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伊斯坦布尔，半夜堵车可不是什么新鲜事。
　　去年9月的某个凌晨，我走出阿塔图尔克机场，试图赶上最后一班机场巴士。
　　“没车了，一点半就停开了。”几个浓眉大眼、肚腩凸显的出租车司机围着我，准备听我报出某个耳熟的地名。
　　“塔克西姆？”
　　还没等我点头确认，一只毛茸茸的手就伸过来，拉住了我的行李箱。随后，我钻进了一辆六人座私家黑车。
　　“最近城里都没生意了，你是我今天的第一个客人。”出了机场，司机打破沉默，用不熟练的英语说道。
　　这并不让人意外。2018年8月1日起，土耳其里拉暴跌的消息就霸占了国际新闻热搜榜的头条;当年年初开始，土耳其和美国的外交关系持续恶化，土耳其以“与恐怖组织有牵连”为由，拒绝释放美籍牧师布伦森。美国政府对此忍无可忍，宣布对土耳其实施制裁，从此里拉汇率一落千丈。
　　“你放心，我不是坏人，土耳其只有好人。”司机见我没说话，扭头补充了一句。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司机踩足油门，在差点撞上一辆夜班大巴之后，潜进伊斯坦布尔的主城区，堵在了一列车队后面。
　　我坐直身体，揉了揉惺忪睡眼。清真寺门外坐着三四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他们银白的头发在路灯下闪闪发光，三四对刚走出夜店的情侣在烧烤摊边打闹嬉笑。不远处，一个穿着玫红吊带的女孩站在路边兀自唱着一支西班牙流行歌，她身后那面墙上，爱因斯坦正冲我做鬼脸。

　　“过去五百年，君士坦丁堡及其雄踞的狭长海峡给世界惹了许多麻烦。人们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遭受了全世界最多的痛苦……我们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场大会战，欧洲在最后一道防线上前赴后继争抢的仍是君士坦丁堡。”英国作家雷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在《君士坦丁堡的未来》中这样说道。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于协约国之手，逐渐走向衰落。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定都安卡拉。不过，伊斯坦布尔并没有因迁都而丧失了自身魅力，它对西方敞开心扉，在此后的百年时间里，仍然稳坐“东方巴黎”的位置，吸引了大量欧洲侨民。
　　司机把我放在独立大街的入口。
　　当贝伊奥卢熄灯沉睡，唯有独立大街彻夜不眠，这条长达三公里的步行街不仅是繁华和荣耀的象征，也是伊斯坦布尔神秘画卷中最重要的一章。在这里，齐切克帕塞基餐厅接待过盛装打扮的苏丹和富商，佩拉宫酒店东方酒吧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留恋的异域风情夜晚，杜乃尔隧道见证了有轨电车揭幕式上的公羊献祭，清真寺的宣礼声和舞厅里的爵士乐沿轨道并行，电车在古希腊式建筑之间蜿蜒穿行，途经几座犹太教堂和领事馆，通往塔克西姆广场——除了广为人知的独立运动和近代妇女游行，这里还留下了一战时空袭的创伤，也因宗教纠纷发生过数次特务谋杀事件。
　　我从饰有巴洛克雕花的长廊下穿行，酒吧里挤满了及时行乐的男男女女，卖黑胶唱片的小贩倚着墙，懒洋洋地抽着水烟，一个红发男孩蹲在苹果手机店门前读旅行指南，他的眼镜像啤酒瓶底一样厚。两个巡逻警察见我吃力地拖着行李，凑上前问：“需要帮助吗？”
　　这个夜晚像是侦探小说的开头。

2

　　第二天，我睡醒后已接近正午时分。在一家面包店沿街的小方桌边坐下，红茶的清香勾起了食欲，我开始享用一只暖烘烘的苹果肉桂面包。
　　面包店正对面即是?ukurcuma（萨库尔库玛），这条街道上坐落着纯真博物馆那栋玫瑰红老房子。街道有几分冷清，散落着两三家地下古董店，也许，只有古董爱好者和野猫才是这里的常客。这座浓缩了伊斯坦布尔半个世纪的博物馆为何会出现在这儿？《纯真博物馆》里，帕慕克为“时间”独辟一章：“生活让我懂得，想起时间，也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那条把一个接一个的时刻连接在一起的直线。”他大概认为，时间在古董街会流动得更慢一些。

　　填飽肚子后，我沿着忽上忽下的小巷到处穿行。在伊斯坦布尔，寻古访今是一个随时可以开始的游戏。从圣经时代到拜占庭时期再到荣耀六世纪的奥斯曼帝国，街头的公共浴室、古树以及公园里的罗马雕塑，使人沉迷于时空错乱的迷失感。游客们排队登顶建于中世纪的加拉太塔，并在塔边那座奥斯曼时期的精美喷泉内躲避暴雨;有着700年历史的Karacaahmet墓园里竖立着百年前诗人的墓碑，跟随豪车和野狗的脚步在其中穿梭，走到园区门口，迎接我的是颇具超现实感的萨奇琳清真寺。
　　“我在电影里看见的伊斯坦布尔纯洁闪亮，难以琢磨。”1922年深秋，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他登载于《多伦多每日星报》（Toronto Daily Star）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电车从加拉塔大桥上经过，桥上站着一排钓鲭鱼的男人，他们可以从清晨一直待到日落。眼前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在土耳其语中有“咽喉”的意思，是丝绸之路上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航道。如果说土耳其是连接东西方世界的纽带，那么可以说，博斯普鲁斯海峡里流淌着文化变迁的记忆之水。两千多年前，一艘艘承载丝绸、香料、地毯和宝石的商船就开始在海峡上来往。
　　16世纪，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迅速扩张，甚至达到了维也纳，一度使得欧洲各国惊慌不已。在那时，英国尚未跻身欧洲强国之列，却已展现出了想要征服世界的野心。不同于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对穆斯林的敌视，伊丽莎白女王为了打通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上通道、继续拓展海外殖民地，反而另辟径，向苏丹大献殷勤，博斯普鲁斯海峡也由此记录了一件最有趣的运输品——一架出自著名制琴师托马斯·达勒姆（Thomas Dallam）之手的管风琴。不过，此刻，嗅着海水微微的咸味和老城区烤栗子的香气，看着那些土耳其姑娘视为灵巧情人的渔夫，比起追溯历史轶事，我更乐意默念帕慕克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描写：“我喜爱橄榄油炒红辣椒的气味，落在平静海面上的晨雨，窗边倏然闪现的女子容颜，寂静，沉思与耐心。”
　　两个流浪汉躺在公园的长椅上看报纸，清冽的阳光一泻而下，照在他们倦怠的脸庞上。
　　一切都是那么宁静，那么祥和，难以相信，土耳其正在经历一场漫长的經济危机，更不用提长久以来的民族冲突和政治对立。
　　土耳其人快乐着呢。

3

　　在伊斯坦布尔停留五日后，我按计划来到海滨之城伊兹密尔。
　　Nurtettin是一个退役的空军上尉，他留着整洁的板寸，胡子刮得很干净。他开车来地铁站接我，郑重地同我握了握手，说：“欢迎你来，这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城市。”
　　夕阳西下，爱琴海的温柔从海底渐渐腾升，笼罩着整片暖橘色的海湾，渡轮的灯光像是坠落海中的星星。我听到过一种说法，这里是诗人荷马的故乡，不过，面对眼下平静的大海，却难以联想起其作品《奥德赛》中特洛伊战争英雄奥德修斯与海妖塞壬搏斗的惊险场面。
　　坐在Nurtettin家的客厅里，望着海对面像是层层苗寨一样的住宅区，我渴望凉爽的海风向我涌来。然而，环视四周，我发现门窗紧闭，空气中充斥着烟草味香水的甜腻气息。
　　“如果开着窗，海鸟就会进屋。”Nurtettin后来解释说。
　　离婚以后，他独自住在这套临海的房子里，儿子成家立业，孙儿也渐渐长大，或许是为了打发寂寞，他开始接待游客。我注意到五角柜上有一小盒未开封的老虎牌清凉油和一串佛珠，应该是中国客人落下的。
　　“我不欢迎嬉皮士，只接待像你这样的正派人。” Nurtettin拭去额头上的汗珠，“你们努力挣钱，来这儿度假，然后再高高兴兴回去工作。”
　　我小心翼翼端起桌上的热茶，啜了一小口。
　　土耳其在纳粹横行之时敞开怀抱，为犹太人提供及时的避风港，但其本身的民族纠纷却由来已久，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 阿尔巴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战乱早已写进了各民族的史诗里。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执政期间，民族同化政策得到了大力支持，库尔德人作为中东地区人口最多的游牧民族被禁止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民族矛盾一直没得到解决，政府将大量军队不断派往东南边境地区。
　　吸烟室旁边的那面墙上挂满了各类勋章，我注视着Nurtettin在安卡拉迪亚巴克尔机场附近服役时和战友的合影。他是否驾驶着美国F-4战斗机，参加过某场与恐怖分子的激烈对战？他怎样看待那些一直想为自己争取独立的库尔德人？他会和他们的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一样，觉得这是国家“一道流血的伤口”吗？
　　“你觉得土耳其现在安全吗？”我问。
　　“很安全，人们很平静，就像外面的海一样平静。”他说，“里拉跌了，但影响不大。”
　　Nurtettin带我下楼，来到一栋挺拔修长的红色建筑面前。
　　它的名字叫“阿桑索尔”（Asans?r），建于两个世纪前，是一栋方便人们上下山的电梯楼。站在阿桑索尔的观景台上，科纳克广场的白色钟楼显得格外渺小，浅蓝色的夜幕垂落，清真寺和犹太教堂隐藏在黑暗中，整座城市除了高大的棕榈树，便是海。
　　我独自在海边坐了一会儿。夕阳即将消失在地平线下，爱琴海的诸神传说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我反复想起的是《启示录》中那句关于士每拿的预言：“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座历史上被叫作士每拿的城市像花园一样美丽，看似与世无争，却有着摧毁又重建的历史，宗教迫害也大行其道。在罗马统治时期这里是东正教的信仰中心，收留了许多避难教徒。如今，前来圣坡旅甲修道院朝圣的人仍会记起，教父坡旅甲（Polycarp）因拒绝承认凯撒是主，在安息日被活活烧死。
　　耶稣对士每拿教会的教徒们说道：“你是贫穷，你却是富足的。”我不曾饱受信仰之苦的煎熬，但却懂得嬉皮士的忧愁。我起身寻觅晚饭，走进不知名的小巷，学着刚下班的白领，狼吞虎咽吃了一盘酸奶拌青椒和茄子。
　　塞壬的甜美歌声能让水手失智、船只覆没，今晚，或许也会潜入我的梦中。

4

　　北上抵达安卡拉，出了一点意外。
　　“要待那么久啊。”电话里，房东柔伊略带惊讶地感叹道。她的台湾口音十分明显。
　　“三天而已。”
　　通完电话，我放下行李，打量着这间灰尘弥漫的屋子。眼下柔伊还在从荷兰赶回安卡拉的路上，她搞错了我的入住时间。柔伊的叙利亚朋友Ahmad把我带到了住处。“真羡慕你能去伊斯坦布尔。”他垂下害羞的睫毛，轻轻离开了公寓。
　　我走进厨房，拧开水龙头，一股铜黄色的锈水喷涌而下，冲刷着许久无人使用的水池。
　　窗外，一个小男孩在长长的石子坡道上漫不经心地玩着滑板。和昼夜不眠的伊斯坦布尔相比，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要低调得多，也安静得多。中古时期，奔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在此下马歇息，倒卖羊毛，饮用兰茎粉制作的热茶。在今天，对于多数行色匆匆的旅人来说，这里只是通往著名的番红花城的过夜中转地，他们在清晨早早进入阿塔图尔克陵墓参观，然后趁着黄昏未尽，搭乘长途大巴决然离去。在此长眠的凯末尔恐怕不会料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排队瞻仰他，却不肯在这座老城多加停留。 　　“为什么来土耳其？”这是我们见面后，柔伊的第一个问题。
　　“因为汇率。”我脱口而出。
　　“那为什么来安卡拉？”这是她的第二个问题。
　　“没人去的地方，我就去。”在柔伊和她舍友的留学租房生涯里，他们还从未接待过除我以外的中国旅客。
　　“安卡拉除了政府机构和橄榄树什么也没有，只有办签证的人会在这里住上一晚。”
　　柔伊问我去了安卡拉哪些地方。
　　和普通游客一样，我顺着坎坷不平的石板路，登上了安卡拉城堡的五角碉堡。在悠然的乌云和新兴高楼脚下，秋风吹动着远处的国旗，一片橘红色屋顶的古村落是最温柔的留守。
　　安纳托利亚高原熔岩裸露，荒原无尽，仿佛诉说着自古唯有贫瘠与荒芜。表面上来看，安卡拉是行政化的无聊之地，实则却是人类发展史上被遗忘的一颗珍宝。
　　7世纪起，赫梯人在此崛起，弗里吉亚人和罗马人相继安家定居，以至于当人们回望安卡拉的过去，会发现拜占庭和奥斯曼时期反倒不是安卡拉最耀眼的时段。从刻录赫梯人的婚姻之事和河神判罪的楔形文字陶土泥板，到墙面砌有喷泉底座的安卡拉城堡，再到安纳托利亚文明史博物馆草坪上散落的风化石雕，安卡拉孕育了一支文明，保留了一段安纳托利亚完整的变迁史。
　　“那么，接下来你该无聊了。”柔伊撅了撅嘴。
　　最终，喝完一壶美式咖啡后，她决定带我去她学校附近的Hamam?nü地區看看。天气不错，我们坐地铁来到了Kizilay，商厦的星巴克里人满为患，姑娘们在化妆品店里兴奋地试妆。黑和白主宰了快销服装店，体现着伊斯兰教保留下来的朴素审美，老一辈的伊斯坦布尔人避免穿他们荣耀的祖先们穿的艳红、翠绿和鲜橘色，安卡拉也一样。不过，总的来说，这幅光景表明这是一个热闹、晴朗的周末。
　　“我同学当时就在这里，爆炸物碎片穿过书包，扎在他的后背上，我们不敢去医院看他，也不敢告诉他的家人。”在车站换乘时，柔伊回忆起了2016年那场可怕的爆炸案。据官方报道，爆炸系恐怖分子所为，针对当时街边的军车，至少造成28人死亡。在安卡拉，你可以不对历史感兴趣，但却免不了聊到政治，毕竟，“凯末尔主义”就是从这里首先赢得了拥护。
　　“你不害怕吗？”
　　“想过退学，可全世界学费最低的美术专业就在安卡拉。”
　　我和柔伊相视一笑，我们是两个穷鬼。
　　“可日子还是要过，你看，商场还是那么热闹。”柔伊耸耸肩说道。
　　是啊，真正安全的地方根本不存在。我想。
　　何况，有不少人都想留在这个动乱中的国家。叙利亚内战爆发后，500万人跨越边境，有人以土耳其为跳板从地中海偷渡到了西欧，更多的人留在难民营里，平日在大街小巷艰难乞讨。柔伊告诉我，Ahmad因为在当地大学成绩优异，已被允许入籍土耳其。
　　“他的家人呢？”
　　“还在叙利亚。”
　　“他喜欢土耳其吗？”
　　柔伊再次耸了耸肩。毕竟，和多数同胞相比，Ahmad已算幸运。“他特别想去看一看伊斯坦布尔，毕竟叙利亚也曾属于奥斯曼帝国。”
　　“你呢？”
　　“不喜欢，这里连普通面条也买不到。”

　　Hamam?nü街头，奥斯曼时期的典型住房经过翻修，仍住着约250户人家。19世纪50年代起，安卡拉开始接纳周边乡村移民，这些二层木质楼房便是那些淳朴山民搭建的，凝聚了老一辈人的生活回忆，在过去，当地大家族周末时会聚在二层楼的厅室里喝茶、谈天、下棋。一种肃穆的寂静笼罩着这一片白墙红瓦，餐馆旁的三角梅静静盛开，一对享用鹰嘴豆泥的情侣低声交谈，售卖山羊奶酪冰淇淋的小贩身穿上个世纪的刺绣服饰，把冰淇淋放在手里无声地转来转去，逗弄着想赶快拿走冰淇淋的客人，偶尔有巡逻直升飞机从头顶飞过，打破这里的平和，却没人像我一样抬头张望。
　　“那边有两排樱花树，到了春天，可能是全土耳其唯一能看见樱花的地方。”柔伊说。是谁竟然想到在粗犷的安纳托利亚上种植这种娇柔的观赏树木？
　　土耳其本身就是一个时刻处于矛盾中的国家：你可能是在亚美尼亚社区长大的希腊人，也可能是有着俄罗斯血统的保加利亚人，你可能和没有家园的恋人私奔，也可能为了国家摒弃信仰，你可能上一秒还在喝着茴香酒，大嚼以色列烤肉，下一秒就听见街角传来枪声。

5

　　重回伊斯坦布尔，我决定在亚洲区消磨最后的时光。
　　“我们刚起床，要不要一起吃早餐？”Baris打开门，笑容满面地问我。经过二十天的旅行，我已对土耳其人的混乱作息见怪不怪。
　　“我是Jam。”
　　“我是Pease。”
　　三个法律专业的大男孩分别和我握了握手，然后把我领进厨房，说：“来吧，你需要认识Yana。”
　　22岁的俄罗斯姑娘Yana是个环球旅行的背包客，土耳其是她的第一站。“我要在土耳其待一个月，这里实在太棒了。”她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向我透露，她会写一本关于旅行的书。“现在，我为我的梦想工作。”
　　Baris对Yana羡慕不已，对他们来说，出国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我们没放弃学英语，”Pease说，“你知道，这里可是世界的中心伊斯坦布尔。”
　　客厅里的电视正在播放爱情连续剧，我们光着脚坐在地毯上，每个人都捧着一杯滚烫的黑咖啡。
　　在土耳其，一个实习律师的收入是3000里拉，每月房租是200里拉，这便是三个男生毕业后所要面对的生活。即便薪水不高，他们也无需承担过多的房租压力。
　　“我们过得还不错。”三个男生竟然击掌欢呼起来。
　　喝完咖啡，我们把咖啡杯紧紧倒扣在咖啡盘上。这种始于奥斯曼宫廷侍女之间的算命游戏，甚至被开发成了一个手机小程序。据说，等咖啡渣在杯中凝固，就可以用来预言每个人最想知道的事。
　　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开了一瓶啤酒，聊起了音乐和爱情。Baris反复播放着周云蓬的民谣，我走进卫生间，扭头望向远方那片柏树林，老皇后清真寺悠长的宣礼声突然响起。
　　“新年快乐。”客厅里，Yana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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