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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克洛德，《感情的历程》中的章永麟，这两个人物时空不同、民族相异，却恰巧都罩上了黑袍，被抛掷于命运的投影之下，最终毁灭了他人，自身亦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本文试图通过“命运”这一绳索联结二者，对他们进行再次观照、重新评价。本文认为可悲的应是命运，有了人性作为推手，命运才成其为命运，当人物面对不幸与苦难而表现出抗争与超越的精神之时，便实现了悲剧意蕴的深层揭示，而这其中便蕴藏着美，这种美便是人性之美，由人在命运悲剧之中扭曲、异化实现的毁灭的永恒，他们的悲剧便成为对命运本身不合理性的质疑。而当我们以今日的理念去重探这些曾具争议的人物时，更为理性与客观的视角又恰好表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历史的车轮在不断向前，我们的社会在不断进步。
关键词：雨果；张贤亮；《巴黎圣母院》；《感情的历程》；命运
绪论
克洛德与章永麟两位人物，虽来自于不同的时空与民族，但都曾引起过争议，并且几乎都曾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提到克洛德，对于大多数有一点了解小说《巴黎圣母院》，但只是看过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人来说，这个副主教的形象恐怕很可能是一个阴森可怕、淫邪狠毒、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魔鬼，评论界也曾倾向于这样认为。同样，二十年前，章永麟也曾被扣上了“伪君子”一类的“帽子”。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所处的社会已日趋多元与和谐，“人性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渐深入人心，当我们本着当下的理念，抹去眼中的某些色彩，平心静气地回望从前这些争议人物时，我们可以站在更为理性与客观的立场，去看待他们曾经走过的路。
事实上，不论是克洛德，还是章永麟，他们都曾在命运投影的悲剧性笼罩之下奋力抗争，因而，他们的悲剧才能成为对命运本身不合理性的质疑，从而，他们被毁灭的结局才得以在人性的张力之下获得照亮，体现出蕴藏其中的美。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克洛德与章永麟，从前那些定调在批判或是否定上的评论，值得商榷，两位人物也值得我们今天再次探讨。笔者将依照作品的实际描述，重新分析对人物有失公允的评论，从作品出发来比较、重评人物。
最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过去对于人物的定性，当下是愈加复杂与艰难，当我们在孰重孰轻与孰美孰恶之间难以决断，当我们在命运的悲剧中发现与品味人性之美时，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欣慰的，因为这岂非恰好表明了我们创造的历史正在不断进步、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日趋和谐吗？
一、“命运”的绳索与可比性的提出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作家雨果“命运三部曲”中的首部（其他两部是《悲惨世界》（被称作“法律的命运”）和《海上劳工》（“事物的命运”）），也是作者文学生涯中第一部长篇小说，它被誉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为作者在文坛奠定了浪漫主义大师与盟主的地位。《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中国当代作家张贤亮中篇小说集《感情的历程——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一部，它所包涵的深刻的人生意蕴与高度的哲学品位，为作者蜚声国际文坛，获得“中国的米兰·昆德拉”之誉打下了基础。
尽管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张贤亮的《感情的历程》产生于法国和中国这两个远隔大洋的国度，并且作品成书时间相距一个多世纪，但是，冥冥之中却有一样东西将它们扭结在了一起，那便是“命运”。
1831年，法国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的原序中这样写道：
几年以前，当本书作者去参观，或者不如说去探索圣母院的时候，在那两座钟塔之一的暗角里，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手刻的单词：
’ANA Γ KH（命运）
这几个由于年深日久而发黑并且相当深地嵌进石头里的大写希腊字母，它们那种哥特字体的奇怪式样和笔法不知标志着什么，仿佛是叫人明白那是一个中世纪的人的手迹。这些字母所蕴含的悲惨的、宿命的意味，深深地打动了作者。
因此，关于刻在圣母院幽暗的钟塔角落上的神秘的单词，连同本书作者悲伤地叙述的那個一向无人知晓的不走运的人物，除了作者在这里提供的一点脆弱的回忆之外，再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几个世纪以前在墙上写下这个单词的人已经不在了，永远不在了。也该轮到这个单词从教堂的额角上消失了。这座教堂本身或许也很快从大地上消失吧。
正是由于这个单词，作者写下了这部著作。
结合《巴黎圣母院》第二部第七卷的叙述，我们可以推知，作者在此处暗示的这个“中世纪的”留下手迹、“不走运的”人物，就是指文本中的克洛德。
一个多世纪后的1985年，中国作家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部第二章中写道：
但我思索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思索。……
当个纯粹的劳改犯吧。……说来惭愧，实际上我从骨子里都成了一个劳改犯，因为我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就数我当劳改犯当得时间最长。……
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法律之外又加上种种规章制度，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每条缝隙。每一个农民都象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宠信，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什么时候它全突然掉下来，砍着自己的脑袋。……
有时，他们也问我：“章组长，你是为啥进来的？”
“我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为。”
他咔裂开嘴理解地笑了。“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象吃饱了会打嗝，着了凉会生病一样，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探究底蕴：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把人送进劳改队？他们那种毫无抱怨的，任凭自己的生命和命运象流水上的浮叶，漂到哪儿是哪儿的态度，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温顺。达观和乐天知命。我在他们中间，竟有时会怀疑起自己；为什么要思考？在宿命的面前，思考又有什么用？
啊，宿命！
这样发自心灵深处不谋而合的对命运的感慨与叹息，这般痛彻心肺的哀号与呐喊，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宿命”这一绳索的扭结，将克洛德与章永麟这两个时空不同、民族相异的人物串联在一起。他们都是畸形时代的牺牲品，都历经由“人”异化，直至“非人”的惨痛，都切身感受过地狱烈火的煎熬，并且最终在毁灭了自己所爱的人的同时，也将自身放置于命运的车轮之下。 也許是时代的偶然安排，作为宗教神职人员的克洛德身披黑色的教袍，而作为劳改犯人的章永麟也同样笼罩黑色的囚服，他俩注定要在命运黑色的投影下苦度，要在血与泪中完结他们悲惨的一生。
他们的相似，使得他们具有了可比性。但是，他们毕竟来自于不同的时代与相异的民族，他俩即使称得上是异国穿越时空的难兄难弟，但从本质上亦会有所差异。以下，笔者将循着他们一步步走过的足迹，去重探二者所经历过的具有悲剧意味的苦难历程，在异同比较之中，对这两具苦难的灵魂进行再次观照、重新评价。
二、命运投影下的异化曲
（一）前奏——平常如川的慈爱与健硕
古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曾在他“变”的哲思中形象地把存在的东西比作一条河，认为宇宙万物都在运动和变化，声称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的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灭；一切皆流，万物常新。
诚然，正如太阳每日升起，但又每日常新一样，生命之河也每日川流不息，默默变化。由荀子《劝学篇》，我们又可推知，积跬步可以至千里，积小流可以成江海。于是乎，生命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变化，累计起来将会是可观的。
罗马不是一天筑成的，同样，克洛德与章永麟也并非一开始就是我们后来所见的那样，原初的他们也不过是正常得平常之人，那时的他们可以是“每一个”，而非“这一个”。只是，在命运的重重碾压下，他们才一步一步地，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走向前方，直至无边的深渊。
迄今对于克洛德与章永麟的评论，大都定调在批判或是否定上。而我以为，这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描述，对人物有失公允。
首先来看生于中世纪的克洛德。
对于大多数有一点了解小说《巴黎圣母院》，但只是看过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人来说，克洛德的形象恐怕很可能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比如常见的“吃人的宗教势力的代表”、“黑暗的封建统治的帮凶”、“罪恶的淫邪的化身”、“阴险可怕的杀人凶手”、“残忍地毁灭了美的恶魔”、“外表道貌岸然，内心阴险狠毒”这样一类评说，似乎成为了副主教克洛德的人生注脚。
然而，当我们细品原著《巴黎圣母院》，感受其中作者所流露出的人文的怜悯与悲剧的情怀时，在那袅袅飘散的深深悲哀与发自肺腑和灵魂深处的深深叹息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几乎被骂得狗血喷头的罪人，似乎并非如评论界所言的那般一无是处、十恶不赦，只是，我们在探讨时，往往被他的现在所遮蔽，却忽视了他的从前。
自小说第一部第四卷，我们能够开始追溯他的过往。
作者在该卷第二部分的开篇即以一个强调语气的否定句式对他作了肯定：“克洛德·孚罗洛确实不是一个村野之辈。”来自于中产家庭的他，还在童年时期就被父母做主献身神职，他们“教他学拉丁文”，让他学会“低头走路和低声讲话”，习惯于压抑，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父亲就把他送到神学院当修道士，让他“在弥撒书和辞典中长大”。父母为他做的选择，决定了他当牧师的命运，这样的职业便注定了他无法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人的悲哀。这是他无法摆脱的命运的选择，这使他从幼年起就过着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幽居生活。他没有享受过欢乐无忧的童年，没有感受过亲情之爱的温暖，作为一个孩子，却是“忧郁、认真、严肃”的，这样的一个几乎有点老气横秋的小孩子，让人不禁心疼。
克洛德是博学、智慧的。
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贪婪地读书，涉猎甚广，似乎，沉浸在书籍之中的学习，是他生命的唯一动力与终极目标，除此以外，他无所见亦无所想。他是惯于克制自己的，从不干年轻气盛的蠢事，甚至从不大声叫嚷，不参与学生暴动，不欺负比他弱小的穷学生。
他“学习很勤奋”，除了自己就读的大学区的朵尔西神学院，他还“孜孜不倦地到若望·德·波维街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学校去听课”，即使是在寒冷得让他“不断向手指头上呵气”的冬天，他依然为了学习而奔走于各个学校。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周之计自是在周一，在“每星期一的早晨，在歇甫·圣德尼学校刚开大门的时候”，便能“看见气喘吁吁地跑来的第一个听众，就是克洛德·孚罗洛”。他学完了神学，“又攻读法典”，“攻完法规，又致力于医学和自由学科（包括文法、论理、修辞、几何、音乐、天文等）”。
并且，他“领悟很快圳”，十六岁上便“在神学方面就已经比得上一位教堂的神甫，在经学方面已经比得上一位议会里的神甫，在教育学方面已经比得上一位索邦神学院的博士了”，他同时被赞为“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他“经历了成为学士、教师和各种学术大师的每一个阶段”，精通了拉丁文、希腊文以及希伯来文，而“这三座圣殿当时是很少有人能够踏进去的”，二十岁时就被特许当上了最年轻的神甫。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曾经的那个年轻时代的克洛德，称得上是一位博闻强识的青年才俊，闪耀着智慧之美的光环也曾围绕他的周身。
克洛德是有着慈爱之心的。
在他十九岁时，突然遭遇父母双亡，成了一个孤儿，一个十九岁的家长——一个“独自在摇篮里啼哭”的小弟弟的爸妈。这个变故迫使他“忽然从学校的梦里被召回到现实的世界”，求学梦碎，但同时，他也因此萌生了“一种奇怪而甜蜜的人的感情”。他在弟弟若望·克洛德身上倾注了如父母般的关爱，在抚养他时是“以无限的爱怜去看待小若望，给他一切可能的关注和爱护”。并且，他的慈爱并不仅仅限于家庭成员。当他看到那个被人认为是“预兆最大的灾难”的“小怪物”要被烧死时，毫不理会旁人的讶异与诅咒，带着“一种极大的悲悯”收养了他，“给他的养子受了洗”，并取名为伽西莫多。虽然他天生“残疾而且发育不全”，克洛德依然费很大的劲和耐心教会了他讲话，并安排他当了圣母院的敲钟人。除开爱斯梅拉达的那一滴水的爱以外，伽西莫多在人间得到的所有关爱便全来自于克洛德了，这也是为何“伽西莫多对副主教的爱，比一切犬马对它们主人的爱更为深厚”的原因。他还让六岁就成了孤儿的比埃尔·甘果瓦当了他的学生，让他得以存活，并将他教育成了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个有才华的诗人。 因而，從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种种优秀品质，我们可以看到，这时的克洛德是一个善良的普通人，同时也是一位博学的智者。
再来看一个多世纪后的章永麟。
周惟波曾在《章永麟是个伪君子》中将他贬斥为“伪善时代制造出来的伪君子”，这类说辞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评论倾向，甚至代表了现在某些人的想法，但是我以为，从以人为本出发，将他还原到那个带着伤痕的年代，他亦是不易的。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个知识渊博、学习勤奋、正直热情的知识分子。
章永麟熟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巨著《资本论》，甚至对其中的词条可以做到信手拈来，并且对西方文学也有涉猎。在那个人们普遍认为文字的意义与文字的大小成正比的年代，他的诗作在他“二进宫”入劳改队时，仍“用核桃大的字写着，挂在展览馆里”，虽是受批判的“罪证”，却令“别的劳改犯人都对我侧目而视，目光里含着隐隐的惊诧和尊敬”。
章永麟以一介知识分子之力胸怀国家，热切地忧患祖国的未来，即使是在劳改农场，“任人驱使、任人鞭打”，他依然不忘时时关心国家的命运，不愿“岁月和智力，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风化掉”而“终将变成一个无用的人，不知不觉地归于‘哑巴’一类人当中去”，他“活着要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些什么，为人类贡献一些什么”，于是，尽管他白日里艰辛劳动，但他“等人睡下了，又爬起来看书”，在他所“拥有几平方公尺的独立王国”里“潜心地思索其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前景”，不惜把身体搞坏。而他也曾是个健硕的汉子，他有着“七尺之躯，膀大腰圆”，还“一表人才”，以我们当下的标准来衡量，他绝对是一个身心健康的正常人。尽管他多次劳改，饱尝皮肉之苦，“从骨子里都成了一个劳改犯”，但在农场里他每次干活都通常比别人干得多、干得好。“只要一投入劳动”，他就“如同《红菱艳》中那位可爱的女主人公一穿上那双魔鞋就会不停地跳啊，跳啊，直跳到死一样”，会入迷，会发疯。一捆稻子有牛腰那么粗，一般劳改犯人只背两捆到三捆。但是他“背五捆还不够”，要背六捆、七捆，以至王队长会发出他这样的赞叹：“哎呀，你这婊子儿，比驴还能驮！”，他以此来表达自己要把“柔弱的自怜自爱收拾起来，打点出另一副精神跟命运拼搏！”的决心与豪情。
章永麟是善良的。场部晚上放电影，对这些劳改犯自然是少有的娱乐项目，每次，他都让其余的十二个人去，留下他“一个人看管夜水”，“独自坐在‘独立家屋’里”，由此获得了“被领导者的尊重和服从”。当一排排农民的娃娃在渠坝那边的柳树下，观看他们这些穿着和教袍一样的黑色囚衣的劳改犯时，在孩子们眼里，这些黑衣裳的人，仿佛“一举一动都非常奇异”，“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们幼小的心灵此时萌发了对世界、对未来的恐惧，而章永麟并不借机恐吓这些小孩子。在远地来庄子上串亲戚的老乡，也“把‘看劳改犯’当作精彩的节目”时，他不过将此当作是“观众席上同样演着热闹的戏”，还与犯人们一道唱起歌来。
章永麟是聪颖的。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姊妹篇《绿化树》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灵活运用“同等材料做成的容器以筒状容器的容量为最大这个物理和几何原理”，将奶粉罐头筒改装成了一个“带把的搪瓷缸”，使炊事员每次舀饭时都要给他添一点，他便每顿饭都能赢得“多出来的100CC”，而在当时，这多出的“一点”意义非比寻常。
他是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文明人，他理智地压抑着自己的本能冲动，使他超越兽性，有别于其他的劳改犯，尽管当他“在被窝里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肌肉饱满结实的胸脯”，感觉自己就像“随时会咆哮起来的野兽”，但那种“惴惴不安”又显示出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内心的抑制。他很清楚“如果心灵被思念、被爱情所软化，便不能以一种汉子的刚劲来对付严峻的现实。因为“被严峻的现实摧毁磨垮的人，大半是多愁善感，恋于儿女私情的人”。
克洛德与章永麟，这两个乍看似乎相去甚远的人身上的相似性至此即可见一斑——他们都有着渊博的学识与聪慧的头脑，都怀着一颗善良的心，都是有着激情的正常男子，但同时，他们亦保有作为文明人的理智。
生活如川般平常，可是又在这貌似平静之下暗流汹涌，深不可测，将人慢慢推向一种未知的喜悦与可怖。
（二）高潮——命运投影下的悲喜
本应美好的年轻时代，对于我们的克洛德来说，仿佛并未能来得及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印刻下什么，他便老去了。小说帷幕初开，他就已经“是一个秃头，只有几撮稀疏的花白头发”，他“高朗宽阔的额头已经开始打皱”，虽然“顶多不过三十五岁”，在我们现在看来应是正处青年的大好时光之中。曾经，那个温柔慈爱的小父亲，那个两个孤儿的收养者，如今已是“一位严厉的阴沉的神甫”。由于他恪守教规、压抑情感，在刻板的教会生活中，他唯一的依靠只有他的弟弟，可惜弟弟不争气，“懒惰、放荡、无知”，是个“十分放肆的真正的小恶魔”，这让克洛德“很伤脑筋”。而他最忠诚的养子、仆人伽西莫多，却只是个不会说话的残疾人，剩下一个甘果瓦又不见起色。因而，在天主教的幽暗中，在修道院灭绝本能的世界中，他是孤独寂寞的。他地位渐高，学识渐深，但违反人性的、长期的宗教束缚使他的内心愈加苦闷，“越来越有了神甫的谨严”，也“越来越有了人的悲哀”，变成了一个“阴森可怕的人”。好几次，因为他“目光又怪又亮”，而立刻把唱诗班的孩子给吓跑了。他的严峻使他不得民心，男人们会冲他恶言，妇女们会朝他咒骂，小姑娘会唱曲子“挖苦”他是“魔鬼”，小孩子和学生会用“文雅的”嘲讽向他“致敬。
多年以来，内心的那种不安和躁动似乎要被他的理性所压制住了。然而，只有上帝知道，这个几乎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上帝的人，内心其实是一座火山，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并不是没有别的念头的”，在他雪白的前额下，“竟会有汹涌的、深沉的、疯狂的岩浆”，人的本能使得“一件丝绸衣服的窸窣声就足以使他把风帽拉下来遮住眼睛”，表面的平静甚至木然，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静穆，那是如拉奥孔般的无声嚎啕。
一个“有很好的阳光”的中午，一个十分美丽的波希米亚姑娘在广场跳舞，“那样活泼天真，无忧无虑，穿着盛装，轻逸和谐地舞蹈着”，她身材漂亮，形体光辉，浑身洋溢青春的激情。那是“比上帝还神圣”的爱斯梅拉达。于是，无意之间撞见此情此景的他“在少年时就以为被生活窒息了的这种男人的生理和血液的精力”终于彻底地、无可救药地“痉挛地解开了把我这可怜人拴在神坛冰冷石头上的铁链”，他内心的欲望终于像火山爆发般毫无预备、难以自禁的喷涌出来，这是克洛德短暂的生命中第一次人性的真正苏醒与回归，也不幸是最后一次。幸与不幸，对于此时的克洛德是很难界定的，一方面，他终于体味到情感进发的美妙，另一方面，这种美妙却恰恰成为了他另一种人生苦难的开始，高潮的抵达也意味着低谷的将至，如此突兀、剧烈的情感体验，令他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当他看见窗口那张“又大又圆的蜘蛛网”里的苍蝇和蜘蛛“那一对可怕的东西”时，他似乎有所顿悟，相对命运而言，他就是坠入网中的苍蝇，而对于那个姑娘，他宁愿自己就是网里起主宰作用的大蜘蛛，他正式开始演奏自己生命的异化曲，与命运努力抗争的同时，却正巧积极地配合着命运的律动。 相较而言，章永麟似乎幸运些，又仿佛更加悲惨，毕竟未知更容易令人恐惧，因而人类会生来就害怕无边的黑暗。
章永麟的职业不是从小就由父母作主决定下来的，他不是天主教的牧师，不必受禁欲教条的严格束缚，但他几乎半生都活在未知而恐怖的阴影之下，因为有一条看不见的极左路线在时时镇压着他。虽然，他不被宗教压抑，但在那“没有什么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历史清白不清白之分”的劳改农场里，“劳改”却成为他“固定的职业”。那时的劳改农场并无正义性可言，已成为扭曲人性的牢笼、宣泄人性恶的舞台，是某些野心分子借以升迁的工具。他的生活内容好像只有一个，那就是劳改，他饱尝苦难，“从五七年到现在，十八年过去了，要是上大学，都毕业五次了”，可他每天过着的却是与正常社会隔离的像牲口一样的生活，他正常的欲望与幻想，那像“纯洁的如白色百合花似的爱情”“战战怯怯的初恋”，“还有那轻盈的、飘浮的、把握不住的幽香等等法国式罗曼蒂克的幻想，以及柏拉图式的爱情理想主义”等等，“全部被黑衣、排队、出工、报数、点名、苦战、大干磨损殆尽，所剩下来的，只是动物的生理性要求”，因而，在他梦中，妻子“就仅仅是女人而已”，“任何女人都能够做为妻子”。他那博厚的学识、优雅的姿态、诗化的思维、高远的理想，便只能氤氲在时间过去的流程里，而无法积淀在当下的时代中，他只能忍辱负重、含冤苟曲地甘于在现实中保护自我、积累实力。
像克洛德一样，他麻木无望的生活被一个美丽的女子打破，他的“爱斯梅拉达”是女劳改犯黄香久。同黄香久的邂逅，同样让章永麟措手不及、震撼不已。原本是想在芦苇丛中找野鸭的他，却不料意外撞见黄香久“那赤裸裸的、柔软而又生气勃勃的肉体”，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真实的、毫无防御的女性，这使他感到“有一种超脱了令人厌恶的生活、甚至超脱了整个尘世的神话般的气氛，世界因为她而光彩起来”，“劳改生活因为见着了这幅生动的画面而有了一种戏剧性的幸运”。那全身洋溢着活力的女性，唤起了他几乎将要泯灭的本能，也令他长期被单调繁重的劳动所压抑的理性得到复归。尽管那冲击力十足的画面使得他眩晕、冲动，但他依然克制住“拔腿反身跑掉了”，以“精神上的忧伤”代替了“生理上的要求”，这便使他区别于牲口，重归文明世界。
这次的邂逅，让章永麟由近乎“兽”转而返归“人”。
比克洛德幸运的是，唤醒章永麟的这个女性后来嫁给了他，但是，当他把心中的爱情埋藏了八年，终于有机会实现得到她的理想时，他这个曾经健硕的汉子却“没有能力承担”“应尽的义务”，成了“半个人”。这样的屈辱令不信鬼神的他不禁向苍天发出哀号：“上帝、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践我？你把我打翻在地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踏上一只脚？！”命运并未因他“任人驱使、任人鞭打”的境遇而奖励他什么，接踵而来的，是新婚妻子的不贞。依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对心理结构的分层，那个时代恐怕只有“鬼”、“神”，无“人”的立锥之地，“人”的爱恨被鬼神所垄断，只剩下动物的本能，但对于章永麟而言，更大的不幸在于就连这仅存的本能也被劳改给改掉了，他失去了反抗的欲望，认为自己是“已经被人和牲口践踏倒的稗草，连迎风摇动的气力也没有了”，“早已像被逼到墙角下的瘦狗，弓着腰，夹着尾巴，血红的眼睛无望地瞅着高高举起的棍棒，无能为力地等待着它落在我的身上”。他“惟一祈望的，只不过是它别把我的骨头打碎，让我还能爬，还能吃，还能养伤，还可以痊愈”而已，他的精神几近崩溃，反复在他脑海里回响的是哈姆雷特“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忧郁的犹豫。
由于都生活在窒息心灵、扭曲人性的时代，克洛德与章永麟被唤醒的欣喜注定只能是强烈而短暂的，真实、正常的美恰恰因其本真因素而成为昙花一现，无法长久。
（三）尾声——毁灭所爱与自毁
突如其来的爱情让克洛德感到极度不安，这种从未体验过的激情犹如疾风骤雨般搅乱了他原本麻木的心灵，他“又惊异，又沉醉，又迷惑”，以致“惊恐地战栗起来”，于是他“觉得命运的手”已经把他“抓住了”。一开始，他逃避、压抑这份情感，他恳求主教颁发了一道不许波希米亚妇女到圣母院前面广场上跳舞和击鼓的禁令，以阻止她进入圣母院一带，以为再见不到她，就可以忘掉她，然而，她并不守禁令，于是他不再压抑折磨自己，在一个晚上与伽西莫多一起捉住了她。但是，一个军官来了，放走了她，这个军官名叫弗比斯，他的这一“救美”的举动使单纯的爱斯梅拉达爱上了他。看到这一幕的克洛德试图将她舍弃给军官，以为这样他“就会痊愈”，但他发现弗比斯根本就只是个外表俊美却行为浪荡的卑鄙小人，并不是真的爱被他奉为“圣处女的爱斯梅拉达，“眼睛色迷迷的”弗比斯从第一次见到她就一直不过是把她当作“婊子”，仅仅想玩弄她而已。克洛德于是乔装跟踪弗比斯，并以他的智慧假装帮助弗比斯，一道完成他的约会。在弗比斯与爱斯梅拉达约会时，他在一旁悄悄地全程监视，直到当他眼睁睁地看着“她把她的爱隋与美貌浪费在一个可恶的笨蛋身上”，即将失去贞洁时，他终于忍无可忍，“带着妒嫉与愤怒出现在她面前”，用尖刀插进了弗比斯的身子。克洛德是善良的，他人性犹存，并未杀死弗比斯，而是事后慌乱地落逃，以致自己的斗篷落在了现场都不知道，可人们却以为它“是那个军官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就诬蔑她“是一个女巫”，“把一个军官刺死了”。这样，他“混乱地”嫁祸给了她，又“混乱地”企图凭借法律得到她，而实际上并未在主观上刻意为之。在她遭遇牢狱之灾时，潜入狱中，让她在问吊和自己之间做出生死抉择。可是他的威胁并不奏效，这个无知而单纯的未成年少女心里只有鄙薄的弗比斯，所以断然地拒绝了他的爱，让他“滚开”，将他斥为“怪物”。在为爱几近疯狂的他用尽了一切可以得到爱斯梅拉达的手段，强抢、跟踪、嫁禍，甚至是威胁都无济于事后，他所有的理性都被摧毁，变得阴鸷、残忍，最终因为得不到爱斯梅拉达的爱，走上了疯狂可怕之路。
爱是恨的第二张脸孔，恨是爱不到的深深遗憾。克洛德可以为了爱，放弃神圣的一切，只祈求过上凡人男欢女爱的生活。但是，长期以来宗教的禁欲主义告诉他：爱情是最可怕的异己力量，是凶神。信奉上帝的克洛德害怕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交给了凶神，所以用所谓的理智压抑自己爱的冲动，每次想起爱情的时候，就用斋戒、祈祷来压制爱的欲望。好不容易，他苏醒了，复归了正常的人性，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并且让他尴尬的是，对方还是个被人们所瞧不起的波希米亚女子。禁欲主义宗教环境没有教过他何为爱情，更没有引导过他如何去爱，由于对爱情的误读，使他无法真正理解爱情，在他身上体现的爱只是占有和被占有，甚至仅仅是肉体的得到，他只有用嫉妒与怨恨才能平衡他爱不到的失落，这种畸形的、残缺的爱导致一个人上了绞刑架，而另外的一个人也下了地狱。克洛德变成了魔鬼，他的人性最终走向了消亡，他毁灭了所爱，也毁灭了他自身，成为了当时宗教的牺牲品。 克洛德的不幸在于“得不到”，章永麟的不幸却恰恰是“得到了”。
章永麟在一次农村抗洪抢险后，在黄香久的帮助下，由“半个人”恢复为完整的人。生理上的恢复，使蛰伏于他内心的知识分子本性也得以复苏，他领悟到，维系他俩的从根本上讲，只是肉体的需求，“那份情爱，是由高度的快感所升华出来的”，这份“相互了解、互相关怀的依据”必然不会长久，因此，他对大青马说：“我想走了，我要走了！我渴望行动，我渴望摆脱强加在我身上的羁绊！费尔巴哈长期蛰居在乡间限制了他哲学思想的发展；我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看看！”“我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我要听到人民的声音，我要把我想的告诉别人。”此时，复归知识分子身份的章永麟清醒而强烈地意识到，由肉体需求所维系的婚姻关系，对于他只能是暂时的、外在的，对更高的内在精神的追求，才应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质追求与归宿，软玉温香所带来的小家庭的舒适氛围，会妨碍内在思维与外在行动，麻痹自由思考，令人不思进取，放弃对更高境界的追求，因为现实的形而下将束缚思考的形而上。因而，离开黄香久，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他自己的超越。只是这份超越里，还隐约含着他现代士大夫的恶习。自他从“半个人”变成一个完整的人，完成了其自我身份认同的寻找与确认，他便无法再容忍失去了贞洁的妻子黄香久，他感到“没有获得之前企盼着它，获得以后却要放弃”，他俩之间“有了缝隙，有了诡计，有了规避，有了离异的念头”，他耿耿于怀地攥住她仅有的一次不贞对她多次伤害，宁肯与大青马对话，也不和妻子交流内心的想法，拒绝与黄香久沟通，对她的示好与关心置若罔闻。固然，只上过初中（尽管这样的文化程度对当时的女性已不算低）的黄香久在文化素养方面确实不如他，但是在当时那个荒谬、黑暗、血腥的年代，作为知识分子的他更应担当起做丈夫的责任，与妻子休戚与共，一同面对残酷的斗争与考验。以“不能再连累她”和“心理上的阴影”作为借口来打发妻子，怎样看都似乎恰好与他奉行的“真正的男女平等”的伦理构成悖论。以牺牲一种价值，来实现另一种价值，为了一种善，而牺牲另一种善，终究无法平衡冲突。
肉体的得到再次唤醒了章永麟，此时的苏醒换来的是对更高层次的精神家园的追求，却也同时让他舍弃了婚姻。时代的畸形，通过对章永麟的迫害，又作用于其妻黄香久的身上。当张永麟活在“半个人”的屈辱之中时，黄香久曾刺痛他，在她真正爱上他以后，他却抛弃了她。既无法定论谁有罪，亦不能够纵容每个人的无辜。无辜并不能成为理由，每个人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了他人的地狱，决策着他人的命运。章永麟的决绝离去，让黄香久“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最终在孤寂中死去。由此，在某种程度上，章永麟也同克洛德一样，毁灭了所爱，虽然这种爱也许只不过是停留于肉体层面的情欲，但这毕竟是人性中一种重要倾向的体现，当他在超越的同时，实则亦毁灭了自身。如海涅所言，世界破碎了，并在诗人身上留下裂痕。过去的那个章永麟在复活中死去。
三、命运之悲与人性之美
可悲的应是命运，有了人性作为推手，命运才成其为命运。
当克洛德的父母决定将他送进朵而西神学院献身圣职之时，便决定了他的命运走向；他长期所处的禁欲主义宗教环境，则衍生了他孤僻的性格与阴鸷的气质，遏制了他正常人性的发展，使其走向异化；面对爱隋的降临，不曾能够了解、懂得爱，却终究无法抵挡爱这一正常而美好的人类情感后，他试图抗争，千方百计地走向爱而不得，便以毁灭所爱造就了他人与自己的悲剧。而他的爱欲追求，“是其从宗教阴影下走出来的积极超越、自我超越和历史超越。”
当章永麟生于讲求出身的年代里的剥削阶级家庭，他便不免被劳改，受到迫害；面对劳改农场长久的恶劣环境，他在满足生存需要这第一要务下，接受身心的双重改造，以自虐式的顺从，异化成为了“半个人”；由“半个人”恢复为完整的人后，他重拾知识分子本质特性，以现代士大夫的姿态，基于自我心灵的渴求，带着对民族的强烈忧患踏上征程，抛却尘俗走向超越。
对于生在中世纪的法国的克洛德，命运的核心词是宗教信仰，而对于一个多世纪后中国的章永麟，命运的核心词则是政治意识。特定时期的宗教信仰与特殊年代的政治意识，决定了二者的命运。而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意识，总关乎人的本质，终归要指向人性这一深层的根本向度。命运不是神秘的大独裁者，无法脱离人性而独立产生效力。
在人的社会实践中，人面对不幸与苦难时所表现出的抗争与超越精神揭示出了悲剧意蕴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的实践是有限的，毁灭不可避免，但当人在命运的强大气势下仍然以勇气与行动，以自主选择来反抗，即使最终失败，依然展示了人自身的价值，因为人是为了反抗过去才成就未来的。因而，当人物面对不幸与苦难而表现出抗争与超越的精神之时，便实现了悲剧意蕴的深层揭示，使人的存在价值被发现，而在价值的发现中便蕴藏着美，这种美便是人性之美，由人在命运悲剧之中扭曲、异化实现的毁灭的永恒。这种美消解了文本中命运的神圣性与合理性。比如，对于命运悲剧的典型人物俄狄浦斯，批评家E.R.多兹曾指出：“俄狄浦斯毁灭的直接的原因既不是‘命运’也不是‘神’……招致他毁灭的是他自己的力量和勇气，他对忒拜城的忠诚，对真理的忠诚。他是个自由的行动者，自残和自我放逐也都是自由的选择。”人的核心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自由的选择体现了人自我主体意识的萌发与确立，使人的存在价值得以被发现。悲剧人物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人格理想的维护体现着悲剧的意蕴，而那无法把握的命运、无法扭转的境遇，只能表明历史发展水平尚未提供给主体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必备条件，造成“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因而，即使克洛德得到了爱斯梅拉达的爱，他的悲剧依然不可避免，他所处的宗教环境不会让他如愿以偿，不同的也许不过是转换一种悲剧结局罢了。同样，即使章永麟暂时没有离开黄香久，他终究还是会选择离开，他们无法真正走入对方的心，现实的鸿沟横亘在两人之间。
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而由于这存在物感受到自己的苦恼，所以它是有情欲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诚然，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其本身有丰富而跃动的欲望，欲望转化为需要，需要引发人的实践活动，使得人实现自身的价值成为可能。人的特性在于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因而人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全面需求。需要作为原动力推动了实践的丰富与发展，而需要的内驱力则是欲望。当个人的欲望因压抑而泯灭，需要便不复存在，实践也就失去了内在的动力。人的欲望、需要显示了人的主体意识，作为个体的人只有成为具备自由意志的个体时，才能具备主体意识，进而重视自身的生命和价值。因为有欲望、需要，有对现状的不满，才会有对现实的抗争与超越，并不可避免地与周遭产生对立，形成悲剧冲突，显示悲剧精神。在克洛德与章永麟相似的遭遇里，我们可以看到二者对于欲望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在克洛德的抗争与章永麟的超越中发现其间所蕴含的悲剧精神。
人性愈美，则命运愈是显得悲；而命运愈悲，则愈能体现人性之愈美。
结论
对于两位人物的悲剧，我认为，我们即使不能接受，也可试着去理解甚或怜悯。诚如巴尔扎克所言：犯罪的动机是一片悲壮的热情，令人觉得法无可恕，情实可悯。当克洛德眼见深爱的姑娘第一次被押上刑场的时候，在作者大量的笔墨描写之下，克洛德的悲痛欲绝，难道不正说明他也同样在受刑？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与自由，我们不能因为一些评论家的众口铄金就剥夺克洛德爱爱斯梅拉达的权利，也不应因他爱得太过深刻、执拗，方式太过专横、疯狂就给他定罪。在《巴黎圣母院》文本里一系列人物的悲剧中，我们能够看到，克洛德的悲剧最为深切、着墨最多，不論是爱斯美拉达的，还是伽西莫多的，都显得逊色单薄，同他们相比，克洛德不应获得更少的同情。同样，对于最终抛弃了妻子的章永麟，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他批得体无完肤，更何况，与克洛德相比，他更罪不至此。
通过文学理论研究，我们已知读者在接受、欣赏作品过程中具有能动作用，对读者的能动作用的看法与对作品的存在方式的看法是相联系的，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永远和不同时代、不同条件、具不同主观成见的读者联系在一起。于是乎，当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二者之间便会出现相互适应的问题，这便涉及到接受美学的创立者姚斯所提出的概念“期待视野”。现代科学将人类的社会生活诠释为一种双层结构，认为它由物理境（Physical situation）和心理场（Psychologi-cal field）构成，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是心理与物理，那么，对于不同的时代，随着社会的变迁，宏观意义上的“期待视野”很可能有所差异，而反过来，“期待视野”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的整体心理变化。如果将文学比作一面镜子，那么映入其中的便是由作家、作品和读者共同构筑的世界，当我们作为一名站在镜子外的审视者，由于时空转换，站立的角度产生了变化，从而在镜子中看到不同的景象，进而发觉，相较过去对于人物的定性，当下则变得愈加复杂与艰难。而当我们在孰重孰轻与孰美孰恶之间难以决断时，我想，这是值得欣慰的，因为这岂非恰好表明了历史正在进步吗？
关键词：雨果；张贤亮；《巴黎圣母院》；《感情的历程》；命运
绪论
克洛德与章永麟两位人物，虽来自于不同的时空与民族，但都曾引起过争议，并且几乎都曾被批判得体无完肤。提到克洛德，对于大多数有一点了解小说《巴黎圣母院》，但只是看过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人来说，这个副主教的形象恐怕很可能是一个阴森可怕、淫邪狠毒、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魔鬼，评论界也曾倾向于这样认为。同样，二十年前，章永麟也曾被扣上了“伪君子”一类的“帽子”。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所处的社会已日趋多元与和谐，“人性化”、“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渐深入人心，当我们本着当下的理念，抹去眼中的某些色彩，平心静气地回望从前这些争议人物时，我们可以站在更为理性与客观的立场，去看待他们曾经走过的路。
事实上，不论是克洛德，还是章永麟，他们都曾在命运投影的悲剧性笼罩之下奋力抗争，因而，他们的悲剧才能成为对命运本身不合理性的质疑，从而，他们被毁灭的结局才得以在人性的张力之下获得照亮，体现出蕴藏其中的美。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克洛德与章永麟，从前那些定调在批判或是否定上的评论，值得商榷，两位人物也值得我们今天再次探讨。笔者将依照作品的实际描述，重新分析对人物有失公允的评论，从作品出发来比较、重评人物。
最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过去对于人物的定性，当下是愈加复杂与艰难，当我们在孰重孰轻与孰美孰恶之间难以决断，当我们在命运的悲剧中发现与品味人性之美时，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欣慰的，因为这岂非恰好表明了我们创造的历史正在不断进步、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日趋和谐吗？
一、“命运”的绳索与可比性的提出
《巴黎圣母院》是法国作家雨果“命运三部曲”中的首部（其他两部是《悲惨世界》（被称作“法律的命运”）和《海上劳工》（“事物的命运”）），也是作者文学生涯中第一部长篇小说，它被誉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为作者在文坛奠定了浪漫主义大师与盟主的地位。《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中国当代作家张贤亮中篇小说集《感情的历程——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一部，它所包涵的深刻的人生意蕴与高度的哲学品位，为作者蜚声国际文坛，获得“中国的米兰·昆德拉”之誉打下了基础。
尽管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张贤亮的《感情的历程》产生于法国和中国这两个远隔大洋的国度，并且作品成书时间相距一个多世纪，但是，冥冥之中却有一样东西将它们扭结在了一起，那便是“命运”。
1831年，法国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的原序中这样写道：
几年以前，当本书作者去参观，或者不如说去探索圣母院的时候，在那两座钟塔之一的暗角里，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手刻的单词：
’ANA Γ KH（命运）
这几个由于年深日久而发黑并且相当深地嵌进石头里的大写希腊字母，它们那种哥特字体的奇怪式样和笔法不知标志着什么，仿佛是叫人明白那是一个中世纪的人的手迹。这些字母所蕴含的悲惨的、宿命的意味，深深地打动了作者。
因此，关于刻在圣母院幽暗的钟塔角落上的神秘的单词，连同本书作者悲伤地叙述的那個一向无人知晓的不走运的人物，除了作者在这里提供的一点脆弱的回忆之外，再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了。几个世纪以前在墙上写下这个单词的人已经不在了，永远不在了。也该轮到这个单词从教堂的额角上消失了。这座教堂本身或许也很快从大地上消失吧。
正是由于这个单词，作者写下了这部著作。
结合《巴黎圣母院》第二部第七卷的叙述，我们可以推知，作者在此处暗示的这个“中世纪的”留下手迹、“不走运的”人物，就是指文本中的克洛德。
一个多世纪后的1985年，中国作家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第一部第二章中写道：
但我思索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思索。……
当个纯粹的劳改犯吧。……说来惭愧，实际上我从骨子里都成了一个劳改犯，因为我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就数我当劳改犯当得时间最长。……
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法律之外又加上种种规章制度，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每条缝隙。每一个农民都象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宠信，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什么时候它全突然掉下来，砍着自己的脑袋。……
有时，他们也问我：“章组长，你是为啥进来的？”
“我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为。”
他咔裂开嘴理解地笑了。“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象吃饱了会打嗝，着了凉会生病一样，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探究底蕴：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把人送进劳改队？他们那种毫无抱怨的，任凭自己的生命和命运象流水上的浮叶，漂到哪儿是哪儿的态度，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温顺。达观和乐天知命。我在他们中间，竟有时会怀疑起自己；为什么要思考？在宿命的面前，思考又有什么用？
啊，宿命！
这样发自心灵深处不谋而合的对命运的感慨与叹息，这般痛彻心肺的哀号与呐喊，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宿命”这一绳索的扭结，将克洛德与章永麟这两个时空不同、民族相异的人物串联在一起。他们都是畸形时代的牺牲品，都历经由“人”异化，直至“非人”的惨痛，都切身感受过地狱烈火的煎熬，并且最终在毁灭了自己所爱的人的同时，也将自身放置于命运的车轮之下。 也許是时代的偶然安排，作为宗教神职人员的克洛德身披黑色的教袍，而作为劳改犯人的章永麟也同样笼罩黑色的囚服，他俩注定要在命运黑色的投影下苦度，要在血与泪中完结他们悲惨的一生。
他们的相似，使得他们具有了可比性。但是，他们毕竟来自于不同的时代与相异的民族，他俩即使称得上是异国穿越时空的难兄难弟，但从本质上亦会有所差异。以下，笔者将循着他们一步步走过的足迹，去重探二者所经历过的具有悲剧意味的苦难历程，在异同比较之中，对这两具苦难的灵魂进行再次观照、重新评价。
二、命运投影下的异化曲
（一）前奏——平常如川的慈爱与健硕
古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曾在他“变”的哲思中形象地把存在的东西比作一条河，认为宇宙万物都在运动和变化，声称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的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灭；一切皆流，万物常新。
诚然，正如太阳每日升起，但又每日常新一样，生命之河也每日川流不息，默默变化。由荀子《劝学篇》，我们又可推知，积跬步可以至千里，积小流可以成江海。于是乎，生命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变化，累计起来将会是可观的。
罗马不是一天筑成的，同样，克洛德与章永麟也并非一开始就是我们后来所见的那样，原初的他们也不过是正常得平常之人，那时的他们可以是“每一个”，而非“这一个”。只是，在命运的重重碾压下，他们才一步一步地，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走向前方，直至无边的深渊。
迄今对于克洛德与章永麟的评论，大都定调在批判或是否定上。而我以为，这并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描述，对人物有失公允。
首先来看生于中世纪的克洛德。
对于大多数有一点了解小说《巴黎圣母院》，但只是看过电影《巴黎圣母院》的人来说，克洛德的形象恐怕很可能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比如常见的“吃人的宗教势力的代表”、“黑暗的封建统治的帮凶”、“罪恶的淫邪的化身”、“阴险可怕的杀人凶手”、“残忍地毁灭了美的恶魔”、“外表道貌岸然，内心阴险狠毒”这样一类评说，似乎成为了副主教克洛德的人生注脚。
然而，当我们细品原著《巴黎圣母院》，感受其中作者所流露出的人文的怜悯与悲剧的情怀时，在那袅袅飘散的深深悲哀与发自肺腑和灵魂深处的深深叹息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几乎被骂得狗血喷头的罪人，似乎并非如评论界所言的那般一无是处、十恶不赦，只是，我们在探讨时，往往被他的现在所遮蔽，却忽视了他的从前。
自小说第一部第四卷，我们能够开始追溯他的过往。
作者在该卷第二部分的开篇即以一个强调语气的否定句式对他作了肯定：“克洛德·孚罗洛确实不是一个村野之辈。”来自于中产家庭的他，还在童年时期就被父母做主献身神职，他们“教他学拉丁文”，让他学会“低头走路和低声讲话”，习惯于压抑，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父亲就把他送到神学院当修道士，让他“在弥撒书和辞典中长大”。父母为他做的选择，决定了他当牧师的命运，这样的职业便注定了他无法成为一个真正完整的人的悲哀。这是他无法摆脱的命运的选择，这使他从幼年起就过着与一般人不一样的幽居生活。他没有享受过欢乐无忧的童年，没有感受过亲情之爱的温暖，作为一个孩子，却是“忧郁、认真、严肃”的，这样的一个几乎有点老气横秋的小孩子，让人不禁心疼。
克洛德是博学、智慧的。
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贪婪地读书，涉猎甚广，似乎，沉浸在书籍之中的学习，是他生命的唯一动力与终极目标，除此以外，他无所见亦无所想。他是惯于克制自己的，从不干年轻气盛的蠢事，甚至从不大声叫嚷，不参与学生暴动，不欺负比他弱小的穷学生。
他“学习很勤奋”，除了自己就读的大学区的朵尔西神学院，他还“孜孜不倦地到若望·德·波维街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学校去听课”，即使是在寒冷得让他“不断向手指头上呵气”的冬天，他依然为了学习而奔走于各个学校。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周之计自是在周一，在“每星期一的早晨，在歇甫·圣德尼学校刚开大门的时候”，便能“看见气喘吁吁地跑来的第一个听众，就是克洛德·孚罗洛”。他学完了神学，“又攻读法典”，“攻完法规，又致力于医学和自由学科（包括文法、论理、修辞、几何、音乐、天文等）”。
并且，他“领悟很快圳”，十六岁上便“在神学方面就已经比得上一位教堂的神甫，在经学方面已经比得上一位议会里的神甫，在教育学方面已经比得上一位索邦神学院的博士了”，他同时被赞为“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他“经历了成为学士、教师和各种学术大师的每一个阶段”，精通了拉丁文、希腊文以及希伯来文，而“这三座圣殿当时是很少有人能够踏进去的”，二十岁时就被特许当上了最年轻的神甫。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曾经的那个年轻时代的克洛德，称得上是一位博闻强识的青年才俊，闪耀着智慧之美的光环也曾围绕他的周身。
克洛德是有着慈爱之心的。
在他十九岁时，突然遭遇父母双亡，成了一个孤儿，一个十九岁的家长——一个“独自在摇篮里啼哭”的小弟弟的爸妈。这个变故迫使他“忽然从学校的梦里被召回到现实的世界”，求学梦碎，但同时，他也因此萌生了“一种奇怪而甜蜜的人的感情”。他在弟弟若望·克洛德身上倾注了如父母般的关爱，在抚养他时是“以无限的爱怜去看待小若望，给他一切可能的关注和爱护”。并且，他的慈爱并不仅仅限于家庭成员。当他看到那个被人认为是“预兆最大的灾难”的“小怪物”要被烧死时，毫不理会旁人的讶异与诅咒，带着“一种极大的悲悯”收养了他，“给他的养子受了洗”，并取名为伽西莫多。虽然他天生“残疾而且发育不全”，克洛德依然费很大的劲和耐心教会了他讲话，并安排他当了圣母院的敲钟人。除开爱斯梅拉达的那一滴水的爱以外，伽西莫多在人间得到的所有关爱便全来自于克洛德了，这也是为何“伽西莫多对副主教的爱，比一切犬马对它们主人的爱更为深厚”的原因。他还让六岁就成了孤儿的比埃尔·甘果瓦当了他的学生，让他得以存活，并将他教育成了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个有才华的诗人。 因而，從他身上所体现出的种种优秀品质，我们可以看到，这时的克洛德是一个善良的普通人，同时也是一位博学的智者。
再来看一个多世纪后的章永麟。
周惟波曾在《章永麟是个伪君子》中将他贬斥为“伪善时代制造出来的伪君子”，这类说辞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评论倾向，甚至代表了现在某些人的想法，但是我以为，从以人为本出发，将他还原到那个带着伤痕的年代，他亦是不易的。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个知识渊博、学习勤奋、正直热情的知识分子。
章永麟熟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巨著《资本论》，甚至对其中的词条可以做到信手拈来，并且对西方文学也有涉猎。在那个人们普遍认为文字的意义与文字的大小成正比的年代，他的诗作在他“二进宫”入劳改队时，仍“用核桃大的字写着，挂在展览馆里”，虽是受批判的“罪证”，却令“别的劳改犯人都对我侧目而视，目光里含着隐隐的惊诧和尊敬”。
章永麟以一介知识分子之力胸怀国家，热切地忧患祖国的未来，即使是在劳改农场，“任人驱使、任人鞭打”，他依然不忘时时关心国家的命运，不愿“岁月和智力，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风化掉”而“终将变成一个无用的人，不知不觉地归于‘哑巴’一类人当中去”，他“活着要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些什么，为人类贡献一些什么”，于是，尽管他白日里艰辛劳动，但他“等人睡下了，又爬起来看书”，在他所“拥有几平方公尺的独立王国”里“潜心地思索其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前景”，不惜把身体搞坏。而他也曾是个健硕的汉子，他有着“七尺之躯，膀大腰圆”，还“一表人才”，以我们当下的标准来衡量，他绝对是一个身心健康的正常人。尽管他多次劳改，饱尝皮肉之苦，“从骨子里都成了一个劳改犯”，但在农场里他每次干活都通常比别人干得多、干得好。“只要一投入劳动”，他就“如同《红菱艳》中那位可爱的女主人公一穿上那双魔鞋就会不停地跳啊，跳啊，直跳到死一样”，会入迷，会发疯。一捆稻子有牛腰那么粗，一般劳改犯人只背两捆到三捆。但是他“背五捆还不够”，要背六捆、七捆，以至王队长会发出他这样的赞叹：“哎呀，你这婊子儿，比驴还能驮！”，他以此来表达自己要把“柔弱的自怜自爱收拾起来，打点出另一副精神跟命运拼搏！”的决心与豪情。
章永麟是善良的。场部晚上放电影，对这些劳改犯自然是少有的娱乐项目，每次，他都让其余的十二个人去，留下他“一个人看管夜水”，“独自坐在‘独立家屋’里”，由此获得了“被领导者的尊重和服从”。当一排排农民的娃娃在渠坝那边的柳树下，观看他们这些穿着和教袍一样的黑色囚衣的劳改犯时，在孩子们眼里，这些黑衣裳的人，仿佛“一举一动都非常奇异”，“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们幼小的心灵此时萌发了对世界、对未来的恐惧，而章永麟并不借机恐吓这些小孩子。在远地来庄子上串亲戚的老乡，也“把‘看劳改犯’当作精彩的节目”时，他不过将此当作是“观众席上同样演着热闹的戏”，还与犯人们一道唱起歌来。
章永麟是聪颖的。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姊妹篇《绿化树》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灵活运用“同等材料做成的容器以筒状容器的容量为最大这个物理和几何原理”，将奶粉罐头筒改装成了一个“带把的搪瓷缸”，使炊事员每次舀饭时都要给他添一点，他便每顿饭都能赢得“多出来的100CC”，而在当时，这多出的“一点”意义非比寻常。
他是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文明人，他理智地压抑着自己的本能冲动，使他超越兽性，有别于其他的劳改犯，尽管当他“在被窝里用粗糙的手掌抚摸着肌肉饱满结实的胸脯”，感觉自己就像“随时会咆哮起来的野兽”，但那种“惴惴不安”又显示出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内心的抑制。他很清楚“如果心灵被思念、被爱情所软化，便不能以一种汉子的刚劲来对付严峻的现实。因为“被严峻的现实摧毁磨垮的人，大半是多愁善感，恋于儿女私情的人”。
克洛德与章永麟，这两个乍看似乎相去甚远的人身上的相似性至此即可见一斑——他们都有着渊博的学识与聪慧的头脑，都怀着一颗善良的心，都是有着激情的正常男子，但同时，他们亦保有作为文明人的理智。
生活如川般平常，可是又在这貌似平静之下暗流汹涌，深不可测，将人慢慢推向一种未知的喜悦与可怖。
（二）高潮——命运投影下的悲喜
本应美好的年轻时代，对于我们的克洛德来说，仿佛并未能来得及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印刻下什么，他便老去了。小说帷幕初开，他就已经“是一个秃头，只有几撮稀疏的花白头发”，他“高朗宽阔的额头已经开始打皱”，虽然“顶多不过三十五岁”，在我们现在看来应是正处青年的大好时光之中。曾经，那个温柔慈爱的小父亲，那个两个孤儿的收养者，如今已是“一位严厉的阴沉的神甫”。由于他恪守教规、压抑情感，在刻板的教会生活中，他唯一的依靠只有他的弟弟，可惜弟弟不争气，“懒惰、放荡、无知”，是个“十分放肆的真正的小恶魔”，这让克洛德“很伤脑筋”。而他最忠诚的养子、仆人伽西莫多，却只是个不会说话的残疾人，剩下一个甘果瓦又不见起色。因而，在天主教的幽暗中，在修道院灭绝本能的世界中，他是孤独寂寞的。他地位渐高，学识渐深，但违反人性的、长期的宗教束缚使他的内心愈加苦闷，“越来越有了神甫的谨严”，也“越来越有了人的悲哀”，变成了一个“阴森可怕的人”。好几次，因为他“目光又怪又亮”，而立刻把唱诗班的孩子给吓跑了。他的严峻使他不得民心，男人们会冲他恶言，妇女们会朝他咒骂，小姑娘会唱曲子“挖苦”他是“魔鬼”，小孩子和学生会用“文雅的”嘲讽向他“致敬。
多年以来，内心的那种不安和躁动似乎要被他的理性所压制住了。然而，只有上帝知道，这个几乎把一切都奉献给了上帝的人，内心其实是一座火山，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并不是没有别的念头的”，在他雪白的前额下，“竟会有汹涌的、深沉的、疯狂的岩浆”，人的本能使得“一件丝绸衣服的窸窣声就足以使他把风帽拉下来遮住眼睛”，表面的平静甚至木然，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静穆，那是如拉奥孔般的无声嚎啕。
一个“有很好的阳光”的中午，一个十分美丽的波希米亚姑娘在广场跳舞，“那样活泼天真，无忧无虑，穿着盛装，轻逸和谐地舞蹈着”，她身材漂亮，形体光辉，浑身洋溢青春的激情。那是“比上帝还神圣”的爱斯梅拉达。于是，无意之间撞见此情此景的他“在少年时就以为被生活窒息了的这种男人的生理和血液的精力”终于彻底地、无可救药地“痉挛地解开了把我这可怜人拴在神坛冰冷石头上的铁链”，他内心的欲望终于像火山爆发般毫无预备、难以自禁的喷涌出来，这是克洛德短暂的生命中第一次人性的真正苏醒与回归，也不幸是最后一次。幸与不幸，对于此时的克洛德是很难界定的，一方面，他终于体味到情感进发的美妙，另一方面，这种美妙却恰恰成为了他另一种人生苦难的开始，高潮的抵达也意味着低谷的将至，如此突兀、剧烈的情感体验，令他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当他看见窗口那张“又大又圆的蜘蛛网”里的苍蝇和蜘蛛“那一对可怕的东西”时，他似乎有所顿悟，相对命运而言，他就是坠入网中的苍蝇，而对于那个姑娘，他宁愿自己就是网里起主宰作用的大蜘蛛，他正式开始演奏自己生命的异化曲，与命运努力抗争的同时，却正巧积极地配合着命运的律动。 相较而言，章永麟似乎幸运些，又仿佛更加悲惨，毕竟未知更容易令人恐惧，因而人类会生来就害怕无边的黑暗。
章永麟的职业不是从小就由父母作主决定下来的，他不是天主教的牧师，不必受禁欲教条的严格束缚，但他几乎半生都活在未知而恐怖的阴影之下，因为有一条看不见的极左路线在时时镇压着他。虽然，他不被宗教压抑，但在那“没有什么家庭出身、文化程度、历史清白不清白之分”的劳改农场里，“劳改”却成为他“固定的职业”。那时的劳改农场并无正义性可言，已成为扭曲人性的牢笼、宣泄人性恶的舞台，是某些野心分子借以升迁的工具。他的生活内容好像只有一个，那就是劳改，他饱尝苦难，“从五七年到现在，十八年过去了，要是上大学，都毕业五次了”，可他每天过着的却是与正常社会隔离的像牲口一样的生活，他正常的欲望与幻想，那像“纯洁的如白色百合花似的爱情”“战战怯怯的初恋”，“还有那轻盈的、飘浮的、把握不住的幽香等等法国式罗曼蒂克的幻想，以及柏拉图式的爱情理想主义”等等，“全部被黑衣、排队、出工、报数、点名、苦战、大干磨损殆尽，所剩下来的，只是动物的生理性要求”，因而，在他梦中，妻子“就仅仅是女人而已”，“任何女人都能够做为妻子”。他那博厚的学识、优雅的姿态、诗化的思维、高远的理想，便只能氤氲在时间过去的流程里，而无法积淀在当下的时代中，他只能忍辱负重、含冤苟曲地甘于在现实中保护自我、积累实力。
像克洛德一样，他麻木无望的生活被一个美丽的女子打破，他的“爱斯梅拉达”是女劳改犯黄香久。同黄香久的邂逅，同样让章永麟措手不及、震撼不已。原本是想在芦苇丛中找野鸭的他，却不料意外撞见黄香久“那赤裸裸的、柔软而又生气勃勃的肉体”，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真实的、毫无防御的女性，这使他感到“有一种超脱了令人厌恶的生活、甚至超脱了整个尘世的神话般的气氛，世界因为她而光彩起来”，“劳改生活因为见着了这幅生动的画面而有了一种戏剧性的幸运”。那全身洋溢着活力的女性，唤起了他几乎将要泯灭的本能，也令他长期被单调繁重的劳动所压抑的理性得到复归。尽管那冲击力十足的画面使得他眩晕、冲动，但他依然克制住“拔腿反身跑掉了”，以“精神上的忧伤”代替了“生理上的要求”，这便使他区别于牲口，重归文明世界。
这次的邂逅，让章永麟由近乎“兽”转而返归“人”。
比克洛德幸运的是，唤醒章永麟的这个女性后来嫁给了他，但是，当他把心中的爱情埋藏了八年，终于有机会实现得到她的理想时，他这个曾经健硕的汉子却“没有能力承担”“应尽的义务”，成了“半个人”。这样的屈辱令不信鬼神的他不禁向苍天发出哀号：“上帝、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作践我？你把我打翻在地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踏上一只脚？！”命运并未因他“任人驱使、任人鞭打”的境遇而奖励他什么，接踵而来的，是新婚妻子的不贞。依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对心理结构的分层，那个时代恐怕只有“鬼”、“神”，无“人”的立锥之地，“人”的爱恨被鬼神所垄断，只剩下动物的本能，但对于章永麟而言，更大的不幸在于就连这仅存的本能也被劳改给改掉了，他失去了反抗的欲望，认为自己是“已经被人和牲口践踏倒的稗草，连迎风摇动的气力也没有了”，“早已像被逼到墙角下的瘦狗，弓着腰，夹着尾巴，血红的眼睛无望地瞅着高高举起的棍棒，无能为力地等待着它落在我的身上”。他“惟一祈望的，只不过是它别把我的骨头打碎，让我还能爬，还能吃，还能养伤，还可以痊愈”而已，他的精神几近崩溃，反复在他脑海里回响的是哈姆雷特“是生存？还是毁灭？”的忧郁的犹豫。
由于都生活在窒息心灵、扭曲人性的时代，克洛德与章永麟被唤醒的欣喜注定只能是强烈而短暂的，真实、正常的美恰恰因其本真因素而成为昙花一现，无法长久。
（三）尾声——毁灭所爱与自毁
突如其来的爱情让克洛德感到极度不安，这种从未体验过的激情犹如疾风骤雨般搅乱了他原本麻木的心灵，他“又惊异，又沉醉，又迷惑”，以致“惊恐地战栗起来”，于是他“觉得命运的手”已经把他“抓住了”。一开始，他逃避、压抑这份情感，他恳求主教颁发了一道不许波希米亚妇女到圣母院前面广场上跳舞和击鼓的禁令，以阻止她进入圣母院一带，以为再见不到她，就可以忘掉她，然而，她并不守禁令，于是他不再压抑折磨自己，在一个晚上与伽西莫多一起捉住了她。但是，一个军官来了，放走了她，这个军官名叫弗比斯，他的这一“救美”的举动使单纯的爱斯梅拉达爱上了他。看到这一幕的克洛德试图将她舍弃给军官，以为这样他“就会痊愈”，但他发现弗比斯根本就只是个外表俊美却行为浪荡的卑鄙小人，并不是真的爱被他奉为“圣处女的爱斯梅拉达，“眼睛色迷迷的”弗比斯从第一次见到她就一直不过是把她当作“婊子”，仅仅想玩弄她而已。克洛德于是乔装跟踪弗比斯，并以他的智慧假装帮助弗比斯，一道完成他的约会。在弗比斯与爱斯梅拉达约会时，他在一旁悄悄地全程监视，直到当他眼睁睁地看着“她把她的爱隋与美貌浪费在一个可恶的笨蛋身上”，即将失去贞洁时，他终于忍无可忍，“带着妒嫉与愤怒出现在她面前”，用尖刀插进了弗比斯的身子。克洛德是善良的，他人性犹存，并未杀死弗比斯，而是事后慌乱地落逃，以致自己的斗篷落在了现场都不知道，可人们却以为它“是那个军官的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就诬蔑她“是一个女巫”，“把一个军官刺死了”。这样，他“混乱地”嫁祸给了她，又“混乱地”企图凭借法律得到她，而实际上并未在主观上刻意为之。在她遭遇牢狱之灾时，潜入狱中，让她在问吊和自己之间做出生死抉择。可是他的威胁并不奏效，这个无知而单纯的未成年少女心里只有鄙薄的弗比斯，所以断然地拒绝了他的爱，让他“滚开”，将他斥为“怪物”。在为爱几近疯狂的他用尽了一切可以得到爱斯梅拉达的手段，强抢、跟踪、嫁禍，甚至是威胁都无济于事后，他所有的理性都被摧毁，变得阴鸷、残忍，最终因为得不到爱斯梅拉达的爱，走上了疯狂可怕之路。
爱是恨的第二张脸孔，恨是爱不到的深深遗憾。克洛德可以为了爱，放弃神圣的一切，只祈求过上凡人男欢女爱的生活。但是，长期以来宗教的禁欲主义告诉他：爱情是最可怕的异己力量，是凶神。信奉上帝的克洛德害怕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交给了凶神，所以用所谓的理智压抑自己爱的冲动，每次想起爱情的时候，就用斋戒、祈祷来压制爱的欲望。好不容易，他苏醒了，复归了正常的人性，却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并且让他尴尬的是，对方还是个被人们所瞧不起的波希米亚女子。禁欲主义宗教环境没有教过他何为爱情，更没有引导过他如何去爱，由于对爱情的误读，使他无法真正理解爱情，在他身上体现的爱只是占有和被占有，甚至仅仅是肉体的得到，他只有用嫉妒与怨恨才能平衡他爱不到的失落，这种畸形的、残缺的爱导致一个人上了绞刑架，而另外的一个人也下了地狱。克洛德变成了魔鬼，他的人性最终走向了消亡，他毁灭了所爱，也毁灭了他自身，成为了当时宗教的牺牲品。 克洛德的不幸在于“得不到”，章永麟的不幸却恰恰是“得到了”。
章永麟在一次农村抗洪抢险后，在黄香久的帮助下，由“半个人”恢复为完整的人。生理上的恢复，使蛰伏于他内心的知识分子本性也得以复苏，他领悟到，维系他俩的从根本上讲，只是肉体的需求，“那份情爱，是由高度的快感所升华出来的”，这份“相互了解、互相关怀的依据”必然不会长久，因此，他对大青马说：“我想走了，我要走了！我渴望行动，我渴望摆脱强加在我身上的羁绊！费尔巴哈长期蛰居在乡间限制了他哲学思想的发展；我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看看！”“我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我要听到人民的声音，我要把我想的告诉别人。”此时，复归知识分子身份的章永麟清醒而强烈地意识到，由肉体需求所维系的婚姻关系，对于他只能是暂时的、外在的，对更高的内在精神的追求，才应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本质追求与归宿，软玉温香所带来的小家庭的舒适氛围，会妨碍内在思维与外在行动，麻痹自由思考，令人不思进取，放弃对更高境界的追求，因为现实的形而下将束缚思考的形而上。因而，离开黄香久，是对现实的超越，也是对他自己的超越。只是这份超越里，还隐约含着他现代士大夫的恶习。自他从“半个人”变成一个完整的人，完成了其自我身份认同的寻找与确认，他便无法再容忍失去了贞洁的妻子黄香久，他感到“没有获得之前企盼着它，获得以后却要放弃”，他俩之间“有了缝隙，有了诡计，有了规避，有了离异的念头”，他耿耿于怀地攥住她仅有的一次不贞对她多次伤害，宁肯与大青马对话，也不和妻子交流内心的想法，拒绝与黄香久沟通，对她的示好与关心置若罔闻。固然，只上过初中（尽管这样的文化程度对当时的女性已不算低）的黄香久在文化素养方面确实不如他，但是在当时那个荒谬、黑暗、血腥的年代，作为知识分子的他更应担当起做丈夫的责任，与妻子休戚与共，一同面对残酷的斗争与考验。以“不能再连累她”和“心理上的阴影”作为借口来打发妻子，怎样看都似乎恰好与他奉行的“真正的男女平等”的伦理构成悖论。以牺牲一种价值，来实现另一种价值，为了一种善，而牺牲另一种善，终究无法平衡冲突。
肉体的得到再次唤醒了章永麟，此时的苏醒换来的是对更高层次的精神家园的追求，却也同时让他舍弃了婚姻。时代的畸形，通过对章永麟的迫害，又作用于其妻黄香久的身上。当张永麟活在“半个人”的屈辱之中时，黄香久曾刺痛他，在她真正爱上他以后，他却抛弃了她。既无法定论谁有罪，亦不能够纵容每个人的无辜。无辜并不能成为理由，每个人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成为了他人的地狱，决策着他人的命运。章永麟的决绝离去，让黄香久“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最终在孤寂中死去。由此，在某种程度上，章永麟也同克洛德一样，毁灭了所爱，虽然这种爱也许只不过是停留于肉体层面的情欲，但这毕竟是人性中一种重要倾向的体现，当他在超越的同时，实则亦毁灭了自身。如海涅所言，世界破碎了，并在诗人身上留下裂痕。过去的那个章永麟在复活中死去。
三、命运之悲与人性之美
可悲的应是命运，有了人性作为推手，命运才成其为命运。
当克洛德的父母决定将他送进朵而西神学院献身圣职之时，便决定了他的命运走向；他长期所处的禁欲主义宗教环境，则衍生了他孤僻的性格与阴鸷的气质，遏制了他正常人性的发展，使其走向异化；面对爱隋的降临，不曾能够了解、懂得爱，却终究无法抵挡爱这一正常而美好的人类情感后，他试图抗争，千方百计地走向爱而不得，便以毁灭所爱造就了他人与自己的悲剧。而他的爱欲追求，“是其从宗教阴影下走出来的积极超越、自我超越和历史超越。”
当章永麟生于讲求出身的年代里的剥削阶级家庭，他便不免被劳改，受到迫害；面对劳改农场长久的恶劣环境，他在满足生存需要这第一要务下，接受身心的双重改造，以自虐式的顺从，异化成为了“半个人”；由“半个人”恢复为完整的人后，他重拾知识分子本质特性，以现代士大夫的姿态，基于自我心灵的渴求，带着对民族的强烈忧患踏上征程，抛却尘俗走向超越。
对于生在中世纪的法国的克洛德，命运的核心词是宗教信仰，而对于一个多世纪后中国的章永麟，命运的核心词则是政治意识。特定时期的宗教信仰与特殊年代的政治意识，决定了二者的命运。而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意识，总关乎人的本质，终归要指向人性这一深层的根本向度。命运不是神秘的大独裁者，无法脱离人性而独立产生效力。
在人的社会实践中，人面对不幸与苦难时所表现出的抗争与超越精神揭示出了悲剧意蕴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的实践是有限的，毁灭不可避免，但当人在命运的强大气势下仍然以勇气与行动，以自主选择来反抗，即使最终失败，依然展示了人自身的价值，因为人是为了反抗过去才成就未来的。因而，当人物面对不幸与苦难而表现出抗争与超越的精神之时，便实现了悲剧意蕴的深层揭示，使人的存在价值被发现，而在价值的发现中便蕴藏着美，这种美便是人性之美，由人在命运悲剧之中扭曲、异化实现的毁灭的永恒。这种美消解了文本中命运的神圣性与合理性。比如，对于命运悲剧的典型人物俄狄浦斯，批评家E.R.多兹曾指出：“俄狄浦斯毁灭的直接的原因既不是‘命运’也不是‘神’……招致他毁灭的是他自己的力量和勇气，他对忒拜城的忠诚，对真理的忠诚。他是个自由的行动者，自残和自我放逐也都是自由的选择。”人的核心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自由的选择体现了人自我主体意识的萌发与确立，使人的存在价值得以被发现。悲剧人物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和人格理想的维护体现着悲剧的意蕴，而那无法把握的命运、无法扭转的境遇，只能表明历史发展水平尚未提供给主体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必备条件，造成“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因而，即使克洛德得到了爱斯梅拉达的爱，他的悲剧依然不可避免，他所处的宗教环境不会让他如愿以偿，不同的也许不过是转换一种悲剧结局罢了。同样，即使章永麟暂时没有离开黄香久，他终究还是会选择离开，他们无法真正走入对方的心，现实的鸿沟横亘在两人之间。
马克思指出：“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而由于这存在物感受到自己的苦恼，所以它是有情欲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诚然，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其本身有丰富而跃动的欲望，欲望转化为需要，需要引发人的实践活动，使得人实现自身的价值成为可能。人的特性在于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因而人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全面需求。需要作为原动力推动了实践的丰富与发展，而需要的内驱力则是欲望。当个人的欲望因压抑而泯灭，需要便不复存在，实践也就失去了内在的动力。人的欲望、需要显示了人的主体意识，作为个体的人只有成为具备自由意志的个体时，才能具备主体意识，进而重视自身的生命和价值。因为有欲望、需要，有对现状的不满，才会有对现实的抗争与超越，并不可避免地与周遭产生对立，形成悲剧冲突，显示悲剧精神。在克洛德与章永麟相似的遭遇里，我们可以看到二者对于欲望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在克洛德的抗争与章永麟的超越中发现其间所蕴含的悲剧精神。
人性愈美，则命运愈是显得悲；而命运愈悲，则愈能体现人性之愈美。
结论
对于两位人物的悲剧，我认为，我们即使不能接受，也可试着去理解甚或怜悯。诚如巴尔扎克所言：犯罪的动机是一片悲壮的热情，令人觉得法无可恕，情实可悯。当克洛德眼见深爱的姑娘第一次被押上刑场的时候，在作者大量的笔墨描写之下，克洛德的悲痛欲绝，难道不正说明他也同样在受刑？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与自由，我们不能因为一些评论家的众口铄金就剥夺克洛德爱爱斯梅拉达的权利，也不应因他爱得太过深刻、执拗，方式太过专横、疯狂就给他定罪。在《巴黎圣母院》文本里一系列人物的悲剧中，我们能够看到，克洛德的悲剧最为深切、着墨最多，不論是爱斯美拉达的，还是伽西莫多的，都显得逊色单薄，同他们相比，克洛德不应获得更少的同情。同样，对于最终抛弃了妻子的章永麟，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他批得体无完肤，更何况，与克洛德相比，他更罪不至此。
通过文学理论研究，我们已知读者在接受、欣赏作品过程中具有能动作用，对读者的能动作用的看法与对作品的存在方式的看法是相联系的，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永远和不同时代、不同条件、具不同主观成见的读者联系在一起。于是乎，当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二者之间便会出现相互适应的问题，这便涉及到接受美学的创立者姚斯所提出的概念“期待视野”。现代科学将人类的社会生活诠释为一种双层结构，认为它由物理境（Physical situation）和心理场（Psychologi-cal field）构成，也就是说社会生活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是心理与物理，那么，对于不同的时代，随着社会的变迁，宏观意义上的“期待视野”很可能有所差异，而反过来，“期待视野”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的整体心理变化。如果将文学比作一面镜子，那么映入其中的便是由作家、作品和读者共同构筑的世界，当我们作为一名站在镜子外的审视者，由于时空转换，站立的角度产生了变化，从而在镜子中看到不同的景象，进而发觉，相较过去对于人物的定性，当下则变得愈加复杂与艰难。而当我们在孰重孰轻与孰美孰恶之间难以决断时，我想，这是值得欣慰的，因为这岂非恰好表明了历史正在进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