曹家三代四人曹玺、曹寅及其儿子曹颙、曹頫先后担任内务府的江宁织造官。并且，曹寅还与大舅子李煦从康熙四十二年 （1703年） 开始轮管国家重点税收之一的两淮盐务，他十年之中四任巡盐御史。康熙皇帝六次巡视江南，曹寅五次承办接驾大典 （四次在江宁接驾，一次在扬州接驾），所受信任与器重远远超过地方督抚。
　　据 《清稗类钞》 记载，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 第三次南巡时，康熙皇帝从杭州回程江宁，驻跸曹家，年将五十的康熙皇帝见到曹寅的母亲，那位从小抱他、照顾他的“嬷嬷”时，感慨万端地说：“此吾家老人也！”还亲自写了“萱瑞堂”匾额赠送给“嬷嬷”。
　　所以，康熙皇帝同曹寅曹家，虽然最主要的是君臣、主仆关系，但其中也有类似亲人的“家人感情”。
　　其二，曹寅无论是在苏州织造、江宁织造，还是两淮巡盐御史位置上，都曾肩负着很多与本职岗位毫不相干的任务。江宁织造说来是内务府的一个外派机构，负责织办皇宫和官用的绸缎布匹，实际上它更多地承担了皇帝临时交给的差使，以及充任皇帝在江南地区的耳目，随时随地地将南方的各类信息以密奏的形式报告皇帝。当时是清王朝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但也暴露出了很多矛盾，康熙皇帝更是极其关注经济、文化都很发达而被满清较迟占领的江南地区，他必须有一个非常信得过的人安插在这里。从小就跟他关系密切，而且经过忠诚考验，能力也很强的曹氏家人，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个角色。曹氏三代人尤其是曹寅，与康熙皇帝是同龄人，从小一起读书，文武兼备，青年时期就深得康熙皇帝信赖和赏识，兼之曹寅文化造诣很深，喜好文艺、爱好藏书，又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与多才多艺的康熙皇帝有共同语言，如此一来，曹寅的角色就不止是“眼线”了，可以说他成了康熙皇帝處理江南事务的一个“助手”。史料也充分证明了，曹寅在世时对江南地区文化、经济乃至政治的重要影响。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曹寅是康熙设在江南地区的“统战”负责人。
　　再者，曹寅亏欠的巨款，有相当大一部分并非他贪为己有了。无论是五次承办南巡迎驾大典，还是做江南广大地区的“统战工作”，或者完成一些皇帝、皇室成员甚至朝中权贵们交办的额外差使，明的暗的，这些都需要花费大笔银子。经请示康熙皇帝，曹寅曾在江宁织造府署修整西花园，工程颇大，耗资不少，据故宫博物院一件明清档案显示：“曹寅在西花园修建房屋、挖河、堆泊岸等项工程，共用银十一万六千五百九十七两九钱七厘……依照修建工程核算，实际用银多出八百六十六两余。再，修建房屋、亭子、船只、雨搭、帘子等项，又用银七万七千八百八十五两余。”光一个西花园的工程就花费了195000多两银子，由此类推，五次承办迎驾大典的开销应该是个天文数字！
　　对于这些，精明过人的康熙皇帝当然一目了然，所以他让曹寅和李煦轮任“两淮巡盐御史”这个肥缺，希望他们能慢慢堵上亏欠“漏洞”。谁不知道，坐上这个位置，就意味着白花花的银子。据李煦自己向皇帝汇报，两淮盐务扣除应缴国家税收外一年的纯收入通常为55～56万两银子。而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两淮盐务的实际纯收入为58.6万多两。其实，两淮盐务的实际年纯收入还有不小的空间。
　　有个历史细节不容忽视。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八月，康熙皇帝曾对心腹大臣说：“两淮盐课原疏内，止令曹寅、李煦管理十年，今十年已满，曹寅、李煦逐年亏欠钱粮，共至一百八十余万两。”耐人寻味的是，之前两江总督噶礼曾经密奏康熙皇帝：“欲参曹寅、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噶礼既然敢在奏折中向皇帝说出这个亏欠数字，绝对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康熙皇帝不许他公开参劾曹寅、李煦，于是两人亏欠300万两银子的说法不了了之。如上所述，曹寅去世后，康熙皇帝认定曹寅与李煦管理两淮盐务的十年间的亏空为180万两，皇帝金口玉言，再说皇权家天下，皇帝说多少就一定是多少，“其缺一百八十万两是真”。
　　康熙皇帝是个睿智“明君”，他将曹寅、李煦的十年盐务亏欠减去120万两，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他最清楚，曹寅、李煦为皇帝、皇家花去的巨额银子无法列出完整账目，有些即便有个粗账，但也无法报销，如康熙五十一年 （1712年）十一月内务府在盘点旧账时自己查出来：曹寅为迎驾修整西花园的195349两银子没有给他报销！如果再细查的话，这样的账目肯定还有，但是内务府的账目实在是一笔糊涂账，这一点，康熙皇帝自然心知肚明。他给曹寅、李煦“减”去了120万两银子的亏欠，也不是毫无来由的。即便这样，康熙皇帝也没有将曹寅和曹家治罪。
　　曹寅亏欠了巨款虽然在康熙朝安然无恙，但是到了雍正六年 （1728年），曹寅嗣子曹頫终因经济亏空、骚扰驿站、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抄家。此后，曹家迅速败落，子孙流散。
　　（选自《看历史》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