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本文对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制度分析实质上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中去寻找制度演变的原因，并从哲学的高度说明了经济增长中制度与人力资本的辩证关系。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拓展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方法，但存在过于绝对和片面地理解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的缺陷。在我国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必须立足于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同时借鉴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中的合理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来进行。
[关键词]经济增长；制度分析；制度；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 A8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07)01-0059-05
一
马克思历来十分重视制度的研究。他对制度（生产关系制度）更多的是从生产关系的基本范畴，即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意义上来研究的，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等。
制度分析实质上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在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并且不同的制度其效率也是不同的，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更有效率。在马克思看来，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制度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之外的。马克思以世界是动态发展的哲学观为前提，认为人类历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矛盾运动的过程。制度演变的原因，不能从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自身去寻找，而应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中去寻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在特定的社会、时期和条件下对于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的解决形式，规定着特定的制度的性质和特征。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不同社会的发展阶段中来分析资本主义，从物出发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变迁的历史。
马克思并没有明确使用人力资本这样的概念，但他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关系的分析，从哲学的高度说明了经济增长中制度与人力资本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强调在生产方式的变化中，劳动者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始终处于主导和能动的地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要素，占据着核心地位。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进步，其根本动力是劳动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说明人作为主体在经济增长中处于中心地位。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人的需要是人们进行再生产、推动经济加速增长的出发点和原动力；另一方面人在不断满足需要的过程中改造自己和提高自己，并在自身引起新的需要的同时，成为又一个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增长过程的开始。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以两种方式获得发展，一是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科技、加强管理的社会方式；二是人的能力的充分发展方式。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能力本身就是真正的社会财富和最大的生产力。制度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组织形式。因此可以说人力资本提供了制度变迁的根本力量。
马克思还同时重视制度对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具有的反作用，制度和制度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当一种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时，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保障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与实现，激励和推动人力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
在早期的制度学派中，凡勃伦的制度是思想习惯的意思，康芒斯则把制度理解为由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与限额的交易等构成的集合。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他们总结早期制度学派的制度概念，认为制度是一系列具体的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由国家规定的正式规则、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如观念、道德、习俗以及意识形态）及其实施机制构成。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派从经济增长余值出发，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源要从制度中去寻找。诺思从制度角度分析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得出结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的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1]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安排会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2]，也就是说，成本和收益的界定以产权明晰为先决条件，因此，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的过程，就是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和分配制度不断创新和完善的过程。诺思和托马斯曾比较过，“当存在的是资源的公共产权时，对于获得高水平的技术和知识几乎就没有激励。相形之下，排他性的产权将激励所有者去提高效率和生产率，或者，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讲，去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新技术。”[3]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以发现和批驳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缺陷为起点，总结了以往理论一直把制度作为外生变量的缺陷，通过创立交易费用的概念，尝试将制度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的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框架，探讨制度如何变迁的问题。
在人力资本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制度对人的决定关系。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制度决定论强调了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创新，认为其他各要素（包括人力资本）的不同都是制度的不同决定的。
三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具有积极作用：（1）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认识到制度分析的必要性。（2）拓展正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要素分析法，为经济学家在对经济增长中研究不同要素的作用难以深入时提供新的思路，使研究和现实离揭示长期经济增长源泉的目标更近一步。（3）把制度引入分析框架，修正了理性假设，是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修正。包含制度的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弥补经济增长理论与制度脱节的缺陷，而且可以确定各种体制的优劣，可以预测体制和制度变迁的趋向，进行各种制度的选择。与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存在差异：（1）基础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理论的三大基础包括描绘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和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诺思认为，在影响制度与产权的众多参数中，“那种最重要的参数的变化就是人口的增长，它可以导致制度的创新从而给西方世界的起源提供一种说明”[4]。从人口因素的角度来说明西方产权的起源，基本符合人类社会早期的历史发展，但也存在夸大人口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错误，那么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产权制度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作为理解产权理论关键的国家理论，诺思在历史研究中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5]对这种国家决定论，诺思阐明的基础是说国家作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有两个最基本的目标，一是如何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使统治者收入最大化，二是如何形成有效的产权，才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诺思承认两个目标存在严重冲突，根源在于建立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与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间存在着冲突，这被称为“诺思悖论”。其实，国家是否提供有效的产权，并不完全是由统治者的偏好决定的，而是由新兴阶级推动的。这已被历史上比如英、法的革命使产权制度发生适应时代潮流的变革所证明。诺思甚至还把统治者的寿命周期提高到影响一国稳定及其制度变迁重要因素的高度，这也说明他过于强调制度因素；对于意识形态理论，诺思把限制外部“搭便车”行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意识形态上，但又不能解释特定意识形态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且似乎认为意识形态可以依节约交易成本的需要而形成或改变，必然陷入“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带有推行其私有化意识形态的性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以唯心主义为基础，强调国家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强调和解释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绝对决定作用，可以说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颠倒，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在基础和实质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2）假设不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以个人或组织合理选择为基本假设，以利益为前提，制度是个人或组织多次选择博弈的结果。他们以经济学的方法解释经济史，实质是以个人功利为基础假设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把历史的变迁原因仅仅归结为个人追求利益的结果，显然不足以解释历史。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分析把社会分为不断发展的五种阶段，以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利益为基本假设。历史的变迁是因为不同阶级有着不同利益而存在矛盾，不同阶级为利益而斗争造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假设造成制度变迁的动力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动力分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供给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需求两种。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变迁则采取革命的道路，由生产力发展来推动。
显然，马克思主义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研究现实和历史的人，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变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广阔视野中研究人，揭示隐藏在市场运行背后的支配人的经济行为及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本质规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制度分析提供基础，马克思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对后来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而且新制度经济学正是在马克思的不同制度其效率不同的认识基础上把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从而分析制度变迁的。但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对于具体的人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如何推动制度变迁少有关注，对制度如何反过来影响人的机制也没有展开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以“经济人”为基本假设，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既定前提，研究市场机制层面人的经济活动及人与制度的关系问题。显然，在市场机制层面和具体制度规则方面借鉴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具有一定意义。
四
我国在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时，必须立足于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同时借鉴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中的合理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来进行。
1．在方法论基础上。从形成背景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一般比较成熟，此背景决定这一理论和分析方法不一定对发展中国家适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存在差异的现实使得我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时，不能简单照搬制度决定论的结论。它回避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过于绝对和片面地理解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的缺陷。对于这些局限性我国尤其应该引起重视，因为关于制度的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限于主要以西方的制度理论为研究对象来分析问题。而对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体系。虽然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形成过渡经济学，但表现得不成熟，还倾向于照搬西方的概念来分析我国的问题。同时，虽然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具有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它的方法和某些内容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研究而言是可资借鉴的。
2.在理论研究发展上。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进程中，人力资本研究与制度研究是脱节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制度的研究，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发展遇到困境时，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发展，它并不是在人力资本研究基础上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而是脱开了人力资本的研究范围，以否定人力资本的作用为前提，从另一条线发展的。我国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承袭了西方研究的这一弊端，人力资本研究与制度研究也是脱节的，而且表现得更明显，两部分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分离、互不相干的状态。我国理论界一方面对人力资本作用进行热烈讨论，越来越重视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以科斯和诺思理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十分流行，推崇、主张和论证制度决定论的学者越来越多，但没有学者将经济增长发展阶段的两个部分问题联系起来深入分析，很少有从制度角度对人力资本作用进行的专门研究。这样易使人力资本研究限于分析历史或就事论事，容易变成对策研究，缺乏深层次研究和理论发展的机会。而同时制度分析本身也陷入缺乏分析基础和应用的缺陷，使得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理论研究长期难以取得新突破和新进展。
3.在对制度的理解上。两者对制度的不同理解分属不同的层次。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属于社会制度层次，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主要涉及市场运行机制及具体制度规则层次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对制度的解释的基础上，借鉴新制度学制度经济的构成结构，我们尝试把制度进行细化来对制度作出突破性理解。制度体系包括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与社会形态相对应的社会制度，这是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基础制度，涉及国家的所有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第二层次，经济体制(也就是西方所说的经济制度)，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基本制度，主要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经济增长不同的配置效率，具体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制度如何结合。第三层次，体现经济体制的具体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的具体化，保证资源配置方式有效贯彻和实施的一般制度安排。第四层次，文化制度，包括文化观念、道德习俗等非正式约束。这样分层次理解制度，才能在经济增长中运用制度工具全面分析人力资本作用，有助于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研究的发展。
4．人力资本和制度的辩证关系是经济增长研究的落脚点。在扬弃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我们总结认为：经济增长研究的前提基础是物质资本、科技与人力资本以及制度要素综合决定经济增长。其中，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内因，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外因，人力资本决定制度，制度又对人力资本具有反作用，制度通过对人力资本的作用而影响经济增长。制度不是万能的，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忽视制度这个基本因素是不对的，但脱离开其他因素，而过于强调制度这个因素，也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具体来说：（1）人力资本是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主体和基本立足点，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制度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交易、选择活动，其主体是通过人实现的。制度安排作为外因条件，通过所针对的行为主体起作用。进一步说，如果人或者进一步说人力资本不存在，制度失去了主体和立足点，作为人力资本规则的制度就不存在。人力资本是制度的源泉，决定着制度的结构、有效性及其演化和变迁。（2）制度因素是制约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制度成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作用、尤其是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桎梏。作为核心的人力资本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制度的调整和变迁作保证。人力资本受到制度的规范，制度起到激励和约束功能，决定着人力资本的实施特征，制度决定人力资本的发挥作用的效率。
5．在经济增长实践中，要处理好制度和各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关系。这已为各国的经济增长实践所证明。二战后，德、日、英、美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样利用外资，但结果不同。德国、日本具有较高文化和技术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结合，经济很快发展上去。其他同样接受大量国外物质和财政援助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之间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长期看，日本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落在美国后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针对知识和人力资本进行了更早、更自觉的制度变革和创新，这些制度创新作用于人力资本，促成了适应历史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相互作用，因此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巨大推动。对于发展中国家，已经认识到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因，促成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存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但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将会面临种种制约因素：一是发展中国家受观念和基本的生产条件和技术基础制约，仍大量进行物质资本的投资。二是因为财力的限制，对人力资本投资有限，或者要投资但缺乏动力。三是受具体制度、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现有人力资本并不能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无法发挥预期的效能，对人力资本进行合理配置不知从何入手，或者仅改变几个政策不足以解决问题。四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达国家有利的条件吸引了大批发展中人才流动到国外，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低的现状。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概括起来就是制度问题。
具体到我国的经济增长，必须重视制度环境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经济依存的制度环境还处于严重失衡的状况，旧体制的残留、新体制的不完善、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与碰撞以及制度变迁中出现的不配套、不对称现象，都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人力资本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基础，同时借鉴利用西方制度分析方法，我们将人力资本与制度整合到经济增长中，立足于人力资本运用制度分析来研究，建立适应于知识经济时代、能够发挥人力资本作用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合理有效的制度是当前重要的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
注释：
[1][2][4][美]道格拉斯.C.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世纪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6，6.
[3][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7.
[5][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1.
参考文献：
[1][美]科斯、诺斯等.财产、产权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V·奥斯特罗姆和D·菲尼，H·皮希特编，王诚译.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张雷声（1954－），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晓梅（1972-），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耿超锋
[关键词]经济增长；制度分析；制度；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 A8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07)01-0059-05
一
马克思历来十分重视制度的研究。他对制度（生产关系制度）更多的是从生产关系的基本范畴，即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意义上来研究的，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等。
制度分析实质上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在制度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制度的生产力及其发展。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制度条件下进行的，并且不同的制度其效率也是不同的，例如资本主义制度比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更有效率。在马克思看来，一个持续一定时间跨度的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制度框架）为生产力提供了一个相应发展的制度“空间”。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制度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而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发展之外的。马克思以世界是动态发展的哲学观为前提，认为人类历史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既相适应又不适应矛盾运动的过程。制度演变的原因，不能从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自身去寻找，而应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中去寻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在特定的社会、时期和条件下对于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的解决形式，规定着特定的制度的性质和特征。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时，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不同社会的发展阶段中来分析资本主义，从物出发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考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变迁的历史。
马克思并没有明确使用人力资本这样的概念，但他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关系的分析，从哲学的高度说明了经济增长中制度与人力资本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强调在生产方式的变化中，劳动者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始终处于主导和能动的地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要素，占据着核心地位。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进步，其根本动力是劳动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说明人作为主体在经济增长中处于中心地位。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人的需要是人们进行再生产、推动经济加速增长的出发点和原动力；另一方面人在不断满足需要的过程中改造自己和提高自己，并在自身引起新的需要的同时，成为又一个社会再生产和经济增长过程的开始。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以两种方式获得发展，一是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科技、加强管理的社会方式；二是人的能力的充分发展方式。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能力本身就是真正的社会财富和最大的生产力。制度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组织形式。因此可以说人力资本提供了制度变迁的根本力量。
马克思还同时重视制度对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具有的反作用，制度和制度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当一种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时，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保障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与实现，激励和推动人力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
在早期的制度学派中，凡勃伦的制度是思想习惯的意思，康芒斯则把制度理解为由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与限额的交易等构成的集合。新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他们总结早期制度学派的制度概念，认为制度是一系列具体的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由国家规定的正式规则、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如观念、道德、习俗以及意识形态）及其实施机制构成。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派从经济增长余值出发，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源要从制度中去寻找。诺思从制度角度分析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得出结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的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1]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安排会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2]，也就是说，成本和收益的界定以产权明晰为先决条件，因此，个人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的过程，就是社会的所有权制度和分配制度不断创新和完善的过程。诺思和托马斯曾比较过，“当存在的是资源的公共产权时，对于获得高水平的技术和知识几乎就没有激励。相形之下，排他性的产权将激励所有者去提高效率和生产率，或者，在更根本的意义上讲，去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新技术。”[3]制度通过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以发现和批驳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缺陷为起点，总结了以往理论一直把制度作为外生变量的缺陷，通过创立交易费用的概念，尝试将制度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的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分析框架，探讨制度如何变迁的问题。
在人力资本与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制度对人的决定关系。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制度不同于体制，它是一系列被制订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框架约束着人们的选择集。既然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那么，制度结构在静态上就决定了一个经济实体及其知识技术出路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制度决定论强调了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创新，认为其他各要素（包括人力资本）的不同都是制度的不同决定的。
三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具有积极作用：（1）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认识到制度分析的必要性。（2）拓展正统经济增长理论的要素分析法，为经济学家在对经济增长中研究不同要素的作用难以深入时提供新的思路，使研究和现实离揭示长期经济增长源泉的目标更近一步。（3）把制度引入分析框架，修正了理性假设，是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的修正。包含制度的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弥补经济增长理论与制度脱节的缺陷，而且可以确定各种体制的优劣，可以预测体制和制度变迁的趋向，进行各种制度的选择。与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存在差异：（1）基础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派制度理论的三大基础包括描绘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和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诺思认为，在影响制度与产权的众多参数中，“那种最重要的参数的变化就是人口的增长，它可以导致制度的创新从而给西方世界的起源提供一种说明”[4]。从人口因素的角度来说明西方产权的起源，基本符合人类社会早期的历史发展，但也存在夸大人口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错误，那么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产权制度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作为理解产权理论关键的国家理论，诺思在历史研究中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5]对这种国家决定论，诺思阐明的基础是说国家作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有两个最基本的目标，一是如何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使统治者收入最大化，二是如何形成有效的产权，才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诺思承认两个目标存在严重冲突，根源在于建立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与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间存在着冲突，这被称为“诺思悖论”。其实，国家是否提供有效的产权，并不完全是由统治者的偏好决定的，而是由新兴阶级推动的。这已被历史上比如英、法的革命使产权制度发生适应时代潮流的变革所证明。诺思甚至还把统治者的寿命周期提高到影响一国稳定及其制度变迁重要因素的高度，这也说明他过于强调制度因素；对于意识形态理论，诺思把限制外部“搭便车”行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在意识形态上，但又不能解释特定意识形态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且似乎认为意识形态可以依节约交易成本的需要而形成或改变，必然陷入“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带有推行其私有化意识形态的性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以唯心主义为基础，强调国家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强调和解释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绝对决定作用，可以说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颠倒，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在基础和实质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2）假设不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以个人或组织合理选择为基本假设，以利益为前提，制度是个人或组织多次选择博弈的结果。他们以经济学的方法解释经济史，实质是以个人功利为基础假设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把历史的变迁原因仅仅归结为个人追求利益的结果，显然不足以解释历史。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分析把社会分为不断发展的五种阶段，以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利益为基本假设。历史的变迁是因为不同阶级有着不同利益而存在矛盾，不同阶级为利益而斗争造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动。假设造成制度变迁的动力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动力分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供给和自下而上的诱致性需求两种。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制度变迁则采取革命的道路，由生产力发展来推动。
显然，马克思主义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研究现实和历史的人，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动态变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广阔视野中研究人，揭示隐藏在市场运行背后的支配人的经济行为及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本质规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制度分析提供基础，马克思对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对后来许多经济学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而且新制度经济学正是在马克思的不同制度其效率不同的认识基础上把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从而分析制度变迁的。但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对于具体的人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如何推动制度变迁少有关注，对制度如何反过来影响人的机制也没有展开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以“经济人”为基本假设，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既定前提，研究市场机制层面人的经济活动及人与制度的关系问题。显然，在市场机制层面和具体制度规则方面借鉴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具有一定意义。
四
我国在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时，必须立足于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同时借鉴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中的合理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来进行。
1．在方法论基础上。从形成背景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一般比较成熟，此背景决定这一理论和分析方法不一定对发展中国家适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存在差异的现实使得我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时，不能简单照搬制度决定论的结论。它回避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过于绝对和片面地理解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的缺陷。对于这些局限性我国尤其应该引起重视，因为关于制度的研究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限于主要以西方的制度理论为研究对象来分析问题。而对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体系。虽然也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形成过渡经济学，但表现得不成熟，还倾向于照搬西方的概念来分析我国的问题。同时，虽然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具有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它的方法和某些内容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研究而言是可资借鉴的。
2.在理论研究发展上。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进程中，人力资本研究与制度研究是脱节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对制度的研究，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发展遇到困境时，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发展，它并不是在人力资本研究基础上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而是脱开了人力资本的研究范围，以否定人力资本的作用为前提，从另一条线发展的。我国的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承袭了西方研究的这一弊端，人力资本研究与制度研究也是脱节的，而且表现得更明显，两部分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分离、互不相干的状态。我国理论界一方面对人力资本作用进行热烈讨论，越来越重视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以科斯和诺思理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十分流行，推崇、主张和论证制度决定论的学者越来越多，但没有学者将经济增长发展阶段的两个部分问题联系起来深入分析，很少有从制度角度对人力资本作用进行的专门研究。这样易使人力资本研究限于分析历史或就事论事，容易变成对策研究，缺乏深层次研究和理论发展的机会。而同时制度分析本身也陷入缺乏分析基础和应用的缺陷，使得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理论研究长期难以取得新突破和新进展。
3.在对制度的理解上。两者对制度的不同理解分属不同的层次。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属于社会制度层次，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主要涉及市场运行机制及具体制度规则层次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对制度的解释的基础上，借鉴新制度学制度经济的构成结构，我们尝试把制度进行细化来对制度作出突破性理解。制度体系包括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与社会形态相对应的社会制度，这是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基础制度，涉及国家的所有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第二层次，经济体制(也就是西方所说的经济制度)，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基本制度，主要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决定经济增长不同的配置效率，具体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制度如何结合。第三层次，体现经济体制的具体制度，资源配置方式的具体化，保证资源配置方式有效贯彻和实施的一般制度安排。第四层次，文化制度，包括文化观念、道德习俗等非正式约束。这样分层次理解制度，才能在经济增长中运用制度工具全面分析人力资本作用，有助于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研究的发展。
4．人力资本和制度的辩证关系是经济增长研究的落脚点。在扬弃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我们总结认为：经济增长研究的前提基础是物质资本、科技与人力资本以及制度要素综合决定经济增长。其中，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内因，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外因，人力资本决定制度，制度又对人力资本具有反作用，制度通过对人力资本的作用而影响经济增长。制度不是万能的，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忽视制度这个基本因素是不对的，但脱离开其他因素，而过于强调制度这个因素，也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具体来说：（1）人力资本是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的主体和基本立足点，制度促进经济增长，离不开人力资本。制度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交易、选择活动，其主体是通过人实现的。制度安排作为外因条件，通过所针对的行为主体起作用。进一步说，如果人或者进一步说人力资本不存在，制度失去了主体和立足点，作为人力资本规则的制度就不存在。人力资本是制度的源泉，决定着制度的结构、有效性及其演化和变迁。（2）制度因素是制约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制度成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作用、尤其是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桎梏。作为核心的人力资本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制度的调整和变迁作保证。人力资本受到制度的规范，制度起到激励和约束功能，决定着人力资本的实施特征，制度决定人力资本的发挥作用的效率。
5．在经济增长实践中，要处理好制度和各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的关系。这已为各国的经济增长实践所证明。二战后，德、日、英、美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样利用外资，但结果不同。德国、日本具有较高文化和技术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结合，经济很快发展上去。其他同样接受大量国外物质和财政援助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之间在人力资本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长期看，日本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落在美国后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针对知识和人力资本进行了更早、更自觉的制度变革和创新，这些制度创新作用于人力资本，促成了适应历史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相互作用，因此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巨大推动。对于发展中国家，已经认识到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因，促成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存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但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将会面临种种制约因素：一是发展中国家受观念和基本的生产条件和技术基础制约，仍大量进行物质资本的投资。二是因为财力的限制，对人力资本投资有限，或者要投资但缺乏动力。三是受具体制度、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现有人力资本并不能合理配置、有效利用，无法发挥预期的效能，对人力资本进行合理配置不知从何入手，或者仅改变几个政策不足以解决问题。四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发达国家有利的条件吸引了大批发展中人才流动到国外，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水平低的现状。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概括起来就是制度问题。
具体到我国的经济增长，必须重视制度环境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经济依存的制度环境还处于严重失衡的状况，旧体制的残留、新体制的不完善、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与碰撞以及制度变迁中出现的不配套、不对称现象，都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人力资本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基础，同时借鉴利用西方制度分析方法，我们将人力资本与制度整合到经济增长中，立足于人力资本运用制度分析来研究，建立适应于知识经济时代、能够发挥人力资本作用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合理有效的制度是当前重要的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
注释：
[1][2][4][美]道格拉斯.C.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一种新世纪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6，6.
[3][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7.
[5][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21.
参考文献：
[1][美]科斯、诺斯等.财产、产权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
[2]国际经济增长中心V·奥斯特罗姆和D·菲尼，H·皮希特编，王诚译.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4]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张雷声（1954－），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晓梅（1972-），内蒙古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 耿超锋